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養老：呼喚多元化服務體係 2012年04月16日08:49 來源：《光明日報》 【字號 大 中 小】 打印 社區 手機點評 糾錯 E-mail推薦： 分享 　　去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總人口的13.26%，並在以每年3%的速度增長。麵對人口老齡化這一全球性難題，如何養老、何處養老也成為我國麵臨的重要民生問題之一。 　　A 　　養老現狀 無法樂觀 　　老齡人口近兩億，我們卻麵臨養老服務體係不全，養老機構嚴重不足，養老服務設施嚴重落後，遠遠滿足不了現實需要的局麵。 　　據統計，2011年底，我國各類養老機構的床位為315萬張，占老人總數比例僅為1.77%。記者多年前曾到北京一所公辦養老院采訪，那時院裏千餘張床位已滿，想進住得排隊等3年，而現在排隊人數增至7000多人，老人要住進去，至少得等10年了。社會上雖有一些民辦的奢華養老機構，但高收費導致中低收入的老年人住不起。 　　長春80歲高齡的李老先生住進養老院後，同住的另一位老人全天開著收音機，讓他很不適應。入住養老院後存在的“混住”、“生活習慣不同”、“孤獨”、“缺乏醫療條件”、“護理不規範”等問題，又使一些老人不願意去養老院，導致養老日益成為個人或家庭的沉重負擔。麵對目前“421”型的家庭結構，凸顯居家養老很多障礙。而社區養老模式中機構不完善，設施不配套，醫療無保障，也難獲青睞。 　　現實中社會保障、養老保險不同城市無法互通，城市人和農村人、事業與企業職工，養老金標準不同，缺少統一的製度。我國各項配套的養老社會製度建設相對滯後，也增加了養老困境。 　　人社部尹蔚民部長在今年兩會上向中外記者介紹，去年我國企業職工養老金收入1.3萬億元，支出約1.2萬億元，略有結餘，去年財政對職工補助大約為1800多億元，如果扣除財政補助，有13個省有缺口。這也意味著全國養老保險收支出現赤字並非遙遠之事。 　　全國人大代表吳明樓說，我國目前采取的現收現支養老金製度，是用在職職工繳費支付退休者養老金，不足時再由財政補貼，現每退休1人則至少需要新增3名參保人員才能基本保持原有平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清華養老金工作室主任楊燕綏教授指出，2013年我國勞動人口開始以每年約700萬人的速度下降，而65歲以上老齡人口也在以同樣速度增長。由此看來養老金收支將嚴重失衡。 　　B 　　養老模式 期待多元 　　老齡潮正在逼近，增強多元養老保障體係建設，已成當務之急。在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變遷、傳統家庭養老保障功能萎縮、政府財政支付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推進社會化養老共建保障模式應是符合國情的首選模式。 　　理想情況是，社會養老服務體係有社會福利性質的公辦養老院，承擔保障性基本養老服務；有營利性的商業養老機構，滿足高端群體的個性化養老需求；還要有更多社會公益組織舉辦的養老機構，提供專業和有針對性的養老服務。這種多元的社會化養老模式，就需要公共服務體係、社會化養老機構、社會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養老保險等一係列製度建設的全麵跟進。 　　人社部社會保險研究所研究員何平說，國家基本保險這幾年進展很快，原計劃2020年對農村老年人實現普遍保障，現在看今年底全國所有老年人都會有一份養老金。而企業年金的發展緩慢，政策早已在2004年出台，目前建立年金的企業大概隻有3.7萬戶，占我國企業總數的0.3%。這些企業的人員有1355萬，大概占參保企業職工的6%左右，遠遠沒有達到最初設計的目標。另外，政府的鼓勵和優惠的稅收政策沒有完全落實。 　　社會化養老的嚴峻形勢，也促使有些企業積極探索。上海家帝豪有限公司推出“消費養老”模式，重慶市老年事業發展基金會、重慶消費養老發展辦公室，聯合工商銀行、中國人保公司等金融機構，實施了“積分寶消費養老”等，成為企業通過自身的消費平台，對消費養老產業模式進行的有益嚐試和探索。 　　上海家帝豪有限公司自2010年開始實踐的“消費養老”模式，讓消費者在購買企業商品的同時，獲得一定比例的獎勵積分。消費者若願將積分參加“消費養老計劃”，企業將通過第三方金融保險機構進行保值、增值運作。若幹年後，消費者可按比例領取，補充自己的養老金。目前，“消費養老”模式得到政府有關部門及社會保障、養老、消費、法律等諸多領域專家、學者的肯定。一些專家認為，“消費養老”這種新興模式，既有利於企業做大做強，也為養老保險提供了廣闊的巨大資金來源，促進養老保險業的發展，還可在不增加消費者負擔的情況下，逐步為其積攢一筆可觀的養老金。 　　C 　　老有所養 還需扶持 　　中國的養老政策規定，大多是在計劃經濟框架內製定的。要實現《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老有所養”、“加快建立健全養老社會服務體係”，專家建議，盡快製定新形勢下相關的政策和法規，使政府或民間的養老產業在大發展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養老服務需求。 　　針對養老金標準不同的問題，海南省人大代表王一新主張，基礎養老金應該盡快實現全國統籌，做這件事雖不那麽簡單，可用10年甚至更長時間做到全國養老金的基本統籌，不管是城市、農村，還是幹部、農民，均享受同等的基礎養老金，既體現出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又便於管理。 　　楊燕綏教授說，上世紀80年代全球進行了養老金製度結構調整、改革。目前已有70多個國家完成了養老金結構調整。現在國人有很多個人賬戶，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城鄉居民儲蓄、消費積分等個人賬戶，需要整合。 　　解決社區或居家養老的諸多問題，也需中央政府立足國情，製定政策及法規。至於新興的消費養老產業，進一步發展存在行業政策空白點，為防止出現不規範的操作問題，希望主管部門盡快牽頭製定產業政策指導意見，規範消費養老產業的健康發展。 　　對於製約民營養老機構發展的問題，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表示，國家已對發展社會福利事業及養老服務機構，在資金投入、土地供應、稅費減免、社會融資、政府補助、供水供電供熱等方麵出台了一係列優惠政策，要采取措施抓好落實，還要盡快製定政府補貼、購買服務、高齡補助等新政策，並把利好政策及時上升為法規和規章。

“啃老”是一個全球性社會問題，在不同地區“啃老”者被冠以不同的稱謂：“袋鼠族”、“‘回飛棒’小孩”、“賴巢族”—— 　　80後“啃老”現象不斷遭到媒體詬病，其實“啃老”並非中國獨有。20世紀末英國人用NEET專指“既沒有上學也沒有就業或接受任何職業技能培訓、必須依賴父母養活的青年人”。1998年法國《快報》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詞匯“袋鼠族”，用來比喻“大學畢業後，到了就業年齡，卻以薪水少等為理由，仍依賴父母的那些年輕人”。類似群體在美國被稱為“‘回飛棒’小孩”，在德國被稱為“賴巢族”，在台灣地區被稱為“尼特族”。“啃老”是一個全球問題，所以我們在討論中國年輕一代“啃老”現象時，不能簡單歸因於父母溺愛、教育缺失、年輕人缺乏獨立拚搏精神、社會福利水平低等，而應該探討現象背後更為深刻的原因和影響。 　　科技進步和經濟轉型導致的“社會性斷乳”普遍推遲，是全球性“啃老”現象的根本原因 　　孩子長到一定時候，“在撫育的末期，必須有一個社會性的斷乳”。問題是，子女什麽時候才算真正長大呢？這不僅涉及生理學知識，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學問題。傳統社會中，成年主要以生理成熟為標誌，並通過各種“成人禮”來紀念。從經濟和家庭生活的角度來看，一般將年輕人能夠在勞動力市場謀得一份職業作為成年的標誌，因為此時他基本可以養活自己，可以進行社會性斷乳了。隻不過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轉型，勞動者需要更多的知識儲備和技能培訓，才能謀得一份滿意的職業。這導致了一個重要後果，即社會性斷乳的普遍推遲。以往一些國家以18歲作為子女獨立的標誌，但是目前大多數國家18歲的青年依然在接受高等教育，還需要父母供養。正因為如此，撫養期被拉長，社會性斷乳延後，這是全球性“啃老”現象的根本原因。 　　近年歐美國家主要以危機型“啃老”為主，而中國主要以發展型“啃老”為主 　　筆者將“啃老”分為兩類：一類是危機型“啃老”，係因經濟危機或波動影響青年就業而導致；一類是發展型“啃老”，特指社會發展過程中子代無法承擔教育、城市化等高額成本而出現的依靠父輩的現象。以此來看，近年歐美國家主要以危機型“啃老”為主，而中國主要以發展型“啃老”為主。 　　20世紀90年代末，英國青年中有接近十分之一的人沒有工作，靠父母供養。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失業率提高，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買不起房，淪為“啃老”族。意大利、德國、日本、韓國等麵臨同樣困境。這種現象與宏觀經濟形勢有直接關係。對於歐美國家“啃老”族來說，“啃老”是高失業率的直接後果。 　　目前中國的“啃老”現象，主要與快速城市化有關,因為更多的人在湧入城市，追趕著高成本的都市生活。任何一個國家從生活必需品時代過渡到電器、房產等耐用消費品時代，都麵臨著高度風險。社會發展壓力增加了人的生存和成長成本，當其不能由一代人單獨完成時，就需兩代人共同分攤。如果說中國“啃老”現象是兩代人分攤城市化發展的成本，那麽對於歐美高失業率國家來說，“啃老”就是兩代人分攤經濟不景氣的負擔。 　　經濟發展水平與“啃老”負擔 　　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啃老”給父輩帶來的負擔也有所區別。西方發達國家相對富足，家庭收入和社會福利都較高，“啃老”是“有限負擔”，家長尚能從容應對，所以代際關係並不是特別緊張。相反，中國是“未富先老”，父輩家庭承擔著巨大的負擔，老人積蓄有限，“抗啃”能力明顯不足。 　　一些學者將子代對父輩的過度索取現象概括為“代際剝削”，雖然用“剝削”一詞描述父子關係讓人在情感上無法接受，但是從兩代人的物質交換過程來說，父輩確實遭受了嚴重的剝奪。巨大的社會轉型成本，通過子代轉嫁給了父輩，而這是歐美發達國家不曾遭遇的。 　　該如何應對“啃老”現象 　　費孝通認為，中國的代際關係是反哺模式，親代撫養子代，子代贍養親代；而西方是接力模式，甲代撫養乙代，乙代撫養丙代。在中國傳統的代際關係模式下，夫婦能夠更大程度地容忍這種子代壓力。或者說，正是這種無限責任的代際倫理，使中國家庭分擔了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本，而不用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因高社會福利而不堪重負。對於我們來說，治理“啃老”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強宏觀調控，特別是房價調控，降低城市化成本，緩解青年一代壓力的同時也解放了他們的父輩，“啃老”現象自然得到控製。 　　對於歐美國家來說，問題卻沒有那麽輕鬆。宏觀經濟形勢不能輕易改變，政府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來協調老年和青年的利益關係。法國為了減輕財政負擔，不得不推遲退休年齡和領取退休金的年齡。因為按照目前的局麵，單靠年輕人工作根本無法養活老人，隻能讓老人繼續勞作，自己養活自己。這是整個社會層麵的“啃老”現象。 　　要重視孝文化對代際失衡的調節作用 　　“啃老”，從根本上說，是社會轉型或社會危機成本在代際之間的一種分配，所以它不僅僅涉及政府調控，還涉及一國文化中代際關係和代際倫理的調節作用。對於奉行接力模式代際關係的國家來說，“啃老”意味著接力賽從100米增加到了120米，是社會性斷乳的延後；而對於盛行反哺模式代際關係的國家來說，“啃老”同時意味著反哺的推遲。隱性的危機是：當子代不能很好地贍養親代的時候，長期下去必然導致代際關係的嚴重失衡。 　　長久以來，我國通過孝道和情感來維係代際交換的不平衡。所以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青年是否“啃老”，而是青年一代成長起來後，如何來反哺和贍養他們的父輩。如果能夠踐行孝道，給予老人物質和精神照料，那麽當年父母的苦累也就獲得了意義，代際關係將以一種新的形式獲得平衡。否則，一旦孝道衰落，必然引起代際倫理變動。當父輩開始理性化應對子代索取的時候，就是代際倫理的轉折點。

“選賢任能、公道正派”這八個字集中了組工幹部最重要的崗位職責和最必需的政治品質。胡錦濤總書記指出，衡量一個組織工作幹部是否合格，首先要看他是否公道正派。作為組織部長，要把公道正派作為立身之本，不斷提高為黨和人民選賢任能的本領。（據4月16《學習時報》） 以上這段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同誌4月5日與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和市委組織部長任職培訓班學員座談時講話的部分內容。要求組織部長將公道正派作為立身之本，道理深刻，發人深思，給人啟發。

楊善洲，男，漢族，1927年1月生，雲南保山施甸人。1951年5月參加工作，1952年11月入黨，原任保山地委書記，1988年退休。楊善洲同誌幾十年如一日，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無論是在職期間還是退休以後，他始終把黨和群眾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前麵，始終淡泊名利、地位，始終公而忘私、廉潔奉公。1988年退休後，他主動放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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