闖蕩北美

在美國,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謀發展,我雖一直想寫些什麽記下這些年的心路曆程,可還真不曾想過要寫成一本書。但經過9。11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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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證、考證與不必考證 —— 評“魯迅活著會怎樣”

(2005-08-07 18:32:18) 下一個
孤證、考證與不必考證 —— 評“魯迅活著會怎樣” 沈敏特 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提到了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與幾位“湖南老友”的座談。羅稷南先生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會怎樣?”毛澤東沉思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 這條資料披露之後,在各界引起不小的震動。 周海嬰在披露時也是有顧慮的,因為,“這段對話屬於‘孤證’”。 太累的考證 果然,不久之後,有幾篇文章以“孤證”為由,提出了質疑。有的還作了長篇的考證文章。 如考證出羅稷南並非湖南人,而是雲南人。 如考證出周穀城不曾參加這個座談會。 如考證出周穀城的回憶文章中未談及羅稷南之事。 如考證出羅稷南並非鋒芒畢露的人。 如考證出羅稷南當時撰文或共同署名撰文擁護反右鬥爭。 如考證出毛澤東作為領袖不大可能如此用語。 如考證出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多次讚揚魯迅徹底唯物主義的大無畏、不怕坐班房和殺頭的精神。 等等。 考證依然無效 其實,要講毛澤東確實說過這段話,的確是“孤證”;羅稷南、周穀城均已作古,更屬“死無對證”。但要證明他一定沒說過,上述的考證也均屬“毛估帶猜”,不敢確信也未嚐不可。 就算羅稷南不是湖南人,那麽雲南人就一定參加不了這個座談會,提不出這個問題?也未必! 就算周穀城的回憶文章中沒記這件事,就一定沒有這件事?也未必! 至於羅稷南不是鋒芒畢露的人,更難以確證就一定不會說這樣的話。中國不是有個詞兒,叫“冷不丁”嗎?溫順的人,冷不丁冒出句把激烈的話;剛烈的人,冷不丁冒出幾句溫情的話,都不是絕對不可能的。 至於羅稷南當時撰文或參與集體撰文擁護反右鬥爭,更不足以確證他不會說這樣的話。幾十年來,中國大大小小的知識 魯迅《自題小像》詩。1931年書。 分子說違心之話,做違心之事,還少嗎?寫幾篇擁護的文章,也未必就真的擁護。 而認為毛澤東當時是領袖不可能如此用語——就算毛澤東當時在鼓勵鳴放,並以魯迅作典型要大家來效仿,因而不會說這樣的話——這樣的分析更是天真得可以。 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講,一夜之間,老母雞變鴨的事兒,在毛澤東那兒還少嗎?鼓勵大鳴大放,給黨提意見,一下子變成了“引蛇出洞”,這大概不需要考證了。在廬山上,大家都以為大躍進搞成這樣的局麵,肯定是要反“左”、反冒進了;誰知一下子變成了反右傾機會主義。連柯慶施這樣專業揣摸領袖的“大心理學家”也忙不迭地派人下山去上海換取反右材料,並把準備好的反“左”材料藏匿起來。這大概也不需要考證了。 毛澤東讚揚的是一個曾經和軍閥、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文豪,並已故世多年。如果魯迅活到1957年會是什麽樣子的,他可能完全無法估計。因此,他所讚揚的還是根據他所需要、所理解的那個魯迅。根本無法證明,魯迅如果活著,並且像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幾十萬知識分子一樣“說三道四”,毛澤東會如何對待? 我無意確認這些“考證”都是錯誤的,就像我無法證明這些“考證”都是正確的一樣。這些“考證”,其實和周海嬰書中說的事情是“孤證”一樣,無法證明“是真是假是有是無”一樣。 關注無須考證的曆史真實 我們在書中所看到的隻是真實曆史過程的極小的一部分;曆史的大部分故事和細節都淹沒在人類意識之外的“一個根本無法去證明什麽的”深海之中。 當然,我上麵的這番言說絕不是宣揚“虛無”。我隻是想說,我們的腦力和精力根本不需要糾纏和浪費在無法確證的泥淖之中。 我們應當從中跳出來,把腦力和精力投入人類可能把握的曆史實踐之中,從中吸取符合於人類生存、發展利益的經驗和教訓。 這就是說,周海嬰書中的那個故事“是真是假、是有是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要思考這個“或有或無、或真或假的”故事,為什麽會引起人們如此的關注,它反映了是怎樣的、不需要考證的曆史真實。 是的,毛澤東在50年代會不會把魯迅投入監牢,我們無法說“會”或者“不會”。我們也無法確證魯迅在50年代究竟是“做聲”還是“不做聲”。 但是,有一點確實是不需要考證的:正是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使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成了“反革命”,成了“專政對象”。這五十多萬“右派分子”接受了不同形式在本質上與坐牢一樣的“專政”。 魯迅是大名人,即使成了“右派”也可能不坐牢,也許是什麽“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右派”是“敵人”,這個性質是肯定的。 這時候,毛澤東還會不會繼續讚美魯迅,也無法肯定或否定。 但有另外一個不需要考證的事實。解放前後,毛澤東給予宋慶齡很高的評價;據說認為她雖然不是共產黨人,但政治覺悟和曆史貢獻決不亞於共產黨人。但是,隨著宋慶齡對於毛澤東快速終止新民主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不以為然,對“反右鬥爭”表示不能理解,對彭德懷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表示不能認同,對“文化大革命”表示無法接受,人們再也聽不到毛澤東對宋慶齡的讚揚之詞。 是的,因為魯迅是大名人,可能成了“右派”也未必坐牢,但也不能排除一定不會坐牢。劉少奇名氣小嗎?彭德懷名氣小嗎?賀龍名氣小嗎?他們死得比坐牢還慘。 是的,魯迅也許不買賬,要做聲。但也不能排除不做聲或不能做聲的可能。在反右鬥爭之後,中國千千萬萬的有識之士未必從此“無識”,但大多數噤若寒蟬,卻也是無須考證的事實。即使也有個別不識時務、大膽妄為的人物拚死“做聲”,也沒有哪個媒體可以給他們的“做聲”提供展示的時空。在億萬人民的實際感覺中,他們依然是“不做聲”的。 這與魯迅當年雖然也麵臨“文化圍剿”、麵臨“報禁”“審查”,但還鑽了空子“做聲”了,是不完全一樣的。我們還能看到魯迅一部又一部雜文集。毛澤東畢竟比蔣介石高明得多,能耐也大得多。這也是無須考證的事實。 明確的意思在於此 說到這兒,我的意思可能明確了。周海嬰書中說到的那個故事“是有是無、是真是假”,是無法考證的。但是無法考證有無真假的故事,卻反映了一個不需要考證的事實:上個世紀50年代,“言者無罪”曾轉化為大規模的“以言治罪”,中國人民為言論自由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中國人民渴望不再出現“以言治罪”的悲劇,渴望“言論自由”的民主時代。 這才是人們對這個故事如此關注的深層原因。我們決不能棄深就淺,一頭鑽進考證這個故事“是有是無、是真是假”的並不重要的問題中去。我的這個想法,也許接近一個偉人的教導,研究曆史“宜粗不宜細”。我的理解是,對於曆史,不該抓的問題不必去抓,該抓的問題要好好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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