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飯碗與思想者

打造飯碗與思想者 沈敏特 　　最近，我在閱讀紀念一位去世不久的思想家的文章，不免感慨係之，在腦海裏冒出了這麽一個文章的題目。這當然不登大雅之堂，竟然把品位高低懸殊的兩個概念----“飯碗”和“思想者”扯在了一起。而其實，天下的萬事萬物之高、低、雅、俗形影相隨、難分難解、休戚相關，恰是大有文章的。 　　這是一位萬眾矚目，眾望所歸，超越一般思想者的思想家，是超一流的思想家。但物質生活的水平卻與思想家的水平形成令人驚愕的反差。他的住房，讓來訪者不僅感到“簡單”，而是感到“簡陋”，一個科以下幹部家中能有的空調，他家是沒有的，客人隻能在悶熱狹窄的客廳裏聆聽他熱情洋溢、充滿睿智的高談闊論。他的級別是“副部”，卻因是個不掌權的思想家，這個高幹級別`，顯然含金量極低。一個熟悉他的朋友，對他的經濟狀況給予這樣的鑒定：十分拮據！ 　　問題在哪兒呢？在於他是一個中國的思想者、思想家。經濟無聲地描繪了思想者、思想家的環境。 　　我們的報告、文件、傳媒從來口徑如一，把社會科學說得和自然科學一樣重要，甚至比自然科學更重要，但經濟的回答恰是相反的。 　　《毛澤東選集》當然是思想家的“極品”，毛澤東領到了他日後用來自費修建遊泳池和供江青買膠卷當攝影家的的稿費。自此以後，長達十餘年，以反“資產階級法權”的名義，取消了稿酬。這在當時也順理成章，因為文化大革命隻承認一個思想----毛澤東思想，隻承認一個思想家----毛澤東，自然也隻有他一個人有資格領取稿費。其他思想，如顧準的思想，皆為“反動思想”，豈敢成“家”，豈能領取稿費，報酬隻有坐牢、勞改、槍斃；不領稿費是“大幸”。 　　文革後恢複了稿費，刊出了，出版了，就有幾文錢的收入。標準呢？有這樣一個限度：思想家若要靠賣文為生，肯定養不活自己。如果你要精雕細刻，語不驚人死不休，來個十年磨一劍，隻能提高成本，降低回報率，那就更養不活自己。也就是說，質量愈高，經濟價值愈低；水平愈高的人，愈沒有好飯碗。 　　有一位我尊敬的思想家，寫了一部關於中國帝製的著作。我為此寫過評論。我心中確認這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它理清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脈絡，把握了中國文化中最核心的因素。我更了解這部著作從醞釀、收集資料一直到成稿，前前後後半個多世紀；幾經周折，好不容易出版了（應該說，在這樣一個言論環境中，這樣真實、深刻、係統地揭示、解剖中國帝製本質的著作，能出版確屬偶然）,凡是看到這部著作的專家、讀者，無不折服。但是，稿費是千字三十元，全書三十三萬字，總數九千九百元。按五十年計算，每年一百九十八元。這還沒有除去稅金。這也叫重視和支持社會科學的發展嗎！ 　　自然科學在中國當然也需要進一步加大重視的程度，但與社會科學的命運相比就如登天堂了。譬如，自然科學有高額獎金（其實很不高，隻是相對於可憐的社會科學而言），有比社會科學多得多的科研經費。 　　社會科學呢，主要靠稿費。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年來我們的工資漲了幾十倍，官定的稿酬標準基本不變。千字百元已屬破例的高稿酬，一般仍是千字幾十元。這就明明白白告訴你：老老實實靠工資，才是鐵飯碗，想要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成為思想者、思想家，靠發表創造性的思想換飯吃，沒門！當年魯迅在圍追堵截的“文化圍剿”中，還能發表獨立思想，還能賣文為生，不僅養活妻兒老小，還能接濟他人，扶植青年文藝工作者。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脫穎而出的巴金靠著那時積下的版稅，竟然解放後幾十年未領工資。在習慣於千字換幾十元的人的眼裏，這簡直就是天方夜談的神話。 　　經濟分配的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社會發展和人生選擇的導向。這在千奇百怪的社會現象中反映出來。 　　首先是社會科學成果的功能的異化。社會科學在思想者、思想家的操作下，揭示社會整體以及整體中各個部分的運動規律，從而促進社會的進步。如今思想者、思想家的成果換不來維持生存的飯碗，這本身就是一種引導，使人們不再重視思想者、思想家追求的思想成果。名義上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依然存在，隻是實際追求的成果已經異化。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的根本目標是職稱、官位和級別。如今連篇累牘、汗牛充棟的文章和著作不是用來傳播新知識、啟迪新思想的，而是用來換職稱，換官位，換級別的。這裏官位是第一位的，誰都知道，官位成本最低，回報率最高，具有豐厚的含金量。之所以還要文章、著作，是因為官位的選拔標準中又多了一個新的包裝：知識化。因此，寫文章的關鍵是想方設法在名牌的刊物上發出來，而為了發表，盡量避免敏感的話題，盡量避免新銳的觀點，四平八穩，順利通過，就是“勝利”。現在，有的地方評定職稱，科研成果質量如何隻有軟指標，在哪個刊物上發表卻有硬指標，譬如要評教授，就得在“國家級”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這種笑掉大牙的標準反映著社會科學成果的功能的異化。 　　與此相應的是一種促使文化惡性循環的文化產業的誕生。且不說那種赤裸裸的職稱與官位的買賣，有兩種令人特別噁心的交易。 　　一是自費出版。這就必然產生一個悖論，思想者、思想家最需要依靠稿酬維持生活，他們最不具備自費出版的能力；這條出版渠道對他們來說是絕路。在這條路上不可能產生有思想、有獨創的產品。這是一條為大款們沽名釣譽開綠燈的出版途徑，也是大量生產文化垃圾的地下汙水管道。 　　一是更噁心的自費獲獎。幾年來，我不斷收到這樣的通知，內容如出一轍，大意是：某某先生，你的什麽什麽作品榮獲什麽什麽大獎，請您什麽時候光臨什麽地方，出席領獎儀式。這種通知的“圖窮匕見”的內容是，出席者需繳“會務費”、“住宿費”、“資料費”“獎杯、獎品、獎狀成本費”，如參觀考察（即旅遊）、買論文集還得繳費。我雖然不是什麽偉大人物，但還不至於墮落到如此地步，帶著自己的血汗錢去買一個見不得人、堪稱終身恥辱的所謂大獎。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第一、居然有這樣的買主，支撐著這樣的產業，使它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騷擾著學界；看來它適應了某種需要，具有相當的市場。一種不正當的的需要過分泛濫的社會，必然是重症在身的社會。第二、這種顯然違法的產業，居然能夠在光天化日之下長久地存活，並且還能夠列出一長串顯赫的名人的名單，作為替他們張目的“顧問”、“理事長”。是假造的嗎？為什麽毫不隱蔽，卻無人告發？是真的嗎？豈不是我們的名人已為利所誘，喪失了分辨正邪的起碼能力！ 　　這種令人噁心的社會現象當然是事出有因、應運而生的。這“運”明顯不是思想者、思想家的好運；說明了存活的空間受到了怎樣的擠壓。 　　且不說我們沒有《新聞法》、《出版法》這些言論自由的起碼法律保障，那種沒有法律根據的紅頭文件，有時甚至紅頭文件都沒有，隻須一個口齒不清的電話傳達，就可以把你的言論自由剝奪得一幹二淨。而如今又承續“不開飯”的聰明辦法，從經濟上消解思想者、思想家的物質基礎，使之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 　　而我們的思想者、思想家不是完美無缺的，他們恰恰缺乏建立物質基礎----打造飯碗的自覺；繼承了中國士大夫“重義輕利”、自我清高的文化傳統，他們把“安於貧困”作為實現自我的、值得驕傲的優良品質；殊不知，精神與物質的不可分割性；任何崇高偉大、造福人類的事業都不能沒有物質基礎。而思想者、思想家所張揚的精神如不能同時展示轉化為物質力量的巨大可能性，這種精神本身便缺乏說服力。 　　為了思想者、思想家本身的生存與發展，為了思想者、思想家在政治、經濟雙重壓力下取得更多的自由，為了思想者、思想家的思想成果的普及與弘揚，應該樹立打造飯碗的自覺。這就是說，你不給我飯碗，我自己來打造；你隻給我破飯碗，我自己來打造一個金飯碗。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意義遠超過思想者、思想家個人生存與發展的問題，而是先進思想啟蒙有沒有物質支撐的基礎。 　　有了這樣的自覺才能化為打造飯碗的運作。思想者、思想家之間的交流，不能隻是從精神到精神，而應蕩漾在精神與物質的交融之中。 　　第一、思想者、思想家要自覺開發社會資源、整合社會資源，形成造血功能。思想者、思想家不能成為高級乞丐，靠讚助維生。要知道，中國少有真正從市場搏擊中湧現的、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現代企業家，多的是由官變商，半官半商，對官具有極大的依附性、依賴性的所謂企業家，有的就是靠官商勾結，從國有資產的流失中謀利的偽企業家。他們的讚助走向具有極大的保守性、反文化性，不可能成為新思想的物質支撐者。我們看不到支持新思想的基金會。思想者、思想家隻能走自己養活自己的道路。恩格斯應該成為我們的榜樣，他是偉大的思想家，同時能夠運作經濟，用經濟成果支撐新思潮的鑄造。 　　第二、思想者、思想家應創造聚合效應，建構規範化、製度化的互助程序。僅僅是個人之間的、帶有偶然性的、分散的、無序狀態的互助是靠不住的。因為，思想者、思想家的事業歸根到底不是純粹的個人事業，而是偉大的社會事業；分散的個人行為不可能支撐一個偉大的社會事業。 　　打造飯碗、造血功能、互助程序----本文的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