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一個幽靈，後現代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
當法國的《世界報》於1981年模仿《共產黨宣言》首句句式向其晨報讀者宣布這一消息時，也許並未料到這個“幽靈”蔓延得如此迅速，從歐洲大陸到美洲大陸到亞洲大陸，從二十世紀70年代一直持續到90年代。通常認為，其思想先驅向前追溯到尼采、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海德格爾，甚至馬克思；其風雲人物則包括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德魯茲（Gilles Deleuze，1925－1996）、拉康、博德裏亞（Baudrillard）、萊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福柯、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14－1994）、德裏達、羅蒂（Richard Rorty，1931－）等人——但這些人自己罕有標榜自己為“後現代”的，這個名單也隻是所謂的後現代主義者或後現代主義的研究者“杜撰”出來的。通常認為名單上的這些思想家強調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統性、不確定性、非連續性以及多元性，建立起以“反”、“後”和“非”為字頭的“主義”：“反基礎主義”、“後人道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解釋學”、“後哲學文化”、“非理性主義”、“視角主義”、“認識論的無政府主義”……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顧名思義，也許是在現代主義（modernism）之後的思潮，也許是對現代主義的破壞、反動或超越，也許本身就是一種異於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和寫作風格，甚至不過是絕望的呐喊。現代主義的發端可以追溯到笛卡爾哲學和近代科學的產生。這種現代主義的世界觀認為：人是自然的解釋者（培根）；或人是宇宙的觀察者（伽利略），人們可以通過科學改造和控製世界，主體（自我）能自己證明自己，自己肯定自己。現代主義哲學試圖成為“科學的”，它訴詣於一種精確的方法，而不是權威。現代主義在康德那裏取得了一種新的形式：它將笛卡爾的理性主義與洛克和休謨的經驗主義結合起來。這樣哲學中的現代主義便具有了超驗的和經驗的兩個方麵。超驗的方麵通過理性的工具提供經驗多樣性的統一，“我思”確立知覺的限度。伴隨這種主觀與客觀的協作（同一），現代主義哲學的基礎被牢固地奠定了。在此基礎上，現代主義哲學家形成了一種主體性的觀念，該觀念不僅是逃避的場所，而且也是所有知識的條件。笛卡爾、黑格爾和胡塞爾盡管處在不同的時代，代表了三個不同的流派，但在以主體性概念為基礎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也正是主體性概念使關於意識的理論成為可能。因此他們的哲學都屬於現代主義哲學。簡言之，現代主義的特征是對基礎、權威、統一的迷戀；視主體性為基礎和中心；堅持一種抽象的事物觀。[1]而對這一切的質疑便構成了後現代主義的特征：探求絕對真理的惟一的哲學已不複存在，隻存在著各種形態的哲學；真理也不複存在，存在的隻是話語（discourses）、解釋、言談、思考、寫作和傳播；“中心”不再存在，隻有飛速擴展的邊緣；沒有縱覽一切、總括一切的視角，沒有“上帝之眼”（God’s-eye view），有的隻是無限多的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le）的解釋。或許對許多後現代主義者來說，惟一健康的思想態度，是強烈的徹底的懷疑主義。 因此，後現代主義不可能是“哲學”，哲學在後現代思潮中已經死亡了。後現代主義是一隻口袋，裏麵盛滿了對傳統哲學主張的反對、控訴、戲謔和諷刺。它基本上是否定性的，它歡呼哲學的終結，但並不致力於新的創造；它拋棄了以往哲學的信心和雄心，但大多數後現代主義者也並不是那麽謙恭。 後現代主義眼中的世界也許是到處彌漫著碎片的世界：文化的碎片，意義的碎片，政治、倫理的、正義的碎片，而最根本的則是自我的碎片，或者自我的消失。什麽“我思故我在”，即使“我們存在”也是癡人說夢。自我不過是一個虛構，虛構出來讓我們相信能夠穩定地支撐著我們的生活的東西。 但無論如何，後現代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傳統的延續，它賴以生存的土壤正是博大精深的西方思想。它廣泛探討的主題在整個西方傳統中也同樣是或隱或顯的問題——懷疑論；多元論；強調風格、諷謔；拒斥教條主義；懷疑“真理”、“存在”等抽象概念；尊重甚至迷戀其他思想傳統或文化；等等。當然，它對傳統哲學的反思可謂深入而廣泛，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智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批判也入木三分。但這種反思和批判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獨有的。遊牧民族和定居民族、遊擊隊和正規軍的鬥爭始終貫穿著整個西方的思想史。在後現代主義者安享巨大的智力優越感，傲視前賢，睥睨天下的同時，他們應當為人類思想的持續摸索前行照亮道路。如果他們喪失了這種功能，那麽很快就會堙沒在浩瀚的思想長河之中，每個人都隻是5分鍾的明星而已。 西方哲學經曆了兩千多年的曲折曆程，時至今日，已經是一筆巨大的思想財富。西方哲人對智慧的探求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如群峰競秀，高山仰止。思想危機常常伴隨著社會生活的滄桑巨變，但每一次危機來臨之時，也是重大的哲學創造爆發的契機。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批判、對西方哲學傳統的解構也同樣蘊育著未來哲學的轉型。關鍵的問題在於，哲學應當始終銘記它原始而有深邃的涵義：愛智慧。而哲學所愛的智慧、對智慧的愛既有理論上的，也有實踐上的，既發端於對宇宙的好奇，又著眼於人類安身立命的要旨。哲學應當關注時代，曆史－現實永遠是哲學創造力的源泉。作為愛智慧的哲學是在對現時代的思想危機、社會危機的關懷中彰顯出它愛智慧的品性的。當哲學不再是“科學之科學”，被褫奪了“科學的女王”的寶座之後，它原始而終極的關懷反而愈加顯露出來。哲學不是哲學王的事業，它是真正平民化的；哲學不能扮演被假冒的上帝的角色，它始終是此岸生活和有限生命的關懷者。哲學家也不能再扮演沒有音樂才能的音樂家，也不能再效法不賺錢的律師，甚至也不能把自己僅僅局限於專業人員的角色，而要在一個滄桑巨變的時代，恢複愛智慧的本色，回應時代的種種難題、困境和危機。這不僅僅是西方哲學所應承擔的重任，也是其他任何文明的哲學思想必須麵對的。 -------------------------------------------------------------------------------- [1] 王治河：《撲朔迷離的遊戲——後現代哲學思潮研究》，8－9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