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蘆隨筆
人隻不過是一根蘆葦，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能夠思想。
“陽光並不燦爛的日子”（１） 林園雜憶(上)
“回憶是一滴露水，卻能折射出一個時代。”–思蘆
1964年，我隨父母移居山城重慶。新建的軍事通訊學院在林園。林園地處沙坪壩區歌樂山上，山下就是著名的渣滓洞和白公館。林園原是國民黨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林森因車禍辭世後，這裏又成為蔣介石在重慶的住地。園內有蔣介石的住所和宋美齡的舞廳。環境清幽，林木茂盛；有奇花異草，碧泉清溪。重慶是長江四大火爐之一，夏日悶熱難耐，林園的溫度卻要比山下低好幾度，是山城的避暑佳境。接風宴上，還沒嚐其它食物，我就被麵前的一盤紅紅的辣椒吸引。見其非常可愛，不禁拿起筷子夾一隻入口，頓覺一團火在口中燃起，欲哭無聲，淚流不止。這是辣味重慶給我的第一個下馬威。
我上的是軍隊子弟小學。學校在一個叫山洞的小鎮上。從家走到學校，單程十裏。三年級前住校，男女同室，中間一條楚河漢界分割，彼此好奇，朦朧的性意識也許是此時萌生。個別淘氣膽大的小男生，竄入女生床中，被生活老師一頓斥罵。鎮上有一書鋪，出租連環畫。看一本雖然隻要兩分錢，但對我們已是天價。幸好看鋪的經常是書鋪老板的小兒子。我們從學校果園偷摘他幾顆桃子給他，就可以全天地免費看書。在這裏我讀了三國水滸說唐等全套的小人書，從此喜好讀書。階級鬥爭是我們在學校的一門主課。有一次，幾個小學生看見兩個戴著瓜皮帽的老頭在鎮上茶館裏喝茶，打扮像是電影裏的地主壞蛋，而且形跡可疑。認定是特務在接頭。於是向老師報告後，全班行動，在附近布崗放哨，盯梢監視。我們又緊張，又興奮，以為這下可以證明我們是合格的革命接班人了，可惜最後弄清那兩老頭隻是普通的老頭。
小學三年級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停課，校園裏貼滿了大字報，玻璃很快都被砸光。高年級同學成立了各種紅衛兵戰鬥隊。一個五年級學生是我的大朋友，也拉起了一個戰鬥隊。他自任頭頭，拉我們一幫小孩去湊熱鬧。隊部好辦，砸開學校的一間辦公室，門口貼上一張“風雷激戰鬥隊隊部”的牌子。但是沒有錢，連個袖章都沒有。頭頭於是打起我們班小羊的主意。這頭小羊是班裏為了學農養的。在班裏養了一年，很受孩子們的喜愛。放暑假時，我把它帶回家。每天帶著它滿山亂跑，給它找各種各樣的食物。我從收過的白薯地裏刨出殘留的白薯根，用小刀削成薄片，喂給它吃。小羊吃得高興，黑黑的眼睛顯得溫順又感激，滿意地咩咩叫。看著它被牽到市場去，我心裏很難受，但是覺得革命和友誼比一隻羊更重要。小羊賣了8元錢。頭兒用這錢印了十幾個紅袖章，上麵印著黃色的紅衛兵三個字。頭頭自己是001號，給我發了002號。後來這個袖章被用來包燈泡做暗室紅燈了。
戰鬥隊成立後以玩為主。隻記得有一次，和另一個戰鬥隊辯論十六條，無勝負。約定以摔跤定輸贏。就像古代打仗一樣，由雙方頭頭單挑，小嘍羅們在旁呐喊助威。結局是我方頭兒將對方摔倒在地，於是算是我方立場得勝。贏者歡呼雀躍，輸者一哄而散。很快，覺得戰鬥隊不好玩，大家作鳥獸散，回家玩去。
消息不時傳來，在中央隱藏很深的走資派、特務、叛徒被一個個揪出來。劉鄧陶之後，又是王關戚。中央領導更換如走馬燈，一般長不過三個月。我家住在紅樓，那是院裏的高層幹部和教授住宅。這時紅樓成了重災區。今天這家，明天那家，隻見一戶戶，門旁，窗下被刷上了大字報，大標語。不是叛徒特務，就是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看看左鄰右舍一個個落網，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之中，擔心哪天輪到我家。終於有一天，家裏窗下也貼上了標語和大字報。父親作為教研室主任，被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高帽。大字報上赫然一條，反對毛澤東思想：說父親反對每節課不管相關不相關，都要引用幾條毛語錄。父親被打倒之後，我的心情反倒安定了。等待注定會發生的災難的過程比災難本身更讓人難受。許多朋友的父母都被打倒了，大家命運相同，倒覺得被打倒也不那麽可怕。有一次母親與造反派發生了爭執。造反派用帶銅扣的皮帶抽在母親的背上，留下了一道血印。還不肯罷休，一大群造反派們闖進我家，動手抄家。母親被他們押在窗台前批判，窗台外一群孩子在圍觀。我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淚。母親讓我別哭，不要害怕他們。於是我為我的軟弱而羞愧。他們把我家的書扔了一院子，還抄走了一些書和筆記本。臨走時一腳把碗櫃踹倒，轟然一聲巨響，櫃裏的瓷器都粉碎了。
畢副院長是我家的鄰居，他是1947年的海龜，加州理工學院的物理博士，和袁家騮、吳健雄都是同學。歸國後成為中國雷達工程專業的創始人，國家一級教授。文革開始後，他就以美國特務的罪名被打倒，長期關入牛棚。他事父至孝，一直奉養老父在家。老父親在他被抓後，驚嚇病重而亡。他被造反派押回家，隻能在父親屍身前磕一個頭，說一聲“父親，是我連累了您。”沒來得及給父親辦後事，就被押回牛棚。造反派也抄了他家，說是為了搜查特務的收發報機。抄家的第二天，他夫人就懸梁自盡。畢教授有一獨子。1958年“拔白旗”運動，大整知識分子。畢教授首當其衝。當時其子正在上大學，和班上的一女生在熱戀中。畢教授被內查外調，兒子的學校裏也知道了。那女生也因此和兒子分手。其子竟不堪失戀之痛，精神失常。畢教授為此深深自責，隻好為兒子用重金聘了一個農村姑娘做媳婦。他上養老父，下撫瘋兒。兒子不發病時也還正常，畢教授終於抱上了孫女，得享四世同堂之樂。現在卻趕上了文革，鬧了個家破人亡的結局。媳婦抱著女兒回了娘家，瘋兒子無人照管，每日在街上亂走。餓了在垃圾箱裏翻點東西吃；困了隨便找個地方睡覺。好幾次在街上看見他，衣衫襤縷，赤足蓬發，臉色黝黑，皮膚上厚厚的泥垢。被一群小孩子，喊著“瘋子”，追趕著扔石頭。不久，他就死在街頭了。文革後期，畢教授重新工作，媳婦已經改嫁，他和小孫女相依為命。雖經如此人寰慘劇，畢教授仍兢兢業業地教書育人，被評為工學院院士。
文革十年中，穿插著各種整人運動。大的有清隊，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清隊就是清理階級隊伍，由軍宣隊工宣隊領導。通信學院是軍級單位，現在由鐵道兵的一個團政委來軍管。清隊期間經常在禮堂開全院大會。開會時，所有已被揪出的“階級敵人”都站在台上，每人脖子上都用鐵絲掛個大牌子：無非就是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主持人宣布，革命隊伍又取得了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經群眾檢舉揭發，內查外調，我們又挖出了一個定時炸彈，現在把大叛徒，特務XXX押上來。這時預先在目標左右埋伏下的骨幹分子就把目標的領章帽徽扯下，架起胳膊，把XXX一路小跑押上台去。戴上準備好的牌子。然後大家高呼口號，“打倒XXX。”所以這種大會氣氛極其恐怖，宣布前人人自危，宣布後如蒙大赦。昨天還在革命陣營，今天也許就進牛棚。這樣的大會兩三天就有一次。漸漸地台上已站不下了，隻好改為每個係各自開會。父親有一天也被押到台上了。罪名是特務。被揪出的人都隔離起來，不能回家。每天寫交代材料，監督勞動。每天早晚集合在操場上向毛主席低頭請罪。軍宣隊，工宣隊也把我們這些無學可上的小孩們集中起來，辦學習班。每天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跳忠字舞。我們對著毛主席像，邊跳邊唱：“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話兒要對您講……。”我們的學習班有一次遭遇了清隊勞改隊。看著父親推車的身影，我感到了被排除出人群之外的孤獨和屈辱。幾個月後，父親被解放回家。全家在家裏包餃子慶賀。父親說：他的罪名源起於青萍之末。解放前，他找工作時，從報紙上得知一個機構招考技術人員，他就報名參加考試。考了一天，發現考題和自己的興趣不符，就沒有參加第二天的考試。後來得知那是中統在招考技術人員。和他一起參加考試的人因為受不住逼供，把他咬了出來。(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