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上貼（尋找凱茲）最後說，有人開始尋找凱茲，這人名叫Fergus M. Bordewich,包德維奇。
Cathay， a Journey in Search of Old China（by Fergus M. Bordewich，Prentice Hall 1991）.
包是美國人，作過新聞記者，1980年代初期，他被北京某新聞機構邀請，到中國教授西方新聞理論。包德維奇去的單位裏的老同誌們都知道，就在幾年之前，如果他們按包德維奇教他們的，以好奇心和懷疑精神去從事新聞，他們都會被送去勞改或更嚴重的懲罰。這些人都不傻，他們基本上不聽包說的那些，四、五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了脆弱、驚弓之鳥般的老人。
1980年代初期的中國，革命的光榮已經褪色，經過30多年的封閉，中國開始搶著吸引過去被他們遣責的跨國公司投資，一直被炫耀為共產主義生活典範的人民公社就要被拆散，幾乎每天報紙上都能看到中國人很不習慣地箍在領帶和西裝裏，喝著可口可樂，排隊購買電視機，接受西方人的文化和價值觀。當然，一種文化，思維方式，生活方式，沒有那麽容易改變。包德維奇見證了那個時期單位裏中國人的鉤心鬥角，互相猜忌，互相提防，對外國人更是多了一層監視。包要買自行車，單位領導就很緊張，因為騎自行車就很不好控製了，不知道他會去哪裏。
但是在這表麵之下，有另一個中國，雖然看不見，卻可以感到。種種跡象暗示著一個更美麗，更微妙的中國，包看到他的辦公室窗下，簡易房和搭建的廚房蓋住了老城裏四合院的院子，和翹揚的屋簷；騎車回家的路上，他注意到一座寶塔在工廠的煙囪中伸出的灰色軀幹上原初的典雅，這塔現在被用來當存煤的倉庫；在一家國營商店裏，他在一個紙箱裏找到一個當年某滿族格格用來保護她的長指甲的錫套。中國的過去在誘惑，但是二十世紀新中國擺脫舊中國的決心昭然若揭。這個過程在一百年前中國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的時候已經開始。
葛利塔嘉寶在電影《克麗斯汀娜皇後》裏對英俊的西班牙大使說：一個人可以懷念他從來沒去過的地方。包德維奇下意識地感受到中國的誘惑，孔子老子，米芾的風景畫和杜甫的詩歌，。。。。
幾年後，一個星期六下午，回到美國的包德維奇為了躲雨，走進紐約曼哈頓下城的一家二手書店（是友聯廣場--Union Square--附近得Strand嗎？），偶然發現了那本命運為他放在這個時空交點上的書，《豐年》--The Years That Were Fat。包靠在角落裏的書架上，隨手翻到一頁，名叫George Kates的作者在描述一場1930年代北京古董店裏的情景，凱茲看上了一樣物件，不過他知道自己買不起。他寫道，店主“看到我被欲望所惑，不能自拔，搖擺於一時興起之意和滿足此意之阮囊之間。我們坐在他的裏屋，靜靜地喝著熱茶，桌上鋪著精致的中國毛毯，他很老練地伺候著我，他說：‘把這個帶回家吧您哪，’他指的就是那件我並不需要但是當時就是割舍不下的物件，一件老貨，作工簡潔，深黃色的玉珽，‘完了，等您愛夠了，再把它還給我就成啦。’”包居然被這段描述深深地打動了，被這種姿態裏流露的濃濃人情味，被一件好物件所傳遞的無言的交流。包羨慕嫉妒凱茲生活的那個老北京。對一個在1980年代的北京生活過的人來說，凱茲描述的世界似乎是一個中世紀旅行者描述的中國那樣遙遠和不現實。很難想象僅僅幾十年前，那是唯一存在的中國。凱茲筆下逝去的中國很親切，令人陶醉，正符合包德維奇的想象，哪怕是拉人力車的，也有一種典雅之處，要你讓路，他們會非常禮貌地說“借光”--借給我一點光亮。凱茲似乎在1952年這本書出版以後就消失了，包德維奇猜想應該什麽地方留有他的檔案，信件之類的。一位在中國見過凱茲的哈佛大學教授認為他在1960年代去世了，包又找到了凱茲的一位大學同學，已經快90歲了，他記憶中凱茲是個自顧自的人，獨來獨往，是1920年代哈佛校園裏那種聰明有教養，但總是不自在的猶太人。他給了包另一位同學的電話號碼，一個新罕普夏州的醫生，他說是這個醫生把凱茲“送走的”。
包德維奇給那位醫生打了電話，問他在什麽地方可以查閱凱茲留下的文檔。醫生回答道：“你為什麽不去問凱茲他自己呢？”
（可以想象包德維奇聽到上述話的反應，可能會有個0.5秒的滯後，然後：“難道他還活著？！”顯然醫生給了他凱茲的電話。）
包德維奇給凱茲打電話的時候很緊張，說話可能有些語無倫次，說他能找到凱茲很激動，“我對華麗辭藻有些端不住啊，包德維奇先生，”凱茲回答道，“不過也許我們能成為朋友。”
凱茲住在一個老人院（nursing home）裏，房間是米色，凱茲坐在輪椅裏（他摔過一交，摔斷了腿），人很胖，穿著卡其褲，牛津襯衫，打了條海軍藍的領帶，上麵有條紋。每件衣服都有點斜，就象是另一個人給他穿的。一張臉看得出過去很樸素，但是現在已經成了一道道鬆垮垮的肉溝了。看得出來，他的風度更多是亞洲的文雅，而不是西方的紳士，並且立即讓包想起了他筆下的中國文人，以他們為榜樣，打磨他自己言語舉止中的毛刺邊角。牆上貼著一張複印的中國地圖，寫板上是他稱之為馬賽克的幾張明信片，有的印有羅德島新港的豪宅的明信片，那些房子1910年代他很熟悉，有的是阿爾卑斯的風景，還有的印有北京頤和園的亭子。他說：“這些就是我的記憶。”他知道自己離開中國多年了，但是自那以來他的所見所聞，卻好似融化了一樣，包覺得是跟一個剛從1940年的中國回來的人在談話。
他很實在地說：“中間的那麽多年就好像不存在一樣。”1930年的大蕭條，關上了西岸好萊塢的朱門，唐詩卻為他推開一扇東方的窗戶。“不知是什麽事解救了我，讓我變回更好的自己。”1933年，他到了中國，北京，1940年，隻是因為日本人開始驅逐美國人，他才極不情願地離開北京。他說他回到紐約後，很長一段時間不能適應紐約的生活。在北京，開始是下意識，後來是有意識地，他重新營造了一個中國傳統文人的環境，某些高高在上的外國人笑話他“變成土著”（going native）了：穿著絲綢大褂，住四合院，刻苦學習中文，他還給自己的舌頭作了手術，以便更好地掌握中文的發音。
“我們喝茶吧。”他把護士叫來，問能不能給他們泡茶。護士拿來了倒在塑料杯子裏的立普頓，包德維奇想他一定曾經很熟悉香鬱的觀音茶，濃烈的龍井。凱茲很安詳地喝著立普頓。
“你了解中國嗎，包德維奇先生？”
“不了解，我不了解。”
“我從不覺的自己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但是我在過去一定確實有些跟別人不一樣。”凱茲回想道，“我跟中國人相處的非常好，因為我從來不試圖去改變他們，我覺得他們那樣就挺好。”中國人的那種有尊嚴的內斂一定從一開始就對他很有吸引力，這也許讓他想起了他生長的愛德華國王時代，但是回到美國以後這個環境就消失了。
“中國人的適應能力很強，很善良，一見麵就很熱情。你一進某人的家，他們立即就會很好客地招待你。”
凱茲是從一個太監那租的房子，一套四合院，這是慈禧太後賞給那太監的，看來慈禧特別喜歡這個太監，或者就是他作了什麽事，討得慈禧的歡心，總之，不但是房子，慈禧還把貼身的一名伺女賞給了這個太監作老婆。他們自己的院子在凱茲的隔壁。凱茲50年之後還記得很清楚：“太監就是改不了他太監的性格。總的來說，他很有禮貌，他對作太監感覺是個恥辱，一談到跟太監有關的話題就非常不自在，他從來不談在宮裏的日子，談那些事是很掉價的。但是他妻子時不時會爬上屋頂，向整個街坊哭述嫁給這樣一個不正常丈夫所承受的傷害。象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我的傭人們覺得太監有些下作，同時也覺得很可笑。”
每天，一位老師會來給凱茲教中文，他的頭銜是“先生”，意思是“先出生的人”，“等他到了，我的傭人就問：‘要給先生上好茶嗎？’我回答：‘你認為該上什麽茶就上什麽茶。’這些禮數每次都會一字不差地重複，傭人會給我們端上茉莉花茶，我們邊飲茶邊學習。先生時常提及孔夫子，每當此時，他總是會說：‘子曰。。。’直呼聖人的名字是不禮貌的。我則跟他談丁尼生（Tennyson）。”
凱茲從一個小巧的中國罐子裏取出一種膏油，抹在太陽穴上，他非要包也抹點。這種膏有一種清涼的薄荷味道。
“挺舒服吧？”他問道。然後兩人就這麽坐著，沉默。凱茲似乎不想說話，包問他：我是不是應該告辭了，他有點迷糊但是很慈祥地看著包，他的臉就像一個中國人的臉一樣無法解讀。
“我今年92歲了，我已經沒有未來了，隻能生活在過去，當下是如此的局促，但是也隻能如此了。”
凱茲向我展示了他在中國買的小古董，一件是小個漆盒，上麵鑲著條雲狀的玉龍，盒子裏是個金戒指，戒指上刻有蝙蝠，和“福壽”字樣，他解釋說，蝠的發音和福的發音是一樣的，看到福字，想著福字，都是很吉祥的。戒指是在長城的一個當鋪買的。他又拿出一個銅墨盒，上麵刻著一首詩，我讓他讀給我聽，這首詩他當年一定是能背誦的，可現在他研究了一會說：“我看到‘山’字，‘月’字，‘滴’字，‘明’字。。。”其它的象形字已經隱入記憶的空界裏去了。這些古董就是他的中國記憶的全部了，我想告訴他，我希望他所熱愛的中國能給他保留更多的東西，但是他打斷了我：“別以為我還有重返中國的願望，包德維奇先生，我所了解的中國已經不複存在了；但是我所了解的西方也不複存在了；我所了解的哈佛也不存在了，好萊塢也是。我對逝去的世界沒有渴望，也沒有思鄉之情。這對每一個人都一樣。我自己可以沉溺在懷舊中，但我不相信這種生活。我們有責任活在當下，而且我想活得快樂一些。”
包德維奇離開了凱茲的新英格蘭，準備前往中國。
那是1989年64之前，包德維奇又去中國，他是沿著絲綢之路，從印度，巴基斯坦，新疆等地，一路走來。去了四川，武漢，浙江的普陀山，曲阜等地，最後到了北京，北京之行的一個目的，是去尋找凱茲的故居--這本書是實際上個旅行記錄，有關凱茲得部分基本隻是其中一頭一尾兩段裏麵談到。
凱茲給了包一張紙條，上麵潦草寫著35 Laku Hutung，（按拚音是拉庫胡同，35號。百度說確有拉庫胡同）。包和一個中國人魏一起去，在胡同裏來回走了幾圈也不能確定35號。問人，都說不知道，有人還帶點敵意地說，這裏沒有美國人，這裏是中國。最後看到一個賣糖葫蘆的老人，包德維奇買了一串，邊吃邊跟老人聊起來，老人說他已經40年沒賣糖葫蘆了，解放以後他換了工作。包靈機一動，問他：1930年代你來過這嗎？老人說：“那時這兒就是我作小買賣的地盤兒。”
“那你還記得那些日子裏，有外國人住在這嗎？”
“隻有一個美國人。”
“美國人！”
“美國人。賣糖葫蘆以前，我是拉人力車的，我經常拉那個美國人。”
“你還記得他住在哪嗎？”
“就在那兒。”老人微笑著說，指著胡同裏一扇門，那門包和魏來回走過好幾次“就在牆那邊。”
“他是什麽樣的人？”
“這我可沒法兒告訴您，我拉他坐，就是這樣。”
35號的位置總算確定了。他們進了滿是拆遷垃圾的院子，遇到了徐，談了幾句，同去的魏就帶著幾分尊敬地說：“老北京”，意思是說徐是那種堅守老式禮節，辦事講個信譽和尊嚴，幽默又有品味的北京人。他們向徐打聽凱茲，徐說他是1960年搬過來的，從來沒聽說過美國人。包給徐講了凱茲描述的太監和他常作獅吼的妻子，徐一下激動起來：“是他們，就是他們！”沒想到他們的生活，居然能在一本美國的書裏描寫過，他說，那個太監人很好，但是不容易接近，他對太監妻子記得很清楚：“她看不起我們，因為她是慈禧太後的貼身宮女，她愛生氣，不過可以理解。有孩子來摘桑果，她會對著他們大罵，但是她人並不壞，她罵完了會把果子給他們。”這應該是凱茲種的桑樹結的果。凱茲是1940年離開的，那之後可能太監自己搬回來住了。徐說，1960年，太監被告知要讓出地方來，讓工人住進來，政府批準工人在院兒裏搭房子，幾年後，他們又被告知，他們隻需要一間房子就夠住了，更多的其他人搬了進來。徐說太監妻子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死了，文革期間，紅衛兵把太監弄到農村去接受勞動改造，他一去就沒回來，生死不明。這時街道大媽來了，說外國人不允許進來，必須有批準，必須有政府的人陪同，還問魏是哪個單位的。魏很害怕，沒說。大媽趕他們走，徐覺得臉上落不住了，說要送他們出門，他一直送出門，送到街上。他說很高興他們能來訪，歡迎再來，希望你在中國旅行愉快。
包後來又遇到了一個確實見過凱茲的北京人張，張說日本人來了以後，凱茲在他的院裏升起一麵非常大的美國國旗。說到這，包聽到一種很奇異的聲音，由遠而近，就像是風吹在緊繃著的電纜上的聲音，過了一會沒了，再過一會又似乎更近了，然後一下子好像頭頂上全是這種聲音，包從窗戶看出去，有二十幾隻鴿子在屋頂上盤旋，這就是凱茲描述的鴿哨啊。張也是老北京，70多歲的人了，包告別時，他堅持著站起來，把包送到門外，他們這一代人就是這樣。
包德維奇回到美國，又到老人院去看凱茲，凱茲躺在床上，問他：“你送午飯來了？”他沒有認出包。
“我從中國回來了。”
凱茲盯著包看了好一會：“中國變了嗎？”
“變了。”
“她有沒有讓你也感到愉悅？”
“似乎沒有。”
凱茲沉默了幾分鍾，然後說：“太可惜了。”
包帶來了青城山的茶葉，用微波爐給凱茲煮水泡茶。包告訴凱茲，他找到他在北京的房子了。凱茲麵無表情，包重複了一遍，停了一會，凱茲說：“那房子有一個院子，是我的。很接地氣（it was very intimate）。”他說大門兩邊各有一個花壇，裏麵種了菊花。包讓他談談那個太監，凱茲隻是看著包。包又說，他遇到了凱茲的人力車夫，凱茲說他大多數日子裏都是用同一個車夫。凱茲話越來越少，最後是沉默，好幾分鍾後，包有點害怕，凱茲似乎呼吸也停止了。凱茲突然睜開眼睛，看著包：“你認識我嗎？”
“我不知道。”
“你想幹什麽？”
“我來跟你談談中國。”
“我曾經在中國住過。”
1990年3月23日，北京人民的老朋友喬治凱茲逝世，終年94歲。根據他的遺願，他的骨灰撒到了大西洋裏。
近來有一本凱茲傳記，A Love Affair with Old Beijing：the Remarkable Story of George Kates。作者是John Roote，由包德維奇寫介紹。但是我還沒有看到這部書。
George Norbert Kates的作品：
1.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1933-1940 Harper 1952
2. 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 Dover，1948
除了兩本書外，他還寫了很多論文，比較重要的兩篇：
1. Prince Kung's Palace and Its Adjoining Garden in Peking，作者是H. S. Ch'en和George N. Kates。發表在Monumenta Serica，Vol.5，No. 1/2，1940，這本外文期刊中文叫華裔學誌。
2. A New Date for the Origins of the Forbidden City, 發表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No.3（Feb.,1943)
另外，在Willa Cather寫的Willa Cather in Europe，Her OwnStory of the First Journey中，Kates寫了Introduction，還有注解；Willa Cather的另一本書：Five Stories裏，Kates寫了一篇文章，介紹Miss Cather的最後一篇，沒完成，沒發表的Avignon Story。
與George Kates有關的，或者提到他的著作，都是部分內容與Kates有關：
1.A Love Affair with Old Beijing，the Remarkable Life of George Kates，作者是John Roote，由Forbidden City Books於2015年出版。這本是專門講Kates的
2. China Collectors，作者是Karl E. Meyer 和 Shareen Blair Brysac，由Palgrave Macmillan 2015年出版。
3. 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作者是Michael Meyer，由Walker & Company 2009年出版。
4.Cathay， a Journey in Search of Old China 作者就是包德維奇 Fergus M. Bordewich，由Prentice Hall於 1991年出版。
5. A Dance with Dragon， the Vanished World of Peking's Foreign Colony,作者是Julia Byod，由I.T. Tauris於2012年出版。
6. Ming Furniture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作者是Sarah Handler，由Ten Speed Press 於2005年出版，裏麵提到Kates收藏的明代家具和他對中國家具收藏的影響。
7. Austere Luminoc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作者是Sarah Handler，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於2001年出版。其中第三章專門講Kates的收藏。
多年前，報紙上有采訪，現居住在多倫多的猶太人是當年逃亡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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