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兒子：提前15年的信 (第二十二封)

第二十二封 小語： 今年是2003年。這一年受人矚目的電視劇是五十多集的《走向共和》。電視劇講究收視率，這個劇的收視率之高，你在生活中就能感覺出來。很多人一到晚飯後，就把其他事放在一邊，坐到了電視機前。有一次我和幾位朋友共進晚餐，按常例晚飯後正是高談闊論的時候，而這一次大家放下筷子就匆匆站了起來，說是要趕回去看電視劇，一集也不願落下。 電視劇是大眾文藝，是應予注意的。電視劇和對電視劇的反響是可以觀風俗、察人心的重要領域。你可從中把摸到曆史、時代的脈搏；估量出一個民族的精神質量。 譬如，為什麽反映明君、清官、大俠的電視劇久盛不衰，而人們很習慣地以某個明君、清官、大俠的作為當作標準來評判今天的是是非非？其中包含著很深厚的社會曆史的緣由。 中國還沒有完成從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民主的製度、法律，還在建立的過程之中；古代的臣民心理遠沒有被現代的公民心理所替代；在語言係統中，“關心”、“關懷”、“重視”、“照顧”等等的詞匯使用頻率最高，反映著一種仰視、乞求的臣民的心理狀態。而更為關鍵的，也是十分現實的是，人們還不可能完全通過完善的政府機製、法律機製來實現公民權利、保障公民利益；人們的生存狀態常為更為強大的“人治”因素左右。於是，明君、清官、大俠還寄托著人們的欲求和希望。反映明君、清官、大俠的電視劇還是人們心理平衡、情緒宣泄的一個精神空間。 《走向共和》收視率如此之高，固然與藝術水平直接相關，但更有深層的社會曆史原因。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思考著、實踐著，拋頭顱、灑鮮血，作出重大犧牲，說到底，就是為了要實現共和，也就是經濟、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這個戲力圖描繪出一百多年來這個過程的曆史圖景。應該說，這是一部好戲。 但是，不知是主觀還是客觀的原因，這個過程的描繪是不充分、不到位的。核心問題是觀念不徹底。 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開始探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但是，一直到孫中山為止，走向共和作為現代化的一個目標，並未達到。隻有以整體文化的視角去關照這個基本過程，才能發掘出其中的曆史真髓。 整體文化包含三個由淺入深的基本層麵。走向共和的幾個基本曆史階段，正好具體體現了這三個繞不過去的基本層麵。 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運動屬於整體文化最表淺的層麵——物質層麵。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們認為鴉片戰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以“船堅炮利”為象征的西方的物質力量戰勝了東方古老的物質文明。於是，他們熱衷於引進西方的機器工業；軍火工業、造船工業、紡織工業、麵粉工業以及鐵路、郵電等，在這一時期如雨後春筍，發展了起來。這當然是一個進步。 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迫使人們重新評價洋務運動。物質層麵的些許變化，並不能從 根本上改變中國，使中國由弱變強。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關注政治製度的變革。他們認識到清王朝腐敗的政治製度必須改變，吏治必須清理，於是而有光緒皇帝支持的康梁變法，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前者要求君主立憲，後者要求民主共和。這就進入整體文化的第二個層麵——製度層麵。 曆史告訴我們，孫中山也隻是搞出了一個隨時可能走樣的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的實質內涵——三民主義並沒有實現。 這是為什麽呢？因為一種製度的確立，必須以整體文化為基礎。西方共和製的實現，既有發達的生產力，又有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幾百年造成的思想前提。在一個皇權專製主義深入骨髓的國家，怎麽可能建立起現代的共和製呢！即使是君主立憲的改良，也是人頭落地，不能成功。譚嗣同臨刑前高呼：“有心殺敵，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這固然壯烈，但畢竟是失敗的悲劇。中國的現代化必須進入整體文化的第三個——也是核心的層麵——即包括價值觀念、道德取向等的文化之魂。 於是而有五四運動，它正是總結了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高張科學與民主的大旗，從而揭開了中國現代史的序幕。曆史證明，核心層麵不變，任何物質和製度層麵的進步，隨時可能喪失或倒退，或名存實亡。劇中有一場戲倒是意味深長的。一位老者見了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仍口呼萬歲，雙膝跪下，一定 要把總統當皇帝。這是傳統文化積澱根深蒂固的象征。 整體文化的三個基本層麵的變化是不平衡的。 物質層麵的變化是最快的，而且是愈來愈快。今天的生產工具、交通通訊手段、家用電器、服裝等等，以日新月異來形容，毫不誇張。 製度層麵相對慢一些，幾十年、上百年是需要的。 最慢的是文化之魂，往往多少個世紀都不變化，或者形變而實不變；改頭換麵，又粉墨登場。它具有頑強的超穩定性，因而法國文化學者提出了文化學的“長時段概念”；他們認為文化的核心內容的變化是以“世紀”為基本計量單位的。不要以為幾十年就能根本變化。這一點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最應當理解，在五四運動幾十年後，當年批判過、衝擊過的傳統文化觀念，在“繼續革命”的旗號下，變本加厲，卷土重來，釀成浩劫。 文化之魂的超穩定性十分深刻地表現在一些革命領袖身上。你看，它悲劇性地在孫中山身上表現出來。孫中山的行為中，常見民主要求與非民主手段的矛盾。把臨時大總統的位子“讓給”袁世凱，是非民主的。皇帝的帝位可以蟬讓，因為帝位是家天下的；總統隻能民選，因為國家是人民的。在重新建黨的時候，孫中山又要求每個黨員必須向他宣誓效忠，這更是非民主的。這些非民主的東西是走向個人獨裁、專製主義的通道，而絕對到達不了真正的民主與共和。當然，孫中山是偉大的，他是與時俱進的；他沒有把自己視為不可超越的頂峰，他留下的偉大遺言是“革命尚未成功”。 製度是重要的，在一定地條件下，是關鍵性的。但製度也不是萬能的，離開了整體文化的條件，製度的變革是不可能的。一位西方哲人說：“有什麽樣的群眾產生什麽樣的製度。”柏陽說的更尖銳：“第三流的國民產生不出地一流的政府。” 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千百萬愚民是專製主義的基礎。 這個戲的導演張黎沒有把製度的變革放在 整體文化的互製互動的網絡中，來加以展示，甚至有意無意地忽視國民素質和製度確立的血肉關係。他說：“我們對人民群眾才是曆史創造者這一曆史觀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曆史進程是由諸方麵因素組成的，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是力的四邊形，就是合力組成的。。。。。。任何一個曆史的改變必須要有先行者。”這是誤解。恩格斯講的是“曆史進程”，這包括曆史進步，卻不等於曆史進步；曆史倒退也是一種曆史進程。先行者是必不可少的，但先行者的根本功績恰在於他要把群眾帶向進步的航道；一個帶領不了群眾的先行者隻能是失敗者。就像袁世凱稱帝，是一種合力組成的曆史進程，卻不是曆史進步；反袁的勝利，也是一種合力組成的曆史進程，同時又是曆史進步。其中就有先行者帶動了群眾的作用。 這個戲恰在這個前衛的，又是關鍵性的觀念上失落了；卻也昭告我們，走向共和，走向現代化，必然是一個包括物質、製度、文化之魂的整體文化工程。任何一部分的忽略、滯後、排斥，是不能達到共和、現代化的目標的。 敏特 2003/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