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蕩北美

在美國,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謀發展,我雖一直想寫些什麽記下這些年的心路曆程,可還真不曾想過要寫成一本書。但經過9。11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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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兒子:提前15年的信 (第五封)

(2005-04-30 05:43:18) 下一個
第五封 小語: 從你出生前開始,我就在考慮,你的教育問題。這不隻是指學校教育問題,而是整個教育理念,學校教育不過是它的派生物。 讓你走祖父、父親的路?我的回答:不! 不是說你的祖父和父親都錯了。 尤其是你的祖父,他的人生軌跡,他的人生哲學,有很多曾是我受益無窮的精神財富。但我們都不是樣板,特別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壓抑,被扭曲,照搬我們,肯定是教育的失敗。我更要強調,即使是偉大的人物,也不能是人的樣板;壓根兒,任何人,都不能成為樣板。每個人都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借鑒別人的有益經驗,尋求自己獨特的人生之路。這也許才是規律。 在自己獨特的人生之路上,什麽是最重要的呢?這是教育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 在你五歲的時候,我和你有過一段對話。 我:你要做聽話的孩子嗎? 你:那當然! 我:為什麽? 你:(疑惑地看著我)你們大人不是要我做聽話的孩子嗎! 我:不,我不要你做聽話的孩子。 你:為什麽? 我:大人也有說錯話,做錯事的時候。 你:那我怎麽辦? 我:你要做動腦筋的孩子。什麽話,都要用你的小腦袋瓜子想一想,你要覺得對,就聽;不對,就不聽。哪天你發現自己錯了,就改。這樣行不行? 你:行! 這之後,我在一個老年刊物幫助工作。在這個刊物上,開展了一次“要聽話”的討論。我的觀點很明確,不要把孩子變成“聽話機器”。反對的意見接踵而來。理由是,我們不對孩子說“要聽話”,還能說什麽!更有義憤填膺的指責,你們這些“文化人”又想搞什麽名堂! 這一點兒也不奇怪。這是具有標本意義的文化現象。文化的巨大力量就在於把一切正確的、不正確的觀念和行為變成習慣,變成無須解釋、理所當然的評價標準。你不如此,就是大逆不道,人可群起而攻之。要改變,就得花費巨大力量,付出巨大代價。 幾千年來,臣民們向皇帝高呼“萬歲”,敬祝皇帝“萬壽無疆”。這是人間出奇的荒謬。科學家曾經描述過,如果人的壽命真的那麽長,世界必然亂套,人類必然毀滅。可人們習以為常,一代又一代地高呼著。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人們還把“萬歲”“萬壽無疆”加到了的領導人頭上。你要懷疑,不認同,“人可共討之,人可共誅之”,為此付出性命的,不乏其人。 當然,這種荒謬有著深刻的政治文化、政治製度的原因。這就是皇權專製主義和權力的終身製。一代又一代的皇帝幾乎都演出過尋找長生不老藥的鬧劇,也都欣欣然、傻乎乎地接受著“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卻從不想到它的荒謬。一直到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人們嚐夠專製主義帶給人民的苦痛,有了明確的政治改革的自覺之後,“萬歲”之聲才淡出中國的政治生活。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一次遊行中,北京的大學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橫幅,當時為何如此引人注目,就因為它傳遞了一個信息:中國人民要求擺脫皇權專製主義、權力終身製的統治。高呼“萬歲”,作為一種習慣,終於破除了。 其實,“要聽話”和“萬歲”癖本是同根生,都是皇權專製主義的產物。 “要聽話 ”的前提是什麽?講話者絕對正確,是真理的化身。他就是皇帝。皇帝“言必金玉、口出天憲”,他的話,被稱為“聖旨”。而皇權的配套製度是等級製和家族製。因此,上級和長輩又是下級和幼輩的“聖旨傳達人”。於是,中國人一出生,就麵對一個天衣無縫的“聽話”係統:在家聽長輩的話,在學聽老師的話,在崗聽上級的話,全國聽皇帝的話;而絕對不考慮這話是否正確。在這個係統中形成了習慣的人,確實不知道對孩子除了說“要聽話”,還能說什麽。 而“要聽話”是人類的災難之源。 “要聽話”是人的本質的抹殺。人是個性化的動物,具有巨大的思想生產能力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就是人的本質`。當專製主義抹殺了人的本質以後,必然帶來兩個惡果: 專製主義,甚至法西斯,必然暢行無阻。最近,《讀書》雜誌介紹了一本書——漢娜。阿倫特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邪惡的報道》。作家在納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的審判中,有一個重大發現:極權主義的邪惡之源並不深奧和神秘,用“平庸”一詞最為貼切。那個在種族屠殺中殺人如麻、罪惡滔天的納粹分子艾克曼,看上去並不青麵獠牙而是彬彬有禮,他的邪惡的動機是極其平常的服從命令和盡忠職守。 “服從命令”就是“要聽話”。 “要聽話”的前提是講話人的絕對正確,是真理的代表。我們曾經稱頌這樣的人是“洞察一切”的,根本否定認識世界是人類一個永無止境的共同任務。“洞察一切”代替不了這個共同任務,卻切斷了人類認識世界的通道。人類喪失了抵禦天災人禍的能力,浩劫接踵而至。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是在“洞察一切”的頌歌中實現的。實際上,當一種言論需要通過隻許“聽話”,不容置疑,更不得辯論的時候,這言論本身十之八九已離真理非常遙遠。毛澤東晚年提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成為“最高指示”,要求人們“理解了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懷疑或不認可,就是“反革命”。無情的曆史事實證明,毛澤東站在了錯誤的方麵。 那麽,離開了“要聽話”,我們的教育會是怎樣的呢? “要聽話”作為一種教育理念,就是教育者對於被教育者的灌輸。我決定你能看什麽,不能看什麽,能聽什麽,不能聽什麽。即所謂“非禮毋視,非禮毋聽,非禮毋言,非禮毋動”。被教育者完全處於被動狀態。 這當然是錯誤的。但,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錯誤的暴露也可能不十分尖銳。而在一個開放的信息時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在各種傳媒手段十分發達的今天,任何視與聽的規定和限令,都顯得無力和愚蠢。信息已經進入了無阻擋時代。被教育者可以輕易獲得禁看禁聽的任何信息。但這並不意味著教育的消亡。不,這恰是教育大發展的契機。 教育將通過對獨立思考能力的發掘,培養被教育者的判斷能力和選擇能力,聯想能力和創造能力。世界和人類的潛力將如噴泉,奔湧而出! 敏特 20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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