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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見與破除己見

(2006-09-15 09:40:42) 下一個

剛來走廊的時候,因想了解一下走廊有哪些規矩, 曾給司令發過一悄悄話,司令說:沒有什麽限製,但政治話題和容易引起爭議的話題一般不鼓勵。昨天的事讓我覺得司令的話和鄧小平當年的話一樣高瞻遠矚(有點拍馬屁之嫌)。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隨之而來,可當時的社會極左思潮依然很有勢力,姓社姓資還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每一個改革方案總是引起政治辯論,每一個曆史問題也同樣會引發文革式的爭論。這時鄧發了話:不要爭論,要向前看。要摸著石頭過河。正是因為不爭論,才使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堅持了下來。也正是這個看似無原則的話才真正救了中國。

人人都有己見,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己見更為嚴重,因為讀的書多,知道的也多。但真能破除已見的人才是有境界的人,白檸檬月光說的好,”放下是工夫”。每個人的經曆不同,所以形成的已見也不同。比如我說國內的孩子沒童年,可醜女郎說她知道的和我不一樣。這說明人的生活圈子不同,經曆不同,已見也不同,其實都是一孔之見,是不能以點代麵的。

如果我們說話辯論都是以自己的己見為標準,那這個世界就沒有一個是非對錯和基本統一的價值觀。我的一個中學和小學的同班女同學,非常聰明,一直是班裏的學習委員。一次我們同學聚會的時候說起文革,我隨口說了一句,文革對我來說真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可她聽了卻突然掩麵而泣。我突然想起,她的母親在文革的時候因為不堪羞辱而在她生日那天自殺了,而她在當時由於無知和迫於壓力還要表態和母親劃清界限。我當時真是追悔末及。在我,文革可能是很好玩的,因為不用上課,上課也沒有壓力。而在她,文革則是揮之不去的惡夢。人隻有放棄己見,從其他人的經曆中發現自己的良知才是寬容和進步。如果當年不是大多數白人放棄自己的偏見,黑人再怎麽鬥爭恐怕也無法真正解放自己,因為黑人在美國是少數民族。放棄己見,拋棄偏見不是妥協和退讓,而是對自己心靈的解放。

人隻有破除己見的時候,才能拋棄偏執。將小我變成大我才是一個得道的人。南懷瑾說,不能以老賣老,也不能以小賣小。意思也是讓大家不能固守己見。如果是為了麵子和自己認為的真理而堅持己見其實是一種固執。而為了堅持己見動則指責別人也是一種無知和狂妄。能夠放下已見才能真正聽進別人的話,聽懂別人的話。能不斷了解新的觀念接受新的知識,才能使自己保持年青的心態和不斷的進步。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我想這不是孔子的謙虛話,而是他親身經曆的生活給他的真實的感悟。走廊裏有很多70年代的人。其中很多人是很有學問也很有思想的,我從心裏佩服他們,我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如桃葉、白檸檬月光和醜女郎等。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特點。我在國內長期與70年代的人在一起工作,多少能了解一點他們的思想和特性,也溝通的很好。關鍵是相互的尊重和能放下自己。我們無法也不應當要求孩子和我們有一樣的理想。同理,我們也無法也不應該把自己的觀念強加給與我們不同年代的人。其實,即使是同一年代的人觀點也是大相徑庭的。

我認為,尊重事實是討論的基礎。你可以表達你的觀念,但不能不顧事實。比如洞熊說他懷念文革,這是他的個人觀念和個人經曆決定的,是他的自由。可他說文革時夜不閉戶,我就覺得奇怪了。不知道他當時住在什麽地方,也許是在偏遠的農村,夜不閉戶這也完全可能。可我在的城市不僅要閉戶,而且連院都封了,把水泥管子都放到馬路上,大院還成立了聯防隊,連我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也削了跟鐵管子當紮槍,怕的是來打砸搶的。武鬥的那個時候很亂,公檢法都被砸爛了,一些不法之徒趁機結夥亂搶。否則怎麽會有軍管。周楊或是周桓的孩子就是被打砸搶的人打死在家裏的。文革後期也是一樣,68年之後,街頭就出現第一批流氓,呼嘯於街頭,撕殺於巷尾,真乃是“攪的周天寒徹”。到70年代初,流氓團夥已成群遍地,校校有流氓,天天見群毆,此謂“動物凶猛”。我中學的班裏有70個同學,常來上學的也就50幾個,而且有三個因為掏包還被抓了起來。這在文革前是沒有見過的。

昨天的一個關於泰晤士報評論中國文明禮貌的轉貼,我看了幾遍也沒發現有什麽惡意。可就是這樣一個貼子竟然也引來八國聯軍的聯想,不能不說是我們反應過度,缺乏平和和自信的心態。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崇洋媚外到現在不把外國當回事,這是中國的巨大進步。一個國家和民族首先要自信才能自強,但連外國人說一句基本是事實的沒有惡意批評都象踩了尾巴似的一驚一炸的,那我們不是又跑向另一個極端了嗎?

我們這些在國外的人,有時侯表現出的愛國熱情比國內的人還強烈,好象讓人不可思意,有時還要受到國內人的諷刺和挖苦。然而這確實是真實的感情,不是虛情假意。在瑞士留學的時候,有一個一起去的女同學,在國內的時候從不過問政治,家境優越,無憂無慮。可是到了瑞士之後她變得非常敏感,極端愛國。不僅聽不得外國同事說半點中國的不足,甚至說日本好她也與人激烈爭辯。她對我說,我真是不知道我現在竟然這樣愛國了。我們這些在國外的人完全能夠理解她的心態。正是因為出了國才明白作為一個中國人意味著什麽。當我去第一次去德國的時候,所有入關的人都一晃手中的身份卡就輕鬆過關,而惟獨我被攔下,警察客客氣氣地說:對不起,請你稍候。然後聽見他們竊竊私語:中國人。把我的護照拿到裏屋去核對去了。你說不出什麽,可就是覺得有點別扭。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還是喜歡外國人說中國的好話,不好的話我自己說可以,可外國人說了,心裏就覺得不痛快,這是人之常情。但這樣的心態多少還是反應了自己不太自信。在國外的人尤其反感張藝謀拍的一些電影,盡管有些很真實(如;球菊打官司),但總是覺得他故意迎合國外的欣賞心理,有誤導外國人之嫌。我們大罵張藝謀,其實正說明我們自己非常在意外國人的看法。如果真的自信,應該根本就不在乎外國人怎麽看,我們走自己的路,讓他們去說去吧。

愛國沒錯。但各人有各人的愛法。就象談戀愛,有的人成天我愛你我愛你的掛在嘴邊上,有的人卻總是挑他(她)愛的人的毛病,表達方式不同而已,沒有對錯之分。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班的一個女同學有才有貌,是我們係的三朵花之一。當時曾想為她介紹同班的一個男生,可見她總是損那個男生就沒敢提。畢業很多年之後,一次和另一個女同學在一起吃飯。她埋怨我說,你怎麽當時不給某某介紹某某啊?你看現在某某還單身呢。我說:我怎麽知道啊!那時她總是損他說他啊。這個女同學笑著說:你們男的可真呆,她總說他不好是因為她心裏有他啊,虧你還是結了婚的人哪。說的我真是無地自容。說好話是愛,說不好話也是愛。這叫打是親罵是愛。我想大部分在國外國人批評國內的人都是希望中國變得更好,沒有什麽惡意的(FLG除外)。要說對中國人劣根性和國民性的批評,哪個人都不如魯迅深刻和尖銳。難道我們能說魯迅不愛中國不愛中國人嗎?

爭論是難免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爭論,因為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但我認為爭論的另一個基礎是語言的邏輯性,如果連邏輯都不講,那還爭論什麽啊,說輕了是自說自話,說重了是胡攪蠻纏。當然開玩笑不在此例。對別人的觀點,即使不同意最好說話也客氣點,這關乎基本的文明禮貌。就象對待宗教,接受是緣,不接受也不要妄說。

不過我還是希望走廊不要爭論不斷,用貼的方式討論比較好。來走廊的目的主要是娛樂,進一步是叫寓教於樂(熊語)。感覺這裏的人都很有學問,而且都比較有涵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種性格,各種經曆的人聚在走廊其實是我們的緣分。非常欣賞安貝兒說過的兩個字:感激。我也是一樣的心情,感激走廊帶來的緣分,否則我上哪能結識這麽多有才學有修養的朋友。象YY熊的幽默機智,野狼的豪放和文采,阿裏的活潑和善良,小小花的快人快語、熱情豪爽,艾麗斯的幽默又漂亮的文章,還有才回來的總是歡天喜地七喜,還有一些和我年齡差不多的鶴發童真的老朋友都給我帶來了許多的快樂和知識以及很多為人的道理,我對他們都是抱著感激的心情。

總想放下己見,但有時還是放不下,其實就是自己的修煉的不夠。正是因為放不下,才有了上麵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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