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兒子：提前15年的信 (第十九封)

第十九封 小語： 今年你生日的那一天，我恰好完成了一篇散文。題目是《沒有遺囑的遺囑》，內容是紀念你的祖父、祖母，蘊涵於中的思想也有我要向你說的話。 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我的心裏是很難過的。因為作為兒子，我有愧；我未能在他們多病的晚年常陪左右；而我深知那時的他們，是多麽想念我啊。他們是非常矜持的老人，絕不會絮絮叨叨地歎息和訴苦；絕不願子女為他們擔憂。但他們一定在想，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多麽需要向子女傾吐和囑咐；他們在等待能有這麽一天，他們的耐心是足夠的。 那一天竟沒有等到。雖然有時我回去了，卻如旋風，匆匆回去，匆匆離開，還沒有坐定，就忙著準備走的事了。再加上難得見麵，他們更願意談一些輕鬆、高興的事，關於身後的事，可能是到了嘴邊又縮了回去；一而再，再而三，終於沒有了說一說的機會。他們都沒有正正規規的遺囑，無論是書麵的還是口頭的。 我在以前的信中說過，你的祖父、祖母臨終走得快速而平靜，沒有留下遺囑的時間。但如今想來他們並非沒有遺囑，隻是他們的遺囑比較特別。而這是更深刻的遺囑。 我在給你的談愛國主義的那封信中，提到你祖父在1957年被迫害，成了右派的事。回想起來，他的後半生很壓抑，很痛苦。 但是，他自己從來沒有直接告訴過我，他打成右派的事。從讀大學到走上工作崗位，我都不在故鄉上海。那時長途電話不像今天這樣方便，但和你祖父始終保持著聯係，無論他在上海，或是他被貶到北京，或是被發配到幹校。我的字曾被他評為“不成體統”，而他的每封信的確字跡工整；他的一筆一劃中，從不流露一點兒牢騷和頹喪；數不清的信，內容可概括為八個字。四個字描述他自己，是“平安勿念”；四個字是給我的，“勤學敬業”。對於我來說，他的信永遠如春風，如陽光。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你祖母才匆匆並悄悄的告訴我，你祖父在1957年打成了右派，1962年“摘帽”（不是平反），為的是讓我心中有數，要填什麽表格的時候，要把這事填上，免得落一個“隱瞞家庭政治情況”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湖北幹校，其間受到什麽衝擊，生活狀況如何，家人一概不知。給我的信，內容依然是那八個字。隻有一次，他在信中告訴我，他已沒有工資，隻有少量的生活費，要我節省一些，支援你的祖母。他特別強調，那一天收入恢複了，他立刻歸還我。我即刻回信，告知照辦不誤。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要我給家裏經濟支持。我深知他的性格，提出這樣的要求，他的心在滴血。他是一個強者，在一切人麵前，包括親人。但命運偏偏要他低下不肯求人的、高傲的頭顱，這是靈魂的摧殘 就這樣，文化大革命後，他帶著一身的病痛退休回家。 他的去世很突然，當我接到你小娘娘的長途電話時，他已去世。我趕回上海，他已躺在殯儀館中。 聽你祖母說，去世前一天，他看上去很正常。按常規，請了一個熟悉的理發師到家中理了發；他坐在那張藤椅上看報、讀書，下午吃了點心，你祖母記得清楚，是一個豆沙包。晚上，也照例按平時的作息時間上床睡覺。可第二天清晨，你祖母喚他起床，卻毫無動靜。他沒有打攪一個人，安安靜靜地走了。你祖母說：“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會死。”他是一個愛整潔的人，看過的書、報、雜誌，還疊得平平整整地放在藤椅旁的小茶幾上。 死神沒有給他留一點兒寫遺囑的時間。但我當時也還有一點欣慰，那就是上帝關愛了你的祖父，讓他在臨終時，依然保持著平靜而又安詳的形象。他一生很不喜歡的就是窩囊，他走得一點也不窩囊。 而你的祖母也沒有留下遺囑。 她一直說自己的身體很好。我們也確實相信。因為她總是穿得很單薄，從不蓋厚棉被。而當她查出晚期乳腺癌時，你姨婆痛苦地說：“她自己也許早就感到不舒服，她就是不說。” 我接到你小娘娘告知病情的長途電話趕回上海。到達時，已是決定動手術的前一天。在推開病室房門前的一刹那，我的心很亂；不知你祖母什麽樣了，不知怎樣安慰重病中的她。但，當我打開房門，見到你祖母時，她竟是那樣的安詳。和平時一樣，她梳洗穿著還是那樣整潔；和平時一樣，平靜而矜持。還沒等我和你的大娘娘、小娘娘想出慰問她的話時，她卻率先來安慰我們：“我已經七十多了，馬上離開你們，也不算短命。如果手術動得好，讓我多活幾年，那是額外掙來的命。你們要能想得通！”那時正是清晨，一縷陽光透過玻璃窗照射到你祖母身上，你祖母的堅強如陽光也沐浴著我們。 手術過後,確如醫生所說,暫時控製和穩定了。你祖母便催我趕回工作崗位.這之後,她不斷來信,向我描述她的健康和平安,告訴我,她還常去周阿姨(她的老朋友)家打麻將。這樣的狀況大概持續了一年多。你小娘娘忽然來電報，要我趕快回家一次。這一次，你祖母已雙腳浮腫，行動不便，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要靠你的小娘娘了。於是，我決定多陪幾天，也讓你小娘娘喘一口氣。但是，不到一星期，你祖母卻對我說：“你趕快走吧，我一時好不了，也死不了，你總不能不工作，老陪著我吧。這要等多久啊！”你祖母一麵催促我，一麵對你小娘娘說，要想法子包一點餛飩，“你哥哥，喜歡上海的大餛飩。”當餛飩放在我麵前的時候，我必須吃得很香，而實際上，我咽下去很困難。 我就這樣離開了你病中的祖母。但不久，你小娘娘的電報來了。我趕回家中，你姨婆、姨公眼睛已紅腫了。前麵的信中我已向你說過你祖母臨終時的情況。除了一句寬慰我們大家的話，也沒有遺囑。 年年歲歲，歲歲年年，在時間的流淌中，我忽然想到前蘇聯的一位教育家馬卡連科講過的一句令人深思的話：“當你痛苦的時候，，你的道德責任就是不要把這種痛苦告訴別人！”——你祖父、祖母的一生，好像是這段話的一個實踐和演繹。他們總是不願意讓別人來分擔自己的痛苦。他們總是用痛苦來磨礪自己的堅強。在痛苦麵前，他們從不示弱。 於是，他們不用筆墨來寫遺囑，不用口授來傳達遺囑；他們的遺囑就是他們一生的堅強。而這，似乎在他們沒有過世的時候，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他們的遺囑。 做一個堅強的人，就是他們的遺囑轉化而成的人生的自覺編織的風格。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從來不是幸運兒。別人不費吹灰之力到手的權益，我必須化費十倍的努力，或許才能獲得少許。因為，我的“靠山”就是我自己。但是，這也許正是命運給予我的恩賜，讓我不斷有機會來磨礪我的堅強 極左衝擊過我，我當了幾十年“右派的兒子”。我把工作做得再好，也隻是一種“白專”的表現；有過想要公平對待我的領導，他們很快遭到“階級路線有錯”的指責。 我也曾遭到掌握特權者的擠兌，在他們麵前我隻是我，而他們卻可能是“某某的兒子”“某某的兄弟”，因此，他們就比我有力量，我就得扮演讓路的，讓位的。並且，在這種時刻，誰也不能來給我幫助。有幾個陳毅呢！ 這時候，你祖父、祖母的堅強就成了最有力的我必須遵照的遺囑。我總要求自己，頭顱必須是昂起的，胸部必須是挺起的，腰杆必須是直起的，雙腿必須是輪番舉起的。而你祖父後半生的遭際，也使我明白中國多了什麽，少了什麽，不該有什麽。。。。。。這又使我昂首、挺胸、直腰、舉步，有了明確的方向。沒一次倒黴的時候，會有幸災樂禍的會有為我擔憂的；前者會說“姓沈的這下趴下了”！後者會說“老沈這下子一蹶難振了”！ 而我，昂起頭，挺起胸，直起腰，舉起腿，繼續向前。我不敢說自己又創輝煌，但，我總讓自己的今天超過自己的昨天！ 我感謝你的祖父、祖母用自己的生命寫成的遺囑！ 我想，天下的父母應該懂得，書寫的、口授的遺囑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想，天下的父母應該懂得，當你們把孩子生下來的第一天開始，一天天，一年年，你怎麽做人，你怎樣走在人生道路上，就是在給你們的孩子書寫遺囑；而這才是最重要的遺囑。 小語，我寫到這兒非常惶恐，我不知道， 我會給你留下什麽樣的遺囑呢？當然，對孩子來說，對遺囑也是不能盲從的。 還是要進行選擇！ 敏特 200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