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讀書心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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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的係列作品之九:讓我先覆高斯

(2007-01-09 04:39:41) 下一個
張五常的係列作品之九:讓我先覆高斯  
來源: 好文推薦06-06-12 18:34:11
   


「中國未來」係列寫了八篇,正要動筆寫第九,卻認為在程序上要先覆高斯。事情是這樣的。這係列的第六篇——《第二階段的工業發展》——自己重視,要求高斯的助手王寧翻譯給老人家看。九十五歲的高斯讀後,說「極端有趣味」,提出好些問題。新製度經濟學的鼻祖提出,不能不回應,何況這係列寫得辛苦,回應高斯可以鬆弛一下。會再要求王寧翻譯給高斯。

親愛的郎奴:

王寧傳來你的問題,綜合起來有四個,試覆如下:

(一)你問,我提到杭州的工商業俊秀是哪些人,從哪裏來,為什麽會集中於杭州?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平均年齡大約四十歲,做得你的孫兒,做得我的兒子。鬥青年才俊多,杭州當然比不上上海等大都會,但以人口比例算,杭州勝出無疑問。該市有一個天下知名的西湖,不大,優美,曾經詩人雲集。杭州自古繁華,而今天的盛況是回複到宋代詩人所描述的了。浙江是今天中國一個比較富裕的省份,工商業的才俊跑到杭州去,看著西湖,想著中國的古文化,創生意,不是很有意思嗎?今天杭州的人均每年收入,達四千多美元,以中、美雙方的物價調整,應該逾萬美元了。屈指一算,如果整個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杭州水平,物價調整後,中國的國民實質總收入會比美國的高一倍。

杭州有一個經濟學會,會員絕大部分是工商業家,沒有讀過經濟的。我敢打賭,這學會的成員對真實世界的經濟認識,平均算,會遠高於你和我知道的任何國際經濟學會。史密斯當年沒有受過正規的經濟教育,寫下了《國富論》,之後沒有誰達到那樣的水平。

二十年前,今天杭州的工商業家是大學生,一般讀過我結集成書的《賣桔者言》。今天我到杭州,免費午餐不在話下。但你可以想象我的尷尬:每次到杭州,他們請我吃飯,說要拜我為師。胡說胡說!應該是我拜他們為師才對。

年多前,你還算是一位成員的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訪中國,我帶他到杭州去。十多二十個青年才俊大宴我們於西湖旁的貴賓廳。餐後攝影留念,院長對我說:「看來主角是你,不是我。」我於是給院長作第二次介紹:「這位院長是高斯的老板。」主角立刻轉到院長那邊去!不知院長回美後有沒有對你提及這件趣事。可見中國事業有成的青年對你萬分尊敬,應該的,因為沒有高斯定律的思維中國不會有今天。你會很喜歡杭州的工商業家。他們對真實世界知得多,客觀,分析能力強。有這些本領,有沒有讀過經濟毫不重要。

你要知道他們做些什麽,告訴你吧。一位做期貨,很成功。一位管理升降機工廠,是美國牌子,產量占世界百分之十一。此君說今天地球上一半的新升降機用於中國。你會喜歡聽到的數據,是十多年前開始時,百分之九十的零件由外地進口,今天倒轉過來,百分之九十產於中國,而這幾年製產出的升降機出口美國了。一位產出水泥的,聽說是中國從水泥進口轉為水泥大出口國的一個主要人物。一位造染料,供應世界百分之二十一,最大。一位做房地產,聽說在《財富》榜上有名。此君對地產市場的分析十分老到。後來我在上海聽郎朗鋼琴演奏,散場時見到他。一個地產商從杭州跑到上海聽一場古典音樂,應該說著些什麽。

(二)王寧說你要多一點理解我說的中國獨有的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這容易,因為對你說是行家說行話。你會記得一九六九的春天,在溫哥華的一個漁業研討會中,一位(幾年前獲諾獎)在座的提出:「把公海漁業改為私產,隻能有一個大業主,所以魚產品之價會是壟斷之價。」我立刻回應:「怎麽可能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農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給無數農民,農民競爭,農產品之價會是競爭市場之價。」當時你坐在旁邊,輕聲說我對了,說了三次,過了幾天你又再說我對。

北京當局是大地主,擁有中國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們把土地以佃農分成的方法租給整個國家的數以百計的縣,而縣又再以佃農分成的方法租給無數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馬歇爾的佃農理論,但馬氏不簡單,在一個注腳中差不多找到正確的答案。這注腳和我的理論加起來,說,分成率可以不變,隻要有一個價值夠高的變量可以調整,競爭下會達到最高效能的資源使用。

撇開沙石,中國的地區情況可以這樣看。分成率是稅率,稅收再分也是佃農分成。這些分成率是劃一的。重要的變量調整是地價。土地投資基建由縣處理,賣地收入也要與上頭分帳。重點是地價可以從很高下降到零之下(後者是補貼招商)——這樣,縣的土地投資往往要虧蝕。但他們不傻,不會明知故犯地做虧本生意:稅收分成他們可以賺回來。他們於是在土地使用決策與地價調整的範圍內爭取最高的稅收,也即是爭取最高的租金收入。每個縣是一家公司,爭取土地租金總收入的極大化是正確不過的經濟原則。縣與縣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大家拚命招徠,而又因為沒有勞動人口土地不值錢,他們善待工人。人類曆史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精彩的分成製度,把整個國家以合約組合起來。我認為這是中國經濟今天還繼續飆升的主要原因。

(三)轉談合資合約。你或許記得,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步下諾貝爾獎台時你向我招手,我走前恭賀,你第一句就要求我繼續合約研究。當時你說知道美國有一個機構,有很多工商業的合約版本出售。我的回應,是早就知道這機構,一九七六年由美國國家研究基金出錢給我買下數百份合約版本,絕大部分是知識產權與商標的租用合約。這研究很困難,所獲甚少,但在這研究中我知道,這些租用合約很難監管,續約常有爭執,打官司如家常便飯。

三年前一位同學要寫博士論文,不知從哪裏弄來十多份中外合資合約,找我求教。我懶得管,躺在沙發上睡覺。她高聲把合約讀出,隻聽幾句我就跳起來了。原來這些合資合約,不少是知名大機構的,一律是通過合資而互相監管的知識與商標的租用。這個同學調查得相當徹底,知道施行一般暢順,合資雙方皆大歡喜。沒有讀過她寫成的論文,但與她多番研討中,知道該論文重要。

如果你還是《法律經濟學報》的編輯,如果我還年輕,再如果這些合資合約可以公開引用,我可以在一個周末寫好一篇你不能不放在學報首位的文章。可惜這類有趣而重要的文章,今天的經濟學報早就見不到了。

(四)這就帶來你提出的第四點:中國怎樣才能避去美國經濟學的不良影響,來一個中國經濟學的大躍進。機會不高,但存在。我每星期發表三篇專欄,大約一半是關於經濟的,網上轉載無數,而幾年前完工的三卷本《經濟解釋》,雖然在中國沒有發行,從網上打印下來的「盜版」無數。不記得多少次在街上遇到要求我在盜版上簽名的同學,當然來者不拒。

重點是我堅持經濟的唯一用場是解釋世事,就是建議政策也要先求解釋。有不少中國學子搞博弈理論,但毫無解釋力,看來搞不上去。最近北京搞新製度經濟學的朋友出版了一本刊物,也轉載我的專欄。還有兩個地方要用《經濟解釋》為名出刊物,我不反對,希望他們不會吵起來。

如下的數字可能給你一點安慰。「高斯定律」一詞(國內稱科斯)在中文網頁出現過六萬六千次;我的「佃農理論」差一點,五萬四千次——都了不起。「經濟解釋」一詞是我於一九八九發明的,你猜中文網頁出現過多少次?二千七百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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