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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未來」係列寫了八篇，正要動筆寫第九，卻認為在程序上要先覆高斯。事情是這樣的。這係列的第六篇——《第二階段的工業發展》——自己重視，要求高斯的助手王寧翻譯給老人家看。九十五歲的高斯讀後，說「極端有趣味」，提出好些問題。新製度經濟學的鼻祖提出，不能不回應，何況這係列寫得辛苦，回應高斯可以鬆弛一下。會再要求王寧翻譯給高斯。
親愛的郎奴：
王寧傳來你的問題，綜合起來有四個，試覆如下：
（一）你問，我提到杭州的工商業俊秀是哪些人，從哪裏來，為什麽會集中於杭州？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平均年齡大約四十歲，做得你的孫兒，做得我的兒子。鬥青年才俊多，杭州當然比不上上海等大都會，但以人口比例算，杭州勝出無疑問。該市有一個天下知名的西湖，不大，優美，曾經詩人雲集。杭州自古繁華，而今天的盛況是回複到宋代詩人所描述的了。浙江是今天中國一個比較富裕的省份，工商業的才俊跑到杭州去，看著西湖，想著中國的古文化，創生意，不是很有意思嗎？今天杭州的人均每年收入，達四千多美元，以中、美雙方的物價調整，應該逾萬美元了。屈指一算，如果整個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杭州水平，物價調整後，中國的國民實質總收入會比美國的高一倍。
杭州有一個經濟學會，會員絕大部分是工商業家，沒有讀過經濟的。我敢打賭，這學會的成員對真實世界的經濟認識，平均算，會遠高於你和我知道的任何國際經濟學會。史密斯當年沒有受過正規的經濟教育，寫下了《國富論》，之後沒有誰達到那樣的水平。
二十年前，今天杭州的工商業家是大學生，一般讀過我結集成書的《賣桔者言》。今天我到杭州，免費午餐不在話下。但你可以想象我的尷尬：每次到杭州，他們請我吃飯，說要拜我為師。胡說胡說！應該是我拜他們為師才對。
年多前，你還算是一位成員的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訪中國，我帶他到杭州去。十多二十個青年才俊大宴我們於西湖旁的貴賓廳。餐後攝影留念，院長對我說：「看來主角是你，不是我。」我於是給院長作第二次介紹：「這位院長是高斯的老板。」主角立刻轉到院長那邊去！不知院長回美後有沒有對你提及這件趣事。可見中國事業有成的青年對你萬分尊敬，應該的，因為沒有高斯定律的思維中國不會有今天。你會很喜歡杭州的工商業家。他們對真實世界知得多，客觀，分析能力強。有這些本領，有沒有讀過經濟毫不重要。
你要知道他們做些什麽，告訴你吧。一位做期貨，很成功。一位管理升降機工廠，是美國牌子，產量占世界百分之十一。此君說今天地球上一半的新升降機用於中國。你會喜歡聽到的數據，是十多年前開始時，百分之九十的零件由外地進口，今天倒轉過來，百分之九十產於中國，而這幾年製產出的升降機出口美國了。一位產出水泥的，聽說是中國從水泥進口轉為水泥大出口國的一個主要人物。一位造染料，供應世界百分之二十一，最大。一位做房地產，聽說在《財富》榜上有名。此君對地產市場的分析十分老到。後來我在上海聽郎朗鋼琴演奏，散場時見到他。一個地產商從杭州跑到上海聽一場古典音樂，應該說著些什麽。
（二）王寧說你要多一點理解我說的中國獨有的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這容易，因為對你說是行家說行話。你會記得一九六九的春天，在溫哥華的一個漁業研討會中，一位（幾年前獲諾獎）在座的提出：「把公海漁業改為私產，隻能有一個大業主，所以魚產品之價會是壟斷之價。」我立刻回應：「怎麽可能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農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給無數農民，農民競爭，農產品之價會是競爭市場之價。」當時你坐在旁邊，輕聲說我對了，說了三次，過了幾天你又再說我對。
北京當局是大地主，擁有中國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們把土地以佃農分成的方法租給整個國家的數以百計的縣，而縣又再以佃農分成的方法租給無數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馬歇爾的佃農理論，但馬氏不簡單，在一個注腳中差不多找到正確的答案。這注腳和我的理論加起來，說，分成率可以不變，隻要有一個價值夠高的變量可以調整，競爭下會達到最高效能的資源使用。
撇開沙石，中國的地區情況可以這樣看。分成率是稅率，稅收再分也是佃農分成。這些分成率是劃一的。重要的變量調整是地價。土地投資基建由縣處理，賣地收入也要與上頭分帳。重點是地價可以從很高下降到零之下（後者是補貼招商）——這樣，縣的土地投資往往要虧蝕。但他們不傻，不會明知故犯地做虧本生意：稅收分成他們可以賺回來。他們於是在土地使用決策與地價調整的範圍內爭取最高的稅收，也即是爭取最高的租金收入。每個縣是一家公司，爭取土地租金總收入的極大化是正確不過的經濟原則。縣與縣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大家拚命招徠，而又因為沒有勞動人口土地不值錢，他們善待工人。人類曆史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精彩的分成製度，把整個國家以合約組合起來。我認為這是中國經濟今天還繼續飆升的主要原因。
（三）轉談合資合約。你或許記得，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步下諾貝爾獎台時你向我招手，我走前恭賀，你第一句就要求我繼續合約研究。當時你說知道美國有一個機構，有很多工商業的合約版本出售。我的回應，是早就知道這機構，一九七六年由美國國家研究基金出錢給我買下數百份合約版本，絕大部分是知識產權與商標的租用合約。這研究很困難，所獲甚少，但在這研究中我知道，這些租用合約很難監管，續約常有爭執，打官司如家常便飯。
三年前一位同學要寫博士論文，不知從哪裏弄來十多份中外合資合約，找我求教。我懶得管，躺在沙發上睡覺。她高聲把合約讀出，隻聽幾句我就跳起來了。原來這些合資合約，不少是知名大機構的，一律是通過合資而互相監管的知識與商標的租用。這個同學調查得相當徹底，知道施行一般暢順，合資雙方皆大歡喜。沒有讀過她寫成的論文，但與她多番研討中，知道該論文重要。
如果你還是《法律經濟學報》的編輯，如果我還年輕，再如果這些合資合約可以公開引用，我可以在一個周末寫好一篇你不能不放在學報首位的文章。可惜這類有趣而重要的文章，今天的經濟學報早就見不到了。
（四）這就帶來你提出的第四點：中國怎樣才能避去美國經濟學的不良影響，來一個中國經濟學的大躍進。機會不高，但存在。我每星期發表三篇專欄，大約一半是關於經濟的，網上轉載無數，而幾年前完工的三卷本《經濟解釋》，雖然在中國沒有發行，從網上打印下來的「盜版」無數。不記得多少次在街上遇到要求我在盜版上簽名的同學，當然來者不拒。
重點是我堅持經濟的唯一用場是解釋世事，就是建議政策也要先求解釋。有不少中國學子搞博弈理論，但毫無解釋力，看來搞不上去。最近北京搞新製度經濟學的朋友出版了一本刊物，也轉載我的專欄。還有兩個地方要用《經濟解釋》為名出刊物，我不反對，希望他們不會吵起來。
如下的數字可能給你一點安慰。「高斯定律」一詞（國內稱科斯）在中文網頁出現過六萬六千次；我的「佃農理論」差一點，五萬四千次——都了不起。「經濟解釋」一詞是我於一九八九發明的，你猜中文網頁出現過多少次？二千七百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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