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四卷）

再說一點《傅斯年全集》的缺陷

　　◎ 朱 正

　　我寫過一篇《談談〈傅斯年全集〉書信卷的缺陷》，刊登在《博覽群書》二○○七年四月號上麵。當時我想，有不少書信是根據手書原件編入書中，字跡潦草，不易辨認，才出了那麽許多錯誤吧。其他各卷所收“大多是作者已經出版過的著作，想來那裏邊的錯字、破句會要少得多吧。”我在那篇文章裏就是這樣說的，我真是這樣希望的。

　　當我翻閱了其他幾卷的部分內容之後，還是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不少，值得再寫一篇文章供出版者、主編者和購買了此書的讀者參考。

　　按照我上一篇的辦法，從書中的破句談起。在《戰國子家敘論》一篇裏，談到楊墨兩家遭遇不同的時候，讀者可以看到這樣幾句：

　　所以墨子之為顯學，曆稱於孟、莊、荀、衛、呂、劉、司、馬父子，《七略》、《漢誌》，而楊朱則隻孟子攻之，《天下篇》所不記，《非十二子》所不及，《五蠹》《顯學》所不括，《呂覽》《淮南》所不稱，六家、九流所不列。（第二卷，第262頁-第263頁）

　　這就是說，稱引墨子的，先後有孟子、莊子、荀子、衛鞅即商鞅（我想，原稿衛字或是韓字之誤，指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劉安）。接下來的，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司馬”複姓，給點破了，讀者不知道並列在這裏的“司”是誰，“馬”又是誰。

　　同一篇裏談到《老子》五千言的作者是誰的時候，傅斯年引證了清代學者汪中的意見，即：五千言的作者是史儋，孔子問禮者為老聃，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的：“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裏人也”。是老萊子。談到孔子與老萊子的關係，書中有這樣的句子：

　　老萊子固可為孔子適陳、蔡時所遇之隱君子，苦邑人亦可因陳亡而為楚人厲，之與萊在聲音上同紐，或亦方言之異也。老萊子責孔子以“去汝躬矜與汝容知”之說，容有論事，則老萊亦楚狂一流之人。（同上卷，第289頁）

　　這一段不足百字的文章，就點錯了兩處。第一處：“厲”字應從逗號之前移置逗號之後：“厲與萊在聲音上同紐”；第二處應該是：“老萊子責孔子以……之說容有，論事則老萊亦楚狂一流之人”，這樣點才講得通。

　　其次，書中書名號用錯了不少。一些應該加書名號的沒有加，一些不應該用的卻又用上了。例如《文學革新申義》一文中，出現了這樣的用法：《晉書·博物誌》（第一卷第9頁）。如果《博物誌》是《晉書》的組成部分之一，當然可以這樣標點，例如《晉書·天文誌》、《晉書·職官誌》等等。可是《博物誌》是張華的一部著作，並不是《晉書》的一部分。這裏隻能點為《晉書》、《博物誌》。

　　《出版界評》中有這樣一句：“即以《元雜劇》而論，流傳今世者，不過臧刻百種”（第一卷第112頁），這裏“元雜劇”是一種文學體裁，不是書名，不能用書名號。可是同一頁說到的《唐才子傳》、《世說新語》，確是書名，卻都沒有加上書名號了。

　　同一篇裏引用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原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同上卷，第113頁）

　　隻要看了下文“得此而三”就可以知道：《楚辭》和《內典》是兩部書。事實上也並沒有一部叫做《楚辭內典》的書。

　　同一篇文章談到著作不是抄書，“如苟以抄寫為能，則取《說文本書》、《爾雅義疏》、《廣雅釋詁》、《說文通訓定聲》、《經籍纂詁》、《駢雅訓纂》等，置之架上，可以終身用之無窮。然如‘著作’何！”（同上卷，第115頁）這裏列舉好幾種書名。顯然“《說文本書》”應該點作“《說文》本書”的。

　　同一篇中又有這樣一句：“然欲就《莊子內典》求其合，不可不先就內典自身求其分。”（同上卷，第116頁）既然是“求其合”，可見不是同一部書，似應點作《莊子》、《內典》為宜。佛家泛稱佛經為內典，並不是專有的書名，如果用上書名號，隻能看作一種特例。查《新潮》原刊，這句裏麵的兩處“內典”都是用了書名號的。而《傅斯年全集》在第一處用了書名號（附在《莊子》之後），而在第二處卻不用，體例沒有統一。

　　《故書新評》文中談《樂府詩集》之價值，說它“方之諸史、樂誌實超越之”（第一卷，第123頁）。這裏用頓號將“諸史”和“樂誌”隔開，成為並列的兩項，似乎《樂府詩集》的價值即超越了“諸史”，也超越了“樂誌”。其實這裏並不是指並列的兩項，而是指“諸史”中的“樂誌”。例如《晉書》、《宋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明史》就都有《樂誌》。有些史書（《漢書》、《新唐書》）稱之為《禮樂誌》，有的（《隋書》、《舊唐書》）又稱之為《音樂誌》，其實是一樣的。查《新潮》上所載的這一篇，《樂誌》是加了書名號的，此處似乎也以加上為宜。

　　《中國文學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有這樣一句：“其他散文，《禹貢·甘誓》頗可信。然《禹貢》僅言地理，甘誓不過詔令，不足當文學之名。”（第一卷，第141頁）《甘誓》和《禹貢》是《尚書》裏並列的兩篇，它並不是從屬於《禹貢》的，應該點作《禹貢》、《甘誓》才是。下麵的半句，隻禹貢加了書名號，甘誓卻不加，體例就不一了。查《新潮》所載的原文，這裏《禹貢》和《甘誓》是都加了書名號的。同一頁的下文：“縱以頌非商舊，而風中實有殷遺”，這裏的《頌》、《風》都是應加書名號的。下文一些《雅》、《頌》等等卻又加了書名號，也沒有注意體例的統一。

　　另一篇《故書新評》，評朱熹的《詩經集傳》和《詩序辨》的，也有這毛病。像《國風》和《小雅》用了書名號，而《大雅》和《頌》卻不用書名號（第一卷，第221頁）。這篇裏談“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那一部分中，說及“王弼易”、“虞氏易”（第232頁）的地方，“易”是指《周易》，這個“易”字是應該加書名號的。

　　《史學方法導論》中，談到金文的研究以對勘《詩》、《書》文字的異同，“現在且舉吳大澂君文字說，以為一例。此雖一字之校定，然《大誥》究竟是誰的檔案，可以憑此解決這個二千年的紛擾。《大誥》一類極重要的史料賴一字決定其地位，於此可見新發見的直接史料，對於遺傳的間接史料，有莫大之補助也。”（第二卷，第334頁）從下邊那一長段引文中可以知道：“吳大澂君文字說”應該點作“吳大澂君《“文”字說》”，讀者就一目了然了。

　　《十篇有錄無書說敘》一文說司馬遷死後《史記》缺了十篇，列舉了這十篇的篇名：“《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第二卷，第364頁）這裏，“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應作“《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史記》卷二十二的題目是《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這裏說的，就是指的這一卷，可知“漢興以來”這四個字是標題的一部分，應置於書名號之內。同一篇還說到了“漢興以來《諸侯表》”（第365頁），這是指《史記》卷十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漢興以來”這四個字同樣應該放在書名號之內的。如果說北京大學曆史係的教授沒有通讀過《史記》的目次，是很難令人相信的事情。

　　說到書中的錯字，可就多了，做勘誤表太費事，這裏隻能舉一點例。

　　《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文中有這樣一句：“學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賴。”（第一卷第24頁）。查《新青年》所載原文，“足賴”為“是賴”之誤。

　　《〈 新潮〉發刊旨趣書》中說：“總期海內同學去遺傳的科學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第一卷，第81頁）剛才說過要去掉科學思想，接著又要進於科學思想，讀者就真不知道要怎樣辦了。查《新潮》所載原文，原來前麵的那一個“科學思想”是“科舉思想”之誤。要去掉的原來是遺傳的科舉思想！

　　《出版界評》引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中的一段文章：“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願也。”（第一卷，第112頁）查《新潮》原刊，“所不願也”係“所不顧也”之誤。同一段引文中，“就其有者言之”（第113頁），“有者”為“存者”之誤。同一頁中，“亦無醜色也”，“醜色”為“愧色”之誤。“述事則如共口出是也”，“共口”為“其口”之誤。“古時詞之佳者無不如是”，“時詞”為“詩詞”之誤。“其思想結構僅有勝於前人者”，“僅有”為“盡有”之誤。

　　在同一篇裏：“必此類書出於世間，然後為中國文學史、美術史與社會史者，有所憑傳。”（第一卷，第113頁）“憑傳”不可解，查《新潮》原刊，是“憑傅”之誤。

　　同一篇評馬敘倫《莊子劄記》部分有這樣的句子：“馬先生固非與此等論”（第116頁），查原刊，“等論”係“等倫”之誤。

　　同一篇評《論理學講義》部分有一句：“才中形式邏輯的‘殼’”（第119頁）。查原刊，“殼”為“彀”之誤。

　　《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文中說：“文學的內心才有所憑證”（第一卷，第250頁）查原刊，“憑證”係“憑托”之誤。

　　《隨感錄（四則）》：“日月未出以前的煙火之光”（第一卷，第254頁），“煙火”係“爝火”之誤。同一篇中：“或者是過幾世紀，尼采這話又成偶像，也未可知。”（第260頁）查原刊，“是”字係“更”字之誤。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一文中說：“我們若是要這一份以外的，就和抱人家一樣的犯罪。”（第一卷，第289頁）人們都知道，如果是性騷擾，“抱人家”才算是犯罪，此外並不算犯罪的。原來這“抱”字係“搶”字之誤。

　　《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象〉》一文中將“殷之相士”錯成“殷之相土”（第一卷，第476頁）了。

　　《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一文中將“漢的國家不能脫離封建社會的氣息”（第一卷，第476頁）中的“脫離”錯成“脫腦”了。同一篇裏：“荀卿的思想，一麵是魯國儒家的正傳，一百三晉的采色那麽濃厚。”（第481頁）“一百”係“一麵”之誤。同一篇裏：“儒家雖由漢武室為國教”（第484頁），“室”字係“定”字之誤。

　　《戰國子家敘論》：“申子書今佚，然故書所傅申子昭侯事，頗有可引以證其作用者。”（第二卷，第294頁）“傅”字顯係“傳”字之誤。同一篇中“所謂‘雜家’”一節的開頭引《漢書·藝文誌》裏雜家一門的敘論：“兼儒墨，合名法……”再看下去，就會看到這樣兩句：“因為儒家果然可兼，名法果然可合……”（第302頁）這裏應該是“儒墨果然可兼”，才能夠同上麵的引文相照應。再說，“可兼”當指兩者，單是一個儒家，就不會用這個“兼”字了。

　　《史學方法導論》中談到元代七八十年中漢人終不忘宋，說“此舉韓山童之建宋號，是同一感情所驅使的”（第二卷，第337頁），這裏“舉”字顯然是“與”字之誤。同一篇中：“寫方土之見太真”（第347頁），“方土”顯然是“方士”之誤。

　　《十篇有錄無書說敘》中，“太史公作《暴帝紀》”（第二卷，第364頁），“暴帝”顯然是“景帝”之誤。

　　《論〈太史公書〉之卓越》：“至於文化之中禮、樂、兵、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淮，各為一書，斯真睹史學之全，人文之大體矣。”（第二卷，第368頁）“平淮”顯然是“平準”之誤，指《史記》卷三十《平準書》。

　　《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中說：“所以中國左史真正紀事而不懷教育、政治、社會諸作用者很少。”（第三卷，第151頁）“左史”顯然是“曆史”之誤。同一篇又說：“此種記載，為西史之特色，為甚可實貴之史料”（第153頁），“實貴”顯然是“寶貴”之誤。

　　《夷夏東西說》中寫的地名，“荷澤”（第三卷，第230頁）顯然是“菏澤”之誤。

　　《〈城子崖〉序 》中談到中國考古學家對城子崖的發掘，“此工作雖非大學……”（第三卷，第237頁），“大學”係“大舉”之誤。本篇之末說他作序的緣由：“我本沒有寫一篇序的資格，而同人強我使寫，因辭不獲……”（第238頁），“因辭”係“固辭”之誤。

　　《說“廣陵之曲江”》文中說到“慎睹王二年，即楚懷王十年（公元319年）”（第三卷，第259頁）。“公元319年”已經是東晉時代，原來傅斯年在這裏寫的不是“公元”二字，而是“西前”二字，即“西曆紀元（公元）前”的意思，是編入《全集》的時候改錯的。同一篇中：“西漢諸王國境變化不常，時而益封，時而削地，時而自請掃之漢廷，今不可一一考證得之。”（第261頁）“掃之”當為“歸之”之誤。同一頁下麵：“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為吳王，治廣陵，並有誤。”“誤”字顯係“吳”字之誤。

　　《論李習之在儒家性論發展中之地位》中說：“北宋新儒學發軌之前……”（第三卷，第331頁，）“發軌”當是“發軔”之誤。

　　《論學校讀經》：“趙普號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不知道他之受南唐爪子金，教太宗以奪嫡，在半部之外或在內？”（第五卷，第44頁）“爪子金”係“瓜子金”之誤。（附帶說一句：傅斯年原文亦存小失，據《宋史》本傳，送瓜子金給趙普的，是吳越國的錢俶，不是南唐。）同一篇裏：“讀經從來不曾真正獨自成功過，朝代的締造也不會真正靠它過”（第46頁）“不會”係“不曾”之誤。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他從不是柯波登、邊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這一派思想的影響者。”（第五卷，第477頁）意思是說丁文江從來不是……查《獨立評論》所刊原文，這裏不是“從”字，是“縱”字。意思是說丁文江即使不是……這一錯就和原意頗有出入了。同一篇中又有：“如此才人，何為任於鐵穆之朝”（第478頁）。“鐵穆”何人，史無可考。查原刊，原來是錢鏐之誤。錢鏐是五代十國時的吳越國王，借指盤踞東南五省的軍閥孫傳芳倒是很恰當的。

　　書中已經發現的錯字，遠不止上麵說到的這一些。就看這些舉例，也可以想見此書編校工作的水準了。

　　最後談一個刪節的問題。前人的著作，如果你認為其中有不宜現代讀者閱讀的，你就給他出選集好了，不要出全集。既然要叫做全集，你就不要去刪改它。一部號稱《全集》的書，卻頗有一些刪節。其中有一些，我還能夠猜測出刪改的原因，有的卻簡直猜不出為什麽要刪改來。就以這一篇《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為例吧。下邊這一段，我是從《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所載文章抄出來的：

　　歸納以上兩章，我們可以說，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備中西倫理條件的積極的良善公民，永遠為團體、為個人服務著。這一層是使他不能為革命黨處。在君在主義上是欽崇而又信仰近代科學及開明的民生主義者。這一層是使他近年來頗同情於蘇俄設施處。

　　在《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第478頁上看到的這一段，上麵用黑體字排印的兩句都沒刪去了。我實在看不出刪去有什麽理由。

　　傅斯年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重要學者，他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在許多問題上有開創性的貢獻。他是應該有一部精編精校的全集傳世的。現在這一部全集卻太令人失望了，和他的學術的地位太不相稱了。不知道主編者或出版者能不能把諸如此類的問題認真解決一下，再好好印它一版。

　　（《傅斯年全集》，歐陽哲生主編，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共7卷） ■

　　光靠自律不能徹底解決腐敗問題

　　陸定一的兒子陸德在回憶他父親時提到，陸定一在一九九二年就心痛地對黨內同誌講：“我們黨已經開始腐敗了！”執政黨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陸定一對他兒子說：“這一問題，列寧從成立蘇維埃政權起就一直十分重視，並在黨內建立專門機構監督和解決。但是，反腐機構也是由黨來領導的，如果是黨的領導人甚至是一把手也腐敗了，那該由誰來管？對這個問題，列寧也始終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來。”陸定一還說：“采用‘自律’解決黨內的腐敗，當然是個好辦法。但是，光靠自律是不能徹底解決腐敗問題的。反腐中，自己既是‘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這達不到預期的管理效果。”

　　陸定一指出：“黨的反腐問題，其‘裁判權’和‘監督權’，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礎上，再加上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層樓。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眾說了才算，而不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