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樂無窮
上帝不響。如歌單車。Tune Your Ride. Every Day. Amen.
"Bicycling: Big Brainpower Booster."
以權力鬥爭解讀重慶事件過於淺薄
專訪著名律師陳有西
《亞洲周刊》 咼中校
2012-3-20
在《法治沉淪：中青報奇文批判》之後，陳有西又連續寫了《論打黑》、《論律師》、《論智庫》、《初步可以判定李莊無罪》等係列文章，產生了持續而又廣泛的社會影響。李莊案二審開庭時，陳有西受委托成為李莊辯護律師，成為重慶風暴眼中李莊案的主要當事人，因此麵臨來自各方麵的壓力。不過，陳有西不改初衷，繼續為李莊、為中國刑辯律師的困境、為中國的法治疾呼。他不斷在報刊上撰文，並於2011年在《南方周末》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法律應當是所有人的擋箭牌》一文中大膽指出：“以法治國，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權。”他在全國各地演講，認為中國深層次體製改革的機遇已經到來，法律人應有起碼的職業精神和道義擔當，應當以積極合作的態度支持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法律人是善意的批評者，更應是合作者。
在李莊案之外，陳有西還受理了幾起有廣泛影響的案子。他既為浙江因涉嫌非法集資而被判死刑的吳英說話，也在遼寧沈陽的小販夏俊峰命懸一線時，無償法律援助，接手死刑複核階段的辯護。在王立軍事件發生後，他又撰寫文章《法律人應理性對待王立軍》，認為：“當年我們要求王立軍用法律公正的渠道對待律師，保障律師的辯護權。現在他出事了，也希望司法機關公正對待他……”
無論是小販夏俊峰還是富豪吳英，甚至是自己昔日的對手王立軍，他隻以一個標準去看待，那就是法律。這是一個法律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今天的中國，這個原則不但在司法實踐上受到挑戰，而且也被一些普通百姓不能理解。他也曾因為李莊辯護，而被一些人攻擊。在中國踐行法治，任重而道遠，但他卻一如既往，為中國法治進步繼續前行。
以下是陳有西接受專訪的摘要：
亞洲周刊：3月14日溫家寶總理的講話，已經代表中央否定了重慶模式，而率先對重慶一些做法提出質疑的是您和一些法律界的人士。尤其是您，最早發了長文評析李莊案，質疑重慶是用非法治的方式治理社會，最早發出預言重慶會走向歧路。從當時來說，是什麽讓您站出來？這幾年來是不是遇到很大壓力？
陳有西：溫總理在兩會答記者問中比較含蓄地評價了重慶的一些做法。我覺得他的講話是深思熟慮的。其實重慶從來就談不上什麽模式，無論唱紅保持正統思想、還是打黑懲治惡性犯罪，還是惠民發展經濟，各省一直在做。重慶之所以自我造勢成一種“模式”，隻是把大陸中國近年的一些極左思潮，利用地方極權，違背多數幹部的意誌，搞一言堂，特別是濫用黨權行政權幹預司法權，極端化地付諸實施、通過“唱紅”表達出來而已。
很多人，包括海外一些分析家，總是把重慶事件看作是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產物，說是太子黨或團派鬥爭，這是過於標簽化和簡單化了。其實根本就不能這樣分野。高幹子弟中有很開明進步的，也有很守舊頑固的，還有很極左極端的；青年團成長的幹部中有很多很優秀的有民本思想的，也有很趨炎附勢、非常平庸的。思想觀念也是互相交叉的，並沒有明顯的分野。因此解讀為這兩種力量的鬥爭，是很淺薄表象的。重慶發展道路的興衰，其實是一種未來中國走什麽路的較量。
我當時站出來阻擊重慶違反法治方式的“打黑”和迫害律師，並沒有太多的政治上的思考，我隻是一個律師，已經相對遠離政治。隻是出於一種職業敏感，發現抓李莊律師是一個錯案，程序上和實體上都嚴重違法。作為同行應當幫助聲援他。中國錯抓律師已經很多，我原來也不會特別去關注。是《中國青年報》的那篇全麵詆毀中國律師製度和刑事辯護製度、完全漠視人權保護底線的文章，才真正引起我的注意。數天內寫了《法治沉淪：中青報奇文批判》和重慶三論《論律師》、《論打黑》、《論智庫》。我當時並不知道中青報文章是重慶市公安局的通稿，更不知道是主政者審定過的調子。但是我一出場，就已經沒有退路了。等到發現危險和壓力，我已經受理了李莊案件。這時我開始冷靜思考分析，知道必須堅持下去不退縮，為法治而戰，也作好了一切後果準備。
亞洲周刊：具體來說，重慶違反民主法治、倒行逆施表現在哪些方麵？
陳有西：我對重慶主政者的觀察是有一個過程的。中國百姓對政治家有一種天然的仰望，“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作為一個執業律師，輪不到我對他評頭品足。李莊案我起先認為隻是他的助手在幫倒忙，他的打黑的良好策略，被執行偏了，“種了龍種，收獲跳蚤”，是身邊謀士和執行者的責任。因此寫了《論智庫》提醒他們。在抓李莊的初期，我認為公安迫害李莊，他高層不一定了解真相，不是故意為之，因此寫了《論律師》，提醒重慶不要同律師為敵，律師是理性社會的法治力量，不是敵人，“失律師者失天下”。但是後來通過他的人代會上的講話，知道他是完全知道李莊全案真相的，是要明知無辜也要殺雞懲猴。這時讓我開始關注他的人品和政治目的。
我是從個案開始觀察、了解重慶，在實際案例中發現其違法問題，再發展到宏觀上觀察重慶到底在幹什麽，想要什麽，才逐步看清其基本路線和個人欲望上的問題的。說實話，我原先對那位主政者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他有作為的願望，敢幹的魄力，出眾的口才，中國政治近年來過於無所作為和沉悶、守舊，需要有作為的政治家。而他好象是。但是通過實際司法案例觀察，逐漸認清了其所作所為的權治作風和對法治的肆意破壞，甚至故意摧毀法治體係以實現其既定的個人目的，我慢慢從懷疑轉向了堅定地阻擊立場。因為他的成功，將意味著把中國帶向一場巨大的災難。這一點好多人到現在都沒有意識到。所以我那時是明知了可能後果，而作好準備衝上去的。
中共黨史裏一直有很多的路線鬥爭記錄，特別是新中國時期，其實都是一種權力鬥爭，因為毛主席時代不管誰施政，基本路線都沒有大的變化，說不上路線的改變。而重慶事件，卻真的不能用權力鬥爭來解讀，本質上是一種路線鬥爭。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摸石頭過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現了很多問題，社會矛盾激化，各界思想焦慮，大家在思考下一步怎麽辦。是往回走，還是往前走；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文革路線，還是繼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自由市場經濟和政治開明的路線，是通過強權維穩壓服，還是在深化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中解決問題。重慶這幾年的基本方法，是往回走，尋找原教旨，執政者利用手用的強權，強推一種複辟的意識形態，否定已經寫入中國《憲法》的多元市場經濟模式和“依法治國”模式，摧毀法製，迷信權力，用高負債和摧毀剝奪民營經濟的方法均貧富，用短期好處討好底層民眾，用虛假的宣傳數據欺騙人民，煽動民粹主義情緒，為自己博取政治資本，否定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梯級發展模式。不是向上的引領民眾共同富裕，而是向下的摧毀富人、均分資產、回到共同貧窮。
外部表現就是：唱紅，打黑，民生實惠，這三個口號都很能夠迷惑一些人，其嚴重的後遺症，沒有兩三年是看不出來的。所以中央調整重慶班子後，一些底層群眾一時想不通，還以為原執政者是一個為民辦實事的，根本看不透其真正的目的。或者有些人看透了，而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方式來評價，管你什麽目的，隻要給我實惠我就擁護你。這需要時間和真相，人民才能夠明白。
唱紅，本身沒有什麽不對。甚至是符合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的需要的。權力的繼承需要回顧傳統，反思業績，讓人民感恩。但是重慶將其慢慢地宗教化，洗腦化，強製化，用文革式的手法，對人民進行思想控製和愚弄。這同違背自然規律大種銀杏樹一樣，造成了巨大的浪費。
打黑，從鄧小平彭真1983年組織“嚴打鬥爭”開始打擊流氓團夥，其實一直沒有放鬆過，各省都一直在打擊。中國的治安問題不是打得不夠，而是管理出了問題，中國的死刑是國際上最多的國家，嚴刑竣法並不能根本上治理好社會。而重慶打黑，出現了兩個嚴重問題，一是將大量合法民企中的個別違法行為撥高為“黑社會組織基地”，導致了嚴重的打黑擴大化和定性錯誤；二是為達到既定目的，重用迷信個人權力的王立軍，慫恿警察嚴重破壞國家成文法的規定，放縱刑訊逼供，阻止和迫害依法辯護的律師，在偵查階段沒有判決前，就違法拍賣處理涉案財產，將尚未定性的合法民企和個人財產，搞打黑展覽，沒入國庫先期使用，對民企財富進行權力化轉移，出現了許多的冤假錯案。這個真相隨著複查的進行，會慢慢暴露出來。
惠民，是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一直在強調的執政理念。也是重慶現在很多人懷念前主政者，為其評功擺好的主要原因。從現有的不完全的重慶披露的信息看，一是高投入高負債，二是處理打黑資產，三是利用身份獲得其他省區和中央企業和銀行的投放，四是大投入搞市政形象工程，五是高壓態勢下的治安整治，六是虛假數據和評級，七是加大唱紅正麵宣傳力度。這些措施中不能說沒有出於政績努力的正確做法，但隨著重慶經濟真相和財政數據真相的揭示，重慶是真正的有發展後勁的經濟成功，還是導致嚴重後遺症的形象工程，社會才會明白。
亞洲周刊：有分析者說：向重慶的倒行逆施打響第一槍的，是法治力量，是律師。如何評價李莊案的曆史意義？法治的觀念在中國是不是已經深入人心，不可抗拒的曆史趨勢？
陳有西：我們自己來說這樣的話，可能會引人非議。但是，李莊案在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意義，現在正在顯示出來。現在看來，我們為數不多的法學界人士，在當時的嚴竣環境下，率先進行的這場抗爭，打響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法治保衛戰的第一槍，成了重慶命運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讓全國百姓包括國家高層開始真正審視重慶在進行的所作所為。是我們揭露的重慶打黑中出現的嚴重的非法治手法，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律師和法律界人士、新聞界人士和學者的質疑，導致了民眾的客觀獨立的分析判斷。如果把李莊一季理解為法治力量的防守階段，李莊二季的撤訴是法治和人治力量的相持階段，而王立軍的出走和主政者的非正常下台，是近年慢慢崛起的法治力量的初步獲勝階段。但是說法治力量完全獲勝為時尚早。
以前，中國政治一直是權力和權力進行鬥爭。而這次，完全是不對稱的法治和權力在鬥爭。是螞蟻和大象的戰爭。我們沒有任何權力和背景，隻有國家的成文法，和天下公理，還有就是信息社會的高度公開化後民眾輿論的支持。值得慶幸的是，我一直沒有受到直接的幹預和壓力，相反後期有很多的體製內外力量和民眾力量的支持。因此我一直很有信心，在各地演講中一直判斷中國的法治基礎已經基本具備，會有一個值得期待的未來。
我覺得中國的法治進程是不可阻擋的。誰阻擋就會被時局淘汰。我分析的原因有如下幾點：一是中國已經有了三十年經濟改革成功積累的經濟基礎，有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執政者是自信的；二是有了政治體製改革全麵滯後，導致的大量社會矛盾的倒逼因素，證明十多年中強權維穩是失敗的，必須回到依靠法治進行疏導的道路；三是中國已經有了二十多年法學院教育培養的近四百萬法學專業人才，在體製內外發揮著重要作用；四是有五個五年的普及法律知識教育，法律知識的普及，人民權利意識覺醒，民智已開；五是有了“法律體係建成”的三百多部法律、二萬多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的成文法工具，律師有了校量強權的武器；六是有中國已經加入的35個國際人權公約和議定書，有國際開放環境的影響、中東東甌變革的教訓，中國不可能逆世界潮流而往回走，門已經關不了；七是信息時代不可阻擋的公開化輿論開放的浪潮的衝擊；八是執政黨內部改革開放意識的提高和開明政治力量的積聚。因此，中國走向法治將是不可抗拒的曆史趨勢。
亞洲周刊：有人認為：“對烏有之鄉和那些為文革翻案的一些文人，不能心軟。我們也應該有一部法律，類似德國反納粹法案，誰為文革翻案，就是犯罪！”你對這個問題怎麽看？
陳有西：我很少去看那個網站，但是流出來的一些文章看後讓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一個社會要保持多元的聲音，甚至應當經常有反對的聲音，這樣才能夠讓政治人物和公眾兼聽則明，保持一種全麵理性的思維。中國大陸這幾年是有很大進步的，網絡輿論雖然有很多屏蔽和刪貼，但是比較開明的雜誌網站和《烏有》這樣極端仇視改革開放、為文革招魂的網站，一直同時存在。體現了執政當局的一種寬容、開明和自信。但是烏有上很多文章是化名寫的，少數實名人物也不是真正論證說理，而是用文革大字報式的語言，極端的思維，對人身進行惡毒攻擊，自己用隱名的方式，批評攻擊別人卻是指名指姓的，甚至寫作不堪入目的煽動仇殺、侮辱、誹謗、殘酷鬥爭的文章，毫無政治性、學術性可言，根本沒有辦法讓人作為一種學術問題去進行對話和探討。信息社會是自媒體時代，沒有了編輯和出版社的審查，但是不等於沒有基本的言論邊際。也不能沒理就用謾罵進行論爭。
盡管如此，我仍然不主張關閉這種網站，而是應當對其編審人員進行調整和基本文化素質的培訓，觀點可以保持，起碼做到語言文明。如果不能改正，繼續煽動仇殺，侮辱，散布誹謗謠言，則已經觸犯刑法和民法中的名譽權條款，可以進行民事和刑事責任的追究。
亞洲周刊：對重慶逆流的整肅，會迎來新一輪的改革嗎？溫家寶說，不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文革的悲劇就會重來。如何理解？
陳有西：這次重慶事件提供了一個參照係，我想對未來中國的影響將會是巨大的。這是對近十年中極左回潮的真正有力的阻擊。鄧小平說未來中國既要防止右更要防止左。這次阻擊表明了高層現在的基本執政方針。高層是清醒的，是堅持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路線不動搖的。重慶的做法很清楚地顯示了，他們想回到單一公有製主體的社會，以打黑的司法手段進行第二次均貧富摧毀民營經濟；經濟運營回到計劃經濟政府操控的模式；在思想意識上回到對人的專製控製；在法製秩序上回到不需要法律而依靠強權人治的社會。如果重慶的做法推向全國，意識形態、民營經濟、法治秩序都將麵臨災難性的後果。所以溫家寶總理的判斷是有依據的。
重慶下一步，會不會帶來一種政治新局麵，有待觀察。最大的可能是不折騰，保持表麵上的表態一致，平穩過渡到十八大，對人也軟著陸；這種方法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也無法消除唱紅的意識形態基礎，甚至會有人懷念那種“唱紅打黑”，為下台人物叫屈；重新掀起唱紅打黑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都會保留下來。一種是揭示真相，把重慶的所有真相，包括冤案的複查、經濟全局和數據的真實情況，都如實地告訴人民，讓人民知道堅持改革開放道路的重要，知道重慶的這條路能不能走通，最終能不能給人民帶來實惠。
亞洲周刊：新一輪改革應朝什麽目標邁進，會起到什麽作用？
陳有西：中國改革目前麵臨著多種情緒，一種是怕改情緒，一種是急躁情緒。有的主張改良，有的則對改良完全沒有信心。對形勢判斷也大相徑庭，有的認為政權很強大沒有任何危險，有的則認為危機四伏隨時會有大事發生。
中國下一步的改革，主要是政治體製改革和司法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已經有了經驗和實際積累，而政治體製改革基本上是沒有全麵的準備。畏懼情緒、擔心失控的情緒是普遍的。最後連探討都不能正常進行。我覺得中國的改革，一是要從七千五百萬黨員開始，從黨內民主開始，自下而上的改革很有可能導致失控；二是落實憲法和選舉法的原則，參照廣東烏坎模式，尊重人民的選舉權；三是政治體製改革從司法改革入手，建立符合憲法獨立審判原則的超脫的法院，為政治改革可能產生的各種矛盾提供一個理性解決的途徑，維係社會公平；四是適應信息社會的發展越勢，逐步放開輿論控製，讓人民有獨立判斷力，用公開化製約權力揭露問題反腐敗。六是利益集團要有胸懷和危機意識，主動放棄一部分利益；七是一種社會階層的和解。目前的官民矛盾、貧富矛盾、城鄉矛盾、意識形態矛盾，都非常嚴重，社會層級分裂，應當要有一種和解和超越自我利益格局的胸懷。
陳有西小檔案
一九五五年生，浙江寧海人。一級律師，兼職法學教授。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中文係77級文革後首屆大學生，北京大學法律係高級法官(研究生)班結業。曾在浙江省公安廳、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級法院任職；曾擔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法學所負責人、浙江財經學院首任法律係負責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人權委員會副主任，知識產權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人民大學律師學院法律碩士（JM）導師。
1999年專職從事律師業，2007年組建京衡律師集團。任董事長兼主任，轄五所200餘位律師和助理。錢伯斯排名連年中國大陸影響力排名前20位，華東地區一類律所。《時代周報》2009年年度“時代人物”、《都市快報》“年度新聞人物”、《中國律師》2010年度新聞人物、《中國新聞周刊》2011影響中國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位中國魅力人物”。已經出版法學著作十餘部，其個人網站《陳有西學術網》一直位居大陸法律界瀏覽量首位，達4290餘萬。是一位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學者型的中國著名律師。
2, 重慶模式包含的幾個方麵的內容：a.社會發展，b.城市建設，c,住房改革，d.打黑，e.經濟發展，f.國民分配。
社會發展包含安全、道德、文化等重慶的發展在全局前列；
城市發展裏麵主要是農轉工和土地流轉，農轉工全國做得最好的就是天津和重慶，現在全國基本在用他們的模式在做。土地流轉重慶也是全國的樣板，現在各地用的方法也是重慶的模式。
住房改革，就是征稅問題，上海和重慶是試點：重慶是第一套自住免稅，更西方一樣不論大小；上海人仔細，不同是按平方米收稅，超過1xx平米開始收稅。目前真正實行的就是重慶模式。薄熙來倒了之後，全國開始將逐步過渡到上海模式
打黑部分是反薄的人最大的爭議。中國無官不貪，李莊案很多注腳，很多跟陳一樣有名的律師為法律獨立支持陳，但對李的處事認為確實違反了當律師的原則。
經濟發展，重慶在全國前列，引資非常好，也很有規劃，至少比東莞廣州的無序搞得好。
分配部分，重慶也在全國前列。這是廣東不能比擬的。例如，一個比重慶發展早了20年的廣東，退休金是1682， 重慶是1600， 上個月被人家出來，廣東馬上改成2650，增加45%，拿過去多少年的不是肯害那些退休人嗎？
至於有人說重慶接待5000億什麽的，黃奇凡上個月已經出來辟謠。可見，重慶的模式是什麽，一比就清楚了。
這裏絕不是為薄熙來個人說事，我們隻是為中國的發展道路就重慶的模式說事。一個人有問題，就抹煞所有，是非常文革的方法。
Far too many people die for no reason during so call r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