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心和文化

第十節 中國文化“簡史”

　　心理谘詢中有一個小技巧，可以使一個人更清楚地了解自己，那就是讓他寫一個自己的“簡史”，用一百來字的篇幅，寫自己一生的故事。由於字數極為有限，人們就必須寫最重要的事情，從而能夠從細微末節的小事中擺脫，看到自己一生的主線。

　　我也想用這個方法來寫中國文化的源流，於是我寫了下麵一段話——

　　道家為其本，敗壞後為權術；儒家、法家影響最大，儒家敗壞後成為精神枷鎖，法家更成為專製幫凶；墨家在俠中有留存；陰陽五行和醫結合，亦和儒結合成為讖緯，和道家結合為道教；名家衰落，農家、兵家為實用；縱橫家和法家合流；佛家與中國的道家結合為禪宗，與儒家結合為新儒家，俗化為民間宗教；近代西方思想對中國的影響還未完全確定。

　　這樣簡單的總結，對我自己來說，是很清楚了，它能給我一條中國文化源流的清晰主線。但是，這樣簡單的總結，對交流來說是不夠的。我必須有更詳細的表達，才能使讀者朋友們接受和理解。

　　實際上本書就是對這段話的詳細的表達，所有本書中議論的事情，提出的具體觀點，都不出這段話的範圍。每一篇文章，都是在這條百轉千回的文化之河上，選取一個點或者一個區域，照下的一張照片。而我們還需要有一個相冊，能夠按照順序確定這些照片應有的位置。

　　我下麵的總結就是這樣的一個相冊。

　　本書目標，是從心理學的角度梳理中國文化思想，條分縷析在中國文化成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中國文化對中國人的心理特點的影響等。探詢中國文化精華，以使我們的文化複興有所憑借，並指出其中所出現的問題以及流弊，從而揚棄之。

　　但是，中國文化思想是一個極大的題目，有關文獻汗牛充棟，任何一個話題要展開討論都需要大量的時間，在下實在是不可能做到那樣全麵。因此，我隻能滿足於掛一漏萬，隻選取一些我個人認為比較有代表性的片斷，作一些淺顯的分析。希望能夠借助這些片斷的分析，從心理的角度，大致勾勒出中國文化思想的粗略輪廓來，並用明白的語言去表達，從而讓有興趣的朋友，能夠從中激發一點點思考。

　　道家是中國文化之本

　　所謂道家是中國文化之本，並不是一個曆史的描述，不是說各家都是實際從道家分出來的支派，而是說，中國文化中最有影響的那些思想，實際上大都不出道家的範圍。百家中影響最大的儒家和法家，都可以看作是道家思想具體化或者扭曲化之後的產物。這也許是因為道家的思想深度最深，而廣度也最大。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道家是講道和德的，儒家是講仁、義和禮的，而禮之下就是法。所以根據老子的觀點，道家、儒家和法家是逐級向下的關係，而法在禮之下，在道家看來是已經“亂”了。

　　如果說這個說法出自道家之口，自己一派總會高抬自己，所以不足為憑，那麽我們還有儒家的說法。據《禮記·禮運》記載，孔子曾經對比過“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大同之世是天下為公、任性自然。小康之世是天下為家，是興立人文、創設製度、謀用是作。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大同之世正是道家的理想，而小康之世則是儒家的追求。儒家之所以追求小康之世，不是因為覺得大同之世不如小康，而是因為孔子認為現實條件不足以實現。

　　當然，最主要的不是老子孔子這些人怎麽說，而是實情如何。如果我們從整體上俯瞰百家，也會發現實際情況的確如先哲所說，道家的確是代表中國文化最本源的一個學派。當代學者也有人提出了類似的觀點，由於此書並非學術論著，為了行文的簡練就不做引用了。

　　一、道家與儒家

　　所謂孔子問道於老子的故事，雖然頗有可能是杜撰，但是，儒家思想不能涵蓋道家，而道家的思想能用來解釋儒家，則是確實的。在思想本身的邏輯上，我把儒家看作是道家思想在具體曆史階段上的具體化。

　　儒家思想的基礎是“仁”。“仁”是人本來就有的，隻不過常被蒙蔽，隻要能去除蒙蔽，發揚光大“仁”的精神，人都可以成為聖賢。從儒家角度看，“仁”已經是最基本的、不需要再分析的人性特質了，類似物質世界的基本元素。而在道家看來，“仁”隻是人的“天性”在一種特定情境下的表現形式。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也就是說，在人不能自然地順應“道”的時候，我們必須依靠“德”也就是人的積極品質。“德”雖然是積極品質，但是，已經是一種有些僵化的東西了。我們試舉一個例子，有個人急需幫助，如果他遇到了一個有“道”的人，那個有道的人，不會去想，“因為什麽什麽原因，我應該幫助這個人”。隻不過，這個情境下，自然有一個驅力讓他很自然地做了某個事情，這個事情會對那個人有幫助。有道的人，沒有去想為什麽要幫助他，也沒有“我幫助了他”的想法，甚至也不是因為有這樣的性格，他就是那麽一做，也沒往心裏去。而一個有“德”的人，遇到這個情境，則是因為他有“樂於助人”這樣一個習慣和性格特點，所以，看到了有人需要幫助，也就去幫助了。這樣的人，一定是“好人”，但是也有一點僵化，因為也許有的時候，做“不好的人”實際是更好的選擇。不過，有德者也還是不錯。而失去了“德”的人，幫助別人就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他必須心裏對那個人產生了側隱之心，才有可能幫助他。這個惻隱之心，就是“仁心”。如果我們要激起仁心才能幫助別人，那說明我們已經不是自動自發地助人了。有道的人，可以說是“無心”做事的人，他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說是“無為”而做的。而儒家的仁人，則是有為的人。

　　儒家以“仁”為基礎，建立倫理和道德體係，在道家看來，這是“道”不夠完美的表現。我們大略可以用愛情和婚姻的關係來比喻，道仿佛是愛情，它是自然的，是流動的，是不拘泥於具體形態的；而儒家的仁義則如同婚姻，即使它是一個好的婚姻，也總包含了一種外在的束縛，而不是完全的內心的感情流動。但是，儒家畢竟是個“好的婚姻”，因為，仁也是來源於人性的自然趨向的，是有人性基礎的。因此，儒家可以看作是，對那些不可能達到“得道”境界的人，不可能完全順其自然地生活的人，提供一種生活的規則和方向。這個規則和方向，是根據當時的時代要求和人性的一般規律而確定的，所以基本符合絕大多數的情況。

　　隻要是這樣固定下來的倫理和道德體係，總歸是多多少少會有不適合某個具體情境具體人的時候。這是無法避免的，也是無可指責的。這就像我們說起愛情時，會說它是“不可說”的，因為不論多麽善於表達的人，他說出來的那些話，都不可能完全展現出他在愛情中的感受。同樣，不論多麽優秀的人，即使他如同孔子一樣偉大，他的體係也不可能完全符合“道”。但是，我們依舊允許愛人去寫情詩，而一個社會也需要有人給出一個可以供大家使用的倫理和道德體係。

　　從孔子和一些看起來明顯屬於道家的隱者的互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孔子內心中並非不同意他們的基本見解，隻不過孔子知道在他所處的已經“禮崩樂壞”的時代，政治文化上的目標都隻能按照現實能夠達到的去設計。所以，孔子提出不同於道家的倫理道德和政治思想，在孔子看來，也許也是一種不得已。

　　二、道家與法家

　　司馬遷說：“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法家之本是道家，這一點是學術界普遍認可的。

　　那麽法家在哪些方麵繼承了道家呢？馮友蘭認為：“無為是道家的觀念，也是法家的觀念”。比如韓非說，君主應如“舊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韓非子·大體》）。也就是說，君主自己不需要有作為，而應該讓下屬去作為，才是最稱職的君主。君主如果有為於一個方麵，就必然有所偏倚於這個方麵，另一個方麵就會有所忽略。這和《莊子》中的說法很類似：“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莊子·天道》）

　　但我不同意，我覺得“無為”並非法家的觀念，相反在本質上，法家是非常有為的。法家的精神是人定勝天，要積極進取，這完全不是什麽無為的態度。法家要求君主“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確是受到了道家“無為則無不為”思想的影響。從道家那裏學習，法家懂得了一個道理，如果一個君主不守自己的本分，運用智力去做不該自己做的事情，則會幹擾整個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如果君主的“私人感情”影響到了他的判斷，則更是一種負累。因此，法家在實用技術層麵，要求君主避免自己的這些行為，以避免對“法”的消極影響。

　　漢初名相陳平的一個故事，可以說明什麽叫做“不以智累心”。漢文帝問陳平，天下每年處死多少犯人，收入多少錢糧。陳平回答說：“各有主管的人。如果問刑罰上的事情，可以問廷尉，如果問錢糧，可以問內吏。”如果一個丞相這些事情都直接管，那就是以智累心了，而聰明的丞相不會這樣做，他隻需要管好大臣就可以，這些事情都不累心。

　　“不以私累己”則有更多的例子，兩千多年來，正直的大臣們一直要求君主公正無私，即使是皇親國戚、受寵的重臣，犯了法也應該一樣懲罰。即使是君主很厭惡的人，有了功勞也該同樣獎勵。這也就是韓非所說的“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

　　我們看到，道家的無為，是順應自然，順應大道；而法家的所謂“無為”，是順應“法”，如果這個法是合乎道的，我們固然可以說道家和法家在這一點上一致，但是如果這個法本身就並非合乎道，則法家和道家所說所做就完全是不同的事情。雖然，法家吸納了道家的一些技術層麵的皮毛，但是並沒有得到道家的根本。反過來說就是，雖然法家並沒有真正理解道家精髓，但是也吸收了道家的一些皮毛，用於政治，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不僅如此，還有一點是法家並非隻用“法”，有時候他還用“術”，而在用術的時候，法家理想的君主是不應該“無為”的。“術”本身就是有為，就必須有私心，大公無私、坦坦蕩蕩是無法玩弄權術的。

　　法家用的“術”，也是源於道家。道家對自然之道的探索，法家人物學習後則成為權術。“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是道家的發現，但是法家則用為權術。

　　如果剛好一個君主是達到了道家最高境界的真人，或者至少是達到儒家最高境界的聖人，如果他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合乎道的法，如果他使用權術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為了親友或小集團的利益，而是為了大眾的公益，那麽，法家的思想也可以使社會異常美好。但是，實際上皇帝遠遠不可能如此，甚至就是技術層麵的似乎公正，也往往做不到。皇帝做不到，而官吏也絕大多數做不到。

　　從前有個官員喜歡吃魚，但是從來不接受別人送的魚，他說：“我如果接受了送的魚，就可能會做事不公平，以後被罷了官，那不但沒有人送魚，自己也買不起魚了。”這就是法家式的公正無私。但是，多數官員和皇帝連這個都做不到。最近新聞報道了一個貪官，把當地水利工程分包給他的多個情婦，造成超支1個多億，最後被告發。這即使是在我所鄙視的法家，也是認為不智的行為，但是這類事情卻恰恰最常見於中國曆史。

　　因此，法家也來源於道家，但是隻學會了道家的皮毛，卻失去了道家的精神。

　　三、道家與墨家、名家等各家

　　說道家是中華文化之本，似乎暗示說墨家也是源於道家，但是也許墨家並非如此。墨家的出發點是“兼愛”，也就是我們應該愛一切人，理由是“天”和“鬼”（名為鬼，實際意思是現在所說的神）要我們相愛。這固然可以說也類似於道家的“慈”，但是我們卻看不出兼愛是否直接來源於“慈”。當然，由於墨家出現比道家要晚很多，所以墨子多少受到了道家的一些影響，也是可能的事情。而墨家的其他觀點，都是在兼愛原則下，提出的一些具體的實用原則而已，這些原則和道家的原則也頗為類似。比如墨家提倡節用、節葬，就頗為類似道家所說的“儉”；而墨家在軍事學上強調防守而非進攻，有人認為也符合道家“不敢為天下先”的訓導。不過在我看來，道家的“儉”，意思比墨家的節儉要更豐富。舉一個例子，一個武術高手的招式中，不會有一點不必要的動作，能用省力的方式就不用費力的方式，這就是在用力氣上的“儉”。正是這樣的儉，使得道家思想指導下的太極拳可以“四兩撥千斤”。即使這個高手的力氣還有富裕，也不輕用其鋒。道家的這個“儉”是一種智慧，而墨家的節儉，則是考慮到大家節儉的習慣形成了，就可以節約物資，也就不需要發動戰爭互相爭奪了——是出於一種愛心。同樣，道家的不敢為天下先，不僅是一種不願和人爭先的態度，也還是“後其身而身先”的智慧，而墨家的軍事學絕不先發製人，是因為墨家不喜戰爭，隻在不得已時，才進行防禦作戰。墨家並不重視理論，因此也看不出墨家在理論上和道家有什麽關係。因此，我們不能證明墨家是道家中演變出來的，至多我們說墨家和道家是相容的。不過，墨家思想大致不出道家範圍，這個說法應該還是基本立得住的。

　　名家和道家之間的關係，可以用莊子和惠施的故事為例，是一種相互砥礪的關係。道家強調邏輯、語言的有限性，強調對這些東西的超越，而名家則相反浸淫於邏輯和語言之中。道家思想不會絕對否認邏輯和語言有相對性的價值，也就是說有時候也有用，隻不過道家認為這些東西並不足以達到最後的真理而已。

　　陰陽家固然以巫術為根源，但是更是大量傳承了道家的思想，因此也可以看作道家傳人。道家宇宙觀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陰陽可以說就是從無形之道生出的兩個最基本的形（而還沒有質）。陰陽變化之法則，當然是道的運行法則的具體體現。例如，陰盡則陽生，陽盡則陰生，就是道家所謂的“物極必反”的體現。另外，道家對養生之道的精湛的理解，也是後代陰陽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

　　再說兵家縱橫家，其策略機謀，無不是運用了道家提出的原則。許多道家人物本身也是優秀軍事家。比如黃帝、力牧、風後、封胡、伊尹、薑太公、管仲、鵲冠子、文種、範蠡諸人，據說都有軍事著作。其中有些人的戰功現在已經沒有證據了，但是至少黃帝、薑太公、管仲、文種、範蠡等的軍事成就是有曆史記載的。道家由於對萬物之道有深刻理解，在戰爭中善於捕捉戰機、發現形勢轉變的要點、用最適當的方式引導戰局，而又有最從容的心態，當然最容易成為優秀的軍事家。《孫子兵法》的基本原則無不源於道家思想，例如避實就虛的戰鬥方式，和道家“庖丁解牛”時絕對不硬砍而隨著牛的關節縫隙來用刀的方式，實際是完全一致的。同樣，縱橫家的政治權術，什麽欲擒故縱之類的策略，也都是具體應用道家的原則和智慧。隻不過，兵家和縱橫家都是具體的應用技術，而不像道家是宇宙觀人生觀等全麵的知識、倫理和道德體係。道家會告訴我們什麽是合乎道的人生，也會關心什麽時候不得不戰鬥，或者不得不進行政治鬥爭，而兵家和縱橫家則隻是告訴我們如何戰鬥和政治鬥爭，並不涉及戰爭和政治鬥爭的終極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道家包容著兵家和縱橫家，而後者隻是道家思想的應用。

　　除此之外，在中醫、文學、藝術等文化與生活的各個方麵，我們都可以看到道家的影響。即使是喝一杯茶，也有所謂的茶道。西方人在天熱的時候吃冰激淋，用冷的食物對抗熱的氣溫；而中國人的精神則相反，在熱天也許反而需要喝熱的茶，物極必反，熱茶疏導了人的散熱渠道，反而使我們感到涼爽，這就是生活中的道家。隨著茶、酒、食物以及其他種種，道家的精神已經融化到了中國人的血液之中了。

　　四、道家之敗壞

　　道家智慧幽深，為先秦其他各家所不及，如同明鏡，照世間萬事萬物人心人情，曆曆在目。得到了道家思想的一鱗半爪，已經可以縱橫天下、少有敵手了。真正得到了道家思想精髓的人，深知人生的幸福來源於內心而不是外在的功名利祿，因而往往不屑於追名逐利。反倒是那些得到一鱗半爪的人，功利之心未泯，而又有了戰勝別人的利器，因此會借助從道家學會的方法追求地位權勢，而且往往大獲成功。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個不幸的結果，就是道家的真傳隱而不彰，而用了道家的一點東西，但是動機卻不純正的那些人，往往反而有更大的影響。長此以往，則道家的一些思想被這些人逐漸敗壞，成為了負性的權術和陰謀，使得中國人中，滑頭、狡詐、陰險等特點逐漸增加。

　　例如，道家主張“愛其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在道家本意，“身”的意思不止是身體，而是約略等於現代語言中的“自己”，所以“愛其身”的意思大致是“自愛”，自愛的人才能真正地愛人，自愛的人才能珍惜自己而自尊自重，也才是那種可以把天下大任托付給他的人。因此，“愛身”的意義並非隻是愛自己的身體，更不是自私自利而已。但流傳到後世，道家的思想被一些官場混混所襲用後，“愛身”就退化為了純粹的“自我保護”，成為在官場上遇到危機時，官場混混隻顧保護自己而不顧國家和民眾利益的理論基礎。“明哲保身”的意思，也演變為“遇到事情，寧願退縮，寧願不負責任，也要保護自己”這樣一種怯懦的態度。因此，似乎是繼承道家的那些人，形成了一種隻知道自我保護、蠅營狗苟的做事方針，這也成為了中國官場墮落的一個助緣，成為了中國人民族性墮落的一個助緣。

　　物極必反、見微知著等道家智慧，也都首先被用於官場，成為了政治鬥爭的工具。這些官場政客的心態，並非如道家人物那樣超脫曠達，相反都是狹隘而勢利的。道家的智慧被這些人所使用，則形成了一種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氛圍。長期浸染於這樣的氛圍中，人也會變得越來越奸詐陰險，而這樣的氛圍逐漸擴展到全社會，貽害中國人至今。

　　五、道家之未來

　　道家是中國文化中最寶貴的財富，雖被塵封兩千載，如蓬頭垢麵之少女，一旦用清溪之水洗洗，蕩滌了汙垢，則如姑射仙人般光豔照人。

　　道家精神的核心，是清靜無為。“無為”這個詞頗容易被誤解，當作一種消極的不行動的態度，而實際無為並非無所作為，而隻是不要刻意強求，不要違逆自然而作為。順應自然，因勢利導，用最小的行動，贏得最大的效果，庖丁解牛的寓言是對“無為”最簡單明確的注解。

　　“無為”是東方最獨特的精神，和西方主流精神是不同的。現在西方主流的精神，依舊是積極進取。進化和進步依舊是西方主流所服膺的神話。追求進步的精神，固然能帶來生機勃勃的驅動力，能成為一個社會欣欣向榮的動力來源，但是如果人類缺少“無為”精神去平衡，則這樣一種態度也有問題。如果我們的進步不是無為的而是有為的，就意味著總會多多少少和事物本身的“道”有所不一致，意味著總有一些刻意扭轉自然趨勢的行動，而這個行動必然多多少少會激起反彈。

　　最明顯的例子是近代科學的發展，科學要改變自然界（這個“自然”和道家所說的“自然”意義有區別），也有能力改變自然界。這固然偉大，但是自然界如此複雜，完全地理解它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因此，人類不可能完全知道科學對自然界的改變，最終會帶來什麽樣的結果。即使一開始看來很好的進步，也有可能在未來發現是一個破壞。殺蟲藥DDT發明時，人類歡欣鼓舞，以為蟲害就此可以絕跡，但是以後卻發現DDT是傷害地球生物圈的最大殺手，它的存在嚴重損害了生態的平衡。氟利昂的發明何嚐不是為了造福人類，而結果卻發現它會破壞臭氧層，從而危及人類和動物的生存。固然，這些科學產品的危害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科學精神中的那種不斷進取的欲望，必定驅動著人類創造新的不自然的產品，如果沒有足夠的約束，則可能對人類產生新的未知的危害。科學需要全新的創造，而最新的創造品一定是人類對它缺少理解的。（如果人類早就理解，早就創造出來了，不需要等到現在。現在的新創造，當然代表了人類在這個具體方麵理解力的最高水平，換句話說，達到了人類在這方麵的理解力的邊緣。）人類對它的不理解，當然很可能帶來人類未知的危險。目前全世界所麵臨的環境危機，可以說就是科學危機的一個主要體現。試想如果沒有科學，人類怎麽可能使地球上的整個生態係統遇到這樣大的風險？

　　另外，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製度，也是一種資本的“進取”基礎上的製度。資本的本質是要擴張，而資本的擴張就需要花費人力和物力，並且需要開拓市場容納所生產的產品。這也一樣會帶來問題，在物質層麵會導致消耗一些本不需要消耗的資源，從而使地球環境增加負擔；在精神層麵，為了促進消費，就有必要鼓勵一種“消費主義”的文化，讓人們從消費中獲得人生的意義感，而不是真正探索和發展每一個人自己人生的獨特意義，這樣實際上使人類精神最獨特最偉大的那些方麵受到了壓抑，從而也破壞了心靈成長的環境。

　　道家的“無為”則可以緩解進取性所帶來的問題，道家智慧啟示我們，可以讓人類的每一個行動，不是對自然的敵對、控製和剝削，而是自然而然的行動，是完全沒有破壞性的行動。我們可以不掠奪自然界，不會不必要地改變自然界，從而也就不會遇到西方道路的困境：環境危機。

　　少數西方人也意識到了道家精神的意義，例如，心理學家榮格、馬斯洛、羅傑斯等人都高度推崇道家精神。馬斯洛所描述的“存在認知”，就和道家的“玄覽”認知方式有一些重合，他所描述的高峰體驗時人的行為特點，也顯然和道家的無為的行動有相當的一致性。不過，從總體上看，西方人的思維方式還不是“道家”式的。

　　未來中國能夠貢獻於世界文化的，應該是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可以緩和過度進取的西方文化，讓全世界的文化更為重視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從而為世界文化開拓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當然，這一天不會自動到來，因為道家真精神在中國總體上看，現在也是被掩埋著。並非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就能遺傳到中國的精神，實際上在現代中國能夠真正理解道家的真精神的人寥寥可數，而要把道家精神發揚於世界，首先需要有人先能繼承並發揚道家的真精神，然後還需要因緣聚合，使這樣的道家真精神能夠傳播到世界。這個過程，也不是我們可以計劃和強求的，但是我希望並且相信，這樣的事情是會發生的。

　　儒家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

　　如果說道家是滋養中國人心靈的泉源，儒家就是安頓中國人心靈的居室。中國人歸屬於儒家，也正因為如此，當現在中國人回歸傳統時，就會有人想到祭孔，而不會有人想到祭奠哪怕是老子，更不會有人想到要祭奠韓非。

　　儒家是塑造了中國人性格的主要因素，如果我們看看上個世紀前期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描述，你會很容易發現，這些描述中大多是儒家給中國人帶來的印記：中國人重視家庭生活，中國人禮數很多，中國人溫厚而友善等，無不是源於儒家對中國人的塑造，了解了儒家，就大致可以了解中國人的生活形態。

　　一、仁愛精神

　　儒家的核心是“仁”，仁是愛的一種形式，是一個人關注其他人、體貼其他人、愛護其他人時所體現出來的愛心。譚嗣同對仁的解釋，應該說最符合孔子的本意。根據譚嗣同的說法，“仁”就是和他人痛癢相關。如果我們因為病，手足感覺喪失了，就叫做“麻木不仁”，相反，能感覺到他人的心理，就是“仁”。一個“仁人”，因為能和親人痛癢相關，自然會體貼關心親人，愛護親人如同愛護自己，自然可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個真正有仁心的中國人，外表也許是嚴厲的，也許是寬厚的，但是在內心中，他一定是善良的。如果他是長輩，他會關懷孩子們，樂於看到年輕人的成長和幸福；如果他是同輩，他會是一個好朋友，總能在你需要的時候成為你真正的及時雨；如果他是晚輩，他會尊敬老人，會很願意為老人做事。這樣的中國人在一起，我們看到的會像一個和諧的大家庭。每個人都有歸屬感，整個家庭中有一種淳樸的相愛的氣氛。

　　試舉一例，文壇領袖歐陽修發現新科進士中，有一個天才人物蘇軾，於是真誠地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這種對後輩的獎掖中，就有仁愛。

　　心中有仁愛，則一個人居官，就會以百姓的安危禍福為念；一個人在野，也會關心天下事，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用我們百姓最簡單的話說，一個“仁義”的人，就是“心裏有別人”或者“心裏想著別人”、“心裏惦記著別人”而人和人之間相互惦記、相互牽掛、相互關心，每個人都知道有人心裏想著自己，就創造了美好的歸屬感，創造了一個美好的人間天堂。

　　儒家的仁愛還有一個特點，它是一種有親疏之別的愛，因為仁發端於血親之間，之後才逐步擴展到其他人，所以對親人的仁愛是更親更多的，而對其他人則疏遠一點。我們將會看到，這樣一個特點會帶來一些問題和麻煩。

　　二、義的舉動

　　在心，儒家所求的是仁，在行為，儒家所求的是義。

　　義的精神，是要求於我們的行為，要堅持我們應有的基本原則。哪怕是在很困難的情境下，也不能放棄做人的基本原則；在極端的情況下，即使是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則。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孟子所說的大丈夫的表現，而這個表現就是最純粹的“義”。

　　在中國曆史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義人的事跡。精忠報國的嶽飛、慷慨赴死的文天祥、牧羊於北國的蘇武，都是義的典範。抗日戰爭時期，無數英雄人物舍生忘死，為國家民族為保護百姓不辭赴湯蹈火，也都是義的體現。

　　這裏不得不指出，由於後來的扭曲，現代人對義的理解有了一些偏差，比如，把義氣理解為僅僅是對自己歸屬的主人或者對自己朋友的一種盲目的忠實。人們說關羽義氣，隻是因為他忠於劉備。這樣的所謂義氣，即使在黑社會也可以實現，隻要在被警察抓住後，不交待自己的同夥，就可以稱為義氣了。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關羽之義，應當是指他忠於儒家理想，因而忠於漢王室，而不是僅僅忠於劉備。同樣，黑社會朋友之間的友誼固然也有可貴之處，但是並非儒家所說的義。因為，做盜賊本身就是一種不義。

　　儒家對義有高度的評價，當義和利相衝突時，主張重視義而舍棄利。這實際表明了儒家心中義的價值遠遠高於利，這當然是不錯的。因為如果一個人為了利益可以輕易放棄義，放棄自己的道德準則，那這個人可以說還隻是一個“動物性”的人，是一個不能管理自己的本能的精神弱者。但是，後代一些人卻誤把義和利對立起來，形成了一種似乎追求利就是低劣行為的價值觀。這樣一種誤解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三、禮樂教化

　　儒本來就是負責主持禮儀的人，因此，儒家也擅長用禮儀作為手段來影響人心。儒家製定推廣了各種生活情境中的禮儀，從婚禮、孩子出生直到人的死亡，每件大事都有相應的禮儀，而每天從吃飯、見麵、交往到就寢也都有相應的禮儀，實際上仿佛把整個生活變成了心理谘詢與治療過程，試圖通過禮儀而使人的心靈得到修養完善。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心理調節工具，那就是音樂，孔子自己也非常重視其作用。在孔子被圍困的危機時刻，我們看到孔子的行為是“弦歌不絕”。隻不過，孔子的音樂教化方法並沒有能夠傳承下來。

　　禮深刻地影響到了中國人，使得中國人養成了一種注重禮節的性格。積極地看，它使得中國人的行為習慣得到了改善，使有教養的中國人更加溫和有禮，善待別人。當然，它也產生了一些弊端，比如使得中國人更重視外表，重視繁文縟節，重視麵子，而一定程度上反而忽視了人內心真正的感情。

　　四、轉變和扭曲

　　世間萬物沒有一成不變的，就連天下的恒星都在變化，更不用說地上的這些速朽的人類所創造的思想體係了。

　　儒家思想在孔子那裏成形，在傳承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地轉變。

　　第一次比較顯著的轉變應該說來自荀況，這位被稱為荀子的大師，和孔子的最大分別是，他用性惡論替代了孔子的性善論，他認為隻有後大的環境和教養才能使人成為善。他和孔子一樣很強調“社會等級”的作用，但是，在心理層麵是有一些不同的。孔子強調等級，類似於柏拉圖的“哲學家為王”，主要為讓更有品德的人在高位，能更有利於社會。所以在孔子內心，應當是讚同遠古堯時期的“推舉”製度，但是他在現實生活中隻能肯定一個當時的現實規則，那就是國君的世代繼承製度。作為彌補，孔子要求國君應當修養自己的品德。而苟況則從生物性出發，指出動物社會都必須有等級，但是不一定是最有品德的應該占據上位，而隻是等級名分已定後就可以減少衝突。我們可以看到，這和荀況的人性觀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於孔子和孟子。孔孟都非常強調人和動物的不同，雖然這個不同很小（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但是發揚光大這一點點的不同，使人超越動物界，正是孔孟的目標，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點不同才使得孔孟有了性善論。但是，荀況是把人和動物一樣看待的，沒有重視人和動物不同的那一點點，因此，就產生了性惡論。實際上荀況的人性觀是把人當作動物，嚴格說不是人性觀而是獸性觀，性惡論應該是獸性本惡論。

　　當然，荀子也認為教養可以使人成為人，但和孔孟不同的是，孔孟認為人性的那些高貴品德是本來具有的，教養使它們廣大，而荀況則認為那些高貴品德是外來的學習教養的產物。

　　另外，荀況還率先提出“人定勝天”的思想。

　　因此，荀況可以代表從儒家到法家的轉化，難怪他的弟子成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

　　對儒家思想來說，這個過程是一個扭曲過程，因此，我認為荀況已經不能說是一個純粹的儒家了。

　　第二次重要的轉變來自董仲舒，董仲舒主要是把陰陽五行家的內容融入了儒家，並把儒家思想教條化為一些更僵化的法則。上下等級之分，尤其變得更為僵死，從而使儒家成為了適合專製統治者使用的工具。之後，專製統治者都使用儒家作為對民眾進行精神控製的利器，儒家獲得了越來越高的社會地位，但是儒家的精神卻日漸沒落了。這個過程也是儒家的扭曲和沒落過程。

　　第三次重要的轉變是宋明理學。宋明理學中，有繼承了董仲舒的成分，也有受到了西方傳入的佛家影響而產生的新成分。佛家和儒家一開始是不融合的，尤其是佛家不關注家庭和孝道，使儒家難於容忍。但後來雙方逐漸相互理解和融合，在佛家的激發下，儒家思想中超越性的、本體論、人性論等方麵的內容得到了發展。但是在整體上看，宋明理學也使得儒家教條僵化的程度增加了。從孔子淳樸而富有人情味的儒家，變成了存天理滅人欲的更嚴苛的道德教條。對於儒家思想發展來說，宋明理學中有發展有進步，但是也有扭曲。

　　在一次次被扭曲中，本來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儒家，逐步成為了一副枷鎖，鎖住了中國人的精神，而專製統治也因此更加穩固。

　　儒家的最後一個轉變是當代，在和西方思想交流中，主要是由台灣和美國華人中一些學者組成的新儒家學派，試圖把儒家和當代西方思想結合，並已經初步有所建樹。但是，這個過程依舊在進行中，對之做出定論還為時過早。

　　五、儒家之未來

　　儒家是中國人最認同的思想體係，隻要中華民族還存在，儒家思想就不可能消亡。

　　儒家的存在，仿佛一麵旗幟，聚集起中華民族的成員。儒家如果不發展，中國人的民族自信也很難重新建立，因為在很多中國人的心目中，儒家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發展儒家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複興和發展，套用一個用俗到爛了的詞說：意義重大。

　　但是儒家思想要真正能複興，關鍵還是看是否能真正發掘出儒家傳統的精髓，能夠很好地分辨並去除兩千多年中蒙上的灰塵濁物。而且，在我看來，儒家思想從最根源處就有一些不夠理想、容易出問題的地方，這更需要有遠見卓識之士能夠予以修正。

　　處於當今之世，一種傳統思想不和西方主流思想有對話是不可能的，而西方文化中一些偉大的創造，如平等、自由、民主等內容，如果不吸收進來，我們的文化也不能獲得最大的收益，更難於和其他文化相溝通。因此，發展儒家思想的時候，也必須充分吸收西方的優秀文化資源。

　　新儒家發展要避免兩個極端：一是封閉倒退，不睜開眼睛看世界，而僅僅是鑽回古代中國去尋找儒家。大陸一些有誌者提倡讀經運動，本也不錯，但是卻也出現了對“經”缺少揀選的現象，有些“經”實際上正是儒家糟粕，好不容易棄去，現在再揀起來，這不是複興而是專製陰魂不散了。另一個極端，是過於受西方視角影響，仿佛隻有和西方主流思想相融，儒家才能有一席之地。這樣的話，儒家的獨特性也將不複存在。

　　在我看來，儒家思想中有必不可留的內容，比如等級製；也有很獨特的貢獻，比如從家常日用中修養身心的方法。而儒家對世界文化將能做出的最主要貢獻，是貢獻一種“和諧共存”的基本人生態度，以及“人不是動物”的基本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將是解藥，解開西方從達爾文肇始的“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之毒，因為叢林法則是動物的法則，而非人性的法則。

　　真正的大儒梁漱溟先生曾有一個總結，大意是：西方文化處理的是人和物的關係，中國文化處理的是人和人的關係，而印度宗教處理的是人與自己的關係。世界文化的發展要從低到高，所以西方文化需要先發展，然後是中國文化，然後是印度文化。我對這個總結心悅誠服。當前，物質世界的文明已經發展並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人們也開始意識到這樣發展的局限——人對物質享受的欲求是無限增加了，而地球物質資源的供應是有限的，不斷追求物質消費的結果必定是導致環境危機。而且，單純的物質享受並不能給人帶來幸福。如果我們的物質文明繼續進步而心靈不成長的話，那麽對這個世界來說，隻能是更加危險。——就仿佛給一個精神不夠正常的人去玩槍，比讓他玩水果刀要危險得多。

　　因此，現在已經到了儒家出場的時候了。

　　至於儒家能否出好場，這也要看我們中國人了。

　　法家是壓製中國人的魔咒

　　從總體上，我認為法家是有毒的。雖然我也承認，在操作層麵，法家有其獨到的成就。

　　從心態來說，法家代表的是對人性的深刻的不信任，尤其是對人性之善的深刻的不信任。在法家的眼中，人和動物一樣，隻知道利害而沒有更高貴的心靈。法家不相信愛，隻相信功利，不相信永恒的真理，隻相信欺詐和權術。

　　因為對人性之愛的不信任，法家人物是孤獨的；因為感覺自己要孤獨地對抗整個世界，因此法家人物不能不感到無力；因為無力，所以自卑；而為了超越自卑，他們隻好幻想自己無比強大，強大到一種無堅不摧無往不勝的地步；而為了維持這樣的幻想，他們隻能好大喜功，追求巨大的成功；而為了這樣的成功，他們不得不利用他人，於是他們隻好對他人施壓、欺騙和引誘；而即使他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內心的不安還依然如故，因為他們依舊是和所有人為敵。由於他們成功過程中對別人的傷害，現在的確其他人成為了他們的敵人，於是他們隻能在惶恐不安中繼續幻想、繼續欺騙、繼續壓製別人——從而創造了一個人間地獄。

　　自秦始皇滅六國以來，中國人一直生活在這樣的地獄中，雖然有時也能偶爾從地獄往人間探探頭。——比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漢文帝漢景帝和唐太宗這些推崇道家思想的帝王，暫時削弱了法家的影響，但多數時候中國人隻是法家的奴隸。

　　一、魔王之兵器：法、術、勢

　　法家的思想基礎是，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與人之間隻靠利害聯係。在這樣的前提下，法、術、勢是統治者能夠控製臣子和民眾的三大利器。

　　法，不是西方所謂的法，是由專製者獨斷製定，而要求被統治者服從的強製要求。通過獎懲賞罰，被統治者出於趨利避害之心而服從這樣的法。

　　遵守這樣的法，就是做奴隸。因為，在遵守法的過程中，人失去了獨立意誌，而隨從著專製者的意誌。行為的動機不是人自己心中的願望，更不是出於仁愛、同情或喜悅，人隻留下了一個自己的意誌，那就是趨利避害，保證自己的動物一樣的生存。用馬斯洛的心理學分類看，這隻是滿足了自己的生理需要，連安全需要都得不到滿足。法家不能讓人安全，因為沒有他人心中的恐懼，就不會有安穩的奴隸。而人生命中所有更高更美的意誌，都必將被法家的所謂法屠戮幾盡。

　　忘記了是哪個法家人物，他變法使國家強盛，有人讚揚他的成就，而他大怒要殺死這些讚揚他的人。這看起來似乎難於理解，為什麽有人會不喜歡聽讚揚，而且氣得要殺人？實際上，對於法家來說，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法家不允許被統治者有思想，哪怕是讚揚法家也是一種思想，今天他能讚揚，明天他就有可能批評，這是不能允許的。法家要殺的，是有思想的人，他需要的，是所有人都沒有自己的思想，隻知道利害，隻知道服從，法家要人變成奴隸和機器。

　　術，也就是權術，在法家這裏也變得格外陰險。“上下一日百戰”，爾虞我詐是法家生活中的常態，因此在上位者，或者隱藏自己的真實目的，不能讓下屬知道；或者挑起下屬相互間的矛盾，以便分而治之；或者找借口消滅可以產生威脅的人物，哪怕對方完全清白無辜……而在下位者，也學會了對付上麵的方法，拉幫結派、欺上瞞下、報喜不報憂……從而使得烏煙瘴氣充斥天下。

　　勢，也就是權勢，是法家生活中人人所向往和爭奪的對象。在法家的社會中，因為沒有上帝、沒有真理、沒有良心，因此隻要有了權勢，一個人橫行霸道就是常理之中的事情了。而依仗勢力，當權者也敢於對任何反抗采取殘酷鎮壓。

　　二、法家的未來

　　老電影《倩女幽魂》中，那個老樹化成的老妖婆，最像法家的形象，她死死掌控著一切，更控製著倩女的幽魂，殺死所有活著的人。解法家之毒，破法家之魔咒，也許是未來百年中國人最主要的任務。法家和專製遺毒是密切聯係的，破法家之毒，專製魔王手中就沒有了兵器，中國文化就可以複蘇。

　　破法家“法”之毒的方法，是現代法製建設，其中關鍵不是建立多少具體的法，而是確立“法的精神”。現代法製中的法，不是當權者意誌的專斷，而應當是人民意誌的體現。當我們的法成為民意的體現後，法就不再是束縛人的鐐銬，而成為了規範人的交通燈，保護人的斑馬線。

　　破法家“術”之毒的方法，是“真誠”的文化建設。所有術的背後都是欺騙，而騙人者也被人騙，中國人“詐偽不誠”的惡習也就是從這裏起始的。而更誠實，也就有了人與人之間更多的信任，而有更美好的文化。增進新聞自由，也許就是這方麵可以首先去做的事情。

　　破法家“勢”之毒的方法，就是現代民主建設，是樹立人與人平等的意識形態。

　　當然，破法家所有毒素的關鍵，在於心理建設，在於讓人們得到愛、懂得愛，讓人們都懂得人性的尊嚴，也知道如何保衛自己的尊嚴，讓人們有安全感有自信和對人的信任。當人們心中有愛，有尊嚴，有信仰之後，法家的那些陰霾必將散去，如薄霧飄散在風中。

　　那時，法家所遺留的唯一有價值的東西，也許隻是一些具體的管理技巧，清洗掉這些技巧中所含有的病態價值觀之毒後，也許這些方法對我們還有一些用處。——就像一個被收服的妖怪，也可以為菩薩的山林去做一些打雜的工作一樣。

　　諸子百家是一座礦山

　　相信進步的人，以為古代的東西當然是過時的，因而往往是無用的。某些方麵確實如此，比如在自然科學發展突飛猛進的今天，如果試圖用古代的有關知識與之抗衡，在多數領域都必然會如同螳臂當車。但是，如果在人文領域比較古今，就未必會得到同樣的結論了。在人文知識上，古代知識未必過時，而現代人對人性的理解也未必就更加深刻。

　　諸子百家的思想，也並非完全過時，有些方麵至今依舊有價值。我們可以把這些傳統思想體係看作是礦山，礦山中並沒有現成的鋼錠或者鋁錠，但是，那裏麵有礦石，隻要我們善於發現和冶煉，我們就可以在這礦山中得到資源和財富。

　　一、墨家是信仰精神的金礦

　　墨家思想的基石，是“兼愛”兩字，因為“兼相愛”，所以才有“交相利”（好像我們現在說的“雙贏”，但是“贏/輸”這樣的概念本身還是競爭語言，不屬於墨家）；因為兼相愛，所以“非攻”（好像今天所說的和平主義，不過，墨家是讚同防禦性的戰爭的）；因為兼相愛，所以要“節用”，避免自己的浪費導致資源不足和人際爭奪……

　　兼愛，不是親人之間的愛，是所有人之間的愛，是一種比血緣更博大的愛。

　　為了讓我們相信這種愛的正當性，墨家提出“天”和“鬼”讓我們相愛。這個方式類似西方人所說的，“上帝就是愛，上帝讓我們相愛”。墨家是諸子百家中，最具超現實信仰精神的一家，但是墨家所信仰的，與其說是天神，不如說就是“愛”本身。

　　因為有信仰，墨家做任何事情都有愛心融化其中。墨家是最好的工匠，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有技術，更是因為他們有愛心。墨家中有武林高手，是因為他們有心願要保衛自己愛的人們。

　　也許正是因為墨家精神最純潔而偉大，所以也就格外不能被秦始皇等法家人物所容。韓非子恨恨地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些犯禁的俠士，最多的就是墨家的傳人。

　　墨家是信仰精神的金礦，繼承和發揚墨家的精神，可以把中國人從庸庸碌碌的凡俗生活中超拔出來，帶我們的靈魂到那光輝燦爛的天空，讓愛的金色陽光照亮掙紮在痛苦泥潭中的人們，讓大地上開滿鮮花。

　　我希望自己能夠看到這一天。

　　二、陰陽五行家的五色石

　　陰陽五行家的創始人鄒衍是從儒家中分出的，陰陽的思想也和儒家對《易經》的研究有關。不過，如果我們遠觀陰陽觀念的起始，那要遠遠早於孔子研究《易經》之前，《漢書·藝文誌》認為，陰陽家是源於遠古負責研究天象的官員。五行的思想，也是在更古老的《尚書》中就已經出現。

　　對天象的觀察和對天文的研究，是各個古老民族都十分重視的事情。歐洲的自然科學，就是從天文學研究開始的，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最早也是在星球的運動中去驗證的。從中國的天象觀察和天文學中，引申出的不是自然科學，而是陰陽五行思想。陰陽五行思想當然不是科學，但是它和科學一樣，都是一種用於理解和預測事物發展變化的理論體係。

　　陰陽五行家的認識方式，反映了中國式認識活動的特點，那不是和西方一樣的邏輯精密而概念界限分明的思維，而是一種看似模糊的但卻更為辯證的思維模式。陰陽五行可以看作是一種模糊數學的符號，可以用來進行運算。

　　陰陽五行家的思想和醫結合，成為了中醫的理論基礎。陰陽在中醫中，可以反映人身體的兩種不同的機能，而五行更直接對應五髒，用來運算五髒之間的相互影響規律。

　　以董仲舒為代表，後來陰陽五行家和儒結合，從中出現了所謂的讖緯，這是一種預測學，可以用來預測未來的政治人事的變化。陰陽五行化的儒家，認為人事和自然現象都屬於陰陽五行的變化，所以可以交互感應。因此，我們可以從自然界的陰陽失衡中，了解到人事上的陰陽失衡。例如，朝廷上如果後妃當權，就會感應而造成陰盛陽衰，這樣就可以引起母雞打鳴公雞下蛋等異常的自然現象。

　　陰陽五行家和道家結合，成為道教。而中國的種種方術性質的活動，占卜風水、驅邪等，無不以陰陽五行為其基石。

　　獨立的陰陽五行家，在漢末已經消亡，魏晉之後更是完全不複存在。而陰陽五行的思想，卻存在於中國文化中，直到今天依舊影響廣泛。

　　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乍看起來，陰陽五行這樣一種體係似乎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它所應用的範圍和科學有一定的重合，而科學已經如此成功，我們不再需要一個不夠成功的體係。我們如果希望知道明天的天氣，與其找一個熟悉陰陽五行的人去算算陰晴，不如看看氣象台用科學手段作的預報，後者雖然也時常會有不準確，但是準確度卻比算命先生的平均水平不知高了多少倍。我們選擇一個蓋房子的地方，也可以用科學手段測量這個地方的電磁場、日照、噪音等指標，確定它是否適合人居，似乎也比風水更能令人信服。

　　但是，陰陽五行學說卻未必會因此消亡，在我看來，陰陽五行學說這樣的特殊認知方式中，還可以引出某種新的東西，也許它會滋生一種新的科學，我們不知道這是否會發生。這塊五色石，究竟是寶貴的礦石，還是一塊沒有多少價值的花花石頭，我們還要等等才能知道。

　　三、雜礦：名家、農家、兵家和縱橫家

　　名家主要以辯論見長，是中國文化中對類似西方的邏輯最熟悉的人。但是在中國文化中並未得到發展，在兩個大師惠施、公孫龍之後，並無出色的傳人。在當代看來，他們所做的事情，西方文化中已經做了而且已經做得非常好了，我尚未發現名家流傳下來的思想中，蘊涵著西方哲學所沒有的潛在的東西。所以，我個人以為中國名家不需要發展，我們隻需要引進西方的邏輯學和哲學作為替代就可以了。

　　先秦所謂的“農家”，並不是指那些種地的農民，不是我們現在說“農家樂”的農民家庭，而是一個重視農耕的學派。代表人物是許行，提倡“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和“市賈不二”，也就是提倡人人都參加農業勞動、物物等量交換。這一派的思想流傳不廣、影響也不大，很快失傳後，現在已經沒有留存下的文獻，因此，也談不上怎麽去繼承了。

　　兵家在中國發展很好，這是文化的幸事，但是剛好說明了中國人的不幸，說明中國戰爭頻繁，所以中國的聰明人有足夠的機會去學習軍事。

　　如果我們比較中國軍事史和西方軍事史，可以明顯看出中國人用兵之神妙，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在中國比比皆是。而中國兵家之所以能夠有這樣卓異的成就，主要是兵家善於運用道家的辯證性思維。

　　作為一種實用軍事學，中國兵家的經典還是有相當的價值的。

　　縱橫家是古代的政客，所謂縱橫之術也就是政治權術，和兵家一樣，在實用層麵也有價值，但是在文化建設上，卻談不上有多大的價值。曆史上的縱橫家們並沒有多少文化理想，不過是運用縱橫之術混個金飯碗吃飯而已。

　　當佛來到中國後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早期佛教造像和後來的佛教造像，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區別：早期佛教造像中，不論是佛、菩薩還是羅漢，一概都是深眼窩高鼻梁甚至卷發，一眼就看出不是中國人；而後來的造像中，佛和菩薩們逐漸地越來越像中國人的樣子了，看看我們的觀世音菩薩，完全是一個慈祥的中國女性的相貌。

　　如果我們把這也看作一個象征，那麽它的象征意義是，在一段時間之後，佛教對中國來說，已經不再是“外來文化”，它成為了本土文化；佛已經不再是外國人，它在中國人心目中已經獲得了中國國籍。

　　佛教，是中國最成功地引進和吸收了的一種外來文化。

　　一、佛教和道家的融合

　　佛教進入中國時，中國本土和它最接近的思想體係就是道家思想。比如，佛教推崇的境界是破除執著，而如果我們去看莊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辨證論述，你幾乎會以為莊子是個佛教徒，因為他所做的正是在破除執著。

　　再比如，佛家的“空”和道家的“無”也是很相似的，空並非一無所有，而是一種“無遮無礙”的狀態；而“無”也是一種自由自在的狀態。

　　佛家要破除一般的知識，而彰顯大智慧，大智慧不是通過知識學習而得到的，相反獲得大智慧的操作方法之一是禪定，也就是通過專注而減少以至於不再有念頭，大智慧自然會發生。而道家也同樣有類似禪定的“玄覽”，道家所說“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減，減而又減，以至於無”，聽起來頗像對禪定方法的注解。

　　因為佛道之間的相似，甚至會有一些傳說，說這兩者之間是有關係的。比如佛教中有種說法，說老子是佛的一個弟子，來到中國；而道家則說老子騎青牛出關後，不是到了別處，而是到了印度，他實際上就是佛本人。這些傳說在曆史上真實發生的可靠性當然不會大於零，但是在精神層麵作為一個象征去看，則並非一派胡言，因為佛道之間的確有著精神的一致性和聯係。

　　當然，佛教和道家還是有不同的。比如，佛教的目標是達到涅槃境界，完全超越人世；而道家卻並無這樣的追求，而樂於遊戲於人間。佛教更主動地度化世人，而道家則更為順其自然。佛教更是出世間的，而道家遊戲人生則無所謂出世入世。

　　從具體形式上，佛教有正式的儀軌，而佛教剛進入時，道家並無正式的團體和儀軌，至於道教的儀軌，那還是後來學著佛教而創立的。

　　不論如何，佛教和道家並無本質衝突，因此很快就相互影響並且開始融合。而這個融合的最大的成果，就是中國化的佛教支派——禪宗。

　　禪宗的直係來源當然是佛教而不是道家，達摩祖師也並沒有學習實踐過道家，但是，禪宗成為現在的這個樣子，卻和中國人具有道家基礎有莫大的關係。佛教支派很多，但是在中國禪宗最為興盛，就是因為這個支派最符合中國的土壤。唐三藏西天取經，回國後創立的法相唯識宗就沒有這樣大的影響，就是因為和中國的水土不合。

　　如果我們看印度佛教的經典，你會發現那往往充滿了詳細繁複的推理，使用印度的邏輯學即所謂的因明，囉哩囉嗦頗像我們心目中的唐三藏。而禪宗則完全不同，廢話少說，用最簡練的語言甚至不用語言，更多靠啟發人的頓悟，就傳達了佛家的深刻洞察。

　　這恰恰是因為，禪宗的這個方式很“道家”，“道可道，非常道”，道家一貫教導中國人，真正的道是不可言傳的。而佛的大道，當然也不可言傳，而同樣適合用啟發的方式，讓我們自己去頓悟。

　　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以說禪宗是和道家結合的佛教。禪宗是中國化的佛教，是佛教在中國結的果實。到了六祖慧能，我們可以看到禪宗已經完全“中國”了。

　　後來，禪宗在中國經曆了一個很昌盛的時期，造就了許多高僧，也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了中國人的精神。當然，影響中不僅僅是積極影響，也有由於學佛者的一些誤區而帶來的消極影響，比如野狐禪之類。

　　二、佛教與儒家

　　佛教與儒家卻並非像和道家那樣一見如故。

　　因為，出世的佛教和入世的儒家，有一些很明顯的差異。儒家不能接受佛教出家修行的方法，因為儒家的自我修養的過程從來都是“在家”的，這裏說的在家不是佛教所說的不出家而已，而是確確實實要在一個家庭裏，儒家認為隻有家庭才是最適合修養自己的地方。儒家弟子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修身，第二就是齊家，以後才是治國平天下。

　　儒家看來，一個人拋棄了家庭，置父母對自己的期望於不顧，不擔負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去生兒育女，這是不孝的行為。這是要被譴責的，而更何談成為人生的榜樣？而且，儒家看來，佛教出家人也放棄了對社會的責任，這也是不可取的。不忠不孝，在儒家看來，這樣的宗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早期儒家弟子往往對佛教采取了敵對的排斥的態度。

　　但是後來，隨著相互了解和相處，慢慢地佛教和儒家之間的衝突減小了，雙方也都互相有了一些影響。佛教逐漸中國化，在一些方麵向中國人的習俗靠攏了。比如，本來完全靠別人布施而生活的僧人，在中國也開始有種田的了，這樣，佛教就得到了社會的寬容——畢竟不是白吃飯了。還有一個我個人認為不好的變化，那就是在印度，僧人是不敬拜帝王的，因為僧人是佛的代表，不能屈尊敬拜區區的人間帝王。而到了中國後，逐漸地和尚們不僅敬拜帝王，而且對地位高一點的人間官員都去敬拜了。

　　而儒家受到佛教的影響則更為巨大。宋明理學雖說名義上是純粹的儒家，但是實際上，在宇宙觀人性論等很多方麵，受到佛教的啟發很多。——實際上他們往往是在佛教的啟發下，突然理解了一個孔子說過但是沒有明確說清楚的道理。於是他們說，我們並非學習佛教，而是闡述儒家聖人早已知道的道理。——這話當然也並非假話，但是多少還是有些不承認佛教功勞的偏心。比如在儒家人物中，王陽明受到佛教影響應該是最多的，“良知良能”和“佛性”應該是大有關係的。

　　三、佛教與民間

　　大智慧的佛教，到民間必須有一些轉變。比如，佛教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但是到民間，你不可能不塑造一個佛像讓人崇拜。

　　佛教對中國民間的影響，主要是：確定了因果報應的觀念，和提供了作為心理寄托的偶像。

　　因果報應的觀念，使苦難中的人得到了安慰：即使我今生得不到幸福的生活，至少以我的善良，來世我有希望得到幸福。因果報應也足以讓人發泄憤怒，有的人窮凶極惡，我拿他沒有辦法，但是至少我知道，將來他會在地獄受苦。

　　因果報應的觀念，也能夠使人多多少少能多做一點善事，而在做壞事的時候也能夠稍微有一點顧忌。

　　佛教也為民眾提供了心理寄托。觀世音菩薩是中國人遇到困難時第一個想到去求助的對象。大肚子彌勒佛，用他那永恒的歡笑，安慰著愁苦中的中國人。而中國土產的濟公，也用一種道家式的不修邊幅的風格，到處去扶危濟困。

　　佛教給過於現實的中國人，帶來了超越現實的信仰，這種信仰自墨家被滅亡之後，已經不大存在於中國了。正因為佛教可以有這個作用，所以許多人也借助佛教的力量去組織政治性的團體，比如白蓮教、彌勒教等。在信仰的力量下，一向現實的中國人可以變成不現實，可以為一個理想（也許隻是幻想）而英勇獻身。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佛教在民間的發展並非取代儒家的地位。如果一家有個孩子要出家，大多數家庭不會認為這是一個好事情，他們還是會覺得這多少有些不孝。接著大家就會猜測這個人一定是遇到了什麽心理創傷，比如他也許是感情受挫而心灰意冷，才會“遁入空門”。

　　近年來，由於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們看到信佛教的人數也在逐漸增加，佛教，還在中國繼續發展著。

　　西方的不速之客

　　近代西方思想對中國的影響還未完全確定。

　　中國一開始對西方持輕視的態度，但是這個態度很快被糾正，甚至可以說徹底扭轉了。西方的堅船利炮輕易地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也摧枯拉朽一樣摧毀了中國人內心的自負。

　　失敗，使中國人在西方麵前有了強烈的自卑，也使得中國人異常焦慮。

　　於是，我們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焦慮而自卑中的學習。結果我們未必學習到了西方的優點，也許反而更多地學習到了對方的缺點。

　　自卑，導致兩個極端的表現。一種表現是，盲目追隨西方，好像西方的什麽都是好的。以追隨西方的最新思潮為榮，並試圖全麵引進西方的東西，用西方來改造中國。以心理學界為例，許多學者研究的課題，取決於西方心理學家近來研究的方向，最得意的成就，也隻是自己的論文能發表於西方的雜誌。其他各個領域也無不如此，甚至連城市的草坪上鋪的草，也都是歐洲人所用的地中海區域的草種——而這種草常常並不適合中國的氣候。

　　另一種表現看似完全相反，但是實際卻出於很類似的自卑心理。那就是盲目的國粹主義，好像隻有中國古代的才是好的，拒絕吸收西方的東西。而對中國傳統的東西，不加鑒別地讚賞，甚至包括中國最腐朽沒落肮髒的傳統。我們的古裝電視劇中，那些津津有味地演奴才、演太監，演宮廷勾心鬥角的故事，可以看出有些電視人和觀眾還真的是樂在其中。心理學研究指出，有種心理防禦機製叫做“反向作用”，是說當我們想掩飾一種心理時，很可能會不自覺地走向反麵：不承認你恨一個人，你可能就會表現出格外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