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四卷）

張愛萍是如何被打倒的

　　◎ 張　勝

　　張愛萍是我們共和國一位傑出的軍事領導者。毛澤東說他：“好犯上！”葉劍英說他：“渾身帶刺！”鄧小平說他：“惹不起！”這位錚錚鐵漢，“文革”中卻被打倒在地。“專案組”是如何羅織罪名的？張愛萍是怎樣得到平反的？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對話》一書中對此作了詳細的介紹。

　　這是一本由張愛萍兒子張勝撰寫的獨特的書。張勝也是一個軍人，他用十六年時間記錄了父親暮年對自己心路曆程的回顧，和對重大曆史關頭的抉擇與思考。為讀者提供了許多珍貴的史料。

　　父親張愛萍回憶“文革”：“不管是追鬥會還是批判會，光憑喊喊叫叫是不行的，要置一個人於死地，要他永世不能翻身，隻有把他和境外的敵人聯係在一起。因此專門製造罪狀的機構就產生了，這就是專案組，我叫它專暗組，因為他們專門在黑暗中幹暗害別人的勾當。”

　　“文革”最黑暗的一頁已經翻過去了。專案組的內幕也漸漸曝光了。下麵我把這些發生在高層的製造假案的過程公示出來——

　　父親專案組的組長由總部一級領導人擔任，後由軍委辦事組成員兼任。相當於日後的軍委常委和軍委常務會議成員來兼任這一職務，級別是相當高的。專案組成員由總參、國防科委的領導人組成。下設專案辦公室，負責具體審問、調查工作。

　　現按時間記錄下他們的辦案方式和過程：

　　罪行之一，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一九六七年四月，“張愛萍專案組”成立，首先展開了對張愛萍入團、入黨問題四個多月的調查，跑了五個省，共走訪一百三十五個單位，麵訪了九十多人，調查結果，認為和本人的敘述基本相符。

　　對這個“與本人交代基本相符”的結論，是他們絕對不願意看到的。於是由當時的政治部領導出麵，親筆寫了《張愛萍曆史上一點情況》的報告，對專案結論提出質疑，要求推翻並重新調查。“文革”結束後，這個政治部主任交代，他是秉承本單位領導人意圖寫的。

　　這樣就有了第二輪調查。由於在四川老家沒有找到張愛萍的曆史疑點，專案組決定調整方向，從張愛萍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期間尋找疑點，進而倒過來否定張前期的曆史。一九六七年十月，專案組人員前往上海。他們在上海地下黨曆史資料中沒有查到法南區西門支部的記載，專案組即認為有理由懷疑張愛萍所述的曆史是偽造的，進而斷定張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動也是假的，是混入黨的內奸分子。並隨即否定了幾個月前證明張愛萍確係黨員的結論。於十二月一日上報了《建議將張愛萍隔離審查的報告》。林彪、毛澤東圈閱。

　　但是，怎樣才能推翻由他們自己花費了四個月時間取證來的事實呢？

　　專案組重赴四川。有電話記錄表明，專案辦主任多次通話部署：要“抓住牟仲宇這個重要線索”。牟仲宇是誰？達縣地下黨當時的三位領導人：張鯉庭、戴治安和牟仲宇。張、戴是張愛萍的入黨介紹人，相繼在革命戰爭中犧牲了。牟於一九三三年二月被捕後脫黨。在前兩次走訪時，牟都向專案組提供了張愛萍一九二八年已是黨員的證詞。

　　這位專案辦主任不愧是搞專案的行家。他深知，像牟仲宇這樣有過被捕脫黨經曆的人，腰板是軟的，逼他寫個假證詞是不會太難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牟再次被傳喚。在現存的檔案中，我們看到了牟寫下的《更正過去證言的證明》：“自己過去把黨團混淆了，一九二八年，達縣隻有團組織，沒有黨組織，張愛萍不可能在那時入黨。”

　　有了這個證言，於是立即發生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對父親的逮捕關押和二十八日的第一次審訊。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專案組正式上報了《關於張愛萍假黨員問題的定案報告》：“張愛萍從來沒有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混入黨內的假黨員。”

　　次日，就是前麵提到過的這位總部領導人，會同吳法憲把這份報告批呈上送。他親筆寫道：“林副主席，並中央：在鐵的事實麵前，張愛萍自己供認他一九二六年入團和一九二八年入黨是編造的。他不是團員，也不是黨員，是在一九三○年來到閩西時混入黨內的。即呈主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富治、葉群、東興同誌閱示。（他和吳兩個人簽名）一月七日。”

　　在“文革”後退回的專案卷宗裏，我看到了當時魏傳統、王維舟、胡耀邦為確認張愛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提供的證詞。但他們居然敢壓下來！

　　罪行之二，日本特務。

　　專案辦主任在翻閱張愛萍的自傳中，看見了這樣一段經曆：在紅十四軍攻打黃橋戰鬥中，張被打斷了左臂，後被秘密送往上海福民醫院治療槍傷，傷愈後，被派往閩西蘇區。這段錯綜複雜的曆史，可以找到嫌隙。於是他指派副主任帶隊赴上海調查。

　　父親回憶，由於傷勢太重，紅十四軍黨的組織將他和另一名傷員副營長曹玉彬送往上海治療。因為是槍傷，隻好藏在運豬船的船艙底下，上麵是豬糞屎尿，密不透風，加上天氣炎熱，人都暈死過去。一直等到夜裏，但事先接應的人沒有來，無奈中想起了同鄉彭豐根大夫。彭便安排他們住進了福民醫院。彭還把在日本留學時的同窗好友、福民醫院的院長頓宮寬介紹給父親。父親說：“我一生都感激這位彭大夫，沒有他在危難時的相助，我是很難度過那樣的白色恐怖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征集回憶錄，我專門寫了這段故事，登載在青年報上。沒有這樣許許多多人的幫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們共產黨不應該忘記他們。”

　　共產黨忘記他們了嗎？

　　專案組來到上海後，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這樣一個消息，說一九三三年，彭豐根曾與另外兩個中國人一起向駐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賣過情報。再就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本海軍情報部曾設在福民醫院內，並在醫院設有無線電台。據此，專案組推定，彭豐根和頓宮寬是日本特務，福民醫院是日本特務機關。而張愛萍能夠在福民醫院治傷，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務組織。

　　現存的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六日的電話記錄上，記載了當時擔任張愛萍專案組組長的那個總部領導人的話：“對張愛萍的問題應該明確是個特務問題”，而“追特務問題要從張見彭入手，怎麽樣與彭認識，治愈後又怎樣出院的”。對“張愛萍的審訊要一下能突進去”，使他“跑不了”，要“連續作戰，不讓他喘息”。

　　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至一月二十二日，連續進行了十五次突擊審訊。專案組采用拖長審訊時間、罰站、連續突審等辦法。父親回憶：這個專案辦的副主任說“你知道保衛部長是幹什麽的嗎？我這個保衛部長就是專抓特務的”！

　　但審訊未果。

　　一九六八年二月，他們轉向彭豐根突破。在此之前，專案組在上海公安局預審處幹部閔、胡以及南京軍區保衛部幹部李的協同下，已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對彭豐根進行了二十次審訊，逼迫彭豐根供認“張愛萍加入了日本特務組織”，但彭豐根始終否認，而且申明自己“掩護了張愛萍，是為共產黨做了一件好事”。

　　又是這個副主任，他到上海後，改變了策略，抓了彭的女兒彭子都、兒子彭播穀。他先給姐弟倆看了張愛萍被批鬥時的特大照片，說：“張愛萍是大地主出身，是沒有入黨的假黨員，而且是日本特務。”“張愛萍參加日本特務組織還是你們的父親彭豐根介紹的，張愛萍都已經承認了。”接著，又給他們看所謂“張愛萍的認罪書”中的一兩句話。然後說：“隻要你們父親承認這一點，我們可以馬上放他回家。”彭子都姐弟二人探監後，他們立即提審彭豐根。審問之前，同樣先給彭豐根看張愛萍被批鬥的照片和所謂認罪書中的一兩句話，並說“張愛萍已經交代了問題”。但彭豐根仍堅持說他“不知道張愛萍加入日本特務組織的事”；“我是營救過張愛萍的，其他情況我不清楚。”還說：“前次首長找我談話後，我想來想去，沒有的事，不能去害人家啊！”隨即遭到專案組嗬斥：“頭腦太頑固。”“不要自討苦吃！”、“擺在你麵前的兩條路很清楚。”等等。在威逼下，最後，彭隻好按照這個專案辦副主任的授意寫了供詞：

　　把張愛萍介紹到了日本特務機關——福民醫院，見了特務頭子頓宮寬。頓宮寬親自給張愛萍做了手術。在住院期間，頓宮寬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對張愛萍進行口供、簽名，警察又找我詢問張愛萍等威脅利誘的手段，把張愛萍圈入了特務機關。（手印）

　　專案組如獲至寶，這位兼任專案組組長的總部領導人也欣喜若狂，當即表示可以定案。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他們向總參黨委和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寫出報告：“張愛萍的日本特務分子問題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他們高興得太早了。這個結論疑點重重：

　　一、在所有檔案材料中，無法找到彭、頓加入特務組織的確鑿證據，也無法證明福民醫院就是日本的特務機關。退一步講，即使上述一切屬實，也是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七年發生的事，而張愛萍是一九三○年在此療傷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務組織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這個組織呢？

　　二、彭豐根的供詞上，隻是說頓宮寬是特務，頓把張愛萍拉入特務組織，但他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他也從未參加過特務活動。這就怪了，一個不是特務也沒有參加過特務活動的人，根據什麽能指證特務組織內部的活動呢？大前提不存在嘛！

　　於是下一個陰謀出現了。

　　專案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將所謂彭豐根一九三三年出賣情報的事提前到一九三○年。他們對負責此項工作的人說：“從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上看，這樣做也是有過先例的。”上海市公安局，畢竟要老道得多，他們可不像這些不可一世的軍人們那樣得誌便猖狂，何況又沒有什麽利害關係，去給你冒這個險？將來哪一天翻過來，居然搞一個中央委員、開國上將的假證據，掉腦袋都是輕的。但這些人也得罪不起，他們是拿著總部首長給張春橋的信來辦案的（據專案組人員後來交代，說張春橋曾有過指示，但我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於是便含混地表示，我們再把彭的案子搞紮實些，以取證為由，實際是給拖下來了。

　　“文革”結束後，查證彭豐根是上海地下黨外圍組織“互濟會”成員，他的大兒子是革命烈士。在獄中，彭多次翻案，拒不承認自己寫過誣告材料，最終死在獄中。那張有手印的紙究竟是哪來的，人一死，就成了無頭案。後來彭平反，已經複職的父親，在補辦的彭豐根的追悼會上，寫下了杜甫的兩句詩：“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仇。”

　　罪行之三，通敵。

　　牽連此案的，有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副主任傅鍾、甘泗淇、肖華；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書記處書記彭真；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以及公安部長羅瑞卿；中辦主任楊尚昆。

　　這是件什麽了不起的驚天大案呢？

　　華東海軍原有個反諜報小組，我們權且稱它反間組，其主要成員是上海市委書記潘漢年和公安局長揚帆介紹到海軍來的，也是經我父親同意並報華東局批準的。“高饒事件”發生後，一九五五年四月潘、揚被逮捕，對“特勤”人員的利用問題就成了其罪行之一。這本是個工作問題，但由於直接領導人錯誤性質的敵我矛盾化，下麵搞具體工作的同誌，就被以反革命通敵罪關押收審了。這件事報到彭老總那裏，他說，真是胡說八道！他詢問我父親時，父親極為震怒，拍著彭老總的辦公桌說，老子要通敵，還要等到革命勝利嗎？後來經總政審查，由彭德懷、鄧小平、彭真、張鼎丞共同簽署了不再追查的結論性文件備案。兩年後，小組成員無罪開釋。“文革”中，這些領導同誌陸續成為反黨的階級異己分子，此事重新被挖掘出來，沒完沒了地又追查個夠。滑稽的是，最初辦此案的羅瑞卿竟也被牽扯進來，他不再是審判者了，反成了包庇通敵的罪魁禍首和後台。下麵的同誌就更慘了，再次鋃鐺入獄，一關就是幾年。

　　怎麽入手呢？

　　早在我父親還沒有被關押前，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總參“文革”領導人曾秘密指使：“還要查他在華東海軍任司令時把我軍機密泄露給敵人的罪行”。但當具體辦事人員翻開早已由中央做出的決議後，他們卻步了。

　　於是，他們想到了江青。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這一天，在中央二辦的四人聯名給江青寫了封信：

　　江青同誌並小組同誌：反間組是張愛萍一手搞起來的……該組在張的直接控製下給了敵人大量情報……張對審查該組極為不滿……

　　同時提出，過去沒有並案審查，沒有追究責任，究竟是誰包庇了他？

　　報告中一一列舉了上麵提到的所謂包庇人的名字。

　　這封信又是通過總部那個負責人轉呈的，他寫道：“即呈報江青並複製葉群同誌。（簽名）”

　　從保存的原始件上看，江青在這封信上，用粗黑鉛筆圈閱，並在一些名字下畫了粗線，有鄧小平、彭真、黃克誠、張鼎丞、彭德懷、羅瑞卿、楊尚昆。在鄧小平下麵和旁邊都畫了雙曲線。什麽意思，隻有她自己知道了。原件上還有謝富治的簽字，但都沒有批示。

　　兩個月後，原先四人中領頭的那個人，又以同樣的內容再次上呈，現在已查不出送達的範圍了，但檔案第五卷宗上，有汪東興閱後的簽名，估計是汪退回的。看來又像是沒有結果。

　　一個月後，總部那個負責人再次催促進展。由於一直沒有突破，專案組建議：“未查清張愛萍在華東通敵問題，建議逮捕原反間組成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他們在上送的批捕報告上寫道：反間組是“蔣匪海軍司令桂永清親自任命潛伏上海的特務”，“為潘漢年、揚帆收羅起來”，“張愛萍從潘揚那裏接受到海軍”，“給台灣蔣匪送情報”等等。

　　經軍委辦事組報中央批準，又將原反間組成員抓捕歸案。

　　就在逮捕反間組人員的同時，專案組長下達了“可以先審張愛萍”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的那次審訊，從下午兩點一直審到次日淩晨四點，長達十四個小時。

　　中央二辦給江青寫信的那個人，一直在密切關注案情的進展，三月十五日，來專案組督戰，提示要把張愛萍的日特問題和通敵聯係在一起考慮。他說：“張愛萍對通敵性質還沒承認。他就是日本特務，應該說他一開始就是為了給敵人送情報。他是披著共產黨外衣進行特務活動的。”負責專案組的總參領導馬上表態：“可以按某某（即中央二辦的那個人）同誌意見辦，現在主要是深究深挖張愛萍日特和通敵的具體罪行。”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中央二辦又將材料並附通敵罪證，送往新組建的軍委辦事組，李作鵬、黃永勝、吳法憲圈閱後報江青。

　　我不厭其煩地引證大量材料，隻是希望讀者能思考一下，這是為什麽？

　　我相信，父親所受的苦難，並不是最駭人聽聞的。肯定有人比父親遭受的折磨更加殘酷，肯定有比審訊父親的這個專案組更加罪惡的審案組織。

　　這種做法，在黨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據，但它確實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著。一九七四年，我在福建見到和父親一起養病的羅瑞卿，經過“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蕩然無存。我就這個問題請教了這位前公安部長，這種毫無人性的審查的潛規則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但我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這大概已經不能簡單地歸咎於哪個個人了。

　　但父親似乎不完全認同這樣的解釋。我們和他談到這種現象應該歸於體製的弊端時，他說：“什麽體製？是人！是用人上出了問題！不要一出了問題就全往體製上推，把自己開脫得幹幹淨淨！”曾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周衣冰是華東的戰將，他敬仰也熟悉我父親。閑聊時他對我說：“老爺子（指我父親）說的話，很多是警句：‘用好人，辦好事；用壞人，辦壞事！’我看是有所指，發人深省！”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專案組的都是些什麽人呢？

　　設立專案組審查幹部，姑且不論這種方式在法製社會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當的一批專案組，他們不僅不尊重事實，而且還要捏造事實；千方百計地逼迫、誘導證人做出偽證；甚至毫無顧忌地要求像公安局這樣的司法專政機關篡改檔案，編造曆史；即使事實已經證明了被審查的幹部沒有問題，純屬是冤假錯案，也要誤導所在單位，繼續折磨他們。這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們不是我們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無賴，而是黨的高級幹部！是中央委員！是老紅軍！是三八式！是貧苦的無產階級！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原專案辦副主任身患絕症，他托人捎話給我，他一生參加革命，隻做過這麽一件壞事，他對不起老首長，現在行將不久於人世，希望首長能原諒過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將亡，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悲！轉眼十五年過去了，生死輪回，我心中充滿了悲涼。我鄭重地對傳話的朋友說，我一定轉告父親。那天父親在批閱文件，我在他身邊靜靜地坐下，看著他專致的神態，往事不堪回首啊！父親抬起頭來，似乎有些驚訝，有事嗎？我講述了這個臨亡人的哀婉的請求。

　　沉默，父親一直凝視著前方空空的牆壁，就這樣沉默了很久、很久。

　　最後，父親轉過頭來，他說：“不行！這是不能原諒的！”

　　他的態度出乎我的意料，讓我震驚，不，是震撼。他補充道：“我絕對不會對這種人說一句原諒的話！這不是我和他個人的問題。不行！絕對不行！”

　　又過了十年，在紀念劉少奇的座談會上，父親又針對“文革”的話題，舊事重提，語言犀利，憤慨而激昂。果然，在場的有人坐不住了。在一旁看在眼裏的方毅說：“愛萍同誌講得好，就是要這樣講！大聲地講，公開地講！”

　　父親繼續說：“有些人，在‘文革’中壞事做絕，又毫無悔改之意，到現在還在寫文章為自己塗脂抹粉，到處招搖撞騙！” ■

　　包燒餅的報紙決定了長征的落腳點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主力踏上漫漫的長征路。關於長征落腳點問題，中央高層曾開過八次會議，變動了七次。此時中央還不知陝北那裏還有劉誌丹領導的一支紅軍力量的存在。

　　當紅軍進入到哈達鋪後，聶榮臻要人去買幾個燒餅，買燒餅的人順手用一張報紙把燒餅包了起來。這是一張國民黨的《山西日報》，聶榮臻拿起報紙一看，上麵有一條閻錫山的軍隊進攻陝北紅軍劉誌丹的消息，聶榮臻高興地說：“陝北還有一個根據地哩，這真是天大的喜訊。”他立即派騎兵通訊員，把這份報紙給毛澤東和黨中央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