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美國駐印尼大使馬歇爾格林回憶1965年印尼政變

美國外交官口述史項目中的馬歇爾格林（Marshall Green）回憶錄。

前麵已經有過格林在尼克鬆1972年訪華時的回憶，他自1965年任美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那年印尼發生了政變，蘇加諾總統被軍方奪權，後來是蘇哈托上台。下麵是格林的回憶錄有關部分的編譯，“我”指格林

（采訪者是Robert J. Martens，采訪時間是1987.5.12 上午）
印度尼西亞很清楚是在總統蘇加諾（Sukarno）的完全控製之下，而蘇加諾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印尼共產黨（PKI）支持，印共當時是印尼的主導政黨（dominant party）。蘇加諾整個忽略了威脅其國家的經濟問題，他要收回外國公司，包括重要的美國公司比如CalTex和Goodyear。美國和印尼關係不好並且持續變壞。
1964年，美國駐印尼大使是霍華德瓊斯Howard Jones，聖人般的一個好人，跟蘇加諾關係很近，他總是看到別人的最優秀的地方。雖然瓊斯知道蘇加諾的缺點和他對美國的危險性，但是還是不去激怒蘇加諾。蘇加諾非常不願意瓊斯離職，他覺得我是另一種外交官，就是公事公辦(no-nonsense）的那種，不會象瓊斯那樣，因此蘇加諾讓我的日子不太好過。我到達時，雅加達街道上貼滿了“格林回家”（Green go home，不想翻譯成“格林滾回去”）的標語，在其中之一的下麵，有人用口紅塗抹著“帶我跟你一塊走。”所以我一直對學生們抱有希望，他們在後來的蘇加諾倒台中扮演了非常主要的角色。當我在抵達雅加達後兩個星期內遞交國書時，宮殿裏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慶祝活動，來了上千的客人。跟所有我們的官員一樣，我穿著白色正裝。我們在伊斯塔那宮排著隊，對著蘇加諾和他105名內閣成員，然後我講了話，話稿經過仔細的準備並得到華盛頓的同意，裏麵說了所有我們能想到的關於印度尼西亞及其總統的好話。我說完後，退回到我的位置，蘇加諾站起來，發表了一番大肆攻擊美國外交政策的言論。這種情況下，一般外交官都會退場，但是我決定隻能留下來。
講完後，蘇加諾把我介紹給主要來賓，我們的聲音通過麥克風傳到整個大廳，所有人都在聽，這是我反擊的機會。當他向外交部第三把手，一位婦女介紹我的時候，我對著這位非常漂亮的女士大聲說道：“蘇彭尼夫人（Madam Supeni），見到你我非常高興，你知道嗎？看著你那麽漂亮的烏發和明亮的眼睛，還有綠色的薩麗，我真的沒注意總統剛說的話，能否請你告訴我他說了些什麽？”一片死寂。在某種意義上，蘇加諾被我對他的前二奶的恭維所感動，拍了下大腿笑了起來，所有人都笑起來，整個大廳都鬆了口氣。我們離開的時候，街上擠滿了人，舉著反美標語，然後跟著我們到了使館，使館的人說，這種情況下，最好是邀請他們派代表進來談。他們派了十二個人，多是些傻乎乎的人，隻有一到兩個死硬的蘇加諾份子或共產黨員。我們一起坐在門廊（porch）裏，他們發表了對美國的慷慨激昂的攻擊，然後我說我們會考慮他們的觀點並通知我們政府，再見。第二天，所以官方報紙報道，說當群眾代表發言時，格林大使嚇得躲在沙發下發抖。
（背景：1963年，印尼衝擊了英國駐印尼大使館。）
所謂的蓋世太保政變（Gestapo Coup）發生在1965年9月30日/10月1日，關於這一事件，要注意的最關鍵的一點是，蘇加諾一直在推進Nasakom政府，這是一種融合了民族主義、宗教和共產主義的東西（nas是民族主義，a是宗教--印尼語agama，kom是共產主義）。此時蘇加諾親共，但是軍方反對，這並不意味著軍方不服從蘇加諾，他們還是服從他的。但是蘇加諾和共產黨都知道，大多數軍官是反共的。
這個時候，蘇加諾健康惡化，他一直有腎病和其它疾病，此時加重了。蘇加諾看西醫，也讓傳統中醫生到他住處來看病。他健康惡化的消息傳了出去，他這輩子的時間不多了。很清楚，印尼共產黨害怕的是，一旦蘇加諾不在了，軍隊會摧毀共產黨。因此，印尼共產黨公開提出指控，說有一批將軍們準備迫害印尼共產黨，這可能得到蘇加諾的默認。換句話說，共產黨已經公開攤牌了，他們擔心軍隊的鎮壓，所以乘著蘇加諾還在，能掌控將軍的時候，他們要行動了。這是共產黨政變的背景。他們在9月30日發動了政變，實際上是10月1日的頭幾個小時，他們成功地刺殺了5到6名最高級別的將軍，但是沒能刺殺那蘇行（Nasution）和蘇哈托，那蘇行差點被刺，蘇哈托不在，所以逃脫了。幾名將軍們死得很慘，這也是為什麽接下來的公眾反應會那麽暴烈的原因。
間接證據顯示，如果共產黨成功了，蘇加諾會成立一個Nasakom政府，可能在亞格雅加達或者在雅加達。但是政變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共產黨實際上隻控製了雅加達不到一天時間。
傳言說美國大使館或者中情局參與了政變，事實是，大使館或者中情局絕對沒有牽涉到政變之中，也沒有以任何形式在背後活動。我知道這個指控，這是為什麽我一知道這次政變，尤其是知道它失敗了以後，我馬上做的事之一就是警告華盛頓不要出來承認在事件中的作用或者說我們預知此次政變。我們的作用就像是一名在滔天巨浪中全身而退的衝浪者，我們沒有製造這些巨浪，我們隻不過是衝過巨浪，安全到達岸邊。我發了一份電報，直接說“閉嘴”。前大使霍華德瓊斯原準備給華盛頓郵報寫係列文章，政變發生後他取消了文章。因為保持沉默，美國在此次事變中的角色，雖然值得稱讚，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
我們也跟其他人一樣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政變之夜，我跟新西蘭的同事在郊外看戲，回來時也沒發現街上有什麽不尋常，那是夜裏一點左右，政變發生在二點或三點。我第二天八點到辦公室，街上有不正常的部隊駐紮，我認不出這些部隊，我們的武官Willis Ethel也不認識。電台似乎是在政變集團的手裏，一係列的命令，以昂同上校的名義發布，這個名字在外交界無人知道是誰。我們不知道政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了，我們跟社會上一樣，很迷惑。
慢慢地，有些是通過我們自己的官員到外麵跑，有些是通過電台聲明，還有是通過與其他官員和我們的外交界同事的接觸，我們知道了發生了什麽。但是不久，政變很明顯已經結束了，除了山裏的戰鬥。但是軍方沒有逮捕蘇加諾，他仍然是總統，當然是被削權和受懷疑的總統。局勢非常不明朗，隨時有可能爆發。
我們麵臨的最大問題是撤僑。我們跟華盛頓保持通話，他們要求立即撤僑，但是我說其他使團沒有行動，另外，交通中斷，因為宵禁，也沒法去機場。美國人最好還是待在家裏，別上街。華盛頓非常緊張，堅持要撤僑，但是他們至少不再要求立即行動。我記得我們把所有美國人招集到一起，說這是“都離宣言”（declaration of no-dependence），就是說，所有家人都得撤離。
直到1966年5月29日，我才有機會跟蘇哈托將軍談話，此時已經離政變近9個月了，期間我們見過幾次，點過頭。打開始我們就意識到要與政府中有實權的階層保持接觸，這意味著蘇哈托和馬立克（Adam Malik），馬立克是無任所部長（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但實際上是外交部長。他很同情蘇哈托，蘇哈托也同情他。通過我們的武官William Ethel，他跟蘇哈托的副官（aide）是朋友，我跟蘇哈托進行接觸。蘇哈托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很有理性（rational），很實事求是（pragmatic），沒有傾向性（balanced），客觀（objective），也比較收斂（modest）。他不裝，是個職業軍人，來自人民（man of the people）。蘇哈托出身比較貧寒，不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sophisticated thinker），但是他能傾聽正確的意見。我們還跟其他的政府人員進行接觸，主要是跟經濟有關的部門，那裏有很多受過美國教育的人，主要是在伯克利，所以他們被稱為伯克利幫（Berkeley Mafia）。
據稱，印尼共產黨有三百萬黨員--世界上蘇共和中共外，最大的共產黨，還有近千萬外圍成員，為什麽那快就一下子垮了呢？我認為，人數眾多恰恰是他們的問題，很多黨員不了解什麽是共產黨，沒有良好的訓練和紀律--烏合之眾。他們的整個結構--幹部什麽的--很脆弱，大事臨頭就會垮。我認為這是為什麽他們垮得那麽快的原因，很明顯地，他們頂不住政府軍，也受不了這種關鍵時刻的壓力。另外，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蘇加諾，最後蘇加諾已經不能再支持他們了。還有就是，印尼共產黨跟中國共產黨關係很密切，但是印度尼西亞的華人不太受人歡迎，印共和中共的關係，使得他們更容易受攻擊。
關於被殺的人數，有報告說死了幾千甚至上萬幾十萬，但是我認為數字被誇大了。1965年11月我們就收到關於屠殺的報告，似乎主要發生在10月，但是這些報告很模糊。沒有圖像，我們使館的人沒有看到屍體，我們也沒有遇到有人說目擊了屠殺，都是傳說。我於1966年2月回華盛頓，我知道他們要問的首要問題就是死了多少人，我讓到下麵去調查的人給個數字，然後把大家的數字平均，結果是三十萬，我就匯報說是三十萬左右。我應該說，三十萬，誤差二十五萬上下。我們的報告被透露出去，所以三十萬成了被普遍接受的數字。
有一位總領事下去調查，到了一條河，傳言說這河裏滿是屍體，但是總領事一個屍體也沒看到，住在河邊的英國領事說他看到過兩具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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