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五卷）

第1章 魯迅和孔子，誰可以信奉？

　　王得後

　　本文是作者為自己的新著《魯迅和孔子》一書所寫的“自序”，曾四易其稿，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這本新著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現征得作者的同意，本書率先刊登此文。限於篇幅，編輯對文章略作刪節，並另加了標題。

　　我這一生，自大學畢業，一直在研讀魯迅，從業餘到專業，迄今五十二年。“子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樂之”而閱讀，是人生一大快事。我樂於研讀魯迅。研讀魯迅使我感到充實，感到痛快，感到希望。雖然，當我想寫點魯迅時，我感到沒有什麽話還要我來說了。

　　魯迅是新文化先驅，是終身守護新文化，創造新文化，為掃蕩妨害新文化成長的謬見而不遺餘力、奮鬥不息的一個先驅，又是新文化先驅中最富思想、最有思想業績的一個。

　　新文化的濫觴，我認為是陳獨秀發表於當年《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因為他提出了對於舊文化的根本挑戰。他指出：“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日忠，日孝，日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此而喪失，他何足言？奴隸道德者，即喪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義由己起，附屬他人以為功過者也。自負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奮鬥以脫離此附屬品之地位，以恢複獨立自主之人格！”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孔子和他的門徒安身立命的學說精魂，是儒家學說的根基，是“不可得與民變革”的根本特質。這一點，在《禮記·大傳》中說得斬釘截鐵：“聖人南麵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三綱”的精髓。朝代可以更迭，它是“不可得與民變革”的。正是這“三綱”，自孔子以來兩千多年成為我國的“正統思想”——“主流思想”——“統治思想”。挑戰儒家的“正統思想”，反對儒家的“正統思想”，是新文化的立意、主旨，也是新文化提出的根據。新文化是對人的奴隸地位提出挑戰、堅決反抗的文化，是呼喚人格獨立的文化，是爭取人成為人的文化。

　　在中國，現代的人的覺醒，現代的人道的訴求，興起於晚清。魯迅並不是最早的。魯迅是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二十七歲的時候，在日本作《人間之曆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破惡聲論》，才提出了“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文化偏至論》）的“立人”思想，確立了“立人”思想的基礎框架。但那時人心追求的是暴力革命，是用武力外抗強權，內革清廷，魯迅提出的這一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如“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呐喊·自序）》）不合時宜，唯有寂寞。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結束了綿延兩千多年的皇權專製製度，建立了民國。但五年過去，“五族共和”的、“民主”的政黨政治混亂不堪。陳獨秀有鑒於此，作《一九一六年》，一麵挑戰儒家“正統思想”，一麵挑戰“政黨政治”。風雲際會，第二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二月，陳獨秀接著發表《文學革命論》，再一年，魯迅發表《狂人日記》，對於儒家設計並實行了兩千多年的“家族製度”的弊病，“憂憤深廣”地予以暴露。新文化——新文學衝破儒家“正統思想”的牢籠，競走於神州大地。

　　還是魯迅，早在一九一二年七月，中華民國成立剛過半年，在《哀範君三章》中，就表達了對於政治的失望，他寫道：

　　風雨飄搖日，餘懷範愛農。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世味秋荼苦，人聞直道窮。奈何三月別，竟爾失畸躬！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故裏寒雲惡，炎天凜夜長。獨沈清泠水，能否滌愁腸？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猶茗芋，微醉自沈淪。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雲散盡，我亦等輕塵！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是異常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有學者認定新文化的興起是追求“文化解決問題”，這是沒有細心考察新文化的文獻，完全不顧新文化先驅者隨後的分道揚鑣，有的熱衷政治，有的組織政黨的事實的結論。

　　魯迅參與新文化的建設，接續著他青年時期“立人”的思想。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狂人日記》暴露儒家的“仁義道德”的根本特質是“吃人”：呼喚“真的人”：呼籲“救救孩子！”七月發表《我之節烈觀》，痛批儒家鉗製與摧殘婦女的“節烈觀”。九月發表《隨感錄二十五》，暴露儒家“父為子綱”把子女當做“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的根本特質，呼喚“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隻要‘人’之父！”魯迅和陳獨秀一樣，首先集中反抗的是儒家的“正統思想”，即儒家的“三綱”。

　　然而，曆史歸曆史，孔子歸孔子，孔子是我國曆史上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偉大，我認為：

　　一，在他的思想不但傳承了兩千多年，曆遭攻擊而不衰敗，不斷分化而保持著根本特質，顯示出驚人的生命力。

　　二，主要在孔子抓住了人類社會穩定的三個根本問題，即男女問題，父子問題，君臣問題，為此提出了他的處置方法。人類男女異體，為優化傳宗接代，而有夫婦；有夫婦而有子女；人類群居，在家庭之外，進入社會，是各種群體的人際關係，最高即君臣。在君臣這一體係，這一本位之中，是各級“頭頭”。這三種根本關係如何處理？如何求得穩定？最簡單的原則就是一方服從一方，不得有異議，不得有異動。於是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被設計出來。這是為強者設計的方案，為權勢者設計的方案。弱者一方是被壓迫、被鉗製、被束縛的一方，是被迫的人身依附，失去了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的一方。我曾經指出，這是繼承動物的法則，森林的法則，“弱肉強食”的法則。但是，在兩千多年前，在人類的童年，文明社會的“初級階段”，是勢所必至的。

　　三，孔子是一個有理想的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人，在為權勢者設計治國的方案之外，對於人生諸多問題提出了一些原則，可供後人借鑒，是有可資借鑒的寶貴的思想在。

　　不過，孔子畢竟是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代的人物。他的根本性的思想已經嚴重阻礙中國人民族性的現代化。當中國進入二十世紀，人的覺醒早已是世界潮流，蔚為大觀的時候，我中國人還保守著儒家的“三綱”，讓大多數人沒有人身自由，沒有人格獨立，沒有思想獨立，是無論如何沒有道理，沒有合法性的了。新文化是順應世界潮流的產物。是合乎人情、人心、人性的文化。

　　新文化的誕生，快要一百年，快要一個世紀了。早在十年前，一股弘揚傳統文化的思潮興起，不十年而幾乎席卷我中國。新文化被指責為“徹底反傳統”，割斷文化傳統，敗壞人心，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魯迅是毀滅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罪人。這是完全違背事實，違背新文化根本特質的不實之論。一種呼喚人的覺醒，倡導人道，倡導人格獨立，思想自由，尋求“理想的人性”（魯迅語）的文化，怎麽會是滅絕人道，摧毀文化的“大革命”的思想資源呢？

　　一個曆史悠久的民族，一種曆史悠久的文化，“傳統”是單一的嗎？我華夏大地，春秋戰國時代，即有“百家爭鳴”。到漢武帝，才強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輿論一律”。即使這樣，老子的思想，莊子的思想，法家的思想，時起時伏，並未斷絕，難道他們的思想遺產不算傳統文化嗎？佛教傳人中國，經過“漢化”，漢傳佛教也曆經艱辛，站穩腳跟，得到發展與傳承，難道不算傳統文化嗎？我們土生土長的道教，難道不算傳統文化嗎？孔子，儒家，不過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端，被統治者禦定為“正統”的一端而已矣，豈有他哉。“正統”之外必有“異端”：“異端”也是一種傳統。把“正統”當做唯一的傳統，當做“中華文化的標誌”，於事實不合，於理也不安。何況倡導新文化的先驅們，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鍾情的傳統文化，姑不論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即如最嚴厲抨擊儒家正統，“絕望於孔子和他的之徒”的魯迅，不是也輯校了大量古籍，搜集了大量石刻拓片，撰寫了《中國小說史略》麽？清朝翰林、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挽魯迅聯，寫著：“著述最謹嚴，豈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難道清朝的翰林，對於“國學”，“儒學”，不如當今的教授，學者嗎？

　　更有甚者。遙想當年，在國民黨政府的門色恐怖下生活，翻譯、創作和輯校古籍的魯迅，高歌：“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一九三五年亥年殘秋偶作》）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一場“狂飆”，卻是“無邊落木蕭蕭下”！少的老的識時務者，紛紛譴責新文化，特別著重譴責魯迅“激烈”，“激進”，“極左”。一群年輕的俊傑高呼：“五四‘是弑父！我們要弑’五四！”要填補“五四”斷裂了的中國傳統文化。可惜，他們沉迷於書本，悠然於書房，完全忽視了社會的現實，忘記了文化是人們行為的規範，文化是化人的東西；文化的存在與斷絕，要看現實社會人們的思想，行為。掙紮了近一百年的新文化，成功是很有限的。最大，最顯著的，是用門話文代替了文言文：儒家的“三綱”，除了在大城市，在一部分人中，實行了一點“男女平等，自由戀愛”之外，我們的農村還在“初級階段”。即使是“男女平等”，即使在大城市，即使在“首善”之都，對於女性的歧視，從被受胎的性別鑒定，“做掉”，到上學歧視，就業歧視，同工不同酬，還多得很。至於其他，何嚐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必也正名乎”？新詞換舊詞而已矣！談什麽“斷裂”？“弑”什麽“新文化”！毀什麽魯迅！

　　而且，魯迅是最痛恨專製的一人，最洞察專製的禍害的一人。魯迅早年即指出：“托言眾治，壓製乃尤烈於暴君。”（《文化偏至論》）“群眾專政”與魯迅水火不相容。魯迅曆數各種專製的惡果是：

　　約翰·穆勒說：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製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這才漸近於正經的活人。（《忽然想到（五至六）》）

　　約翰·穆勒說：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小雜感》）

　　更何況，魯迅在回應對他的批判中闡釋他的革命觀，是：“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麵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隻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的文化，魯迅的思想，魯迅的左翼文學思想，能夠導致“文化大革命”嗎？誰是中國文化的“民族罪人”，捫心自問吧！

　　為了檢視魯迅和孔子這兩位我漢族偉大思想家的思想的根本特質，為了探查“弘揚傳統文化”的底細，我決心編寫這本書。我之所以敢於以《魯迅與孔子》為書名，是因為我發現，孔子的偉大，在掌握著人際關係中君臣、父子、夫婦的三個根本關係，在人際關係中定位人的社會地位，規範人的社會生活。孔子的這三種關係，是封閉性的，家長製的，服從性的，抹殺個性，扭曲人性的，甚至於達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男的隨意三妻四妾、休妻，而女性隻能“從一而終”、守寡，乃至殉夫的地步。

　　而魯迅的偉大在“立人”，為“立人”掌握著人一要生存並不是苟活，二要溫飽並不是奢侈，三要發展並不是放縱。在以人的每個個體的生存為本位，然後在人際關係中定位人的社會地位，社會生活，發展個性。而且，生存、溫飽和發展，是開放性的，有最廣闊的自主性的選擇空間，獨立的，平等的，最切合人性與人情；“不是苟活”，“不是奢侈”，“不是放縱”，才在更高的層次追求“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見《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追求“理想的人性”。

　　正是在人的“生存，溫飽，發展”這樣三個根本問題上，魯迅與孔子，有充分的可比性。而且，對於人的這三個根本問題的思考，思想，才是文化的根基；才顯示出思想的根本特質。

　　於是，我鬥膽幹了。

　　我要把資料一一呈現在讀者麵前，請讀者自己閱讀原資料，自己思索，自己判斷。研究問題不能從原則出發，從預設的原則出發，從自己的好惡出發；隻能從事實出發，從資料出發，公開全部資料最有利於和讀者交流。研究問題，搜集資料是第一步。資料是研究的基礎。資料越完備，研究的基礎越堅實。至少也得有充分的資料，否則，結論是靠不住的。

　　搜集好資料以後，是解讀資料，是發現資料之間的內在聯係。特別是像魯迅和孔子這樣的偉大思想家，沒有闡述他們思想的專門著作；他們的思想分散在單篇著作或語錄中。

　　我要請讀者審視我讀到的資料，鑒定我使用的資料的真偽，資料是否充足，有什麽缺失，我的結論是否從資料中引申出來，是否合乎事實，是否成立，是否可信，至少是否可作參考？

　　研究同一個問題，不同資料固然得出不同的結論；同一的資料，由於理解不同，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人非草木，對於自己研究的作者，著作，問題，是各各帶著自己的情感的。我酷愛魯迅，信奉魯迅。自知可能帶著情感的偏愛，思想的偏向，特別要請讀者來鑒定我的意見，我的研究結論。

　　我覺得如今年輕的讀者，閱讀《論語》也許文字上會有很多困難，把專家的譯文編輯出來，有利於理解原文。我的感覺也許低估了當下的青年，特別是大學文科的學友們。經過近十年的“弘揚傳統文化”，“國學悄然在燕同興起”，國學院如雨後春筍在大學建立，兒童有誦讀經典的熱潮，壯年有量身定做的國學班，央視有《論語》的心靈雞湯，連孔子將她們和“小人”——“小孩兒”——歸入“問題人物”的少女，也身穿不知道哪朝哪代的“國服”，在孔子像前跪拜而行“成年禮”了。我想，文言文的功力，也許高漲起來了，不用說一部《論語》，就是《尚書》、《易經》也不在話下了吧？不過，我記得魯迅的意見，他說：“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病後雜談之餘》）看當今報紙對於學術明星而又美女的開講《論語》的評點，似乎也有大講《論語》而《論語》亡的危機似的呢？然而，我國還有數目嚇人的文盲，高中生據說還有“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的頭痛經，他們在“國學”的熱潮中，應試的偷閑時，如果有興趣翻翻這本書，還是需要《論語》的譯文做參考吧？何況，就是專家學者，他們也並不完全一致，他們也常常各有各的解讀呢？

　　《魯迅和孔子》這個書名，似乎可以有兩種解釋，而又肯定會受到非議。

　　一種解釋，是“魯迅與孔子的比較研究”，沒有暗示褒貶取舍，是中性的。但是，這樣，不如幹脆加上“比較研究”四個字，消除歧義。可是，如果加上，理應擴大研究的內容，必得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宗教、道德、文學、藝術等等諸多和他們倆有關的方麵，才名實相符。而我，目前還不願意這樣麵麵俱到地評議。

　　另一種解釋是：“要魯迅，還是要孔子？”暗示褒貶取舍的趨向。於是，三十年來致力於破除“二元對立思想”，破除“非此即彼”的考量與選擇的讀者，就要提出批評了。他們要追問：為什麽一定要不是要魯迅，就是要孔子呢？他們倆不能並存，不能兼容並包嗎？是的，在不少方麵，他們倆的觀點，思想有相同、相近或相通的地方。魯迅肯定過，稱讚過，甚至讚美過孔子的“偉大”。但是，在根本特質上，是不能兼容並包的。魯迅參與革皇帝的命，終身極力維護辛亥革命的成果，維護革除皇權專製的、實行“共和”的民國，這和孔子的“君君臣臣”能夠兼包並容嗎？有所謂“創造性的轉化”一說，但三十年來，我並沒有看到教授學者論述“君君臣臣”如何“創造性的轉化”為現代民主的論述。新儒家所謂儒家和現代民主如何如何，那是新“儒僧”，新“道虛”。至於“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似乎更少有論述了。是不？

　　三十多年來，思想解放，提出了“二元對立”的思想問題。這大概是對於中國特色的辯證法——“一分為二”的反撥。所以有“一分為三”的哲學問題的提出，有“一分為多”的哲學筆記的記憶。

　　“二元對立”的思想，是一元與多元問題中的一個子問題。多元是客觀存在的。自然是多元的，人類是多元的，社會是多元的。人本身的多元，產生人所創造的一切都是多元的。文化的多元性，思想、觀點、學說、主義、道德等等都是多元的。不僅是多元，而且是多樣的。因之價值的多元性隨之而來。二元是多元中的一種；“二元對立”也是一種常態。是非，利害，對錯，愛憎，好惡，美醜，高尚與卑鄙等都是“二元對立”的。人，隻要保有自己的個性，就有獨立的自己的思想，獨立的愛憎，就有自己的選擇。選擇往往是一元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人的一生，常常發生“是，還是不”；“要，還是不要”的選擇。孟子清楚地闡述了這一點：孟子日：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孟子·告子上》）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就是“多元”和“多樣”。但在“百家”中人是有選擇的。孟子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就是一種選擇，一種在儒家和儒家之外的根本特質的思想，即“為我”，還是“為君”；“兼愛”，還是“親親”的思想方麵，孟子就作出了“非此即彼”的選擇。這種選擇，不能責怪他的“二元對立的思想”，隻能批評他的選擇是否正確。

　　自然，“二元”並非必然對立。“二元”之間有相當的空間。“革命”和“反革命”之間，有“不革命”；“左”和“右”之間，有“中左”，“中左偏右”。“二元對立”的選擇，必須審慎分析。

　　特別是對於“人”，又特別是對於“偉大的人物”，“偉大的思想家”如魯迅與孔子。他們思想豐富，複雜，涉及範圍非常廣泛。魯迅沒有研究過經濟，但魯迅在論及婦女的解放問題的時候，始終強調必須掌握“經濟權”，有獨立的經濟力量，在家庭有平等的經濟分配權利。孔子沒有研究過軍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日：‘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論語·衛靈公》）但孔子說出了一段至理名言：“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從社會、人文的不同方麵，以“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的原則，思想豐富、複雜的偉大思想家，都是總有可取之處的，都是可以“擇善而從”的。在這一方麵，魯迅和孔子也不另外。我是要魯迅，也要孔子的。

　　但是，在思想的根本特質方麵，即在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方麵，我是隻要魯迅，而不要孔子的。並且認為，凡是不願作奴隸的人，不願從家裏到社會甘願臣服他人的人，大概不會選擇孔子吧？我是信服魯迅的一個人。我也時時警惕自己對於魯迅是否“偏愛”而產生“偏至”。

　　孔子當今在我中國的複活，並且不是“乘桴浮於海”，不是隻有一個“由”跟隨著他，而是乘風破浪，舉國護駕，落戶世界各國，似乎真的要在彼岸開建“中華文化標誌城”的樣子了。然而，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麽？那個預言二十一世紀是我中華文化的世紀的長者，不是明確坦承“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門虎通》三綱六紀之說”麽！既然“三綱”是中華文化的“定義”，我期待今天的國學家不要“王顧左右而言他”，而直截了當地闡釋這“三綱”的內涵、意義、作用，對誰有利，為什麽今天還是治國的寶典，國家的“軟實力”？為什麽世界各國將會信奉孔子，並改弦易轍實行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綱”？

　　我期待青年朋友，想想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綱”，想想魯迅向你們建議的當下的三個當務之急，冷靜地想一想：在當今之世，誰是可以信奉的？誰對於我們自己的生存和成長有益，有利？

　　二○○九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