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四卷）

離開總書記崗位後的胡耀邦

　　◎ 劉崇文

　　胡耀邦同誌離開總書記的崗位後，在想些什麽，做些什麽？最近，《炎黃春秋》刊登劉崇文的文章《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態》，對此作了介紹。

　　劉崇文從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八○年一直在團中央工作，其間，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擔任過胡耀邦同誌的秘書。胡耀邦同誌離開總書記崗位後，因身邊無人做文字工作，提出請劉崇文擔任政治秘書，此要求得到中央的同意，但此後不久，胡耀邦同誌便撒手西去。在這期間，劉崇文曾與胡耀邦同誌有過幾次長談，因此，他的回憶文字，對我們了解胡耀邦同誌最後的歲月，很有幫助。

　　耀邦同誌一九八七年冬黨的十三大後他就病了，一九八八年冬又得了一場肺炎，後來雖然康複，但食欲不好，吃東西很少，體重不斷下降。當時，他對中央生活會對他的“揭發批判”還心有餘悸，總覺得這件事可能還沒完，他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原諒和寬恕，因此心存恐懼。當時，國內政治、經濟形勢都比較複雜，社會上思潮起伏，議論紛紜，他是個心係天下，憂國憂民的人，內心很不平靜而又無法抒發，因此感到鬱悶壓抑。身體不好，心有餘悸，思想壓抑，三者互為因果，互相影響，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心髒病突發而去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下旬，劉少奇誕辰九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湖南長沙舉行。我當時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研究組的組長，正在長沙具體負責主持這次研討會。就在這同時，耀邦同誌也在長沙休養。會議後期的一天，耀邦同誌的警衛秘書李漢平奉耀邦之命，有事來找我。他告訴我，耀邦同誌身邊現在除他之外，隻有一個機要秘書，經常收到一些來信，都沒個人替他答複；有些問題和想法希望有個人交談交談、議論議論；還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幫助做點記錄，查點資料，整理點材料。因此想讓我去當他的政治秘書，問我願意不願意。我自然是喜出望外。隻是文獻研究室這邊，我還擔負著主編劉少奇年譜等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務，一時恐難完全脫身。隻是暫時還得兼顧一下文獻這邊的工作，然後再逐步完全過渡到他那裏去。李漢平將我的意見轉告了耀邦同誌，他很高興。很快就讓李漢平回北京，向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匯報（實際是通過他報告中央），經批準同意後，即正式辦理調任我的手續。

　　因李漢平要回北京，耀邦同誌身邊缺人，劉少奇學術研討會也閉幕了，他們就要我暫時在長沙陪伴一下耀邦同誌。於是，我就在他那裏呆了一個禮拜。

　　在這一周的時間裏，我覺得耀邦同誌的心情、身體都比較好。當時，不斷有一些人來看望他，有親友，有當地的幹部，也有來湘工作或度假的領導人。他都熱情、謙遜地接待大家。記得有一次正在長沙休假的倪誌福同誌要來看他，他堅持不讓倪來，而要自己去看倪，對方當然不同意，最後他們還是在耀邦同誌所住的蓉園九所相見。

　　對於我的到來，耀邦同誌流露出一種高興的情緒。早在一九八七年他在天津休養時，叫我去陪他打橋牌，就曾對我說：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說說，不然以後就搞不清了，那是我在中央工作時的一些經曆和決策，大約有那麽十幾、二十個問題，需要排排隊，然後一個一個把它如實地說清楚。當時他說：這件事現在還不著急，先有這麽個思想準備，作些醞釀和考慮，等以後再慢慢來。由此可見，他想要我去幫他完成這項工作，是早有考慮、醞釀已久，隻是由於主客觀原因，一時還沒拿定主意，直到這次才決定下來。在長沙，他又進一步對我說：“我要跟你說一些事，你記下來，不然將來我見馬克思後就說不清楚了。如實記錄，既不吹噓自己，也不諉過於人。我從來反對美化自己，隻是希望將是非曲直搞清楚。”足見耀邦同誌對這件事是何等的重視和關注。同時也反映了他對我所寄予的期望。

　　這段時間，他告訴我，一九八七年初下台後，他先是清理了這些年的講話稿，然後就讀馬恩全集，前後八個月，閉門謝客。後來到天津休養，李瑞環說他政治作用已經消失，要他找點精神寄托，他就作詩、寫字。他問我：你說我還可以幹點什麽？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同他說：作詩寫字作為一種修心養性的事，茶餘飯後做做是可以的，但想在這方麵做出成就，留下什麽東西就很難了。正經還是把你的這段曆史留下來，特別是三中全會後處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大黨的領導地位的這段經曆留下來，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他說，我在中央工作的這段時間，也可以說是曆史的重大轉折關頭，情況錯綜複雜，意見不盡相同，我經曆了不少事情，麵臨著艱難的抉擇。我希望如實地把這些事情說清楚，記錄下來以備查證。

　　在長沙那幾天，我將我寫的紀念劉少奇誕辰九十周年的論文請他看了。於是我們就談到少奇同誌，我說少奇同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有許多非常可貴的改革思想，人們還不大了解。又說到“文革”中少奇同誌無比悲慘的遭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現在把這些都歸罪於“四人幫”，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他沉吟片刻，然後若有所思地說：是嗬！這個問題總應該有個說法。當時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央雖然已為少奇同誌徹底平反昭雪，但“文革”為什麽要那樣堅決、徹底地打倒劉少奇，“四人幫”又為什麽能那樣不擇手段、肆無忌憚地惡毒誣陷、殘酷迫害劉少奇，似乎還沒有個明白的交待和說法。聯係到他曾經自責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也違心地舉手讚成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當時除陳少敏同誌一人表示了無聲的反對外，誰都沒有也不敢表達自己真正的意見。因此他覺得我們黨在打倒劉少奇這件特大冤案上，還有深刻的經驗教訓需要總結。從他對“文革”中為什麽發生劉少奇這樁最大冤案總應有個說法的思考，說明他認為還要由此進一步深刻總結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政治製度、政治體製上的經驗和教訓。尤其是聯係到自己的政治命運和政治生涯，從他親身的經曆和遭遇中，他深切感受到，這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健康發展的根本所在。而這正是當時，也是他在去世前所縈係於心，不能釋懷的最大心結。

　　耀邦同誌對一九八七年初中央“生活會”對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辭職下台的事談得很少，他更關心和憂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發展。他隻是覺得中央“生活會”是一個對他進行“揭發批判”的會議，人們什麽意見都可以說，其中有許多不實之詞，不能把這當做中央的正式結論。而對他在中央十年來的這段工作，是非功過，希望中央能有一個正式、公道的說法。他曾坦誠由衷地對我說：關於我的問題，我隻希望中央能有個正式的說法，還曆史一個公道。應該說，這是一個合情合理、合紀合法的心願。

　　一九八八年，我因寫紀念劉少奇誕辰九十周年的文章，向耀邦同誌請教一段馬克思語錄。不久，他就將這段語錄親自寫好，讓機要秘書張耀光同誌給我寄來。這段語錄是：“對曆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相反地，應當努力去理解它們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還遠遠沒有完全顯示出來的後果。施納普漢斯基·利希諾克斯基在法蘭克福議會中大聲說道：曆史權利沒有任何日期。他說得多麽正確。它確實是從來就沒有日期的！”這就是耀邦同誌對在劉少奇和他自己身上所發生的曆史事件，所抱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觀點。

　　我從長沙回到北京後，溫家寶同誌即派中辦人事局局長到文獻研究室，商量調任我的事情，這樣，很快就正式下了調令。

　　這段時間，耀邦同誌在長沙生了一場病，然後就轉到廣西南寧休養，因南寧的冬天比長沙暖和。過了春節，我就奉命去了南寧。

　　到南寧後不久，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晚飯後，漢平來說耀邦同誌找我。我們三個人就在一個小會議室坐下，由耀邦同誌正式同我談話。

　　這次談話是從七時半看完新聞聯播開始的，直談到晚上九點多鍾。回來後，我馬上就在保密本上將耀邦同誌談話的要點追記了下來。為了如實反映那次談話的內容，現在就把當時追記的全文抄錄如下：

　　耀邦同誌說：歡迎你來。三件事：

　　一、有些政治性的事情需要處理、商量、研究、答複、解決、辦理，如有些來信，政治性的，需要人幫我起草個回信，商量個答複意見；中央有些會議，有些問題，需要有個人商量、議論，我還是政治局委員。總之，政治秘書的任務。這類事不多，一個禮拜一兩件。

　　二、我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並沒有結束。一九八七年初下來後，先用三個月清理了我的講話稿，有幾百萬字。德平（注：耀邦同誌的長子）也幫助看了看，他說沒有錯誤。後來又用五個月翻了馬恩全集，以前看了四十多卷，做了些記號，這次寫了筆記。那八個月是過於勞累，影響了身體。十三大以後就生病了。我也不會發難，有家庭妻兒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剮了。同時也不做壞事，不做醜事，從來也不做壞事，基本不做醜事。去年到天津，李瑞環說，你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應找點精神寄托。我就寫詩，在山東寫了十幾首，家裏人看了覺得不錯，可送給一些專家看了，認為不行，意思可以，但不合韻律。後找了王力的詩詞格律看了，再看別人的詩，現在不敢寫了。

　　我參加革命至今已六十年，想從近到遠，即先從下台一段開始，逐步往前，一段一段把一些事情記錄下來。需要有人幫助查點材料，排點順序。我講，你幫助追記，以備將來查閱，有些事情我不說就沒人知道了。不吹噓自己，不諉過於人，如實記錄，我從來反對美化自己，隻是希望將是非曲直搞清楚。我還有許多批示。六十多年，逐步往前講，有經曆，有風險，有趣聞。

　　回憶錄現在不寫。

　　這件事也不著急，慢慢來。隻是備查性質，也不搞什麽東西。但要幫我排排時間。

　　三、我現在也寫不出什麽東西了，但對一些重要問題還有些看法、觀點、意見。對這些需要有人幫我一起議論，記錄下來，如成熟可以寫點東西。比如對物價問題的意見，我一直是不主張全麵漲價的。周傑告我：紫陽在一次小組會上就說過，耀邦同誌一直不同意漲價。十三大政治報告，紫陽要我談談意見。我說給寫作班子談不好，我同鄭必堅談。我認真看了幾遍，同鄭秘書邊談邊議了三天半。我問他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說同意，他也做了點記錄，但後來他說隻簡單轉告了幾句。趙後來問我看後意見如何，我說同鄭說了，但沒說議了三天半。

　　就這三件事，是否還有第四、第五件事？

　　跟我談話後，我覺得他似乎輕鬆些了。第二天上午他就揮毫寫字，寫了幾幅唐詩，字寫得相當流暢、漂亮。本來我想請他為我寫幅字，但心想我剛來到他身邊，就開口要他的字，似乎不合適，反正來日方長，以後再說。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笑著說，你看哪幅好就拿去做個紀念。於是我就留下了他寫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條幅。

　　即使如此，直到這時，耀邦同誌仍心有餘悸，尚存畏懼，頗多顧忌。本來他最關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間的一些事情，覺得他要是不說就沒人知道，將來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卻說要記錄參加革命六十年的經曆，從近到遠，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開。自然，耀邦同誌也有將他一生經曆記錄下來的想法，但同時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聲明，現在不寫回憶錄，隻是為了備查，並不想寫什麽東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來麻煩。正如他所說的“我也不會發難，有家庭妻兒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剮了！”更明顯的是，找我談話後，他並不急於開始進行這件事，而是不斷說不著急，慢慢來。我當時就覺得他還存有顧慮，認為時機不成熟。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會的陰影，一直還籠罩在他的腦海裏。對於黨內鬥爭，耀邦同誌一生經曆的太多，留下了難以磨滅和忘懷的印記。剛參加革命，他還是個紅小鬼，在江西瑞金就碰上抓AB團，差一點送了性命。“左”傾路線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後來的延安整風，解放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他都是過來人。特別是“文革”前，他在擔任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時，被當時西北局發動的對他的批鬥，整得體重下降到不到五十公斤。後來還是葉帥（葉劍英）把他接回了北京。這次中央生活會，他當然知道，其嚴重程度，與陝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他總覺得這件事可能還沒完，他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寬恕和原諒。在他下台前後，小平同誌曾對他說，你的問題揭到哪裏算哪裏，讓大家揭。還說：你總覺得我妨礙了你！你想樹立自己的形象！生活會後，他曾同李昭去看望過鄧小平一次，談了十五分鍾左右，鄧很冷淡。在我們日常的交談中，他盡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陳雲同誌，萬不得已時也從不直呼他們的名字，而是用摸右邊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邊耳朵代表指陳雲，可見其之噤若寒蟬。他還告訴我，有一次，他去拜訪葉帥，在他倆談話時，葉帥把收音機開得大大的，唯恐被人聽到。正是在這種恐懼心理狀態下，他並不急於跟我談他想談的那些問題。他自己完全沒有想到，我們大家也萬萬沒有想到，此後不久，他就突發心髒病而與世長辭，他晚年的這一心願竟成泡影，實在是無法彌補的曆史遺憾！

　　在那段時間，他一方麵還心有餘悸，唯恐再有什麽閃失，又招致不測，另一方麵對於當時國內複雜的政治、經濟形勢，他又不能無動於衷。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國內形勢很複雜，社會上思潮起伏，有些動蕩不安，知識界、思想界議論紛紜，異常活躍，經濟形勢也比較嚴峻。中央內參每天都反映不少這方麵的動態。他是一個時時刻刻都不忘國事的人，包括在下放幹校勞動改造時，他都不忘關心國家大事，當時被人們譏笑為不識時務，批判他是不老老實實勞動改造。可作為一個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了黨和人民事業的革命者，這就是他的一種本能，一種曆史責任和生活信念的本能。可這時他的處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又不允許也沒有可能讓他發表意見。他心潮起伏，又十分壓抑。記得當時中央決定，四月份在京召開政治局會議，議程是討論研究教育問題。耀邦同誌收到通知後，覺得教育問題今天已不是熱門話題，而且也拿不出多少錢來。關鍵還是經濟問題，要好好把糧食和多種經營搞上去。他認為，不要出的題目太多。如果問題一時解決不了，今年可以少開一次全會，不知道四十周年還能拿出點什麽東西來？賣些黃金？我們的黃金也不多，賣不了多少錢。他還說，國慶四十周年要開個幹部大會，由紫陽作報告，總結建國四十年的經驗，不拿出一個好報告怎麽行？當時我曾對他說，回京後，紫陽同誌可能來看你，征求你的意見，你要有些準備。他說，他不會來看我，如果來征求我的意見，我先問他對當前形勢的看法。我說，現在形勢非常複雜，你還是以不講話發表意見為好。他當即回答說：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學陳雲同誌，不說話。

　　到南寧後，我覺得耀邦同誌的身體和心情都不如在長沙。特別是他食欲不好，吃東西不多。他的牙齒一直不好，脫落不少，但他又不願拔掉重鑲，主要靠牙齦咀嚼，這也影響他進食。我們勸過他多次，他怕疼，也怕麻煩，就是不同意拔牙鑲牙，對此我們都很擔心。其實我們每天的夥食都很好，可他就是沒胃口，也嚼不動，隻是對一種酸甜的小菜感興趣，可那又有多少營養？他的體重不斷下降，我們為此都非常憂心。大家想方設法幫他增加些營養，就讓廚房做些魚糜、肉糜的粥食給他吃，但也沒有多少效果。

　　拖著病弱的身子，帶著心存的餘悸，懷著壓抑的苦悶，三月底，耀邦同誌從南寧回到了北京。他是回來參加人代大會和政治局會議的。回京後，因為他要參加會議，又不斷有人來看望他，我沒多少事，就先回文獻研究室處理一些劉少奇研究組的事情，但隔幾天去看看他。

　　就在他參加政治局會議突發心髒病的前兩天，他對我說：我不想呆在北京，開完會我們還是到下麵去。同時，他又犯愁地說：到哪裏去呢？不知道人家歡不歡迎我？因為有這個顧慮，他還是想到天津去，覺得和李瑞環比較熟悉，去他那兒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擔心李瑞環是不是歡迎他。我當時對他說，你這是多慮了，不僅李瑞環會歡迎你，你到哪裏去，人家都會非常歡迎的。這也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情，總覺得自己現在還是“待罪”之身，深怕連累、影響了別人，給人家帶來困難和麻煩。

　　四月八日，李漢平打電話告訴我，說耀邦同誌在參加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心髒病，經搶救後住進了北京醫院。我十分震驚，立即趕到醫院，並在此後幾天，同李漢平輪流守候在那裏。那幾天，他的病情反反複複、好好壞壞，我們的心情也是起起伏伏、憂憂喜喜，但總覺得他會渡過難關，恢複健康。到第七天頭上，我們更相信這一點了，因為據說急性心梗隻要過了七天就相對安全了。可是，就在他發病後的第七天——四月十五日，人們沒能把他從死神手中奪過來，他就那樣急促地離開了我們。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一直覺得，可以想象耀邦同誌在政治局會議上是怎麽突發心髒病的。他當時在那樣一個場合和環境裏，肯定是思緒萬千，心潮起伏，他有許多話想說卻又不能說，他憂國憂民卻又一籌莫展。無比的憂傷苦惱，巨大的思想壓力，不斷衝擊著他那病弱的身體，結果導致血壓急劇升高，心髒大麵積梗塞，終於一病不起。最後，這位協助鄧小平開創了中國曆史新紀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這樣帶著悲哀和遺憾，很不心甘情願地走完了他七十三年光輝的人生曆程。 ■

　　毛澤東提出要編《毛主席語錄》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語錄》是一本最流行的書。國內外總印數達五十億冊，出版這本書毛澤東本人是不是讚成呢？從現在發現的檔案資料看，這本書是出於毛澤東的安排。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給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的一封信中說道：“主席指示陳伯達同誌負責編寫一本全國通用的《毛主席語錄》。準備編輯六萬字左右，現隻編輯出一部分，約三萬字，給我送來了一份。”這裏，可明確地看到毛澤東本人有過編輯語錄的打算， 而且交代了具體人負責辦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