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隔的問號

不隔的問號
                                 
                                                 許紀霖
 
敏特兄：

大作《沈敏特學術論文集》的二校樣，已通讀一遍。今年開年第三天就讀，一月二十七日讀完，除了中間別的事打岔，實際上大約用了二十天。另一部《沈敏特散文隨筆集》的二校樣，又用了幾天，略讀一遍。您要出版社將校樣寄我，是要我寫一篇序言。這兩天仔細想過，覺得序言很不好寫。您談了那麽多文學理論問題，而我對此，久已隔膜；您所評論的當代作家的作品，很有一些我未讀過。總括全書、接引讀者的序言，實在不知從何寫起。知堂自稱給別人寫的序言多是“不切題的序言”，那是大家大手筆，我沒有那個本領。隻好寫這封信給您，隨意談談我的一兩點讀後感，總算沒有白寄來一番。如果您覺得書前一定要有一篇什麽，那就把這叫作“代序”印上去，不知行不行。

您主張文學研究應著重研究當代文學，您自己就這樣做。(您也深入研究了魯迅和夏衍、曹禺的解放前之作，那麽照慣例該說“現當代”，我一向覺得這個說法別扭，說不清魯迅何以就不能入“當代”。)您在《論文學研究的當代性》中，曆舉曹丕《典論·論文》、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亞裏斯多德《詩學》、萊辛《漢堡劇評》以及別、車、杜的代表性名論，等等，指出他們所研究(或著重研究)的，都是他們同時代的作家作品。這本來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因為論者與被論者，對我們來說都是古人了，平時模糊印象中不怎麽注意其“當代性”，您這麽一提，就覺得特別有啟發。前些時讀趙園女士的隨筆集《獨語》，其中《十年回首》一篇裏麵，有這樣一段話：“我後來發現了我的導師，對其親自參預開創的學科，也有著隱蔽的輕視。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裏，私下閑談時，不止一次地提示我，可以搞點專業以外的東西，比如‘向上搞’。話說得有點含糊，不像對我的師弟，但意思仍不容誤解。在我的治中古文學史出身的導師，‘現代文學史研究’作為專業，不能使其學術自信獲得充分的滿足，是顯然的。”趙園女士是王瑤先生的高足，她說的導師就是王瑤先生。《書屋》雜誌一九九七年第一期載有謝泳先生的《王瑤曲折的學術道路》一文，引王瑤先生自己的話，也說他之所以從中古文學研究轉到現代文學研究，是因為解放初期大學中文係課程大調整，中國古典文學方麵成了課少教師多的局麵，新文學則是課多教師少，促使他改了行，“但我在思想上並沒有放棄我研究古典文學的計劃，因為我以為研究新文學是很難成為一個不朽的第一流學者的。”謝泳先生說：“我常常這樣想：如果王瑤未因時代的轉換而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的學術成就要遠勝於今日。我們多了一位現代文學〔研究〕的開創者，但卻少了一位治中古文學史的專家，這其中有什麽值得我們深思的東西呢？”王瑤先生先前的中古文學史研究的成績的卓特，很多學者都是心悅誠服的，倘使他一直研究下去，會比“半路改行”的新文學研究更其順手，是肯定的。他自己的“不忘舊情”，有“將縑比素”之感，其心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以為“研究新文學是很難成為一個第一流的學者的”，固然未嚐不有一定的根據，若是作為一個客觀的普遍的判斷，我看就未必對了。研究新文學，為什麽就很難成為第一流的學者呢？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固然是為第一流的；他的《<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不也同樣是第一流的麽？

恐怕，關鍵在於有沒有“通識”。若僅就新文學談新文學，而缺乏關於整個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的“通識”，自然談不出多大名堂。正是一手開創中國小說史研究的魯迅，學貫中西古今的魯迅，才寫得出《<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此外的新文學研究者，自然一時還難以具備這樣的條件。我說王瑤的話未嚐不有一定根據，就是指此。但是他自己是有古典文學研究方麵的深厚素養的，他的《中國新文學史》有深度，也正因為他有學問的緣故。他諄諄教導學生要“向上搞”，我以為，若是理解作研究新文學者，應該把“炮火”向新文學的“後方縱深”處延伸，那麽他的教導是很有益的。

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好久沒有讀了。五十年代，曾與亡友陳邇冬偶然談論此書。邇冬說，此書有一個缺點，就是作者先前主要是學林中人，而非新文學大潮中人；其所根據的隻是紙上的材料，而沒有親身的體驗。往往有書中寫得很熱鬧，當時實際上並沒有多少事的；也有當時實際上大大有事，書中卻寫得很簡略的。這是因為前者留在紙上的材料偶然多一些，後者偶然少一些的緣故。邇冬這個評價，我以為很精辟。本來，曆史研究者，很難同時是曆史參預者，所以得道成仙的人會有“青史古人多故友，傳中事半非真”之歎，借用王國維的術語來說，青史之病常在於“隔”。近代現代史的研究，卻有可能比較“不隔”，假如研究者同時是參預者的話，魯迅的《<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其所以不可及，就因為研究者同時是參預者，並且不止是一般的參預者，還是主帥或大將的緣故。

野馬似乎跑得太遠，然而也不太遠。我接著就要說，我完全讚成您主張的文學研究的當代性，並且讚賞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思想時，是以參預者的身份，“不隔”的態度，來實踐自己的主張。

您的論文集，一上來就有大約二十篇批“左”的。批得堅韌，批得透徹，我讀了很得教益。例如，我已經幾乎忘記了解放初期一時很流行的“工人作家”“農民作家”“戰士作家”之稱。您卻不止一次提起此事，並且指出，那時隻要憑作家個人有某種戰鬥或“翻身”的經曆，寫了出來就行，那是單一的政治性文化的表現。後來，單一的政治性文化不夠了，要有整體性的文化了，作家不能隻憑自己的戰鬥或“翻身’經曆來寫，要從整體文化的視野來寫了，“工人作家”等等的稱呼也就漸漸被淡忘了。我以為這就很深刻，我還未見別人這麽談過。但是，您所批的“左”，也有些是今天早已不大成為問題的。例如，文學是不是要有“鼓舞作用”？文學要有“鼓舞作用”，是不是必須以寫光明為主？現實主義是不是至上，是不是“隻此一家”？這些問題上麵，您花了很大力氣。有時，您的力氣花得甚至可以說有些“冤”。例如，您論證道：不能“以寫光明為主”，關鍵在一個“寫”字，我們的現實生活誠然是光明為主的，但是現實生活是無限的，“寫”的對象則隻可能是具體有限的，所以“寫光明為主”是不對的，等等。您這樣煞費苦心地繞來繞去，我看終於繞在裏麵了，不禁有些同情的好笑之感。尤其是，您在早一點時間寫的幾篇中，一麵批“左”，一麵卻仍在正麵肯定的意義上沿用一些“左”的錯誤的提法說法，例如“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文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直接配合當前鬥爭”，“觸及時事”，等等，甚至提到瞿秋白時一再稱之為“機會主義路線代表人物”。我並沒有因為這些而減少了閱讀的興趣，反而更佩服您編集時收入這些文章，對這些地方並不改削。我認為，這些正是您的參預性的、“不隔”的態度的表現。

“十七年”中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文藝教條主義，你我都在其統治下生活過思考過，我們對之常有不滿、有背離、有對立，然而也接受了它的許多大前提、大框架，這是無可如何的事實。某種居絕對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它的絕對權威，不僅在於使人不敢持異議，而且在於往往“統”到人心深處，“統”到暗持異議者的心的深處，使他也不免接受了那種意識形態的一些大框架、大前提。正如您指出的，夏衍自稱他這個人很容易右，但是有時也“左”，您指出解放後他否定了他自己解放前寫的比較正確理解知識分子的劇本，就是他接受了“左”的大框架、大前提的結果。十年浩劫把“左”的文藝教條主義統治推向極致，使其毒性與荒謬性大暴露，浩劫過後，批“左”就容易得多了。但是，廖冰兄有一幅著名的漫畫：一個人長期被塞在一個壇子裏，壇子打碎了，那個人的全身卻仍是壇子形狀。我看，你我都不免有些像這個壇狀人。我們都不免以壇狀的身子，來參加搗毀壇子的工作，同時伸手踢腳，舒展身子，逐步恢複正常人的體形。我們隻能這樣背著許多舊負擔前進，一路輕裝，一路換上新的裝備。比我們年輕的人，一上來就裝備著各種全新的思想武裝，他們來批“左”，往往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不像我們這樣艱難；甚至“批”也不必“批”，幹脆扔到一邊去。我羨慕他們，佩服他們，但是有時也不大滿足，覺得他們的理論也有些“隔”。“消滅曆史的空白點”，這是一句好話。我們的十七年又加十年，不是短時間，不能讓它成為一個空白點，一扔了之。您在某些“左”的大框架、大前提之下來批“左”，一時不免繞來繞去，但這繞來繞去本身，就更充分地暴露出那些大框架、大前提的內在的矛盾，非另求根本突破之道不可。例如您在“現實是光明為主”和“寫的時候不能寫光明為主”之中繞了許久，這已經使我們這些同樣的過來人回憶起當年的困境窘境，親切不隔。後來您完全突破了所謂“光明為主”“歌頌為主”“塑造英雄形象為主”的舊框架，再三指出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是由單一政治文化，進為全體多麵性文化，進為生存、溫飽、發展的生命文化，這就有很大的說服力，能說明過去究竟錯在哪裏，現在對在哪裏，前後如何相反而又相成，非是截然兩橛，並且是“微觀”的細致的說明，而非“宏觀”的粗略的說明。

您的《風馬牛也相及——論二李》一篇，我認為是全書中最見功力的扛鼎之作。魯彥周的《古塔上的風鈴》中的李永珍，諶容的《獻上一束夜來香》中的李壽川，兩個人物，一女一男，一顯赫一卑微，一個政治野心勃勃，一個在政治的高壓下戰戰兢兢，本來似乎風馬牛不相及，毫無可比性。您把他們放在一起，左比右比，居然比出深刻的共同性來，原來這兩人都是被政治異化了的人。這個政治，盡管號稱無產階級的政治，其實卻是中國傳統曆史文化的產物。

您說："在中國的傳統中，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文化中的政治因素與道德因素難解難分；“齊家”與“治國”都是“平天下”的前提，壓縮個性與政治馴服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因此，取消私人空間，幹預私人生活，具有維護政治純潔性的意義。……而人們卻以為這就是最新的政治。由於它把道德與政治扭在一起，又具有如此強大的同化力，它的威力決不止於變成一種客觀的輿論和壓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化為一種深入人心的自我約束力；當約束人性發展的戒條神聖化，變成毋庸置疑的理性的時候，人們對自身的人性發展的要求反而產生了恐懼感、罪孽感。"
　
說得太好了。您這段話，我已經抄成卡片保存起來。我們有過一整套的生活檢討小組會製度，會上有永無休止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平時有定期和不定期的口頭和書麵的思想匯報，最初是在最艱苦的革命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中行之有效，起過團結自己純潔隊伍嚴肅紀律的大作用，後來在和平環境和平時期也廣泛推行於一切機關團體學校街道之中，每個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被置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下。“文化大革命”中，先是“牛鬼蛇神”被集中到各個“牛棚”，早請罪，晚請罪，相互揭發，互打耳光。後來軍宣隊進駐，整個機關學校的全體成員都被集中到辦公室，按連排班的編製，擠在一起睡地鋪。陳翔鶴先生怕夜起時踩了別人，發明了將漱口喝水杯兼作夜壺用之法。然後下幹校，家庭實際上都被拆散，每個人除了連排班的生活而外，沒有了家庭生活、個人生活。這就徹底地取消了私人空間，最便於幹預私人生活，最容易實行“狠鬥私字一閃念”。這“狠鬥私字一閃念”，就是最典型的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其道德標準，實際上是封建的、小農的、小市儈的道德。其政治標準，實際上是封建的、法西斯的、愚民的政治。這兩股力量扭在一起，又披著最新的政治的外衣，實在勢不可當，其全部效果就是壓縮個性與政治馴服幾乎同時進行。是的，“壓縮個性與政治馴服幾乎同時進行”，您這個話說得太好了。甚至粉碎“四人幫”之後，兩個“凡是”支配之下，還曾有一度要在城市居民中大搞所謂“向陽院”，要把每一個樓區，每一個大雜院的私人空間私人生活都捆在一起。當時我從幹校回來不久，我住的宿舍也照例成立了“向陽院”，我想，這可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幸喜三中全會之後撥亂反正，“向陽院”也不了了之。現在我讀了您的文章，不僅喚回了上述的全部記憶，而且，“隻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這真要感謝您的深刻分析和準確把握，同時也要怨您這樣一來使我更深刻地再一次經曆那種被壓縮被馴服的戰栗與回味絕望的滋味。

我曾認真地讀了一些新理論新方法的文章，有好些讀不懂，能夠懂得一點的，多少總有“隔”的感覺，給我的教益加起來沒有您這本論文集的多。即如十七年加十年中，知識分子的個性壓縮與政治馴服同步進行這個問題，用新理論新方法來看，往往好像隻是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太軟弱，甚至是“太聰明”的緣故。我很佩服那種文章的大刀闊斧的氣派，使我有豁然開朗之悟。可是，有時私心也覺得好像是“站著說話不腰痛”的樣子。當然，就時代而言，這是好事。魯迅希望他的攻擊時弊的文字，與時弊同時消亡。他指出，自從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儒林外史》好像也不偉大了。今之新理論新方法的使用者，自己沒有十七年加十年中個性被壓縮與政治上被馴服的體驗，說起話來不免於“隔”，正表明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可是，時代又是參差的。你我都是有過那段經曆的人，“人還在，心不死”，也想讀些“不隔”的文章，這是一種參差。過去了的時代本身，也不是一刀切開的，事實上還有亂緒紛披，陰影閃動，這又是一種參差。所以，您的參預性的“不隔”的論文，仍然有不可廢、不可代替的價值，至少對一部份讀者來說，是這樣的。

何況，您雖然也不再年輕，卻已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中，不到十年，從一個教授，白手起家，成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如您在散文隨筆集中所敘，現在是席不暇暖，飛去飛來，從海南一隅開拓了麵向全國的書籍市場，最近一些重點圖書的推出，更是讀書界矚目的盛舉。您的心態一點也不老。這對於我這樣長年伏處京郊牖下，足不履城市的人來說，倒又有些“隔”，使我有必要從您的筆下呼吸時代新空氣了。

我想說的，大致是這些，當然也沒有說完，但再說下去，恐怕太亂，姑且打住，引您在《改革與道德繼承》一文中的話作結：希望我這篇文章仍然是一個“問號”。新道德在建設發展的過程中，傳統道德也在被消化的過程中，……我們不應以倉促的結論去使之凝固。因此，重要的是進一步的觀察和探討。
　
我由此想到一個名字：“不隔的問號”，即以此奉題號作這兩本書。

此，順頌。
文棋。
　
紀霖  (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
　
(《沈敏特學術論文集》，《沈敏特散文隨筆集》，由廣州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