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先後有30多個遇害者被認，其餘的則成了無主之魂。
而代他們講述他們悲慘遭遇的，可以說是那些被民間稱之為“從龍爪下逃生”的人。
邵根正（男，59歲，趙村人）：
就是去年，記得是秋天，就是秋天，地裏的包穀棒棒都多大了。我去王墹看電影。看完電影我往回走，走到村口的時候，一堵矮牆底下忽地立起個人，嚇我一跳！我還當是一條大狗，一條大狗立起來也就恁高。不是龍治民是誰？就是他。他問我是哪個村的，我說趙村。他說天都黑成啥了你還回去呀。我說不回咋辦？再黑也得回嘛。他讓我睡他家，說他家有活幹。當時我還想：今晚上是咋了？運氣恁好，看了電影還有錢掙。我說我沒給家裏說呀。他說那怕啥？咱這地方一個男人一晚上不回家還不跟一條狗沒回家一樣？不算啥事。這話倒也是，不是尋見了活幹，就是讓朋友拉住了閑講，家裏還能咋想？那就住下吧。等我一進他家--天爺！我說我家髒，他家還要髒十倍哩！也不知道是啥味，一陣一陣的，比茅子還嗆人。我就沒脫衣服，和他在炕上將就睡了一夜，天一亮趕緊走。走的時候我還罵了一句：“做啥活哩！”那天夜裏他為啥沒敢害我？我不是嫌屋裏難聞麽？夜裏我起來好幾回，吸了好幾根煙。他八成是看我睡的不踏實，沒機會下手……
杜XX（男，王墹村人，縣化工廠職工）：
窩邊草他也吃哩！這件事聽起來像瞎編的，同村的人他也不認識嗎？真的不認識。龍治民是個獨人，和村裏人甚不來往，大家當然都知道他，他不一定知道村裏所有的人，尤其像我這樣在外邊工作的人。那天是個星期六，家裏捎信要我回去鋤洋芋。我就回來了，騎的自行車，到王墹的時候天都暮下來了。王墹在半坡上，一到村邊我推著車走，龍家東邊不是農機站的茅池嗎？我在那裏解了個手。這時龍治民從屋裏走了出來，問我找誰。我懶得和他說話，就說不找誰。他說：“到屋裏歇歇再走吧。”說著跳到路上要替我推車。我心裏說：真是個仍懷皮！沒有理他，推車走了。第二天我和兄弟去鋤洋芋，路過村口時龍治民看見了，他楞了一下，說：“我當是誰，是你呀。”
劉麥珍（女，31歲，王四村人。她坐在灶火邊，不時用油膩的襖袖揩著那雙被淚水漬紅的眼睛。因為她曾去過龍治民家，並拿回幾件衣服，現在落入和金百玲同樣的處境。在調查人員和村幹部的一再開導下，她才開口說話）：
那是前年8月見的事，我娘家捎話過來，說梨子下樹了--我娘家院子裏有幾棵梨樹--讓我回去幫爹把梨拉到10號信箱賣。10號信箱的工人錢多，能賣個好價。等我回到娘家，性急的爹已經拉上梨先走了。我就攆，一直攆到10號信箱也沒看到我爹。後來我才知道我爹是在半路上讓造紙廠的人叫走了。我就到城裏找，去城裏的路上我遇見了龍治民。他說你是不是尋人哩？我想：他咋知道我尋人哩？是不是我爹問過這人見沒見過我，他才猜出我？我說我尋我爹哩。把事情講了一遍。他說他見過我爹，梨剛拉到10號信箱就讓工人搶著買光了。我說那我在路上咋沒見我爹回呢？龍治民說說不定你爹把車寄放到誰那兒了，這陣上城裏逛去了。我心眼實，信了他的話，心也不急了。我想回去，我身上沒裝錢也沒背饃，在城裏找不到我爹咋辦？再說我屋裏也有活。我就折頭往回走，龍治民一路和我廝跟著。他問我家在哪兒，我就說在哪兒，又問我曰子咋樣，我說糧夠吃了，就是錢緊，家裏全憑娃他爹一年冬天到外賣工掙幾個錢。他說他是收購舊衣服的，問我想不想到他家洗衣服，走時拈幾件衣服就行了。我說給錢行不行，他說給錢也行，洗一天三個元，再添幾毛錢，就能給兒子買個有兩根係係的洋書包了。
（調查人員插問：你晚上不回家，也不怕家心裏急？
答：那不怕麽。娃他爹想著我在娘家。我娘家想著我回去了。）
到王墹時天差不多都快黑了，我問他衣服呢？他說明天再洗，都這一陣了咋到河裏？過了一會外邊來了三個男人，龍說都是給他幹活的。我想：這人恁有錢也不知道把屋子拾掇拾掇。龍說你甭洗了，先做飯。
（調查人員問：洗衣服是時候，你看到衣服上有什麽東西嗎？）
答：燈暗，也看不來啥。他屋裏沒電燈，用的油燈，我還奇怪，這人錢多的三四個人雇呢，咋連電燈也不扯？衣服很髒，稠稠的一盆黑水。
問：後來呢？
答：後來……我睡下了麽。
問：怎麽睡的？
答：那三個男人上了樓，龍治民睡的炕，我在堂屋弄個草鋪……
問：再沒有了？
答：沒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走了。
問：衣服洗完了？
大：沒有，我怕家裏操心……
村幹部：麥珍，你要有啥說啥，這可是個天大的案子，可不敢說虛話，要不然就是包庇罪犯哩！
答：……夜裏……他想欺負我。
村幹部：說嘛，給你保密哩。
答：沒欺負成。半夜他爬過來，說再給我加5個元，我不依，和他撕扯，正撕扯樓上的人喊：“老龍，你做啥哩？我們下來啦？”結果他沒有欺負成。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臨走我拈了幾件衣服。我不是圖那幾件衣服，我是想給家裏一個交待，說衣服就是工錢。）
對僥幸逃生者的調查和被害者家屬的訪問，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結論：作案者為龍犯一人；殺人動機為獲取無價勞動力和謀財。
在對龍犯的一次審訊中，當審訊者一再追問龍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別處另匿有贓款時，龍犯回答說：“不用再問了，就那573元。我殺人也不隻是圖錢財，我是為國家除害哩！”
“什麽？”
“我有三不殺，”龍繼續說，“一不殺科技人員，二不殺國家幹部，三不殺職工、工人。我隻殺殘廢人，隻殺愚昧無知憨憨傻傻……”
語驚四座。
不論龍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開脫？戲謔之言？龍犯認為那三種不殺之人之外的人均屬於社會無益的多餘之人？）但調查結果證明，被害者和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種殘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並且為鄉村的強壯勞力，是農家頂門立戶的人。
這就引發了一個疑問，也是省城和北京來的領導幹部及工作人員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龍犯為什麽能輕易誘來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內的如此眾多的人？以龍犯本人的情況--形象猥瑣，衣冠不整；以龍家家境--一貧如洗，汙穢不堪，何以能誘得那麽多強似他的人，甚至＝員、複員軍人、鄉村幹部來給他家幹活呢？
這與商州具體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農民）的生活習性有一定關係。
商州乃貧困山區，交通不便，地力欠豐，古代多作謫官之所便可說明這點。20世紀70年代，“四人幫”沿襲古例，就曾將彭真同誌“謫貶”到了這裏。民國時期，商境的狀況誠如誌書所言：“軍閥混戰，政令不通，社會治安狀況惡化，人民生活尤為清苦，農無存糧，形成農不敢食饅頭，三餐隻喝玉米糊糊，出現麥價廉而玉米貴的怪現象。如遇災荒，中人之家落為貧戶，貧困之家淪為乞丐，甚至盜匪……”“……正如本地諺雲：‘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飯碗照影影（飯稀），半年糠菜半年糧，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國成立以後，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經濟發展仍較為緩慢，遠低於全省的平均水平，屬中央扶助救濟的特貧地區。
所以，每逢災年，青黃不接時節和冬閑時節，不少農民出走他鄉，老幼乞討，青壯年賣工，女人投親靠友或給人當臨時媳婦，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縣一縣委書記曾從華山腳下的羅浮車站一次攔回18車外流人口！然而此數字又能占全縣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幾？新時期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以後，除了一些土地極為貧瘠的偏遠山區，境內的農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僅僅是“食可裹腹”而已。龍案審理完結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有兩位年輕的工作人員來商考察，他們說：“我們在北京聽到這件事時，覺得不可理喻，現在走訪了一些被害家屬，理解了，這裏好多人家家境比龍犯家好不了多少。”
人口外流在商境習以為常，在此請讀者注意前文提到過的數字比：案發前到商縣＝部門報失有37人，案發後才增報60餘人。可見這60餘人的親屬對他們的失蹤抱著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實際上商縣失蹤人數遠不止此）。自古注重合家安順的商州人卻對家庭成員的出走不歸如此“想得開”，這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位當地老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咱這兒的人不值錢嘛！”
商洛人民的流動，突出反映了他們的“安土重遷”的習性。他們不像江浙和四川的農民，敢於邁出省境，到全國各地尋求發展，而是基本上在本地區流動。能在山外攬個長活如薑三合者就算有本事的人，他們的流動都不願遠離家門。並且從事手工業者甚少，多是出賣體力。出門三五曰者有，曰出而出，曰落而歸者有，隻圖掙個小錢以補家用。他們漫無目標地在本地遊來蕩去，尋覓雇主，甚至趕集或外出辦事也尋著零活。當人們都在尋活兒，活兒能有多少？大家都當雇工，雇主又有幾人？這就給龍犯的犯罪活動提供了方便。當龍犯叫這些人去做活時，他們除了慶幸自己的運氣，還能作何猜想呢？
而代他們講述他們悲慘遭遇的，可以說是那些被民間稱之為“從龍爪下逃生”的人。
邵根正（男，59歲，趙村人）：
就是去年，記得是秋天，就是秋天，地裏的包穀棒棒都多大了。我去王墹看電影。看完電影我往回走，走到村口的時候，一堵矮牆底下忽地立起個人，嚇我一跳！我還當是一條大狗，一條大狗立起來也就恁高。不是龍治民是誰？就是他。他問我是哪個村的，我說趙村。他說天都黑成啥了你還回去呀。我說不回咋辦？再黑也得回嘛。他讓我睡他家，說他家有活幹。當時我還想：今晚上是咋了？運氣恁好，看了電影還有錢掙。我說我沒給家裏說呀。他說那怕啥？咱這地方一個男人一晚上不回家還不跟一條狗沒回家一樣？不算啥事。這話倒也是，不是尋見了活幹，就是讓朋友拉住了閑講，家裏還能咋想？那就住下吧。等我一進他家--天爺！我說我家髒，他家還要髒十倍哩！也不知道是啥味，一陣一陣的，比茅子還嗆人。我就沒脫衣服，和他在炕上將就睡了一夜，天一亮趕緊走。走的時候我還罵了一句：“做啥活哩！”那天夜裏他為啥沒敢害我？我不是嫌屋裏難聞麽？夜裏我起來好幾回，吸了好幾根煙。他八成是看我睡的不踏實，沒機會下手……
杜XX（男，王墹村人，縣化工廠職工）：
窩邊草他也吃哩！這件事聽起來像瞎編的，同村的人他也不認識嗎？真的不認識。龍治民是個獨人，和村裏人甚不來往，大家當然都知道他，他不一定知道村裏所有的人，尤其像我這樣在外邊工作的人。那天是個星期六，家裏捎信要我回去鋤洋芋。我就回來了，騎的自行車，到王墹的時候天都暮下來了。王墹在半坡上，一到村邊我推著車走，龍家東邊不是農機站的茅池嗎？我在那裏解了個手。這時龍治民從屋裏走了出來，問我找誰。我懶得和他說話，就說不找誰。他說：“到屋裏歇歇再走吧。”說著跳到路上要替我推車。我心裏說：真是個仍懷皮！沒有理他，推車走了。第二天我和兄弟去鋤洋芋，路過村口時龍治民看見了，他楞了一下，說：“我當是誰，是你呀。”
劉麥珍（女，31歲，王四村人。她坐在灶火邊，不時用油膩的襖袖揩著那雙被淚水漬紅的眼睛。因為她曾去過龍治民家，並拿回幾件衣服，現在落入和金百玲同樣的處境。在調查人員和村幹部的一再開導下，她才開口說話）：
那是前年8月見的事，我娘家捎話過來，說梨子下樹了--我娘家院子裏有幾棵梨樹--讓我回去幫爹把梨拉到10號信箱賣。10號信箱的工人錢多，能賣個好價。等我回到娘家，性急的爹已經拉上梨先走了。我就攆，一直攆到10號信箱也沒看到我爹。後來我才知道我爹是在半路上讓造紙廠的人叫走了。我就到城裏找，去城裏的路上我遇見了龍治民。他說你是不是尋人哩？我想：他咋知道我尋人哩？是不是我爹問過這人見沒見過我，他才猜出我？我說我尋我爹哩。把事情講了一遍。他說他見過我爹，梨剛拉到10號信箱就讓工人搶著買光了。我說那我在路上咋沒見我爹回呢？龍治民說說不定你爹把車寄放到誰那兒了，這陣上城裏逛去了。我心眼實，信了他的話，心也不急了。我想回去，我身上沒裝錢也沒背饃，在城裏找不到我爹咋辦？再說我屋裏也有活。我就折頭往回走，龍治民一路和我廝跟著。他問我家在哪兒，我就說在哪兒，又問我曰子咋樣，我說糧夠吃了，就是錢緊，家裏全憑娃他爹一年冬天到外賣工掙幾個錢。他說他是收購舊衣服的，問我想不想到他家洗衣服，走時拈幾件衣服就行了。我說給錢行不行，他說給錢也行，洗一天三個元，再添幾毛錢，就能給兒子買個有兩根係係的洋書包了。
（調查人員插問：你晚上不回家，也不怕家心裏急？
答：那不怕麽。娃他爹想著我在娘家。我娘家想著我回去了。）
到王墹時天差不多都快黑了，我問他衣服呢？他說明天再洗，都這一陣了咋到河裏？過了一會外邊來了三個男人，龍說都是給他幹活的。我想：這人恁有錢也不知道把屋子拾掇拾掇。龍說你甭洗了，先做飯。
（調查人員問：洗衣服是時候，你看到衣服上有什麽東西嗎？）
答：燈暗，也看不來啥。他屋裏沒電燈，用的油燈，我還奇怪，這人錢多的三四個人雇呢，咋連電燈也不扯？衣服很髒，稠稠的一盆黑水。
問：後來呢？
答：後來……我睡下了麽。
問：怎麽睡的？
答：那三個男人上了樓，龍治民睡的炕，我在堂屋弄個草鋪……
問：再沒有了？
答：沒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走了。
問：衣服洗完了？
大：沒有，我怕家裏操心……
村幹部：麥珍，你要有啥說啥，這可是個天大的案子，可不敢說虛話，要不然就是包庇罪犯哩！
答：……夜裏……他想欺負我。
村幹部：說嘛，給你保密哩。
答：沒欺負成。半夜他爬過來，說再給我加5個元，我不依，和他撕扯，正撕扯樓上的人喊：“老龍，你做啥哩？我們下來啦？”結果他沒有欺負成。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臨走我拈了幾件衣服。我不是圖那幾件衣服，我是想給家裏一個交待，說衣服就是工錢。）
對僥幸逃生者的調查和被害者家屬的訪問，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結論：作案者為龍犯一人；殺人動機為獲取無價勞動力和謀財。
在對龍犯的一次審訊中，當審訊者一再追問龍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別處另匿有贓款時，龍犯回答說：“不用再問了，就那573元。我殺人也不隻是圖錢財，我是為國家除害哩！”
“什麽？”
“我有三不殺，”龍繼續說，“一不殺科技人員，二不殺國家幹部，三不殺職工、工人。我隻殺殘廢人，隻殺愚昧無知憨憨傻傻……”
語驚四座。
不論龍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開脫？戲謔之言？龍犯認為那三種不殺之人之外的人均屬於社會無益的多餘之人？）但調查結果證明，被害者和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種殘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並且為鄉村的強壯勞力，是農家頂門立戶的人。
這就引發了一個疑問，也是省城和北京來的領導幹部及工作人員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龍犯為什麽能輕易誘來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內的如此眾多的人？以龍犯本人的情況--形象猥瑣，衣冠不整；以龍家家境--一貧如洗，汙穢不堪，何以能誘得那麽多強似他的人，甚至＝員、複員軍人、鄉村幹部來給他家幹活呢？
這與商州具體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農民）的生活習性有一定關係。
商州乃貧困山區，交通不便，地力欠豐，古代多作謫官之所便可說明這點。20世紀70年代，“四人幫”沿襲古例，就曾將彭真同誌“謫貶”到了這裏。民國時期，商境的狀況誠如誌書所言：“軍閥混戰，政令不通，社會治安狀況惡化，人民生活尤為清苦，農無存糧，形成農不敢食饅頭，三餐隻喝玉米糊糊，出現麥價廉而玉米貴的怪現象。如遇災荒，中人之家落為貧戶，貧困之家淪為乞丐，甚至盜匪……”“……正如本地諺雲：‘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飯碗照影影（飯稀），半年糠菜半年糧，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國成立以後，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經濟發展仍較為緩慢，遠低於全省的平均水平，屬中央扶助救濟的特貧地區。
所以，每逢災年，青黃不接時節和冬閑時節，不少農民出走他鄉，老幼乞討，青壯年賣工，女人投親靠友或給人當臨時媳婦，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縣一縣委書記曾從華山腳下的羅浮車站一次攔回18車外流人口！然而此數字又能占全縣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幾？新時期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以後，除了一些土地極為貧瘠的偏遠山區，境內的農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僅僅是“食可裹腹”而已。龍案審理完結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有兩位年輕的工作人員來商考察，他們說：“我們在北京聽到這件事時，覺得不可理喻，現在走訪了一些被害家屬，理解了，這裏好多人家家境比龍犯家好不了多少。”
人口外流在商境習以為常，在此請讀者注意前文提到過的數字比：案發前到商縣＝部門報失有37人，案發後才增報60餘人。可見這60餘人的親屬對他們的失蹤抱著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實際上商縣失蹤人數遠不止此）。自古注重合家安順的商州人卻對家庭成員的出走不歸如此“想得開”，這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位當地老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咱這兒的人不值錢嘛！”
商洛人民的流動，突出反映了他們的“安土重遷”的習性。他們不像江浙和四川的農民，敢於邁出省境，到全國各地尋求發展，而是基本上在本地區流動。能在山外攬個長活如薑三合者就算有本事的人，他們的流動都不願遠離家門。並且從事手工業者甚少，多是出賣體力。出門三五曰者有，曰出而出，曰落而歸者有，隻圖掙個小錢以補家用。他們漫無目標地在本地遊來蕩去，尋覓雇主，甚至趕集或外出辦事也尋著零活。當人們都在尋活兒，活兒能有多少？大家都當雇工，雇主又有幾人？這就給龍犯的犯罪活動提供了方便。當龍犯叫這些人去做活時，他們除了慶幸自己的運氣，還能作何猜想呢？
評論
亞$生$公
2006-07-31 11: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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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社會沒有一個健全的保民機製，偷盜、搶劫、凶殺等刑事案件層出不窮。這個星期打電話回家，家人告知門口一搶劫行凶案，受害人東西被搶不說，還挨了三刀。
acd
2006-07-31 10:51:13
Good article!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