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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世界的戰爭：東西方2500年的較量》讀書劄記
《兩個世界的戰爭：東西方2500年的較量》是美國曆史學家安東尼·帕戈登2008年的著作。書中的東西方，指歐亞大陸的東西部分，歐洲和亞洲。廣義的西方是超越了歐亞大陸，以英美代表的西方文明。作者講述了自波希戰爭開始的東西方之間的戰爭史。分析東西方之間存在的永恒的敵意以及持續衝突的根源。對東西方實力此消彼長的曆史和原因做了詳盡的刨析。
作者說很多西方的文明發源於東方，比如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就在亞洲的新月沃地，西方基督教也發源於位於中東的猶太教。甚至後來成了歐洲擴張主義的核心特征的普世主義，也起源於波斯的帝國擴張。十字軍東征的理念也源自於伊斯蘭教的聖戰。
書中波希戰爭的兩方，和今天東方西方對壘有些相像。一方是龐大的東方專製主義，另一方是分立的城邦（規模和資源極其有限，但是因為是自由的個人而士氣高昂）。雙方兵力對比是10：1以上。在曆史上，精神力量對規模數量的優越從未如此明顯。
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認為波斯人最大的特點是盲從和缺乏反抗精神。他們敬畏自己的統治者，並把他當作神。雖然波斯人看似勇猛、凶殘，但實際上卻貪婪、奴性重、講尊卑、思維狹隘，缺乏個體能動性，與其說他們是一個民族，倒不如說他們隻是一個牧群。東方人被視為一個由恐懼驅使的民族，無法自由做出選擇。東方統治者的統治手段，既不是像西方的君主國那樣訴諸榮譽，也不是像共和國那樣訴諸美德，他們的手段是使人心生恐懼。一位波斯將領告訴他的希臘朋友，他完全清楚波斯人會失敗。當被問到他為何不做些應對之策時，他回答道：“我的朋友，神決定的事情，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們別無選擇，我們要聽命於我們的統帥。”體現了東方人在麵對無法改變的事情時的被動心態，也表現出了波斯人當必須要告訴國王令人不快的真相時的膽怯。
希羅多德說，波斯人在波希戰爭失敗之前，曾經有過一次“政體辯論”，他們有機會采取希臘人的民主治理方式，但是拒絕了，因為這不符合波斯傳統。盡管波斯人可能樂於接受“異族的方式”，但這隻限於埃及的服飾。如果要放棄自己的傳統，他們則會憤憤不平。他們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這種種族中心主義使他們異常脆弱，無法接受外界任何形式的批評，看不到自己的傳統和習俗中的缺點，也無法改變或適應環境，這將成為他們最終毀滅的原因。
生活在西方的各個民族經常出現紛爭，但是他們也有著很多共同之處：他們熱愛自由超過生命，他們服膺法律。希臘人正是因為可以自由地爭論、每個人在法律麵前都是平等的，才成為優秀的戰士。奴隸在戰場上選擇逃避自己的責任，因為他們隻是在違背自己的意誌和利益的情況下為他人而戰。與此相反，自由人即使是在為他們的城市而戰時，實際上仍然隻是在為他們自己而戰。
溫泉關、馬拉鬆和薩拉米斯戰役確保了歐洲永遠的自由。如果取勝的是薛西斯，那麽波斯人將占領希臘，把希臘城邦變成波斯帝國的行省。那麽就不會有希臘的戲劇，也不會有希臘的科學，沒有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庫羅斯。而為後來的歐洲奠定基礎的雅典文明也永遠不會出現。
無論高盧人、西班牙人，還是埃及人，都可以說出那個有名的句子：“我是羅馬公民（civis Romanus sum ）。”無需說明自己的地域出身。無論身處何處，所有羅馬公民在沒有得到公正審判的情況下受罰，他都可以“訴諸人民”，而皇帝正是其代表。在古代世界，隻有羅馬公民享有類似於人身保護令的權利，免受被武斷裁決的傷害。可以說，並不是羅馬人要擴張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的居民撲到羅馬人的懷裏，恰如後來的美國。在法律上，羅馬公民身份是對統一身份的普遍要求。它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權利。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當然是希臘人自由和正義的基礎。但是權利（它可能是西方世界所有政治和法律詞匯中最重要的一個）的概念歸根結底是羅馬人發明的
征服容易，統治難。統治有賴於被統治者的同意，即使他們隻是勉強如此。
羅馬人從自己長期管理一個龐大帝國的經驗出發，演化出一套複雜的法律體係。隨著帝國的擴張，它成了全歐洲的法律，這是羅馬人偉大的智識成就，可與希臘人在道德哲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成就相提並論。羅馬法源自十二銅表法。自此之後，所有習慣法都需要有立法基礎，以成文法典的形式頒布。它確保了羅馬和後來以英美代表的所有西方國家裏，法律是世俗而且獨立的。這一點顯著不同於亞洲絕大多數民族的法律，比如伊斯蘭的教法和中國皇帝的詔書。羅馬法不是神聖而不可更改的。它可以根據不斷變化的環境做出調整，其原因被後來羅馬的法學家多次強調：法律源自事實。法律的基礎是習慣和實踐。如同諺語所說的，人民的聲音即神的聲音（vox populi, vox dei ），而不是用神的聲音對人民說話。它的基礎不是理論，而是“事物的經驗”。因為事實和存在的性質可能改變，因此它可以被修改。教法雖然也是人類的產物，但是它依據的並不是成文的習慣法，而是神的話語。因此，它很難被修改。神，特別是一神教裏的神，不習慣改變想法。
大部分基督徒認為上帝允許人們自由地運用理性，這樣他就會清楚地知道以何種方法才能實現幸福和人類的成就。從根本上說，真正重要的是理性和自由意誌、個人選擇的權利和能力，而非神的命令。基督教區別了世俗的和歸上帝的事物，而無論是猶太教還是古代的多神教都沒有類似的區分。多少有些矛盾的是，正因如此，兩個本質上是世俗的和異教的概念一直存在於基督教的核心位置，它們分別是包含全人類的普世主義和個體的尊嚴與自主。
西方的爭吵並不是軟肋。進步是和內部衝突息息相關的。如果沒有康德所說的“非社會的社會性”，即所有人都有的競爭欲望，就不會有科學進步，實際上也不會有任何進步。最終，歐洲人長期無法逃避的不穩定性，恰恰成了他們最大的優勢。他們的戰爭、無休止的內鬥、宗教爭論，所有這些都是不幸的，卻又是知識發展的必要條件，與亞洲的鄰居們不同，知識的增長將會使他們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探究態度麵對自然，這反過來給他們帶來了改造和控製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能力。羅馬曆史學家薩魯斯特主張，維係共和國的並不是文明世界的統一，而是羅馬內部平民階層和貴族階層的鬥爭。自由在衝突中繁榮，它會帶來進步和人類境況的不斷改善。科學、知識和藝術隻有在激勵競爭、承認辯論的價值、注重理解而非背誦、鼓勵人們自由交流的社會裏才能夠得到發展。希臘人擁有這些品德，在各個重要方麵都是希臘人的繼承者的羅馬人同樣如此。這成了歐洲的天賦。
無孔不入的神權阻礙社會。奧斯曼不能引進印刷術，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印刷的聖書，就不再神聖了。如果引進公共時鍾，他們的宣禮員和古老儀式的權威就會受到損害。那些即使隻是對伊斯蘭教的地位和《古蘭經》的純潔性構成稍許威脅的東西，都是不可接受的。對所有明顯屬於基督教的事物的仇視導致歐洲醫學和其他科學被拒之門外。在穆斯林的頭腦中，笛卡爾、開普勒和伽利略的作品與路德和加爾文的著作一樣，都是錯誤的和無關緊要的。
一旦穆斯林被說服支持平等、個人自由、自我表達的權利和其他西方社會詞語，他們就會將曾經的生活方式視為原始和殘忍的。對話和相互理解本身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西方化。
東西方超越了地理，是觀念上的差異：俄羅斯大部分地區在很長時間內被東方遊牧民統治著。它因此保留了很強的東方專製主義色彩，被德意誌哲學家萊布尼茨稱為“北方的土耳其”，被視為亞洲的一部分。羅馬人認為，希臘人從他們“東方”鄰居那裏吸收了太多東西。他們無知、愛爭吵、舉止粗魯，似乎為伏爾泰的一個觀點提供了鮮活的例證：專製主義能將一個熱愛自由的民族變成奴隸。
中國文明停滯、過於講究、過分注重儀式、無力創新或進步。如阿爾弗雷德·丁尼生所說“歐洲的五十年，勝過中國的千百載”。中國是一個一成不變、與世隔絕的帝國；不管居住在各個行省的人有多大的差別，他們都受到古老的體製原則管理，他們之間不是競爭關係，而是極度服從。他們都以不同的形式被專製君主統治著，他們的政府係統受宗教或準宗教的束縛。他們的社會是由群體而非個人組成。穆斯林回頭看他們的聖書；中國人回頭看他們的曆史和聖人的著作。因為孔子沒有聲稱自己是絕對正確的，因此他的作品不同於穆罕默德的作品，也正因如此，中國社會比伊斯蘭世界更現代。但是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中國南海的整個亞洲，都將自己的麵龐徹底轉向過去。
習近平淺薄無知，暴發戶心態，小富即狂，認為世界大局東升西降，現在是中國可以挑戰世界秩序，實現世界霸主地位的機會。審視曆史和現實，可以看清現代東西方的實力無論從硬實力來看，還是從軟實力來看，現在說東升西降都是癡人之夢。今天中國的與西方硬實力對比，遠遠沒有超出曆史上波斯帝國、蒙古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曾經的壓倒優勢。從軟實力上看，東西方觀念的差異和體製的不同，也沒有實質的改變。以專製國挑戰民主，更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習近平如果發昏，當年波斯艦船在薩拉米斯海麵檣櫓灰飛煙滅，奧斯曼帝國在維也納之圍後的土崩瓦解就是前車之鑒。
習近平的東升西降應該是他喝高後的癡言妄語。
有一本中國學者寫的《中國窪地》一書，竟然前幾年在中國出版，值得推薦
當兩個詞語開始失去它們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之後，人們開始用“東方”和“西方”代替亞洲和歐洲。
“東方”這個詞曾經被，而且現在仍然經常被用來形容喜馬拉雅山以西的亞洲地區。
在 18 世紀，人們開始用一個相對較新的詞“東方（Orient）”來形容從地中海東岸一直到中國沿海的全部地域。這也是西方人創造出來的一個共有的（如果不是單一的）身份。
當我們今天說到西方或東方時，和古人一樣，我們談論的也不僅僅是地理概念。我們談論的是文化特性、差異極大的人類群體的目標和雄心。
顯然作者的東西方是亞洲和歐洲。
中文語境中的"東方"是指西方文化語境中的"遠東"。
也不要自我設限。原書的標題是“Worlds at War : The 2500-Year Struggle between East and West”。起源於波希戰爭，但原書的東西方指歐亞大陸，並擴展到東西方文明的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