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普遍有一種悲劇情結ZT

日本是島國，常有地震、台風、海嘯、火山噴發等自然災害。尤其地震頻仍。有的季節日本人差不多每月都要體驗一次天搖地動。輕者像坐在輪船上忽悠顛簸一下，重者整個房屋框架吱呀作響。若是在中國，人們十有八九呼爹叫娘擁下樓去。

悲劇看得多了，當然不會次次鼻涕一把淚一把。久而久之，甚至以為悲劇才是宇宙定律，才是人間正道，才是常人情懷。於是日本人有了悲劇情結：淒美哀婉，一種落花之美——這構成了日本人的文學觀、自然觀、價值觀、生死觀，“欲問大和魂，朝陽底下看山櫻”。日本人認為人生短暫，活著就要像櫻花一樣燦爛，即使死，也該果斷離去。櫻花凋落時，不汙不染，很幹脆，被尊為日本精神。

櫻花是日本國花,櫻花樹姿灑脫開展，盛開時如玉樹瓊花，堆雲疊，甚是壯觀。當年留學日本的周恩來有一首詩：“櫻花紅陌上，柳葉綠池邊；燕子聲聲裏，相思又一年”。



櫻花的香有些淡雅，沒有桃花的濃烈槐花的馥鬱蓮花的雍容，也沒有梅花暗香浮動；她淡雅得有些特別，特別得有些含蓄，一如人離別後淡淡的思念；她的香味，需要靜心、閉眼、品位、想象、體會才能沁人心扉，飄蕩心間。但櫻花的生命很短暫。在日本有一民諺說： “櫻花7日”,就是一朵櫻花從開放到凋謝大約為7天，整棵櫻樹從開花到全謝大約16天左右,形成櫻花邊開邊落的特點。櫻花的魅力就在於經曆短暫的燦爛後隨即凋謝的“壯烈”——那是一種可以擊碎心靈的美。

日本人喜歡聽演歌——那一唱三歎跌宕起伏的旋律所傳達的或綿長雋永的淡淡哀婉或近乎絕望的深深悲哀，很快就能把聽眾帶入風雨旅程帶入共鳴境地。日本人為唱演歌發明了卡拉OK，卡拉OK也的確適合唱演歌（ 極少有人用來唱流行歌曲 ）。而演歌中幾乎找不出類似我國采茶忙慶豐收那樣輕鬆活潑歡天喜地的民間小調。可以說，詠歎與悲傷是演歌的基調和魅力，它唱出了這個島國無數男女的悲劇情結。

在電視上，你可以看到在美軍炮火中懷抱死傷兒童的伊拉克父母，看到在以色列坦克麵前哀悼死去親人的巴勒斯坦婦女，看到在地鐵火災現場麵對親人遺體的韓國百姓；也看到導致六千餘人遇難的神戶大地震和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慘案中的日本民眾。你會發現日本人麵對突發災難和生離死別時的表現和其他國家大為不同。

其他國家的人往往捶胸頓足呼天搶地痛不欲生，而日本人則相當冷靜，沒人驚慌失措沒人號啕大哭，甚至沒人流淚，表情中更多的似乎是無奈、達觀和鎮定。究其原因，我想這絕對不是日本人缺乏感情，而大概是因為他們的感情以至文化中積澱了太多的悲劇因子。

文學也是如此。日本小說幾乎通篇都是哭又不哭笑又不笑那種悲悲戚戚淒淒慘慘纏纏綿綿黏黏糊糊的東西。與其說是在描寫、傾訴悲傷，莫如說是在打造、把玩悲傷。說極端些，如果你欣賞不了傷感也就欣賞不了日本文學。從《源氏物語 》到川端康成無不如此。村上春樹在我們眼中儼然另類，他本人也力圖割斷同傳統日本文學的血緣關係而跟人家美國菲茨傑拉德大套近乎。其實他骨子裏也還是個純種日本人——作品中寫得最到位最感人的還不是那份無可名狀又沁入骨髓的無奈、寂寥和悲涼？還不是對已逝歲月和死亡的緬懷、傷感和詠歎。

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日本的文人雅士在文學美術繪畫中借此抒發無常、落寞的人生況味，表達對生命本質在於衰亡的自覺與感慨。凋零美、淒清美、蕭疏美、枯淡美、寂寞美、衰頹美，使得以悲為美或者說悲劇情結成為日本民族主要審美心理定勢。

東山魁夷。作為日本的一位著名畫家，深刻地表現了大和民族追求的情調之美，一種平和、澄澈、憂傷、眷戀的純粹的情調，一種對自然和人生的深深依戀和淡淡傷感。
川端康成說：“東山的風景畫是日本大自然美的靈魂。”而且川端康成對東山魁夷的文字也有很高的評價：“正如他的繪畫一樣，他的散文將自然、人生、藝術三者巧妙地融合為一體”據說其散文在日本與川端康成並稱“雙璧”。有對曆史深沉的回憶，有對生命執著的追求，有對美的熱烈的呼喚。
東山先生說過“我的胸中深藏著黑暗和痛苦，但我沒有把苦惱向別人公開表白過。然而，有著黑暗和苦惱的人，同時也是祈求靈魂的淨福和平安的人。我的作品中所表現的靜謐和純樸的風格，或者正說明我缺乏這些，才如此希望，如此進行切實的祈禱的”。“ 當我們在大地上短暫地居留之時，如果在心靈深處認為花是美麗的，憐惜彼此的生命，那就一定會感受到偶然相遇的喜悅。把這種偶然相遇視為重要之事的緣由，就是把人生看作一個旅程。不是時光的流逝，而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東西的流逝。”

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的電影，深深地被他創造的那種悲愴所震撼。不管是《羅生門》還是《七武士》，他塑造的小人物似乎就是日本民族魂靈，他們追求一種悲愴、苦難和殘缺的完美，這種信念的支撐，可以使他們為了心中的至高理想舍去一切乃至拋卻生死，可以一個人孤獨地對抗整個世界而麵無懼色，全然不在意他人的關切、看法和反應。

在電影《七武士》結尾，蕭瑟樂曲的悲愴之音響起，亂崗上的四座武士墳閃現寒冷刀光，殘存的武士低吟著帶有禪意的話語，“勝利是那些農民的，我們又失敗了”。似乎無論是戰勝或戰敗，結局都是無所謂，重要的是壯烈地戰鬥過，並在戰鬥的過程中獲得人性的完美與崇高、光榮與夢想。

而現代著名電影人北野武的電影，有一種殘酷的溫柔。

在《花火》（也譯作“焰火”）中，刑警西中年喪子，妻子又被診為不治之症大限將近，他的戰友因代他執行任務而中彈殘廢半身不遂。所愛的人一個個將要從他手中斷線飛走，西麵對殘酷現實+，冷靜做出決斷。他搶劫銀行用巨款安頓好友生活，然後從容將自己的生命係於妻子的餘命之上，踏上接近死亡之路。

最後在天高雲淡，水清沙白寧靜美麗的的海邊，西舉起手中的槍，鏡頭最後移向了寧靜的大海和藍天，兩聲槍響屏幕熄滅，結束了自己，結束了妻子，結束了此片。
他經常用突如其來的死亡，刺破溫情從容的畫麵。明明是衝繩的烈焰驕陽、碧海藍天，前來躲避亂世紛爭的黑社會大哥村川，與穿著夏威夷花襯衫的弟兄，每日雖鼻端嗅著死亡預告之氣息，卻盡力忘懷，追逐戲耍在白色沙灘之上，一切天真而忘機，然而忽的有那麽一刻，槍來了，血來了，死來了，有如一場黑色童話的展開，字裏行間，穿插著甜腥的血跡斑斑。

日本有句諺語“花數櫻花，人數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會受到的普遍尊崇。手握武士刀的武士們意誌堅定、冷酷殘忍、專心一意、機敏練達，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擾。武士的人生理想就是舍生取義，在短暫的一生中轟轟烈烈拋頭顱灑熱血，表現出勇敢忠誠。武士道追求的精神境界就如同櫻花：燦爛開放，寂寥灑脫，然後很快悲壯凋零，悄然無聲。他們講究忠孝信義、舉止儒雅，同時又崇尚剛猛，有恃強與冒險的性格；敬服強者，蔑視弱者，敬畏主君，相信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法則；其行為方式與價值選擇傾向於極端化，冷酷野蠻嗜好殺戮，炫耀武力，以力服人，向世界索取。

武士精神對日本國民性的影響至深至遠。

打架或打仗失敗了，隻有兩個選擇：戰死活自殺。日本武士自殺儀式很特別——剖腹自殺，武士先用長闊的武士刀把肚子剖開，在往深處挖，露出五髒六腑，等到血流幹為止。如果還不死，就需要一個助手，幫助他把頭割下來。上戰場時，每一個軍人都會留下最後一顆子彈，潰敗撤退時，用最後一顆子彈射殺無法行動的傷兵，或者射向自己，決不投降作俘虜。隻有這樣才算保全名譽。

沒有天然的富饒資源,沒有燦爛的文化根底日本人在自卑和自大中衝突；狹小的領土, 匱乏的資源促成了日本的向外擴張和掠奪意識

美國學者魯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與刀》一書中寫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異和獨特的民族，他們既是順和溫良、彬彬有禮的，又是崇尚武力、堅忍不拔和具有爆發力的民族；他們一手捧著柔美秀麗的菊花，一手提著鋒利的刀劍，總是神情緊張地聳立在地球之顛。”日本不僅沒有天然資源的恩賜，而且沒有燦爛的文化根底。但是，近代日本人依靠其強悍的民族意識，在自卑與自大的情愫中徘徊、掙紮，奮力前行。

 

狹小的國土、匱乏的資源、頻繁的地震台風等天災使每一代日本人充滿樂危機意識；也鑄就了日本人對民族、國家的使命感。

每一個日本人從小就牢牢樹立了集團主義的價值觀，民族、國家的觀念。在日本人看來自己似乎不是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而是作為日本人、作為大和民族的一分子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當個人在處理與集體(小至家庭、大至國家)之間的關係時，個人應當多以集團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避免因為個人的喜好而傷害到整體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協調、滅私奉公。正是這樣一種社會價值觀的長期作用培養了日本人強烈的集團歸屬意識較強的民族凝聚力使日本人減少了“內耗”、得以實現社會經濟相對穩定的發展，從而做到“後來居上”。而一旦國家與民族受到外來威脅（如元朝曾對日本用兵、幕末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叩關）或需要一致對外（近代以來發動一係列對外侵略戰爭）時，全體國民就表現出高度的團結與統一，自覺作出獻身式的奉獻。

留學美國密執安大學的一位日本青年，僅僅因為沒有獲得優勝獎，就遙對富士山，縱身於太平洋的波濤洶湧之中。

日本人的這種民族情緒，同時也孕育了日本人的向外意識和掠奪性，以走出本土、擴張掠奪別國領土以彌補本國領土的狹小和資源的不足。在近代日本發動的一係列對外戰爭中，集團主義的變種──剝奪自我、抹殺人性的軍國主義被作為軍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無數愚昧、狂熱的軍人。在狂熱代替了理性的時代，許多人抱著“作為皇國民應生死一貫扶翼無窮之皇運”、“七生報國、一死心堅”的信念，喊著“天皇陛下萬歲”的口號而喪命戰場。

日本人從不承認這個世界上人人都享有同樣的權利；日本的文化崇拜強者，對強者無條件地服從、極盡諂媚之能事；日本人屈服於強者的目的是為了成為強者；日本人相信力量，為求強權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不擇一切手段；日本人認為謀得尊者、貴族、上層的地位靠的是弱肉強食、物競天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是你死我活的競爭；日本人從一種行為轉向另一種行為，在精神上不會感到痛苦，因為日本人從來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和惡的力量相互鬥爭的舞台，相反他們把人生當成一出戲。

日本的可怕就在於，它的崛起不僅未成為中國之福，反成為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禍的根源。近代以來的日本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富強需要以中國的貧弱為基礎，它的民族優越感需要以中華民族受虐受辱為代價，它的國內危機需要到中國來解決，它的國際地位需要犧牲中國來滿足。

每當中國呈現出向前發展的良好態勢之時，總是由於受到日本實質性的傷害而創業未半，中道崩殂。這樣的傷害至少有兩次。一次是洋務運動，雖然今天對這場運動或許會有諸多不同的評價，但毫無疑問，洋務運動還是開啟了中國科技、工業，包括軍事現代化的先河。當洋務運動小有成就時，日本發動了甲午戰爭，使其徹底破產。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基本上阻滯了清政府自身現代化的努力，為其滅亡埋下了伏筆。另一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北伐戰爭之後的中國政局終於稍事穩定，1927—1937年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階段之一。但日本又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遭受了極大的痛苦，使中國社會經濟蒙受了極大的損失。

日本人有自己的思維邏輯。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與刀》中十分生動地描述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認錯往往隻是認輸，是對強者權力的認可，而非對自己罪行的愧疚。基於這種思維，在近現代曆史上，日本對中國傷害最烈卻鮮有愧意。

1945年日本戰敗，到如今60多年過去了。按中國人的說法，60年是一個“甲子”，中國人覺得一個“甲子”是一段不短的時光，能改變很多東西，但日本呢，

他們篡改曆史教科書，日本曆屆首相及內閣成員每年的8月15都去參拜靖國神社。他們總是記得扔在廣島和長崎的那兩顆原子彈，而不願提及南京的那一場大屠殺。

靖國神社：日本供奉戰爭中戰亡者的神社，裏麵供奉著246萬陣亡軍人的靈位，包括侵華戰爭中犯有滔天罪行的14名甲級罪犯、和其他一千多名主要戰犯。其中有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決策者東條英機。南京大屠殺首惡罪犯鬆井石根都以殉難者的身份被供奉在靖國神社。

所以每年的8月15日，把日本的報紙看遍了，把電視的頻道換了一圈又一圈，我們看到的隻是美國飛機對日本的狂轟濫炸，看到日本投降前後的新史料。後來呢？後來怎樣了呢？為什麽有了今天的日本的發達？為什麽日本人如今依然遭到那麽多亞洲人的嫌惡？報紙沒有寫，電視沒有播，日本人沒有去追問。

在今天的中國，日本商品隨處可見，從汽車，電視、冰箱、錄像機筆記本電腦小到數碼相機。中國高速公路或大街上跑著本田豐田尼桑也許你家裏用的電器是鬆下索尼三菱，你出去旅遊拍照手裏拿著尼康佳能索尼數碼相機。不過不服也不行，日本的產品不僅質量好，經久耐用，工藝精致使用方便，而且製造商肯動腦子，在產品的每一個細節上都充分地為消費者考慮。孩子們喜歡看的是日本動畫，大人們喜歡用的是日本品牌，總之，我們文化消費生活消費離不開日本製造。

雙方永遠都不可能成為朋友，說的不好聽點，雙方永遠都是世仇，並且此恨綿綿無絕期。

在如何與強權打交道、如何在弱勢中奮發圖強這兩方麵，日本有資格做中國的老師。

對日本人來說，對犯罪行為，感到的僅僅是懊惱，他們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所以對侵略別國的那段曆史，日本的態度是：不投降；不認罪；不悔改。

它的內心很很野蠻很殘酷,所以與這些人打交道,我們要特別小心,看清它冷酷血腥自私自戀的本質。因為人多地廣，我們是日本最大的文化和經濟消費國，優勢能源資源的輸出國，所以維持著友好和平的這層麵紗。

如果中國人1個月不買日貨，日本將有數千家企業麵臨破產。如果中國人6個月不買日貨，日本將有一半人失業。如果中國人1年不買日貨，日本經濟結構徹底瓦解，日本還能這樣囂張嗎！你如果是中國人，不用你上戰場當炮灰，你要做的事很簡單，就是不買日貨 。

毛澤東說過：“戰略上藐視對手，戰術上重視對手”。 對日本，我們中國人的態度應該是：學習它，看清它，超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