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
愛是不需要什麽理由的
八，遷居
給我取名為霞，是因為我是早上出生的，父親說，我出生時，天上朝霞絢麗得出奇。而且按媽媽前兩個孩子的名字：莎、葭，霞也押著啊韻。
那個令人難忘的一九五七年，父親現在憶起來，說當時幸虧我出生了，全家人都在忙我，父親也沒多大精力去“大鳴大放”，隻是散步一些“右傾言論”，被劃成為右傾分子，不然他也少不了會有頂“右派”的帽子的。
那期間媽媽的好朋友劉永珍阿姨也先後生了兩個姑娘，餘勝春為了紀念這“大鳴大放”的年月，給兩個女兒起名為“鳴”和“放”。老大叫餘鳴，長得跟媽媽一個樣子，高鼻子、凹眼睛，新疆人一般，簡直就是劉永珍之二。她性格溫柔，精明能幹，雖隻比我大一歲，可在我眼裏她就是個老大姐了。記得我還在上小學時的一個暑假裏，媽媽帶著我回北京，回到中央民院，看望劉阿姨一家。那天大人們都出去了，就剩我們三個孩子在家，中午小鳴給我們住了麵條，用醬油香油等調味，味道好極了。老幺叫餘放，酷似她老爸，笑起來，那雙迷人的眼睛就彎成了兩條月牙，她那張典型江南人的臉型看上去很溫和，可她發起小性子來，卻是一點兒也不饒人的，受寵的老幺就是這個樣子吧；我雖然也是老幺，可是並不像小放那樣受寵，所以沒有她那麽“霸道”。
小鳴、小放後來當然都上了大學，我記得小放上的是北京人民大學。她比我小好幾歲，是八十年代後期上的大學，那時的大學比我們上大學時開放得多了，小放的衣兜裏幾乎每天有男生給她遞來的條子，有時候還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可見小放在大學裏的人氣改有多高了。後來才知道劉永珍阿姨有一絲西方人的血統，與她有血緣關係的一位親戚在美國，後來小鳴、小放先後都去美國留學了—這是後話了。
蘇聯的反目導致了三年連續的“自然災害”，反右運動也暫告一個段落，1960年，父親就被從中央民院下放到中南民院，美其名曰：支援地方。父親的助教級別也毫無改動地“一鍋端”到了中南民院。
那時我才三歲，母親已經是講師級了，工資待遇應該是不錯的。但母親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還要工作，丈夫又不在身邊，可以想象那時母親生活的艱難。兩年後，1962年年初，母親為了顧全這個家，舍棄了自己住慣了的北京、離開了她的母親、弟弟和姐妹們，帶著我們三個孩子，來到了她舉目無親的、陌生的武漢。
那時我已經四歲多近五歲了，多少有些記事了。那是我有記憶以來第一次乘火車。四個人在一間包廂裏（估計是軟臥吧），看著鐵路兩旁樹木房屋向後奔跑，十分不理解，但覺得很好玩，就趴在車窗旁看了個夠。
到了武漢，我們暫時被安置在武昌首義路省委招待所住下。在我的印象裏，當時的首義路是武昌繼司門口之後的第二個繁華街道。出了省委招待所的巷子，就是閱馬場。首義路據說是孫中山第一次起義的地方，並在閱馬場檢閱了他的兵隊，附近還有軍校的舊址。
那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中，商店裏的東西很少，糖塊都是奢侈物。一天早上，媽媽帶我上街，因為我吃飯吃得慢，早飯時的麵窩沒吃完，就拿在手上，邊走邊吃。突然迎麵跑過來一個跟我差不多高的小男孩，奪過我手裏的麵窩就往他的嘴裏塞。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件驚呆了，連哭都沒想到。看到那小男孩狼吞虎咽地吃著麵窩的樣子，媽媽歎了口氣，說：“怎麽讓孩子餓成了這個樣子了！”就牽著我離開了那男孩。
當時的中南民院，沒有藝術係，因而無法安排媽媽的工作，湖北省教育部便將媽媽安排到省實驗師範學院去教聲樂。當然工資還是按原來的級別發放，加上地方補助，每月能有八十多元人民幣。
而爸爸隻是個助教級，每月工資隻有六十多元。因為級別不夠，也沒有分到像樣的住房，隻在一棟靠山邊的平房裏分到裏一個半間的房間，估計房間的大小隻有十幾個平米，卻要住下一個五口之家。
好在我的兩個姐姐分別上中學了，都住校，隻有周末回家，家裏平時隻有我和爸爸媽媽。爸爸上班就在院內，很方便，而媽媽每天要乘兩站路的公共汽車，去付家坡的省實驗師範學院上班。我則每天由媽媽送到爸爸學院門口的幼兒園。
媽媽的適應能力很強，很快就熟悉了新的環境，她全心撲在新的工作上，她的熱心教學不僅取得了學院的好評，也贏得了學員們衷心的愛戴。
一位名字叫餘新鬆的男學員，人靦腆得像個大姑娘，平時說話的聲音都很小，課堂上發言時總是紅著臉，回答問題的聲音隻有他自己和他的同位的學生才能聽到。師範學院的學員，將來是要當老師的，這樣的聲音，如何能給學生講好課？他自己也很苦惱。媽媽就給他“開小灶”，從最基本發聲方法教起，教他如何用氣，教他怎樣發音。餘新鬆學得也很努力，漸漸他的聲帶得到了開發，人也不像原來那麽扭捏了。後來在學院的匯報演出會上，餘新鬆竟能獨唱一首難度很高的歌曲。聽著他那洪亮的聲音，奔放的演唱，怎麽也想像不到他曾經是那麽靦腆、說話聲音像蚊子叫似的一個人。
人獲得了一種能力，同時自信心也增強了許多，對生活的態度也有了巨大的改變。餘新鬆很感激媽媽為他做的這些努力，一直尊媽媽為他的啟蒙老師，總是很恭敬地聆聽媽媽對他的開導和教誨。每逢年過節，都拎著大包小包地來看望媽媽，送上他的一片尊敬之心。他雖不是媽媽的“顯門弟子”，但也可以說是媽媽教學的一個活生生的成果。
媽媽對她的每個學生都很用心，即使他們已經畢業，隻要他們還來找媽媽，媽媽都會熱情接待，聽聽他們的聲音和歌聲，再給他們一些指點。文革中，學生們也常來媽媽這裏，一起談論世事。後來改革開放後，餘新鬆去了一段時間深圳，回來後也來跟媽媽講述她在那兒的見聞。如今，餘新鬆也已是六十多歲的退休老師了。我前幾次回國，還碰到過他來看望媽媽呢。
還有一位名叫宋凱國的學員，是個專業軍人。開始，他說他自己是個粗人，不會跟歌曲有什麽緣分，上媽媽的課總是心不在焉。媽媽就用美妙的民族曲調吸引他，在音樂欣賞課上，媽媽找來一些樸實而歡快，抒情又深沉的樂曲，給他們講解每首歌曲內涵的意義和它們所表達的感情。漸漸，宋凱國喜歡上了這些樂曲，後來每次上了媽媽的課後，都央求媽媽給他們唱一首歌。宋凱國說，媽媽是他的音樂啟蒙老師，很感謝媽媽讓他能欣賞到這麽美妙的歌曲和音樂，他對媽媽崇敬無比，當他得知媽媽沒有兒子時，一定要給媽媽當幹兒子，拜媽媽為自己的幹媽媽。退休後的宋凱國，還是那種軍人的氣魄，他看到媽媽現在是一個人生活，每年春節都接媽媽去他家，跟他的家人一起過年。他還召集過他們班上的同學一起聚會，當然邀請媽媽也去參加他們的聚會，一起唱卡拉OK，一起回憶當年的事情，。。。這是後話了。
1962年的夏天，是媽媽在武漢的第一個夏天。由於不適應氣候，媽媽渾身長了痱子，還患了腳氣病。那個夏天，爸爸對媽媽是頭等照顧，每天早上買來媽媽愛吃的早點，晚上用扇子給媽媽扇著風，撓著癢，守候媽媽入睡。
對我們幾個孩子爸爸也很上心。那時大姐莎開始上高中，在武漢市第十五中學，離媽媽上班的地方很近；二姐葭，還在上初中，在華中農學院第一附屬中學上學。華農附中離家較遠，後轉到離家稍近一些的馬房山中學。假期裏，爸爸不知從哪裏弄來了幾隻白兔，讓我們幾個孩子喂養著玩，他自己也在學院的後山（就是洪山）上找了塊空地，種上了芝麻。那時的爸爸是一心全撲在這個家上來。那個夏天是全家最幸福的一個夏天。
第二年，1963年，媽媽調到了大姐上學的十五中，分配在體音美教研組，負責教音樂。這樣也好照顧在那裏上學的大姐。當時的十五中是武漢市的重點學校，還設有滑翔班，即培養未來的飛行員的。滑翔班的學員都很傲氣，因為他們是百裏挑一挑選出來的，身體要好，家庭出身也要祖孫三代都是清清白白的“純紅”的苗子。因而給滑翔班的學員上課並不是件簡單的事兒，但媽媽也都挺下來了。
一天媽媽送我進了民院門口的幼兒園，就上班去了。我因為到武漢的時間不久，還不怎麽會說武漢話，幼兒園裏的小朋友們都笑話我說話，幼兒園的阿姨對我也不是那麽上心地關注，我在幼兒園裏感到很不自在。這天我被媽媽送剛進幼兒園，就被幾個大班的孩子圍住，其實他們也隻是想逗我玩，可我卻對他們充滿敵意，但見他們是好幾個，我雖然個頭跟他們差不多大，但一下子也對付不了好幾個。看看身邊幼兒園的院牆也很矮，我就翻身出了幼兒園，去追走向公共汽車站的媽媽。可這時正好來了一輛12路公共汽車，媽媽並沒有看到我，就上了車。我眼看著媽媽被公共汽車載走，就大哭起來。一邊哭，一邊追著公共汽車，一直沿著公共汽車開過的馬路（武珞路），走了兩站多的路程，途中還得過一個丁字路口（付家坡），終於找到了媽媽的學校。門房的老頭兒見我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心疼地問我是怎麽一回事兒，我結結巴巴地說出了媽媽的名字，他才把我帶到了媽媽所在的體音美教研組。媽媽正在上課，不在教研室裏。跟媽媽同一教研室的幾個沒課的老師接待了我。可我是不見媽媽就眼淚不止，誰說什麽我都聽不進去。等到媽媽下課了，我才像見到了救星一般撲向媽媽懷裏，細聲細氣地跟媽媽訴說了一路的經曆。媽媽聽完後，好一陣後怕：一個五、六歲的小孩，一個人在大街上哭著走著，萬一有了個什麽閃失，。。。
爸爸得知此事後，估計也找幼兒園的阿姨抱怨了。幼兒園的一位叫楊侯鳳的阿姨，對爸爸顯得特別上心，甚至允許我將爸爸給我撲捉到的麻雀帶到幼兒園去玩。
一次在午睡時間裏，我的麻雀掙斷了栓在它腳上線繩，在午睡間裏來回飛，弄得全班的孩子都無法睡覺，都想撲捉到那麻雀，可那麻雀卻找到了奔向自由的路徑，飛跑了。回家後，我找爸爸抱怨，爸爸說沒關係，他教我怎麽撲捉麻雀：一把米，一個簸箕，一根長為三米左右的線繩，一根短棍。將線繩的一端栓在短棍上，用短棍將倒扣在那一把米上的簸箕支撐起來，留一道麻雀可以看到簸箕下麵的米的縫隙。等麻雀鑽到簸箕下麵吃米時，迅速拉線繩，短棍便倒下，簸箕就將麻雀扣在其中了。隻是我用此方法試著撲捉麻雀總是沒能成功。
後來我也在幼兒園裏也有了一位好朋友：忠民，她是我爸爸所在的數學係的係主任的女兒，跟我同年，隻比我大幾個月，但身體比我健壯，她圓圓的臉蛋兒總是紅撲撲的。她家自然住在教授樓裏。她第一次帶我去她家，很細心地告訴我記住她家的樓棟，還告訴我怎麽樣找到哪個門是通往她家的。她也有個已經在上中學的姐姐，平時我很少見到她姐姐，因為她姐姐也是住校，偶爾見到她幾次，也隻是看到她姐姐座在寫字台前看書、寫字，很少跟我們說話。忠民的媽媽胡爾康阿姨是個熱心人，每次我去她家，她總是笑眯眯地歡迎我來。一次她還教我如何疊衣服呢。忠民家有好幾間房間，她父母的臥室，她爸爸的書房，她姐姐也有一間自己的房子，而我們隻在忠民的房間玩，更多的時間我們是在外麵玩，在後山上，在草坪裏，。。。。忠民的膽子比我大，後山她很熟悉，哪裏有什麽菜地，哪裏有野果子都知道。帶著我漫山遍野地玩啊，找野果子吃。隻是有一次，她誤食了一種有毒的野果子，我看著她的嘴唇開始發青，她自己也感覺不妙，我們倆趕快去了學院的醫務所。到了醫務所，她都說不出話來了，醫務所的醫生看到她的樣子，也不知所措，聽了我的講述後，馬上就給她洗了胃，接著又輸液，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但這並沒有讓她變得小膽起來，她還是那樣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氣。文革中帶著我去揭另一派別剛剛貼出來的大字報；我父親帶著我倆去橫渡東湖，她也是遙遙領先於我；。。。
經媽媽向學校提出要求，十五中分給了媽媽一間房間，就在媽媽上班的體音美教研室的樓頂上，這樣媽媽就不用每天乘公共汽車往返在付家坡-街道口之間了。但每周的周末，媽媽還是回民院的家來的。、、、、、、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