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四卷）

晚年王明立言要鬥倒毛澤東

　　◎ 熊廷華

　　晚年的王明曾在病榻上立言：不鬥倒毛澤東，決不回故鄉。可是，最後他還是客死異鄉。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明這一生》介紹了這位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一生，現摘登如下——

　　王明的這一生跌宕起伏，他兩度入主中共中央，位高權重，聲名顯赫。他曾對人說：在中國搞革命活動，領導工作隻能從上邊來做，從上邊去領導容易得多，在下邊做實際工作困難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開。

　　然而，對他來說，“從上邊去領導”並不容易。因此，他也成為“左傾”和“右傾”錯誤路線的典型代表。

　　抗日戰爭勝利後，麵對複雜多變的局勢，中共中央全力進行兩手準備。

　　王明看到中央委員人人身挑重擔，也不甘寂寞。他向中央提出要求，希望能做點具體工作。中央考慮到王明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又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安排他負責法律方麵的事務。對王明來說，這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可他還是愉快地接受了這一安排。

　　王明的身體時好時壞。一九四八年五月舊病複發，中央安排他接受治療，孟慶樹（王明的發妻）負責護理。在治療過程中，中央醫院出現了一次技術事故。

　　王明經常便秘，有時吃泄藥，有時灌腸，灌腸的藥品經常更換。負責給王明治療的醫生黃樹則有次開了藥物肥皂。當時醫院用的藥物肥皂是日本生產的，名稱叫藥物石堿，瓶子上也是這樣寫的。

　　受條件限製，醫院的管理不大規範，所有藥品統統放在一個藥架上，沒有分門別類。司藥看見處方上一個“石”字，就把石碳酸拿出來當成藥物石堿，配成溶液，發了出去。

　　黃樹則上門看望王明時，孟慶樹正準備給王明灌腸。孟慶樹見黃樹則進來，若有所思地問了一句，“原來藥物石堿就是石碳酸呀？”黃樹則一聽，連說不是。孟慶樹一臉茫然，趕緊把灌腸管抽出來，用鹽水衝洗。

　　盡管有驚無險，王明還是很有意見。孟慶樹寫了個報告，把情況向上反映。周恩來十分重視，在孟慶樹的報告上作了批示：將藥取錯，就像理發員用刀子給別人理發，不是剃了頭發，而是剃掉了眉毛，必須嚴肅處理。

　　衛生部門認為這是很不應該的事情，給了司藥一個處分。黃樹則說明情況並作了檢討。他說，如果當時把藥物石堿寫成藥物肥皂，這件事就可能不會發生，因為司藥對藥物石堿不太熟悉。

　　事件過去了幾十年，王明記憶猶新。他把這次醫療事故與毛澤東扯在一起，說是毛澤東采取措施，加速他的死亡。在《中共五十年》一書中，王明寫道：

　　由於這一事件，中央衛生處發了一個通報，通報確認：“藥劑師在配藥時犯了錯誤。”很明顯，這種說法的目的在於掩蓋加速我死亡的企圖。這種企圖是根據上麵的指示而見之於行動的。

　　國內政局變化很快，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之際，中共中央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王明出席了會議。

　　他在會上對毛澤東大加頌揚，說取得今天的勝利，是毛澤東將中國的特點和馬列主義結合起來了。他甚至把曾經最得意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桂冠，戴到了毛澤東的頭上。此時的王明，往日的威風蕩然無存。

　　在王明發言過程中，插話提問者不斷。有人提到他有領袖欲，想當總書記，他說：“我心裏沒有想過當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提出不許我當總書記。”

　　有人質問他為什麽不檢查自己的錯誤，他說：“過去我想，蘇區的損失不是我的直接責任，而是博古……”

　　這是王明在黨的大會上，第一次敞開心扉。他最後說：“我向同誌們聲明，今後一定拋開個人，好好想自己的缺點……我願做個驢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將來能趕上嗎。”

　　新中國成立後，王明被任命為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法製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對這份新工作，王明相當認真，他不斷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請示匯報，給中央領導留下了好的印象。

　　然而，盡管王明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中央也給予了肯定，他卻一直不肯提交關於所犯錯誤的聲明。

　　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曾口頭要求王明對曆史錯誤寫一個聲明書，提交政治局審閱。王明當時答應了，幾個月後，一直不見回音。他在這年十一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中央做出結論，我是一個黨員，一切接受和服從。”他還向毛澤東提出，“我請求你最近幾天來我處談談，並抽出較久點的時間，我迫切地期待著，如何，請示複。”

　　王明熱盼著，可毛澤東沒有來王明處交談。毛澤東的觀點很明朗，也沒有時間和王明交談，有一點可以肯定，毛澤東對王明“即使不滿”也“絕對服從”的態度，是不滿意的。

　　正因如此，一九五○年六月的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王明同誌的決定》：王明同誌至此時為止，對於他過去所犯的錯誤是拒絕反省的，對黨中央所采取的態度是不誠懇的。

　　王明收到這一決定之後，心情是沉重而又複雜的。八月，他致信毛澤東並中央書記處，請示中央要求他在多長時間以內寫成聲明書。第二天，毛澤東在王明的來信上明確批示：王明的聲明書應於十一月上旬七屆四中全會開會以前寫好，並送交政治局。

　　工作上的勞累，思想上的壓力，導致王明的病情越來越重。一九五○年九月上旬，王明向中央提出去蘇聯治病的要求。按理，王明隻有寫完聲明書後才能去蘇聯，但中央考慮到王明確實有病，而且當時蘇聯醫療設備和技術水平比國內好，還是同意了王明的請求。

　　十月二十五日，王明、孟慶樹和兩個孩子以及保健醫生、保姆一行六人，乘火車赴蘇聯治病。王明走時匆忙，連在北京工作的弟弟都未告知。

　　二十多年後，王明把自己申請去蘇聯治病，說成是毛澤東的突然安排，是企圖假借美國人之手，把他炸死在赴蘇的鐵路線上。

　　他說：“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點鍾，楊尚昆來到我家通知，說已通知鐵道部在當晚六時發往滿洲裏的列車上為我掛一節公車。”王明悟出了“道理”：“我和孟慶樹，馬上明白了為什麽毛澤東突然決定讓我們起程了。我們的誌願軍為了抗美援朝通過鴨綠江大橋入朝參戰，麥克阿瑟已經下令美國空軍在中國誌願軍赴朝時，集中轟炸從山海關到滿洲裏的整條鐵路線，以破壞從北京到滿洲裏和從蘇聯到滿洲裏的供給……如果我們第二天早上到達滿洲裏，正趕上集中轟炸……盡管有風險，我們還是決定走；否則，走不走得成就難說了。”

　　事實上，由東北邊防軍改稱的中國人民誌願軍四個軍，已於十月十九日傍晚開始過江，進入朝鮮境內，根本談不上“正好趕上集中轟炸”。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王明一行平安到達莫斯科，路上並未遇上任何風險。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王明病情稍有好轉，便回到國內。這時的中國政壇，平靜的局麵已被打破，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一些部委被撤銷，法製委員會也被撤銷，王明在政府中再沒擔任任何職務。後來，王明致信劉少奇，要求中央考慮分配一些輕的工作給他。

　　然而，一九五五年初，王明病情複發，醫生建議做膽囊切除手術。王明夫婦心有餘悸，竭力反對。在國內治療了一段時間，病情未見根本好轉，王明再次向中央提出赴蘇治病的要求，得到批準。於是，一九五六年一月，王明從北京醫院的病床上，被人用擔架直接抬上了飛機。

　　一九五六年九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籌備期間，鄧小平曾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許可的條件下回國參加會議。王明回複稱，身體狀況仍不允許。

　　盡管王明因病沒有參加黨的八大，黨中央還是把王明列入八大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王明仍當選為中央委員，可在九十七名當選者中，得票最少，按得票多少公布的中央委員名單，王明列在最後一名。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曾派人去看望王明。他表示已不願再回國了。

　　“文化大革命”發生之時，王明身在國外，逃過此劫，可他在國內的親人無一例外地受到打擊。此時的王明，進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曆史恩怨的糾葛，親朋好友的遭遇，令其躁動不安。

　　“文化大革命”的失誤，客觀上為王明攻擊毛澤東創造了條件。這時的王明無所顧忌，對毛澤東破口大罵，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積怨噴湧而出。他說毛澤東是“極端個人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叛徒”、“敵人”、“當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軍閥”、“一個帶著破傘雲遊世界的孤僧”……

　　他甚至在病榻上立言，不鬥倒毛澤東，決不還故鄉。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明終於帶著遺恨，在異鄉走向人生盡頭。對於他的死，國內悄無聲息，僅《參考消息》上略有見聞。蘇聯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其給予了高度評價。

　　蘇聯政府將其安葬在名人公墓——“新聖女公墓”。他的墓碑上用俄文寫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活動家。 ■

　　走在遊行隊伍前的竺可楨

　　一九四二年，大後方的學生掀起“打倒孔祥熙”的運動，要求國民黨政府撤換貪汙腐敗的行政院長孔祥熙。搬遷到遵義的浙江大學學生也決定上街遊行，教育部聞訊則電令必須阻止，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先勸說學生隻在校內活動，不外出，但學生情緒高昂，走上遵義街頭舉行遊行示威，當時軍警巳密集等待。竺校長立即派人到專員公署打招呼，又親自走訪警備司令設法阻止軍警開槍。最後，竺可楨還是不放心，索性走在學生遊行隊伍前麵，使這次遊行得以安全無虞。他一邊與當局周旋，一邊要求學生“守法”克製。這就是當時竺可楨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