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覓名人的腳印 - 藍牌之旅

序言：藍牌是英國遺產委員會向大倫敦地區的世界名人故居發放的一種證明。它是一塊直徑約50公分的陶瓷圓盤，鑲嵌在該名人故居的外牆上，供後人解讀和瞻仰。因為這些圓盤多為藍底白字，故統稱藍牌。目前倫敦的藍牌總數已經超過了800塊。而藍牌最集中的地區就是倫敦博洛姆斯布利地區，世界著名學府倫敦大學也囊括其中。憑著我對藍牌的情有獨鍾，我決定親自邁開雙腳，跟隨著這些藍牌，尋覓這些名人的蹤跡。若想進一步了解英國藍牌製度，可參閱我寫的《漫談老舍故居與英國的藍牌製度》一文。

這真是一次奇妙的旅行，當我跟隨著藍牌，行走在大街小巷時，就仿佛在翻閱一本活著的曆史教課書。藍牌告訴我，這裏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隱含著一段精彩的曆史，一樁感人的故事。於是我從尤斯頓火車站出發，時而前行，時而駐足，開始了我的藍牌之旅。

我首先穿越尤斯頓路，沿著戈登街（Gordon Street）往南走，這裏似乎已經遠離喧囂，周圍的樓房基本上全是倫敦大學的校園區，不遠處的戈登廣場（Gordon Square）是我今天旅行的起點。

戈登廣場的四周全是典型的英國喬治風格的樓房。二十世紀初期，英國新文化運動的星星之火就在這裏燎原。當時一個被稱為博洛姆斯伯利團體（Bloomsbury Group）的青年知識分子社團在戈登廣場50號創立，就像中國的五四運動一樣，他們積極提倡新文化，定期組織各類座談會或演講活動，大有取代英國傳統的紳士俱樂部之勢。門前的藍牌上是這樣寫的：“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五十年裏，這裏和左鄰右舍曾經住過博洛姆斯布利社團幾個主要成員，其中包括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 Woolf）克利夫.拜爾Clive Bell, 以及斯特拉奇一家”。而斯特拉奇家的另一名主要成員，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和傳記作家利頓.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1880-1932）則住在隔壁的51號。住在46號的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也是這個團體的中堅力量。凱恩斯是當時經濟學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即使在今天，由他創立的凱恩斯主義，仍然在西方經濟學理論和實踐上具有指導意義。博洛姆斯伯利社團從成立之日的近五十年裏，儼然成了英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每逢晴天或周末的日子裏，戈登廣場上的街心花園就是這些知識精英們演說的最好場所。這幾塊藍牌如今成了博洛姆斯伯利社團活動基地的最好紀念碑。這裏到現在都還是倫敦大學經常舉辦學術活動的一個基地。戈登廣場及其鄰近的馬路上還有另外兩塊藍牌，兩位英國宗教界的領袖曾經居住在這裏。

離開戈登廣場，我順著塔維斯圖克地（Tavistock Place）小街向右行，隻是跨越了一個街區，就見到一幢幾何形的大樓矗立在戈爾街（Gower Street）的街口。大名鼎鼎的自然科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曾經住在這大樓的一套房間裏。他的進化論如今已經成為全人類最寶貴的科學遺產，大樓因此也以達爾文命名，並且是倫敦大學生物科學係的所在地。與塔維斯圖克地隔路相望的則是一幢精美絕倫的中世紀樣式的建築，英國著名的水石書店就在這裏安營紮寨。書店的存在猶如錦上的花朵，更加增添了這個區域的濃厚學識氛圍。

戈爾街從這裏開始，一路上涇渭分明，馬路對麵，家庭旅館幾乎是一家接一家。而我走的這一邊，似乎全是倫敦大學的校區。在短短的兩個街口範圍內，時時映入眼簾的藍牌成了這個猜測的有力佐證。藍牌上提及的學者或科學家的故居現在幾乎全為倫敦大學的學院或研究所擁有。

這一段路上共有五塊藍牌，它們讓我知道這裏住過一位麻醉術和牙醫科學的創始人，一位建築學家，一位女慈善家，一位女權運動的先鋒，另外這裏還曾經住過一個前拉菲爾畫派的團體，團體的宗旨是極力推崇拉菲爾之前的宗教藝術。

從戈爾街進入百德福廣場（Bedford Square），可以發現這裏要比剛才經過的戈登廣場寬大得多。街心花園四周的鐵欄杆圍著幾棵有些年份的老樹，灰褐色的樹枝上停息著一些麻雀般大的小鳥。在這個廣場的住宅群裏，目前共有六塊藍牌散落其間。包括小說家、工程師、倫敦大學女子學院創辦人，大法官等。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是曾經住在百德福廣場36號的牆上鑲嵌著兩塊藍牌。一塊是給托馬斯.瓦克萊（Thomas Wakley 1795-1862），他是醫學博士，也是外科手術柳葉刀的發明者。而另一塊屬於托馬斯.霍金（Thomas Hodgkin 1798-1866）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霍金氏病在醫學界已經成為一種淋巴瘤的代名詞。

離開百德福廣場我繼續前行，在大羅素街（Great Russell Street）的街口右拐，一個叫做“四合院”的中國古董店映入我的眼簾。該店鋪的樓上曾經是一位藝術家的住所。馬路斜對麵，一家已有200年曆史的古籍書店充滿了蒼傷感，書店牆上的一塊藍牌告訴我，這裏曾經住著英國著名的圖畫書作家凱迪克（Randolph Caldecott 1846-1886）。全球兒童圖畫書的領域裏，有一個凱迪克大獎就是為了紀念他對兒童圖畫書的傑出貢獻。

現在我已經站在大英博物館的大門口了，附近的人行道上，徐徐飄來一陣陣煎洋蔥和烤栗子的香味，誘的人口水直流。我於是買了一隻熱狗，邊吃邊繼續往前。

幾分鍾以後，我已經來到了博洛姆斯布利廣場（Bloomsbury Square）。在博洛姆斯布利廣場和及其周圍的三處房屋門前，分別鑲嵌著三塊藍牌，他們中除了一名建築師和一名皮膚病專家以外，住在博洛姆斯布利地四號的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 1660-1753）則是大英博物館的主要捐獻人。他生前的收藏品是現在大英博物館館藏的重要基礎。要論誰是大英博物館的主要奠基人，則非他莫屬。

離開斯隆爵士的故居，幾步之遙，就是南漢姆敦巷（Southampton Row），這裏建築的風格明顯地又發生了變化。維多利亞時代的大樓代替了磚砌的居民樓。就在最近的一個十字路口，一幢寶塔形的淺色拱頂建築看起來氣度非凡，這就是世界著名的聖馬丁藝術學院，如今也稱作倫敦藝術大學。

在校園的高牆上，一塊藍牌告訴我，建築理論家和設計家萊瑟比（LETHABY, William Richard (1857-1931)曾經是這所學校的第一任校長。

聖馬丁藝術學院就佇立在博洛姆斯布利廣場附近，校園的大門透露出一種濃厚的曆史底蘊。可惜我繞了學校一周也沒有發現建造這幢大樓的年代標記，隻能暫時放棄，從而繼續我的藍牌之旅。（未完待續）


大科學家達爾文曾經在大樓的某房間居住過。


百德福廣場上的房屋


還是百德福廣場，兩位醫學專家對世界醫學做出了重要貢獻


聖馬丁藝術學院附近的西西裏走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