驢尾巴的功能

過完聖誕派對，從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返回倫敦的路上，為了打發時光，我和鄰座的一位北京朋友聊起了我們在國內時的種種趣聞。這位北京朋友出國之前是中國電影、電視廣播公司的信號測試工程師，由於信號測試都在野外進行，所以他每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祖國的大江南北度過的。他的故事和經曆充滿了趣聞，聽他講述各地的風土人情，猶如在聽生動的地理課，他說的故事中，有一則關於驢尾巴的故事相當精彩，因此我決定放棄寫一篇今年的聖誕派對的博客計劃，而將驢尾巴的故事介紹給大家。下麵就是他告訴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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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事了，快近年關的時候，我接到任務，要立即趕到山西省五寨縣測試檢修安裝在當地山頂上的一座信號發射台。等我到了那裏，正遭遇一場罕見的大雪，雪下了足足有一尺多深。我以前多次來過這裏，清楚地知道此山隻有人行的路，而且這些路是經過成年累月，無數人的腳印踩出來的，彎彎曲曲，高低崎嶇。平時天好的時候，要爬這麽高、這麽險一座的山，對一個自小就在大城市裏生活的青年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這次麵對的是一座巍巍“雪山”，就猶如天塹橫在麵前，以我的膽量和能力，根本無法逾越。

我想打退堂鼓了，可是，話還未出口，就聽到縣廣播局的信號部負責人吳主任搶先一步：“沒問題，今晚好好睡一覺，聚聚精氣，明天一早，咱就上山。”從而把我想講的話，堵在嘴裏。

第二天我起了個大早，看到招待所的食堂裏早已熱氣騰騰，人們一邊就著大白麵窩窩頭喝粥，一邊喜滋滋地看著窗外還在紛紛落下的大雪，一邊談論著明年的好收成，瑞雪大豐年嘛。

為了趕早，我快快地喝了兩碗熱粥，吃了一個大窩窩頭，又順手帶了兩個，並換上了特地為我準備的高筒靴，就在縣廣播局的兩位幹事陪同下上路了。

吉普車將我們一直送到信號台的山腳下。那裏已經有兩個當地的村民在等著，同時等在那裏的還有兩頭毛驢。一位村民將我隨身帶來的信號測試儀放在一頭毛驢的背上，捆牢。（那時的測試設備遠沒有今天這麽小巧玲瓏）牽起毛驢脖子上的韁繩就頭一個往山上爬了。接著是其中一位同路的幹事。正當我不知所措的時候，另一位村民，輕輕地拍打著另一頭毛驢的背部，用濃重的山西口音對我說：“戴好手套，不要東張西望，不要緊張，隻需緊緊地抓住驢尾巴，往前看，踩著驢子的腳印，就一定沒事。”

事到如今，我知道是隻能進，不能退了。於是，我伸展一下戴著皮手套的雙手，小心翼翼地握住了毛驢的尾巴，生怕它發脾氣。看到我這麽一付膽戰心驚的樣子，村民的臉上出現了善意的嘲笑：“不要怕，毛驢是經過訓練的，絕對不會傷害你。”

在村民“駕、駕”的吆喝聲中，毛驢上路了，我則緊緊地抓住它那根又細又長的尾巴，在毛驢的拉力作用下，開始被動地由毛驢拖著向山上攀援。另一位幹事則緊其隨後。

以前我隻知道駱駝可以過沙漠，現在我才知道毛驢善於爬雪山。雖然毛驢的尾巴被我拽的一定很疼，但是竟然毫無知覺似的。我越是拖它，它就伸得越直，四條腿一步都不拉地跟著前麵的一頭驢，在一尺多深的雪裏，踏進拔出，好像一點都不困難。相比之下，顯得拙笨的反倒是當時才二十多歲的我。

在毛驢的帶動下，我一步都不敢拉下，而我的兩條腿，卻始終不聽使喚，在雪地裏使勁地踏進拔出，一會兒工夫就被累得喘不過氣來。直到在村民的一再提醒下，我一邊緊緊地握著毛驢的尾巴，一邊小心翼翼地踩在毛驢剛留下的腳印裏，才一步一步在毛驢的拖動下，沿著幾乎看不見路的雪坡，向上慢慢地攀登。

就這樣，我們一行五人，兩條毛驢，足足走了三個多小時，中間停留了五次，才最終登上了山頂。而在上頂上的正式工作時間卻隻用了不到一個小時。下山時，雖說也不容易，但至少我不必抓住毛驢尾巴，一步一磕頭了。盡管這樣，一路上，我還是摔了好幾跤，才回到了原先出發的地方。

山腳下，吉普車早已等在那裏，站在車外的是五寨縣廣播局的局長本人，他伸出他那粗大的雙手將我的雙手緊緊握住，笑眯眯地對我說，“今晚我要親自為你慶功，讓你嚐嚐我們杏花村的汾酒，因為有你的功勞，老百姓才能無時不刻地聽得到黨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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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這個二十年之前的故事，不禁讓我想起了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放映的一部叫做《決裂》的革命電影，其中有一段敘說江西農業大學的一位資產階級老教授，在課堂上講授馬尾巴的功能，來批判和諷刺當時的教育方針。聽到這個故事以後，我暗暗叫絕，山西的驢尾巴，江西的馬尾巴，一南一北兩條尾巴，這西那西兩種功能。正好應了我們中國式的對稱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