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警察我怕誰

我是警察我怕誰

１.我是警察我怕誰
對上海楊佳襲警事件的感覺，就像看了大陸拍的很多警匪片。同情更傾向於片子中的反麵人物。正麵人物的警察作風粗暴，總有一股我是警察我怕誰的霸蠻氣。而作為反麵人物的匪，多是有血有肉有人味。還有許多人在網上為楊佳的行為叫好，表示同情和理解，稱之為楊大俠。說明民眾對警察普遍有反感和怨恨。網上流傳著一新警察的笑話。無論新警察怎麽裝老，都被人一眼識破。因為老警察就是流氓地痞相。表明在群眾的眼光中，特權和作威作福已經是警察的職業特征。民謠說“四等公民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當年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隻要公安不搗亂，社會治安好一半。”警察的牛氣霸氣，最喜歡通過對普通人的人身侵犯來體現，所以對抓到的嫌疑犯不由分說，就是一頓殺威棒。據說楊佳受到的虐打，特別是對他的下三路的攻擊，根本不是辦案的必要，隻能說是虐待狂。警察以施虐來滿足高居普通人之上的心理快感。網民對楊佳襲警事件的反應說明了這種對警察反感和怨恨的普遍性。

２.警察國家必然是警察濫權
明成祖朱棣為了控製言論，鎮壓反對勢力，給與那時的特務和警察－東廠和錦衣衛隨便偵緝，抓人，拷問和監禁犯人的權利。而東廠和錦衣衛也借權為自己謀利。他們常常羅織罪名，誣賴良民，屈打成招，敲詐勒索。造成人民對東廠和錦衣衛聞名色變。現代中國也是極度依賴警察的國家。西方世界稱中國是警察國家。警察濫權是這種製度上的必然毛病。專製製度缺乏公民參與，缺乏監察製度，缺乏輿論監督，缺乏言論自由。因而中國的政權穩定和社會次序的維護必須極大地依賴警察，公安和武警。為了維持北京奧運會的安全，北京市布置了4萬名警察，27500名武警，1萬名保安，9萬個攝像探頭，還在重要場所布置了30名特種狙擊手。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過度依賴警察就必須給與警察很多特權，而降低對警察的監督。再加上沒有輿論監督，警察的濫權是必然的。中國憲法說中國公民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但許多公安局規定的治安條例實際上大大限製了公民的自由。說明公安局的權比憲法還大。許多地方公安局規定的管理條例還給與警察很大的空間去侵犯公民的權力。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也不得不說：甕安縣的民變事件的起因是“一些幹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

３.公民權力意識的覺醒
警察施暴這類案件在中國是很常見的。很多受害者無力抗拒強權，無處申訴，隻好選擇忍氣吞聲。這次許多網民為楊佳叫好，也因為很多人以前被警察欺負過，認了倒黴。這次看見有人站了起來，挑戰警察，也為自己出了一口悶氣，因而喝彩。可以推知，許多社會地位更低下的民工也同樣被警察冤枉，被警察暴打，但他們習慣了受歧視、被冤枉，忍氣吞聲是他們生存之道。在中國警察的作威作福和小民受屈辱已是社會常態。許多人覺得警察欺負平民是當然的，隻是誰碰上誰倒黴。隻要最後能證明清白放出去就磕頭謝恩了，哪裏還敢再去找公安局討還公道？楊佳襲警事件和甕安縣的民變事件說明中國人民的權力意識在覺醒。有網民在強國網上評論說：楊佳事件說明中國還有狼性，中國還有希望。我們可以不同意楊佳的激烈方式和目標選擇，但是應該堅決支持他站出來反抗暴政和惡法。

4. 在中國告警察是肉糜
也有天真的人說：楊佳應該找律師控告警察，尋求賠償，懲治惡警。這讓人想起晉惠帝在災民快要餓死了時，驚訝地說何不食肉糜？如果楊佳被毆發生在美國，律師一定蜂擁而至，因為公民無辜被毆是一件油水很大的案子，勝訴率很高。但在中國社會，司法不獨立。公檢法是一家，有哪個律師敢向警察叫板？楊佳也試過非暴力方式。據說閘北分局隻同意賠償1.5萬元私了此事。但是楊佳不同意。閘北分局失去耐性，對楊佳不理不睬。該分局領導威嚇楊佳“不要再鬧了，再鬧就抓起來”、“一分錢都不會賠償”。楊佳實乃被惡法所迫，逼入絕路，才鋌而走險。是執法者違法才把良民和順民逼成了暴民。據楊佳的律師謝有明說：楊佳表現出的較強法律意識令他印象深刻。楊佳被警方製服後，立刻要求律師到場。說明楊佳對法律知識有一定把握。但是不是法盲的楊佳最後仍然選擇了暴力，說明他對以法律手段討回公道感到絕望。以前發生的山西省農民胡文海槍殺14人，槍傷3人一案。也是胡文海在法律訴求屢屢碰壁後被逼走上暴力的。為了檢舉村幹部的貪汙，胡文海從鎮、區、市一直舉報到省，但都沒有結果。胡文海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中說：“4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紀檢、檢察、省、市、區的官老爺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眼。可是，我們到那裏去說理呢？誰又為我們做主呢？我隻有以暴製暴了，我隻能自己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了……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注 意，能夠查辦了那些貪官汙吏，我將死而無憾，否則我將變成厲鬼也不放過他們。”旁聽席上爆發出熱烈掌聲。

5.　在中國隻有極端事件才能促進變革
中國社會有製度性的弊病，缺乏人民和政府之間的良性互動。社會的進步和惡法的改革往往要極端事件的發生才能促成。大學生孫誌剛被毆死亡案促成了收容製度的改革。農民工王斌餘因父親腿被砸斷急需用錢，找老板多次討要工錢未果。此後他找勞動部門，找法院，都無濟於事。走投無路的王斌餘殺死包工頭和其他三人。此案發生後，社會上才對拖欠民工欠款有所重視。甕安縣的民變事件造成了縣太爺們的丟官。也許這次楊佳案能促成中國政府對警察濫權，警察暴力有所約束。但為什麽總要發生重大傷害事故後，才能引起對弊病的改革？這是製度問題。沒有監督，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民主選舉，就缺少漸進改革的促力。所以隻能等到矛盾激化爆發，釀成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