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餓殍遍野的"大躍進"之後:毛劉周朱陳鄧的看法與作法
經過1959年和1960年大躍進造成的餓殍遍野大饑荒之後,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對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斷，毛指出：地主階級複辟，各地出了 亂子，才意識到這是地主階級複辟，我們對城市反革命比較有底，對農村多年未搞階級鬥爭，沒底。 毛沒說“餓死人”，而是說“出了亂子”，且“亂子”是敵人破壞所造成。毛的這個思路，並非產生於1961 年1 月，早在一年前甘肅省委關於解決通渭事件給中央的報告中就如是說。在經過一個短時期的思想波動和震蕩後， 毛又恢複了從容，現在他要從理論的高度來分析這類問題，畢竟和平時期大麵積餓死的人現象極其罕見，想繞過去 也困難，唯一的辦法就是“硬著頭皮頂住”。
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將他對形勢的判斷加以進一步的係統化和理論化，毛指出，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 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複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 法是：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紮根串聯的辦法，組織階級隊伍（貧協），開展對敵鬥爭。階級鬥 爭的對象有兩類：鑽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
劉少奇等不正麵 反對毛的意見，也在各地部署貫徹毛的指示，但總的說來，是將毛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懸置起來而把救災、調整經 濟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
劉少奇原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積極支持者。在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上，劉少奇全力支持毛，雖有資料反 映，劉對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有所保留。但從廬山會議後至1960年上半年，劉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和毛澤 東保持一致，進入1960年下半年，劉少奇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劉在繼續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原先與毛完全 一致的調門，漸漸也夾雜了某種“雜音”。
劉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國家已陷入嚴重危機，他也了解問題症結之所在，更知 道自己作為中央第二號人物對此應負的責任。因此劉在1960年極為謹慎，說話、辦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顧、遷就 毛澤東。
1960年6 月，劉主持各大區、各省市負責人會議，指出半年以來問題嚴重，卻將“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 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的問題”放在一起講,以減緩講話的衝擊力。1960年9 月，中央雖 然通過“八字方針”，但在落實、貫徹方麵卻顯得遲緩、無力，“始終沒有擺脫' 躍進' 的架勢”,以至數 月後，仍看不出成效。劉少奇在談到“非正常死亡”時更是極為小心，他說“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 死了一些人，城市裏麵的人也餓飯”,盡量使語言不那麽尖銳。
雖然劉少奇已為毛做了不少開脫的工作，但他作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卻不得不每天麵對各地如雪片般報來 的災情報告，在這種嚴峻的形勢前，劉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 月10日，劉少奇首次針對毛的著名的“指頭論” （成績是9 個指頭，缺點、錯誤僅為1 個指頭）發表了看法，他說“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到兩個指 頭，三個指頭”。1961年3 月，劉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一方麵講“有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 在另一方麵，又情不自禁地檢討起中央決策的失誤。劉說：“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調查研究，根據不 夠，決定以後，又沒有檢查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劉少奇這番話，帶有自我批評的含義，卻容 易引起毛的疑心，因為多年來，“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稱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劉，皆不可以中央自居。 他們以中央的名義起草的各種文電，也須報毛批準後才可下發。因此，劉的這番言論，已構成對毛的“壓迫”。
形勢日趨困難，對劉的態度變化有決定性的影響。1961年4 月，劉親赴家鄉蹲點，對形勢的嚴重性有了完全徹 底的了解。八屆九中全會後，毛又去了南方，由劉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劉少奇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
1 、同意陳雲建議，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以舒緩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2 、支持陳雲有關減少2000萬城鎮人 口的建議，以減輕國家對城市的沉重負擔。3 、主持罷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現象嚴重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 務。1961年，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職，調作較次要的工作。劉甚至提 出對一些罪行嚴重的地、縣負責幹部應加以逮捕法辦。
劉少奇的上述舉措十分有力，進口糧食和罷免浮誇官員在相當程度上挽回了已被嚴重損害的共產黨的威信。劉 在與毛共事的幾十年中，既有順從、畏懼毛的一麵，也有提出並堅持自己看法的一麵，這是劉少奇政治性格的特點。 1959年4 月，劉接任毛做了國家主席，1960年後，毛有所消沉，暫時做了“甩手掌櫃”，默許劉少奇等對過往政策 進行適當調整，又使劉的活動空間得到進一步的擴大。
劉少奇態度的變化對核心層其他領導人具有極重要的示範作用，周恩來受到很大的鼓舞。在曆史上，周與劉並 非一路。1956年，周、劉聯手反冒進，引致毛震怒，兩年後，毛在領導層中批周恩來，卻放過了劉少奇，使周從此 格外小心。周為國家經濟的總管，完全了解實情，1960年後更是為調糧、救災日夜辛勞，11月，周又擔任了中央瓜 菜代領導小組負責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複雜性和微妙性。在那幾年，周十分注意與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 周說：人民公社有缺點是難免的，是不到一個指頭的問題，而且毛主席已經糾正了。1960年，安徽餓死人已 經成了半公開的秘密，3 月29日，周將反映安徽死人的群眾來信批轉給曾希聖：“也許確有其事，也許誇大其辭” - 麵對毛的這位愛將，周盡量把話說的四平八穩，但周批語的主調仍是要曾希聖加強注意，派人前往調查，並要求 曾將調查結果報周.
在這之後，毛澤東有關對農村情況的判斷已經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徑。1960年12月6 日，周帶中央草擬文 電，針對山東、河南、甘肅、貴州等幾個餓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現的嚴重情況，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為 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複”，周強調，“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最激烈表現”。 周對毛的認識太深，從內心深懼毛，因而周一般不會主動向毛提出任何有關涉及全局糾偏的建議。1960年8 月，周對李富春提出的糾偏方針，“整頓、鞏固、提高”加以修潤，將“整頓”改為“調整”，增加“充實”一句， 使其成為著名的“八字方針”。這一改動使“八字方針”顯得溫潤、委婉，照顧到了毛的情緒。
然而周恩來的現實主義畢竟占主導，隻要劉、鄧願意領頭，周馬上響應。1960年3 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會 上，鄧發言批評報刊上對毛思想的宣傳庸俗化，周當即表示讚成鄧的意見。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 大政策調整時極為謹慎，一定要等毛願意轉彎或核心層已取得一致意見後，才表明自己的態度。據《江渭清回憶錄 》披露，1961年2 月，毛在杭州開往紹興的專列上，與幾個大局書記和華東幾省的第一書記敘談，柯慶施順從毛意， 大談公社食堂的幾大好處，毛聽的“眉飛色舞”。毛轉而征詢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實反映農 民急盼解散食堂。毛當即要在座的周恩來表態，周答曰：渭清同誌講的有道理。於是毛發話，要江渭清先把江蘇的 食堂解散。但周畢竟十分了解毛的個性，毛完全可能轉眼間不認帳，因此周在解散食堂問題上並沒有自行采 取措施。1961年3 月後，中央核心層領導紛紛下鄉調查，基本都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鄲調研一周，5 月7 日，親 自就食堂問題向毛電話匯報，建議解散食堂。但毛卻不在周的電話匯報記錄上明確表態，隻是批示轉發下去，供各 地同誌參考，以後由於劉少奇等強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 月－6 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同 意，是否參加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
與周恩來的小心翼翼相比，鄧小平因受毛信任而顯得敢說敢為。鄧在核心層中處於重要地位，周恩來一向對鄧 小平十分尊重，不僅表現在對鄧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對鄧的黨內地位的肯定和強調方麵。1960年3 月，周在一 次談話中提到“整理毛澤東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誌這樣黨的領導人來總結”。1960年後，鄧 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蘇兩黨談判，但他仍將很大的精力放在國內工作方麵，鄧深知國內問題的嚴重性質，全力支持 劉少奇，1961年鄧批評八字方針貫徹不力，主張“退夠”。鄧雖表態支持毛搞“三反”，同時又提出開展三反應放 農閑進行，被毛接受。
在毛的眼中，陳雲一直是一位“老右傾”，60年代初，柯慶施因知毛澤東對陳雲的冷淡態度，竟也敢在華東散 布陳雲是“老右傾”的議論，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陳雲因遭毛批評而告病休息。一年後，陳雲又向毛表示 自己的意見，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廬山開會前，陳雲在大連休養，他已有所預感，因而沒有參加會議，他勸正在 大連休養的鄧子恢也不要去，事後，鄧子恢十分感激陳雲的提醒。1960年後的特大困難全在陳雲的估計之中， 但他並沒有顯出任何事前諸葛亮的態度，而是埋頭做具體工作。1960年的調整方針得到陳雲的全力擁護，同年底， 陳雲提議，動用外匯進口糧食，周恩來原準備進口150 萬噸，陳雲要求增加進口量，經中央同意改為進口250 萬噸。 在劉、周、陳、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 月，從澳洲進口的第一批糧食抵達天津港。3 月，周又給毛寫信，請求 批準進口500 萬噸糧食。1961年8 －9 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陳雲複向毛建議，可否通過法國轉口購買美國 糧食，得到毛的批準。在饑饉遍地的非常時期，這些從國外進口的糧食拯救了許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層中，朱德的政治影響力最為虛弱，朱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毛的批評。10月，毛將朱德在軍 委擴大會議上的檢討批轉給全國縣團級黨委。1960年3 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儀隴與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飯”， “難過得許久說不出話來”。在大災荒期間，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對國內的災情憂心如焚。盡管他每年多 次下基層，“對中央內部的事情卻知道甚少，他也不打聽”.
朱德身為政治局常委，許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卻了解全部情況。1960年後，北京作為首善之區，也 出現了極嚴重的困難局麵。彭真作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對大躍進的不滿逐漸明顯，1962年1 月，甚至在小 範圍內講話，徑直要求毛做檢討，他說，“如果毛主席的錯誤的1 ％、1 ‰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國家已進入非常時期，但他們隻能聽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陳毅對華 東熟悉，華東幾省的領導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難時期，江浙情況尚非特別嚴重，還可接待外賓參觀南京、蘇州、 杭州等少數城市，陳毅陪外賓來華東，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詢問災情，卻無人敢於向陳毅反映真實情況。［
幾個中央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東北局）、劉瀾濤（西北局）、陶鑄（中南局）、李雪峰（華北局）直接麵對 基層，承受壓力很大，在那幾年，都全力救災。隻有華東的柯慶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 極為活躍，與長江下遊的柯慶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後川北大量餓死人，四川還多運糧食支援外地。柯慶 施則比李井泉幸運的多，他的直接領地上海，郊縣雖有農業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現“非正常死亡”，所以 柯慶施可以繼續歡唱躍進曲。
劉、周、鄧、陳為中央決策的錯誤而導致百姓無謂犧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劉犯忤向毛進言，要求 放寬政策，劉甚至對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據鄧力群回憶，1962年春，劉在與他談話時也講 到“曆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其時，劉“情不自禁，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 劉少奇等都是務實的領導人，一旦毛澤東稍稍鬆手，他們的務實精神馬上就解放出來。劉、周、鄧、陳的態 度完全表達了全黨絕大多數幹部的意願。1960年後，許多高幹目睹人民受難，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前往 信陽調查，返京後與妻抱頭痛哭。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1960年後眼見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無限 愧疚，遂支持包產到戶。在這幾年，省、地、縣一級的幹部普遍患上了浮腫病、肝腫大，一些幹部的家屬甚至也在 大災荒中餓斃。一些地委書記、專員“每每為災民號啕大哭”，“機關裏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鄉救災了”。江蘇 省長惠浴宇為救災“心力交瘁”，自陳已成了“災官”、“賑官”。
中共曆史上長期戰鬥在農村，許多高級幹部都有“民本”情結，1960－61年對他們的刺激極深，“一想起來就 膽戰心驚，夜不能寐”，因為“災區人民的淒慘，付出的犧牲，竟比戰爭年代還要多”，而他們都清楚，“這完全 是無謂的犧牲啊”,］以至陳雲慨歎，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
六十年代初，劉、周、鄧、陳的一係列舉措證明，他們與那些高蹈的“理想主義者”和“革命巨子”（魯迅語） 並非一類，他們對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懷不忍之心，由此，劉少奇等才能從過去對毛的無條件服從中解脫 出來，回歸到常識理性。劉少奇在這一階段總攬全局，地位舉足輕重，是他在建國後對國家、民族、百姓貢獻最大、 出力最多的時期。然而正因為如此，毛對劉的不滿也在急劇增長。
經過1959年和1960年大躍進造成的餓殍遍野大饑荒之後,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對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斷，毛指出：地主階級複辟，各地出了 亂子，才意識到這是地主階級複辟，我們對城市反革命比較有底，對農村多年未搞階級鬥爭，沒底。 毛沒說“餓死人”，而是說“出了亂子”，且“亂子”是敵人破壞所造成。毛的這個思路，並非產生於1961 年1 月，早在一年前甘肅省委關於解決通渭事件給中央的報告中就如是說。在經過一個短時期的思想波動和震蕩後， 毛又恢複了從容，現在他要從理論的高度來分析這類問題，畢竟和平時期大麵積餓死的人現象極其罕見，想繞過去 也困難，唯一的辦法就是“硬著頭皮頂住”。
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將他對形勢的判斷加以進一步的係統化和理論化，毛指出，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 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複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 法是：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紮根串聯的辦法，組織階級隊伍（貧協），開展對敵鬥爭。階級鬥 爭的對象有兩類：鑽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
劉少奇等不正麵 反對毛的意見，也在各地部署貫徹毛的指示，但總的說來，是將毛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懸置起來而把救災、調整經 濟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
劉少奇原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積極支持者。在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上，劉少奇全力支持毛，雖有資料反 映，劉對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有所保留。但從廬山會議後至1960年上半年，劉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和毛澤 東保持一致，進入1960年下半年，劉少奇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劉在繼續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原先與毛完全 一致的調門，漸漸也夾雜了某種“雜音”。
劉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國家已陷入嚴重危機，他也了解問題症結之所在，更知 道自己作為中央第二號人物對此應負的責任。因此劉在1960年極為謹慎，說話、辦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顧、遷就 毛澤東。
1960年6 月，劉主持各大區、各省市負責人會議，指出半年以來問題嚴重，卻將“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 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的問題”放在一起講,以減緩講話的衝擊力。1960年9 月，中央雖 然通過“八字方針”，但在落實、貫徹方麵卻顯得遲緩、無力，“始終沒有擺脫' 躍進' 的架勢”,以至數 月後，仍看不出成效。劉少奇在談到“非正常死亡”時更是極為小心，他說“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 死了一些人，城市裏麵的人也餓飯”,盡量使語言不那麽尖銳。
雖然劉少奇已為毛做了不少開脫的工作，但他作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卻不得不每天麵對各地如雪片般報來 的災情報告，在這種嚴峻的形勢前，劉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 月10日，劉少奇首次針對毛的著名的“指頭論” （成績是9 個指頭，缺點、錯誤僅為1 個指頭）發表了看法，他說“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到兩個指 頭，三個指頭”。1961年3 月，劉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一方麵講“有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 在另一方麵，又情不自禁地檢討起中央決策的失誤。劉說：“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調查研究，根據不 夠，決定以後，又沒有檢查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劉少奇這番話，帶有自我批評的含義，卻容 易引起毛的疑心，因為多年來，“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稱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劉，皆不可以中央自居。 他們以中央的名義起草的各種文電，也須報毛批準後才可下發。因此，劉的這番言論，已構成對毛的“壓迫”。
形勢日趨困難，對劉的態度變化有決定性的影響。1961年4 月，劉親赴家鄉蹲點，對形勢的嚴重性有了完全徹 底的了解。八屆九中全會後，毛又去了南方，由劉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劉少奇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
1 、同意陳雲建議，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以舒緩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2 、支持陳雲有關減少2000萬城鎮人 口的建議，以減輕國家對城市的沉重負擔。3 、主持罷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現象嚴重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 務。1961年，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職，調作較次要的工作。劉甚至提 出對一些罪行嚴重的地、縣負責幹部應加以逮捕法辦。
劉少奇的上述舉措十分有力，進口糧食和罷免浮誇官員在相當程度上挽回了已被嚴重損害的共產黨的威信。劉 在與毛共事的幾十年中，既有順從、畏懼毛的一麵，也有提出並堅持自己看法的一麵，這是劉少奇政治性格的特點。 1959年4 月，劉接任毛做了國家主席，1960年後，毛有所消沉，暫時做了“甩手掌櫃”，默許劉少奇等對過往政策 進行適當調整，又使劉的活動空間得到進一步的擴大。
劉少奇態度的變化對核心層其他領導人具有極重要的示範作用，周恩來受到很大的鼓舞。在曆史上，周與劉並 非一路。1956年，周、劉聯手反冒進，引致毛震怒，兩年後，毛在領導層中批周恩來，卻放過了劉少奇，使周從此 格外小心。周為國家經濟的總管，完全了解實情，1960年後更是為調糧、救災日夜辛勞，11月，周又擔任了中央瓜 菜代領導小組負責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複雜性和微妙性。在那幾年，周十分注意與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 周說：人民公社有缺點是難免的，是不到一個指頭的問題，而且毛主席已經糾正了。1960年，安徽餓死人已 經成了半公開的秘密，3 月29日，周將反映安徽死人的群眾來信批轉給曾希聖：“也許確有其事，也許誇大其辭” - 麵對毛的這位愛將，周盡量把話說的四平八穩，但周批語的主調仍是要曾希聖加強注意，派人前往調查，並要求 曾將調查結果報周.
在這之後，毛澤東有關對農村情況的判斷已經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徑。1960年12月6 日，周帶中央草擬文 電，針對山東、河南、甘肅、貴州等幾個餓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現的嚴重情況，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為 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複”，周強調，“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最激烈表現”。 周對毛的認識太深，從內心深懼毛，因而周一般不會主動向毛提出任何有關涉及全局糾偏的建議。1960年8 月，周對李富春提出的糾偏方針，“整頓、鞏固、提高”加以修潤，將“整頓”改為“調整”，增加“充實”一句， 使其成為著名的“八字方針”。這一改動使“八字方針”顯得溫潤、委婉，照顧到了毛的情緒。
然而周恩來的現實主義畢竟占主導，隻要劉、鄧願意領頭，周馬上響應。1960年3 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會 上，鄧發言批評報刊上對毛思想的宣傳庸俗化，周當即表示讚成鄧的意見。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 大政策調整時極為謹慎，一定要等毛願意轉彎或核心層已取得一致意見後，才表明自己的態度。據《江渭清回憶錄 》披露，1961年2 月，毛在杭州開往紹興的專列上，與幾個大局書記和華東幾省的第一書記敘談，柯慶施順從毛意， 大談公社食堂的幾大好處，毛聽的“眉飛色舞”。毛轉而征詢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實反映農 民急盼解散食堂。毛當即要在座的周恩來表態，周答曰：渭清同誌講的有道理。於是毛發話，要江渭清先把江蘇的 食堂解散。但周畢竟十分了解毛的個性，毛完全可能轉眼間不認帳，因此周在解散食堂問題上並沒有自行采 取措施。1961年3 月後，中央核心層領導紛紛下鄉調查，基本都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鄲調研一周，5 月7 日，親 自就食堂問題向毛電話匯報，建議解散食堂。但毛卻不在周的電話匯報記錄上明確表態，隻是批示轉發下去，供各 地同誌參考，以後由於劉少奇等強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 月－6 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同 意，是否參加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
與周恩來的小心翼翼相比，鄧小平因受毛信任而顯得敢說敢為。鄧在核心層中處於重要地位，周恩來一向對鄧 小平十分尊重，不僅表現在對鄧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對鄧的黨內地位的肯定和強調方麵。1960年3 月，周在一 次談話中提到“整理毛澤東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誌這樣黨的領導人來總結”。1960年後，鄧 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蘇兩黨談判，但他仍將很大的精力放在國內工作方麵，鄧深知國內問題的嚴重性質，全力支持 劉少奇，1961年鄧批評八字方針貫徹不力，主張“退夠”。鄧雖表態支持毛搞“三反”，同時又提出開展三反應放 農閑進行，被毛接受。
在毛的眼中，陳雲一直是一位“老右傾”，60年代初，柯慶施因知毛澤東對陳雲的冷淡態度，竟也敢在華東散 布陳雲是“老右傾”的議論，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陳雲因遭毛批評而告病休息。一年後，陳雲又向毛表示 自己的意見，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廬山開會前，陳雲在大連休養，他已有所預感，因而沒有參加會議，他勸正在 大連休養的鄧子恢也不要去，事後，鄧子恢十分感激陳雲的提醒。1960年後的特大困難全在陳雲的估計之中， 但他並沒有顯出任何事前諸葛亮的態度，而是埋頭做具體工作。1960年的調整方針得到陳雲的全力擁護，同年底， 陳雲提議，動用外匯進口糧食，周恩來原準備進口150 萬噸，陳雲要求增加進口量，經中央同意改為進口250 萬噸。 在劉、周、陳、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 月，從澳洲進口的第一批糧食抵達天津港。3 月，周又給毛寫信，請求 批準進口500 萬噸糧食。1961年8 －9 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陳雲複向毛建議，可否通過法國轉口購買美國 糧食，得到毛的批準。在饑饉遍地的非常時期，這些從國外進口的糧食拯救了許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層中，朱德的政治影響力最為虛弱，朱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毛的批評。10月，毛將朱德在軍 委擴大會議上的檢討批轉給全國縣團級黨委。1960年3 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儀隴與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飯”， “難過得許久說不出話來”。在大災荒期間，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對國內的災情憂心如焚。盡管他每年多 次下基層，“對中央內部的事情卻知道甚少，他也不打聽”.
朱德身為政治局常委，許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卻了解全部情況。1960年後，北京作為首善之區，也 出現了極嚴重的困難局麵。彭真作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對大躍進的不滿逐漸明顯，1962年1 月，甚至在小 範圍內講話，徑直要求毛做檢討，他說，“如果毛主席的錯誤的1 ％、1 ‰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國家已進入非常時期，但他們隻能聽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陳毅對華 東熟悉，華東幾省的領導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難時期，江浙情況尚非特別嚴重，還可接待外賓參觀南京、蘇州、 杭州等少數城市，陳毅陪外賓來華東，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詢問災情，卻無人敢於向陳毅反映真實情況。［
幾個中央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東北局）、劉瀾濤（西北局）、陶鑄（中南局）、李雪峰（華北局）直接麵對 基層，承受壓力很大，在那幾年，都全力救災。隻有華東的柯慶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 極為活躍，與長江下遊的柯慶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後川北大量餓死人，四川還多運糧食支援外地。柯慶 施則比李井泉幸運的多，他的直接領地上海，郊縣雖有農業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現“非正常死亡”，所以 柯慶施可以繼續歡唱躍進曲。
劉、周、鄧、陳為中央決策的錯誤而導致百姓無謂犧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劉犯忤向毛進言，要求 放寬政策，劉甚至對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據鄧力群回憶，1962年春，劉在與他談話時也講 到“曆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其時，劉“情不自禁，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 劉少奇等都是務實的領導人，一旦毛澤東稍稍鬆手，他們的務實精神馬上就解放出來。劉、周、鄧、陳的態 度完全表達了全黨絕大多數幹部的意願。1960年後，許多高幹目睹人民受難，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前往 信陽調查，返京後與妻抱頭痛哭。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1960年後眼見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無限 愧疚，遂支持包產到戶。在這幾年，省、地、縣一級的幹部普遍患上了浮腫病、肝腫大，一些幹部的家屬甚至也在 大災荒中餓斃。一些地委書記、專員“每每為災民號啕大哭”，“機關裏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鄉救災了”。江蘇 省長惠浴宇為救災“心力交瘁”，自陳已成了“災官”、“賑官”。
中共曆史上長期戰鬥在農村，許多高級幹部都有“民本”情結，1960－61年對他們的刺激極深，“一想起來就 膽戰心驚，夜不能寐”，因為“災區人民的淒慘，付出的犧牲，竟比戰爭年代還要多”，而他們都清楚，“這完全 是無謂的犧牲啊”,］以至陳雲慨歎，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
六十年代初，劉、周、鄧、陳的一係列舉措證明，他們與那些高蹈的“理想主義者”和“革命巨子”（魯迅語） 並非一類，他們對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懷不忍之心，由此，劉少奇等才能從過去對毛的無條件服從中解脫 出來，回歸到常識理性。劉少奇在這一階段總攬全局，地位舉足輕重，是他在建國後對國家、民族、百姓貢獻最大、 出力最多的時期。然而正因為如此，毛對劉的不滿也在急劇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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