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達爾文 (VI)

第六章 脊椎動物的進化序列

達爾文主義者認為，兩棲類和現代魚類源出於一種上古的魚；爬蟲出自兩棲動物的祖先；飛鳥和哺乳動物分別從爬蟲祖先進化而來。最後，他們指出，人與猩猩都是源出於一個相同的猿類祖宗，而且這些猿人的過渡化石已被發掘出來。根據古爾德所言，從爬蟲到哺乳動物，和從猿至人之間的過渡化石，已確實證明了進化的事實。

在未分析這些證據之前，我需要加上一些條件，這些條件一定使達爾文主義者很不好受，就是這些證據不能根據"假定學說真實"的大前提來衡量，應從一個獨立的立場來考究。

第四章中，我們已指出古生物學奉達爾文主義為金科玉律，不再懷疑它的真實性，隻求在這理論的"骨骼"上加上"肌肉"而已。古生物學家的成就，乃是在於進化祖先的鑒定，因此他們已經建立鑒定進化祖先的標準。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古生物學家加勒特·納爾遜，直截了當地形容他們的治學態度：

我們必定有一些祖先，我們要找出來。為什幺呢？因為我們知道，早晚一定會找出來的。這就是古生物學的作風，我並非誇大其詞。

當然，這些"祖先"不能用來證實這套理論，因為學者乃是根據"一定有祖先"的理論，來鑒定祖先。

讓我們來看看脊椎動物的進化次序。

魚綱至兩棲類

們要考證的理論，就是魚綱進化到一個地步，使它爬出水麵，登上陸地，而且同時發展兩棲綱的生殖功能和其它特征，達爾文主義者並沒有指出一種特別的魚綱為兩棲綱的祖先，但是他們都以一類絕種的扇鰭目（rhipidistians）為祖先類屬，這些化石有與早期兩棲動物相似的骨骼，如一些可能進化為腿的小骨，但是，據《脊椎動物曆史》（Vertebrate History）的作者巴爾巴拉·施塔爾說："在已知的一切魚綱中，我們找不到最早的陸地脊椎動物的祖先，因為這些魚綱都是在最早的兩棲綱出現之後才生存的，在這些魚綱之先的化石都沒有發展早期四足動物特有的強壯四肢和肋骨的證據。"

1938年，印度的漁夫捕獲一種腔棘魚（colelacanth），鑒定為7000萬年前絕種的樣本。很多古生物學家都認為這種魚與上述的扇鰭目有密切關係，因此這活生生的樣本應在研究早期兩棲動物的進化上占重要的地位。但是根據腔棘魚的解剖研究，它的內髒並無任何適應陸地生活的征狀，在魚至兩棲動物的進化中並無貢獻，這發現使人懷疑此前的扇鰭目也是同樣缺乏說服力。

兩棲綱至爬蟲綱

在這轉變時期中並無化石的證據。塞莫利亞（Seymouria）乃是早期的兩棲動物化石，具有多少類似爬蟲的特征，但是它們在化石曆史中出現太晚，最近的證據鑒定它們為道地的兩棲動物。而爬蟲與兩棲動物的骨骼相似，最重要的分別就在於不能變為化石的生殖係統，兩棲動物在水中產卵，卵子經過複雜的孵化才變為成長的動物，但爬蟲的卵子卻有很厚的硬殼，內有羊膜保護胚胎，因此胚胎與成長的動物相若。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論不能解釋兩棲動物如何進化出爬蟲的一套生殖係統。

爬蟲綱至哺乳綱

最後我們談談達爾文主義者最引以為榮的化石證據，即古爾德和其它一些人作為結論性證據引用的具有哺乳動物特征的獸孔目爬蟲（Therapsida），這一目（Order）的動物具有很多化石擁有爬蟲與哺乳動物的構造，好象是這兩綱之間的中間動物。其實在這兩綱動物之間的分界線是很難劃分的。普遍通用的標準乃是爬蟲的顎骨內幾個小骨，其中一塊與頭顱骨連接。

在這個重要的標準中，不同的獸孔目爬蟲與哺乳動物酷似，它們實在可被鑒定為爬蟲或哺乳綱，古爾德對這重要的構造形容得很清楚：

爬蟲的下顎有幾塊骨，但哺乳動物則隻有一塊，這些不屬於哺乳動物的顎骨變得越來越小，在這哺乳動物耳中的"錘骨"與"砧骨"乃是這小塊的進化產物。創造論者會問，究竟這種中間構造怎樣進化而來，一塊骨隻能單單在耳中，或是單單在顎骨中。但是古生物學家已經發現在這些被認為是像哺乳動物的爬蟲中有兩種進化的跡象，因為它們有兩個顎骨的構造，一個具有方形的關節骨，將要變成耳中的錘骨和砧骨，另一個卻是與頭骨連接的鱗狀齒，像今天的哺乳動物一樣。

我們姑且接受古爾德的小結論，但是他所主張的哺乳動物與爬蟲的過渡證據卻不可同日而語。不少有哺乳動物與爬蟲特征的頭顱骨，可能代表爬蟲與哺乳動物的中間化石，但是哺乳動物與爬蟲的分別不僅是在於顎骨與耳骨，更重要的是生殖係統。在其它例子中，我們已看到骨骼的相似不是代表進化過程的連接。

菲秋馬曾很確實地形容獸孔目的化石，卻實在表現出化石研究中的很多疑問："從獸孔目的化石爬蟲到哺乳動物的進化有十多種化石上的證據，我們實在無法知道哪一種化石是哺乳綱的祖先。"很多的化石證據唯一的用途，就是能將它們排列成按部就班的進化程序，在不同種類當中有相似的骨骼構造，隻提醒我們它們的相同點不一定代表進化的關係，哺乳動物大概是從很多不同的爬蟲進化而來的學說並不是達爾文主義，因為達爾文的進化論需要一條單係的進化程序。

那幺在獸孔目的化石中有很多與哺乳動物相同的特征，分布在很多同目的動物身上，這些動物不可能同時都是哺乳綱的祖先。一條假想的進化程序的設立，隻能靠合並不同動物身上的特征，以及弄亂它們在化石年代出現的次序。要是我們假想哺乳動物從爬蟲綱進化而來隻有一次（這個假設下文再分析），那幺大部分有哺乳動物特征的獸孔目都不是爬蟲至哺乳動物的進化中間化石，如果大部分都不是，可能全部也不是。

獸孔目的假設，若是關乎進化程序的起點和終點一些特殊目標，會有更大的說服力，但是在早期的哺乳動物中有很多重要的構造上的差別，使古生物學家很難指出誰是爬蟲進化來的後裔，正如他們不能鑒定誰是它們的進化祖先一樣。這種情形使某些古生物學家摒棄傳統，不以哺乳動物為"單係進化"的單位（即隻從一個直係祖先而來），而主張是幾個不同的獸孔目同時進化而來的多元進化係統。

若要接受哺乳動物乃是多元進化而來的話，進化論學者需要摒棄達爾文主義的傳統信仰--哺乳動物中的同源構造的分別，乃是基於共同的祖先經自然選擇作用而來。若根據化石的證據來分析，我們還不能決定究竟哺乳動物是否隻從一個祖先進化而來，但享有盛名的古生物學家喬治·辛普森，宣布哺乳動物是單係進化而來的，因為他將"單係進化"的定義，改為由一個低等的分類單位而來，既然獸孔目比哺乳綱低等，那幺哺乳動物就是單係進化而來。

若古生物學家不僅要鑒定爬蟲與哺乳動物的中間化石，還企圖建立一套有係統的理論，解釋整綱哺乳動物的進化來源，他們顯然需要解釋比顎骨和耳骨更複雜的構造。哺乳動物包括不同的種類，如鯨、海豚、北極熊、蝙蝠、家畜、猴子、貓、狗、豬、和負鼠等，若哺乳動物是單係進化而來的，上述的動物都要按照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從不同的陸上動物祖先進化而來，那幺在這些進化過程中需要經過大量的轉變期動物的出現，但在化石中卻完全沒有這些跡象。

爬蟲綱至鳥綱

始祖鳥（Archaeopteryx）這個在1.45億年前的石層中出現的鳥化石，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麵世不久即被掘出，大大增加達爾文主義的說服力，使當時著名反對學者阿加西斯啞口無言。始祖鳥有骨骼的特征，與一種小型恐龍（Compsognathus）有密切的關係。始祖鳥大致上是鳥，有翅膀，羽毛，和鳥胸的叉骨，也有爪狀的四肢和嘴中的牙齒。近代鳥的嘴中都沒有牙齒，但有些古代鳥是例外，一種近代鳥麝雉（Hoatzin）四肢都有爪子。

始祖鳥是一個很重要的鑲嵌化石，但是究竟它能否代表爬蟲與飛鳥的中間動物，抑或不過是一種古代的異態動物，如現代有鴨嘴的哺乳動物鴨嘴獸（Platypus），具有另一綱動物的特征，卻並非達爾文主義所言的中間動物。知道最近，始祖鳥在古生物學家眼中是進化行列的死胡同，而非現代鳥的祖先，因為在始祖鳥稍遲一點的飛鳥化石，乃是一種如海鷗一樣的飛行潛水鳥，不大可能是始祖鳥的直接後裔。【注一：古生物學家查特基宣稱在美國得克薩斯州找到一種古鳥的化石，年齡約為2.25億年，被他稱之為原始鳥（Protoavis）。任何早於1.45億年的鳥化石都將推翻始祖鳥為現代鳥類的祖先。不過，查特基的報告仍有爭辯，未能定論。】

最近在西班牙和中國1.25至1.35億年前的石層中出土的鳥化石有一些爬蟲的特征，可與始祖鳥扯上一點關係，但是這些化石都是殘缺的，不能容許確定的結論。彼得·韋倫霍弗爾在1990年出版的一篇綜論中認為，我們不能確定究竟始祖鳥是否是現代鳥的祖先。具有飛鳥進化研究權威盛譽的韋倫霍弗爾作以下的結論："始祖鳥與現代鳥有無關係並不重要"，因為始祖鳥"給我們有關飛鳥進化的證據"，而且"它們是進化論不可少的大力支持者"。

所以始祖鳥可能代表一個飛鳥的祖先，但我們卻沒有完全的確證，正如在哺乳動物的進化中的異態，我們需要解釋各種不同的鳥類如企鵝和鴕鳥等，如何從一個始祖鳥經過中間環節演變而來，這些化石的缺乏，科學家常用鳥類的生活方式不容許化石形成的理由來解釋。

始祖鳥是達爾文主義者的一個證據，但是這個證據究竟有什幺分量？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信徒會認為它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但是一個懷疑進化論的學者卻隻能看到大部分不符合進化論的化石中的一個例外而已。要是我們用化石證據來衡量進化論，而不是要在化石中尋找一兩個與進化論協調的樣本，那幺唯一的轉變期的化石實在不能挽救一套提倡全球性的生物進化程序的理論。

無論我們對始祖鳥作出什幺結論，飛鳥的來源仍是一個謎：飛翔的本能，包括複雜的羽毛，和如飛鳥的肺髒一般特殊化的構造是怎樣進化而來的？就算爬蟲經過始祖鳥的階段而進化成為鳥，我們也不曉得它們如何從爬蟲的構造演變成為飛鳥的構造。

從猿猴至人

上一章提到1981年一篇《進化乃事實或理論》的文章中，古爾德引用"在古代石層中發現六七塊人猿化石"，證明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當他在1987年改寫這篇文章時，他已將這些人猿的種類減至五種，其中包括了現代人，但是他的論據仍然一樣：

是否神因為要試驗我們的信心，或是按照它高深莫測的旨意，創造了五種古代人類：南方粗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南方小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南方巧猿（Homo habilis），直立人（Homo Erectus），和現代人（Homo Sapiens），要仿效進化的過程？ 【注二： 古爾德所指的四種人猿中，有兩種南方猿（Australopithecines）就是南方粗猿和南方小猿。它們屬猿類，不屬人類，因為腦較小似猿，但據猜想可能直立行走。隻有腦容量夠大的才能算為人類（Homo）。路易·利基找到的南方巧猿卻屬於人與猿之間的邊界類。巧猿被認為有人類的地位，主要是因為在這些化石的附近找到一些原始的工具，有人認為巧猿曾使用過這些工具。讀者以前在學校如果學過這個課題，可能感到詫異，原來尼安得塔人（Neanderthal man）如今被認為是人類的一個亞種，而克羅馬農人（Cro-Magnon man）已被看作現代人了。還有很多常見的名稱如果不是從萬神廟中撤消了，就是被歸納合並入以上的四種之中了。類人類（Hominid）的化石是爭辯最激烈的課題，以前非常混亂。後來經無所不在的恩斯特·邁爾介入，訂下上述的新規條。】

他提出這個問題，聽起來好象人猿化石的證據很多，達爾文不能不提出他的進化論來解釋這些現象，事實上，達爾文主義者乃是以先入為主的立場，要在化石中尋找進化論所需要的轉變期的化石（或遺失之環）。古爾德的問題，不應該是神要考驗我們是否相信《創世記》，而是進化論學者的大前提如何影響他們對有關進化論的證據的衡量。

人類學研究人類的起源，這門學問在一切有分量的科學中最容易受到學者個人主觀立場的影響。從達爾文時代開始，"人類的來源"已深印在現代人的思維中，誰能找到證實人類來源的化石，就會帶來普世知名的聲譽，在這種沽名釣譽的壓力下產生了一個轟動世界的贗品--貝爾當人（Piltdown Man），由英國博物館熱切地保護了40年，不被外界學者批判，壟斷輿論。

博物館根據少量化石證據來塑造的人類祖先，對輿論界有深遠的影響，這些化石本身對人類學家也有同樣的效果。他們對人類化石的欣賞，就正如中古時代（或現代的民間信仰）對聖物的崇拜。在1984年的一個"始祖"展覽中，羅傑爾·盧因形容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所展列史無前例的一切人類祖先的化石真品，像朝聖一樣隆重。

那些"脆弱的無價之寶"被博物館主持人送上飛機的頭等艙，以"貴胄"式的列車和警隊護送到博物館，在館內這些化石陳列在槍彈不入的展覽櫃，先由少數的知名人類學家預覽，他們以低沉的聲音交談，好象"在莊重的教堂中談論神學"一樣，一位社會學家以旁觀者的立場感歎地形容這些人類學者正在進行"祭祖"的崇拜儀式。

盧因認為，人類學家觀賞始祖化石的莊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這些科學家與其它科學家研究科學時有一個重要的分別：在他們手中的是一個從他們祖先中找出來的頭顱樣本。"盧因說的完全正確，我覺得沒有其它東西比這種感情因素更能影響學者的客觀立場。正如一個求職者的母親如何形容求職者的資格一樣，這些對自己祖先向往的人類學者的意見也應受同樣的審慎衡量。盧因在其著作《人類的進化》中指出，在對人來源的研究中不少主觀的成分，他得到一個結論：人類對自己的衡量，無形中固定地影響人類學的發展。換言之，我們在化石中發現我們心目中已肯定的證據，除非我們極端警惕，以防偏見。

人類學者當然也彼此批評，但他們凶猛的筆戰就是影響他們主觀性結論的一個因素。他們所爭論的是"誰的"化石發現最合乎人類進化的理論，而非"是否"化石能證明猿與人之間的過渡進化。對這些投身於研究人類始祖行業的學者來說，凡懷疑人"是否"從猿猴進化而來的人都是創造論者，因此他們不應受學術界尊重。這些人類學家根本不能接納"沒有可靠的猿人過渡化石"這個可能性。

一位有名望的旁觀者卻敢於提出一種破天荒的可能性。索利·朱克曼是英國知名的猿猴學專家，是一位接受人從猿猴進化而來的唯物主義者，他認為這些化石證據不堪一擊，他以長期的生物統計學的方法來衡量南方古猿的化石，作出如下結論："主張南方古猿像人一樣直立行走，從骨骼上提供的證據是何等的薄弱，它隻是指出這個化石生前的步伐是人屬之下靈長類猿猴的一種異態而已，不足以證明是猿與人之間的過渡進化。"

朱克曼對人類學的批判也不遺餘力，他以為這門學問接近研究靈界現象的心理學，加上對人類來源放肆的假想，使人驚訝到一個程度不得不問："人類學是否乃是一套以實事求證為本的客觀科學？"威弗雷·勒格羅·克拉克對這證據加以分析，所得的結論較受人類學者歡迎，所以在這些要維護他們專業聲譽的學者中的輿論，都認為朱克曼是一個不懂人類學的孤陋寡聞者。當然生物統計學上的證據是十分專門化的，但是優先次序實在是學者心目中的爭論焦點。在方法的層次上，朱克曼主張人類起源的探求者，不應以尋找自以為有說服力的祖先化石為要務，而是應當避免再出現貝爾當人及尼布拉斯加人的笑話。在事實的層次上，他主張猿的化石中，彼此有很大的差異。熱衷尋索祖先化石的科學家易於隻憑想象而認定某些特征是"先人類（per human）"的特征，采用這兩個前提，一切有可能被視為祖先的化石，都該接受嚴格的客觀分析，若有不確實或不適合者便該拋棄。

朱克曼知道，如果按照他的標準，所有上古的猿人化石除了尼安得塔人之外，可能都不屬於人科。對他來說，人從猿猴進化而來的邏輯上的必要條件，不依靠絕無僅有的猿人化石，而且大部分的中間化石都不存在。要是這樣，在猿人進化的研究中，若有大量的中間化石，應該是值得懷疑而不是值得慶賀的，以為在這些化石的研究上，最容易受到學者主觀立場的渲染。

朱克曼的立場在那些毫無私見的旁觀者看來是合理的，但是文化和經濟方麵的社會因素會影響這種研究。人從猿猴進化而來不僅是一套科學假設，也是一套與神造人的神學思想抗衡的世俗理論，對人類文化影響深遠。傳揚這套理論不單需要博物館展覽、圖片說明，和電視上重演曆史的節目，還需要一群"祭司階級"的研究員、教師和藝術家，將這理論以多媒介的方式傳授給大眾。既然民眾和這些專業人士都期望找到支持他們的理論的證據，這些"證據"就一定出現。但是隻有從一個不先入為主立場來衡量這些證據的人，才可以公正地批判這些證據是否有效。

基於上述的理論，我不接受所謂"猿人"的化石是達爾文進化論客觀的證據，但是我對這些化石的疑問，不是對古爾德的見解最大的挑戰，不少有名望的專家也在懷疑南方粗猿與南方小猿實在是同種的異態，還有人否定南方巧猿為一種不同的猿人化石。當今最熱門的理論是按照在第七章所討論的"蛋白質進化時鍾"的立場，根據母係線粒體的遺傳（mitochondrial Eve），推論現代人是20萬年前發源於非洲的一位"夏娃"。如果這個理論成立，那幺在非洲以外的直立人化石，都要被排拒在人類淵源之外，因為它們都有早於20萬年的曆史。

就算我們接受南方古猿曾在地上存活，能比現代猿猴更能直立行走，也接受像直立人一樣能直立行走，但腦容量比現代人稍小的過渡猿人，那幺人與猿之間有可能存在中間化石，但卻不像多布讚斯基或其它新達爾文主義者所說的漸進演變。我們需要如斯蒂芬·斯坦利一樣構想"快速的分化"，企圖解釋人與猿猴之間神奇的進化，使動物的身體迅速地配上思想和靈性。在沒有證實這種變化的確據以前，我們有理由否定這些所謂猿人化石（就算人類學家的發現是可靠的），而考慮人類來源有其它可能性。

這些猿人化石，像上文提到的哺乳動物與爬蟲的過渡化石一樣，根據進化祖先的假設，充其量可以當作可能的"遺失之環"。但在達爾文主義麵世之後的130年，這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反麵證據。而且大部分所謂支持進化論的證據，都是出自主觀立場極強的人類學，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當我們客觀地衡量化石證據的時候，發現有使進化論學者失望的地方。但是達爾文主義者在古生物學上的研究，已不再是客觀的衡量；他們迫切地尋求支持進化論的證據，而忽視證據背後的難題。這種態度，可從最新發現的一種像鯨魚的化石百西路龍的經過可見一斑。

百西路龍（Basilosaurus）是一種在早期鯨魚時代生存的巨型海怪。它原來被鑒定為爬蟲（它的名字原意是巨型蜥蜴），但很快被重新認定為像鯨魚一樣的哺乳動物，最近在埃及出土的百西路龍化石有像退化器官一樣的後肢。究竟這些後肢有何功用仍是一個謎，這種後肢很短小，實在不能助長遊泳功能，也不能支持這巨型動物在陸上行走，發現這化石的古生物學家猜想，這種後肢可能是用來幫助交配的。

科學報刊上的報告認定百西路龍證明鯨魚曾經用後肢行走，因此它們應從陸地上的哺乳動物進化而來，但沒有任何特殊化的內髒，幫助它們在深水中潛遊，在水中彼此傳遞信息，和防止初生鯨魚吸吮母乳時吸進海水的器官。這些內髒的按部就班的進化，正如在第三章提及的翅膀和眼睛的進化一樣，成為進化論的挑戰。就算上述所提及的退化後肢也是一個難題。究竟達爾文主義者如何解釋後肢從有用的地位退化而縮小到絕無僅有的大小？這變化究竟是在從齧齒類進化成為海怪的過程中哪一個階段發生的？鯨魚的前鰭是不是從該齧齒類的前肢進化而來？這些不能解答的問題對達爾文主義者都是不重要的，因他們都略而不提。

達爾文自己也承認化石證據對他不利，這立場至今仍未改變。所以達爾文主義者很自然地將注意力轉移到新發現的分子生物證據，聲稱這才是達爾文主義的確證，讓我們在下一章中探討這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