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二十八、簡議白鶴梁題刻《晁公溯題記》的發現及其價值

　　曾超

　　在白鶴梁題刻群中，有一則1996年水下考古發現的新題刻，定名為《晁公溯題記》。它的發現，無論是對白鶴梁考古，還是對白鶴梁題刻研究，乃至對烏江文化、三峽文化的研究均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晁公溯題記》的發現

　　《晁公溯題記》，在清代傅炳墀同治九年（1870年）主編的《同治重修涪州誌》卷十四《藝文誌散體文四》中題為《觀石魚記》；在姚覲元與錢保塘主編的《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中作《晁公溯題記》，列於《李景嗣等題名》之後，《楊諤等題名》之前；新近出版的有關白鶴梁題刻的書籍如胡人朝主編的《中國西南地區曆代石刻匯編》（四川、重慶卷）、陳曦震主編的《水下碑林——白鶴梁》、政協四川工委主編的《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鶴梁》、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主編的《長江三峽工程水庫水文題刻文物圖集》、陳曦震主編的《白鶴梁詩萃——鶴風魚韻》等書均未收錄和言及。而在有關白鶴梁題刻的研究文章中，特別是貴州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館分別在20世紀50、60年代對白鶴梁題刻進行拓片後所進行的介紹文章《宋代長江水文題刻實錄》、《四川涪陵石魚題刻文字的調查》等文章中也沒有任何文字說明。

　　1996年春節期間，為了更好地配合白鶴梁題刻的保護工作，國家文物局和中國曆史博物館對白鶴梁題刻進行水下考古。通過考古專家們的辛勤努力，白鶴梁題刻在原有公布的文物數量方麵又有極為重要的發現，其中就包括《晁公溯題記》，成為白鶴梁題刻水下考古的重大成果。

　　《晁公溯題記》的時間是：“是歲紹興十五年正月廿八日也”，若依據《水下碑林——白鶴梁》的題刻編製順序，《晁公溯題記》當編於第54號紹興甲子《張寶等題記》和第55號《楊諤等題記》之間。為便於對《晁公溯題記》進行研究，姑將其文抄錄如下：

　　江發岷山，東流入於巴，其下多巨石。霜降潦收，則石旮森然在水上。昔涪之人有即其趾刻二魚，或考其時，蓋唐雲。其後始誌其出，曰其占有年，可與之至。曾一出，已而歲不宜於稼。及予至，又出。因與荊南張度〔伯受〕、古汴趙子澄〔處度〕、〔趙〕公蒙景初、李景嗣〔紹祖〕、楊侃〔和甫〕、西蜀張寶〔廷鎮〕、任大受〔虛中〕往觀，既歸來，逾月而旱。予怪其不與傳者協，亙昔之所為刻者，自為其水之災而無與於斯耶？抑或其出，適丁民之有年而誇者附之而自神耶？將天以豐凶警於下而象魚，漏之則懼其不必於政，而必於象魚，故為是不可測者耶？於是歸三十有六日，乃書此以告後之遊者。是歲紹興十五年正月廿八日也。嵩山晁公朔〔子西〕。

　　二、《晁公溯題記》的價值

　　《晁公溯題記》中獨特的價值觀念，更是為其他白鶴梁題刻所罕見，體現出白鶴梁題刻的獨特魅力。

　　1.擴大了白鶴梁題刻數量

　　關於白鶴梁題刻的數目，各家記述有異。陳曦震說：

　　“白鶴梁題刻，從唐至今逾1200餘年，發現有題刻174段。其中文字題刻170段（內有7段題刻見於資料記載，無拓片），石魚4段（12尾，其中附於文字題刻的線刻魚8尾），觀音像1段，白鶴段，共約3萬餘……”根據字又說：“‘白鶴梁題刻’辨認與有關書誌資料記載，宋代題刻有103段，元代有5段，明代有17段，清代有24段，民國有11段，新中國有3段，年代不詳的有11段”“在174段題刻中，有枯水水……文價值的114段，它記錄了曆史上74個年份的枯水水位。在12尾石魚中，以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涪州牧蕭星拱重刻之雙鯉的水文價值最高”。

　　《涪陵辭典》“古代水文站白鶴梁”條稱：“古代水文站白鶴梁：又稱‘白鶴梁題刻’……石梁中段，現存宋代以來所鐫石魚10餘尾，石刻文字166段，均為曆代遊人關於石魚出水的題記。文字題刻中，宋代98段，元代5段，明代16段，清代23段，民國時期12段，當代3段，年代不詳者9段；其中具有水文價值的114段。”

　　吳安祥則稱：“迄今為止，白鶴梁上共計發現題刻162段，共3萬餘字，石魚18尾。在這些石刻題記的字裏行間中，直接與水文有關的有108段，涉及從唐代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到20世紀初共1200餘年間的72個枯水年份。”

　　王高龍又雲：“在整個石梁上，現已發現銘文題刻165則，洋洋灑灑三萬餘字。其中，唐代1則，宋代98則，元代5則，明代16則，清代24則，現代14則，年代不詳7則，題刻有名可考者300餘人。另有石魚雕刻18尾，鑿雕‘白鶴時鳴’圖一幅，觀音3尊，除漢文字”。刻）題文巴八思（文蒙族民數有少還，外政協四川工委所編《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鶴梁》則大體與此相同，“至今發現唐說：代以來有碑文題刻165段，3萬餘字。其中：唐代1段，宋代98段，元代5段，明代16段，清代24段，現代14段，年代不詳7段，石魚雕刻18尾，鑿雕白鶴1支，觀音3尊，分布於不同位置，沒於常年水位線下，唯冬春江水枯落時才顯露水麵。”同時，現在新出的《巴渝文物古跡》也與此相同，差異有二，其一是將“現代”題刻定名為“近代”題刻；該書說：其其二石魚尾數有異。“白鶴梁上有題刻165段，中唐代1段，宋代98段，元代5段，明代16段，清代24段，近代14段，年代不詳7段。石梁上刻有石魚14尾，分別為線雕、浮雕、立體。”異各態，形等小不大，雕汪彤則說：“白鶴梁題刻，從唐至今1200餘年，發現有題刻163段和刻魚14尾，其中宋代題刻有103段，元代有5段，明代有17段，清代有24段，民國有11段，新中國有3段……在這163段題刻中，有枯水位水文價值的108段，它記錄了曆史上72個枯水年份的枯水水位。”

　　可見，關於白鶴梁題刻的數目，若隻就文字題刻而論，就存在著162段、163段、165段、166段、170段、186段等的區別；若就白鶴梁上文字題刻及其他石魚圖等來說，也存在著176段、179段等的歧異。因此，弄清楚白鶴梁題刻的真實數目就顯得極為必要和重要。而這首先就要搞清楚“白鶴梁題刻”的含義，因為它既可以是指整個曆史時期所留下的題刻，不管它們現在是否依然存在，也不管它們是否有文獻記載；同時，它也可以指我們現在能夠以確切的證據能夠進行證明和統計的題刻，這主要又包括三種情況，其一是現在能夠在涪陵白鶴梁清晰看到或見之於文物圖片的白鶴梁題刻，這些題刻能夠在《水下碑林——白鶴梁》、《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鶴梁》以及《長江三峽工程水庫水文題刻文物圖集》等書中能夠清晰地看到題刻拓片；其二是現在雖然無法直接見到題刻原貌而有文獻記載可以證明與統計的題刻，如北宋熙寧元年1068年的《李襲觀石魚題名》、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的《□兆思題記》和《王珪直等題記》、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的《李宜仲等題記》、南宋紹興癸酉年（1153年）的《高克舒題記》等，或見之於清代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或見之於清代姚覲元《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等書的文獻記載；其三是因為三峽工程興建過程中白鶴梁水下考古所發現的新的白鶴梁題刻。如1996年春，國家文物局和中國曆史博物館對白鶴梁的水下考古就獲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新發現了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年）晁公溯等人遊白鶴梁時所留下的一段長達238字的題刻。有鑒於此，我們必須對白鶴梁題刻的數目進行新的統計。

　　由於陳曦震主編的《水下碑林——白鶴梁》收錄的題刻拓片最為全麵，故這裏主要在此基礎上進行對白鶴梁題刻數目的考證。該書收錄白鶴梁題刻一共有174段，那麽，該書之外有哪些題刻存在呢？

　　（1）唐代題刻。在白鶴梁題刻中，現存題刻多從宋代算起，其實唐代就有題刻存在，如唐鄭令珪題刻（3則）、大和題紀、大順題詩（不少於三則）、大中題紀等。

　　（2）宋代題刻。主要是唐魚題刻。

　　（3）水下考古。1998

　　年國家文物局和中國曆史博物館發現的白鶴梁新題刻，包括晁公溯等題記、“光企公”題刻、中山乙公遊記、袁大武等遊紀、孫仁宅題記等。

　　（4）

　　貴州省博物館拓片收錄。據何鳳桐《宋代長江水文實錄》披露而諸書未有收錄的題刻，主要包括郭德麟與林崾題記、齊礪等題記、張侍題記、“龍鱗”題刻、“正月中瀚”題刻等。

　　（5）《涪陵辭典》第523頁“石甕磧”條言及的盛景獻題刻。

　　（6）《中國長江文化大辭典》第773

　　頁“白鶴梁王正策題刻”詞條收錄的王正策題詩。

　　（7）《

　　長江三峽工程水庫水文題刻文物圖集》收錄的七律一首、古泉口詩、“鄧陽口同遊”題記、南陽公題刻、聯名詩、李元□題刻、聯句詩等。

　　（8）

　　文物保護標誌。指四川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題刻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題刻。

　　由此，據《水下碑林——白鶴梁》一書，白鶴梁題刻有174段，加上鄭令珪題記（3段）、大和題紀、大順題詩（不少於3段）、“唐魚”題刻、晁公溯等題記、文保題刻（2段）等以及其他尚未知曉的題刻，則整個白鶴梁題刻將近200餘段左右。

　　誠然《晁公溯題記》隻是白鶴梁題刻群中的一則，但是若從史料學的角度來看，固然它原有記載，見之於《同治涪州誌》，可因為多方麵的原因，它則沉沒於大江之中，白鶴梁水下考古重新發現了該則題刻，不僅使我們能夠複見《晁公溯題記》的真容，而且為我們進行白鶴梁題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更為重要的是它同《“光企公”題刻》、《中山乙公遊記》、《袁大武等遊紀》、《孫仁宅題記》等史料一起擴大了白鶴梁題刻的數量，豐富了白鶴梁題刻群的文化內涵。

　　2.對研究中國古代“災變”說有重要價值

　　由於古代生產力的不發達，科學技術的不昌明，思維能力的有限性，征服自然、手段的貧乏，方法的單一，使人們對自身的命運深感難以把握，加之，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個體小農經濟時常受到天災人禍的襲擊而麵臨破產的威脅，涪陵地域巴人迷信鬼神傳統的普遍存在，使人們總是認為在世間有某種神秘莫測的力量在控製、主宰著人間。誠如德國著名哲學家費爾巴哈在《宗教的本質》中所說：也不把自己與自己“人本來並不曾把自己與自然分開。因此，分開，所以，他把一個自然對象在自己身上所激起的那些感覺，直接看成了對象本身的形態。有益的好的感覺和感情，是由自然的、好的、有益的東西引起的，有害的感覺，像冷、熱、痛、疾等，是由一個惡的東西，或者至少是由壞心、惡意、憤怒等狀態下的自然引起的。因此，人們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覺地……亦即必然地……將自然的東西當成一個宗教的祈禱的對象，亦即當成一個可以由人的心情、人的祈禱和侍奉而決定的對象了。人使自然與他的心情同化，使自然從屬於情欲。這樣，他當然就把自然弄成順從他，服從他的了，未開發的自然人還不但使自然具有人的動機、癖好和情欲，甚至把自然看成真正的人。”這樣，生產力的低下，科學的未昌明、思維能力的限製，個體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天災人禍的偶然性與頻繁性，使人們總是認為有一隻神秘莫測的“看不見的手”在冥冥間操縱、主宰著人事。這種觀念在白鶴梁題刻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首先是人們將“石魚出水兆豐年”看成蒼天賜福的直接結果，是上蒼垂憫涪人的顯現。每當“石魚出水”，人們就會認為這是他們尊“天命”，察“天意”，體“天心”，受“天啟”，循“天理”，行“天道”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直接感動了蒼天，因之，天亦不能不有所表示，體諒民心，從而，對涪陵人民賜予“天福”，使其享受“天佑”，故題刻徑直稱“天或垂憫”“天心仁愛，石魚出水兆豐年”為，示兆於石。其次是人們將“石魚出水兆豐年”視為天子之功、帝王之績、王者之瑞。茫茫蒼天猶如一隻“看不見的大手”在主宰著人間，幹預著人事。但天人邈邈，陰陽遠隔，蒼天並不直接臨民，而是委托其嫡子—天子治國理民，管理人間萬象，此即所謂的“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故每當“石魚出水”，人們總是將其與王朝政治、封建君主直接聯係起來，認為“石魚出水兆豐年”是天子為政清明、民生安定、社會昌榮的“升平瑞慶”，是“聖朝仁愛天心見”的表現與結果，故題刻每每就要明“聖代”，讚“聖朝”，頌“帝功”，歌“聖德”，“升平”“表吾皇之聖化”，因為在他們看來就是揚，“四靈效瑞非臣力，一水安行屬帝功”，被當做上天獎勵給人間時君世主的殊功特勳。

　　最後是人們將“石魚出水兆豐年”視為涪陵地方州牧守吏“燮理陰陽，秉鈞當軸，優為之也”的結果。天子治國平天下，主要依靠下屬臣僚、百官守吏，故天子采用委任統治的形式，選派臣僚臨民治民，將治民權直接交給他們，讓他們撫州安民，教化百姓，造福一方。在涪陵，石魚是否出水就成為衡量涪州地方守牧們素質優劣、能力高下的標準與依據，成為衡量涪州地方守牧們是否能夠感念蒼天、為民造福的準繩，成為衡量涪州地方守牧們為政是否清明、吏治是否廉潔、政績的有無及其大小的標尺。“涪以石魚之出，占歲事之豐，彰太守之賢尚也”就是最好的說明。而每當“石魚出水”，豐年有望，則無不將其視為涪州地方官吏們的“善政”、“德政”，是他們的“善德之政”感化蒼天的結果。正因如此，石魚題刻每每大加鋪墊，肆意渲染，諸如“題石故賴刺史賢”、“風流刺史懸魚節，化作遊鱗頌今賢”、“它日還傳此日賢”、“眾喜有年歌善政”、“帝念民饑刺史賢”、“八使經財念康阜，寄詩褒激守臣賢”、“感召還知太守賢”、“風流太守是前賢”等歌功頌德之詞，阿諛奉承之句，連篇累牘，不勝枚舉，充斥魚刻。誠然有些官吏為官清廉、吏治清明、臨民有方、治民有術、成效顯著，贏得了人民的尊敬、擁護與愛戴，但也有不少係歌功頌德，銘記“殊勳”的溢美之詞。

　　1167年，玉牒趙彥球攝守涪州，石魚連現者三，“涪人曰：一旬而三美，具此大有豐年之兆，而賢太守德化之所感也”。這充分反映了古代涪陵人民對“石魚出水”與州牧治政關係的普遍認識。“石魚出水兆豐年”、“石魚出水成勝景”，涪陵地方州牧守吏對“石魚出水”備加關愛，高度重視。每當“石魚出水”，地方大員們總要前往白鶴梁觀瞻石魚。

　　依據筆者的粗略統計，因為“石魚出水”而前往白鶴梁觀看石魚，題名題刻，鐫詩銘記者僅太守級別及其以上的大員就有：鄭令珪、朱昂、鄒霖、武陶、薑齊顏、鄭凱、楊嘉言、楊元永、龐恭孫、王蕃、司馬機才、吳革、常彥、種秩、賈思誠、孫仁宅、李瞻、杜肇、何憲、盛辛、盛芹、王宏甫、趙彥球、盧棠、馮和叔、夏敏彥、瞿常、李瑞、謝興甫、張霽、李拱、鄧剛、趙汝廩、劉叔子、咬尋進義、張八歹、李希尹、雷公、袁宗□、黃壽、董維祺、羅克昌、張師範、濮文升、範膝朋、鄭令矽、林樵、龔堪貴等50餘人。

　　可見，每位涪州官吏無一不把“石魚出水”當做他們治民臨民、化民教民的功績，因此，石魚題刻一直被當做涪州官員們的“政績檔案表”。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乃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懼，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這是漢代董仲舒“天人感應”的“天譴說”。這種“天譴說”雖然係統論證是在漢代，但是漢代以前早已有之。如《國語·周語上》就記載雲：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不失其序；民“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若過其序，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而“天譴說”經過董仲舒的係統論證之後，在中國影響更是至為深遠，廣為流行，浸潤於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之中。

　　就整個白鶴梁題刻而言，“石魚出水兆豐年”是白鶴梁題刻的主旋律，人們鑒於石魚“隱見不常，蓋有官此，至終更而不得觀者”，以致“石魚報稔之瑞，曠歲罕見”，從而使“石魚出水”就成為古代涪陵人民社會上中的一件大事，也就成為古代涪州地方州牧守吏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他們對“石魚出水”就高度關注，極為重視，至為珍視。認為“石魚見處便豐年，自我劇官亦有緣”，故每當“石魚出水”，他們就要“慶豐年之祥”，“喜豐年之兆”，“觀石魚之兆豐”，他們就要，因為傳言之“激節石魚之砥柱”；“率賓僚共與之遊驗將與斯民慶之”，在他們看來，“吾儕之此一遊也，非但以遊樂為樂，直樂民之樂也”；他們就要銘鑄記事，刻石表功，目的就在於“以識盛事”，“因識其善”，因書“以記一時之盛事”，“觀石魚之兆豐”，以識升平瑞慶等。因之，每當“石魚出水”，題刻記事均是“驗若符契”，“天人感應”觀念至為突出。可《晁公溯題記》則一反常態，在整個白鶴梁題刻中則對此發出了清新的異樣聲音，提出了反麵的意見，對“石魚出水兆豐年”之說表示出極大的懷疑。題記明說：“昔涪之人有即其趾刻二魚，或考其時，蓋唐雲。其後始誌其出，曰其占有年，可與之至。曾一出，已而歲不宜於稼。及予至，又出。因與荊南張度伯受、古汴趙子澄處度、公蒙景初、李景嗣紹祖、楊侃和甫、西蜀張寶廷鎮、任大受虛中往觀，既歸來，逾月而旱。予怪其不與傳者協，亙昔之所為刻者，自為其水之災而無與於斯耶？抑或其出，適丁民之有年而誇者附之而自神耶？將天以豐凶警於下而象魚，漏之則懼其不必於政，而必於象魚，故為是不可測者耶？”對白鶴梁題刻的“天人感應”思想表示出極大的懷疑，體現出唯物主義的光輝，這不僅對於研究宋代“天人感應”的“災變”說有重要的價值，而且這也正是《晁公溯題記》的獨特價值和魅力之所在。

　　3.對研究宋代晁氏家族在巴蜀地區的活動及其對三峽文化的構建有重要價值在宋代，山東晁氏家族是一個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活上均有著極大影響的家族。其中不少晁氏家族的著名人士，他們或為官巴蜀，或遊曆三峽，或相互唱和，對巴蜀文化、三峽文化的生成與構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在白鶴梁題刻中，涉及山東晁氏家族的人物（包含其姻親）主要有：

　　晁公武，見於南宋紹興九年（1139年）的《張仲通等題記》和紹興庚申年（1140年）的《孫仁宅題記》與《晁公武題記》。

　　晁公退，晁公武之弟，見於南宋紹興庚申年（1140年）的《孫仁宅題記》和《晁公武題記》。

　　晁公適，晁公武之弟，見於南宋紹興庚申年（1140年）的《孫仁宅題記》和《晁公武題記》。

　　晁公溯，晁公武之弟，見於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年）的《晁公溯題記》。

　　晁公榮，晁公武之弟，見於南宋紹興庚申年（1140年）的《晁公武題記》。晁子員，晁公武之侄，見於南宋紹興庚申年（1140年）的《晁公武題記》。高邦儀，晁公武外兄，見於南宋紹興庚申年（1140年）的《孫仁宅題記》和《晁公武題記》。高寧祖，高邦儀之子，晁公武之表侄，見於南宋紹興庚申年（1140年）的《孫仁宅題記》和《晁公武題記》。王掖，晁公武之甥，見於南宋紹興庚申年（1140年）的《晁公武題記》。在白鶴梁題刻中和巴蜀文化、三峽文化的構建中最有名的晁氏家族人士，當推晁公武和晁公溯。晁公武，字子止，號昭德先生，宋濟州巨野（今屬山東巨野）人。中國著名目錄學家。晁衝之子。宋靖康之亂入蜀。高宗紹興年間進士，調榮州司戶（清嘉慶《四川通誌》卷一百六十五）。紹興十七年（1147年），辟為四川宣撫司錢糧所主管文字。曆知恭州（《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六）、榮州（《郡齋讀書誌》附宋黎安朝跋）、合州（清嘉慶《四川通誌》卷五十一附晁公武《清華樓記》）。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二十七年為言官論罷。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尋為殿中侍禦史（《宋會要輯稿》職官17、78）。乾道元年（1165年）出知瀘州，三年，知興元府，充利州東路安撫使（《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十四之十五、二十》）。四年，為四川安撫製置使（《宋史》卷三十四《孝宗本紀》）。六年，改淮南東路安撫使（《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五》），七年，知揚州（《宋會要輯稿·食貨一》）。除臨安府少尹，旋罷（《鹹淳臨安誌》卷四十七）。卒於嘉州。《宋史·藝文誌》載其著述甚富，均散佚，唯存《郡齋讀書誌》四卷（一本作二十卷）及詩十三首。晁公武長期為官巴蜀，對巴蜀山川名勝多有遊曆考察。南宋紹興九年（1139年）二月初七，他同張仲通、張修、趙子儀遊觀白鶴梁，見於《張仲通題記》。南宋紹興庚申年（1140年）正月十九，他攜弟晁公退、晁公適同涪陵郡守孫仁宅及其子孫允壽、涪州判官林琪及張仲通、高邦儀及其子高寧祖共遊白鶴梁，見於《孫仁宅題記》。同年，他攜家族及其姻親（晁公榮、晁公退、晁公適、晁子員、高邦儀、高寧祖、王掖）同觀石魚，見於《晁公武題記》。另外，在重慶朝天門靈石題記中，也有《宋晁公武題記》。

　　晁公溯，字子西，宋濟州巨野（今山東巨野）人。晁公武之弟。高宗紹興八年（1138年）進士（清康熙《清豐縣誌》卷四），紹興十五年任涪陵令（《同治重修涪州誌》卷四《秩官誌·曆代秩官》）。史籍無傳，據本集詩文，知其舉進士後曆官梁山尉、洛州軍事判官、通判施州，紹興末知梁山軍（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嵩山居士文集》）。孝宗乾道初知眉州，後為提點潼川府路刑獄，累遷兵部員外郎（《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十》）。有《嵩山居士文集》五十四卷，刊於乾道四年（1168年），又有《抱經堂稿》，已佚。

　　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年）他同荊南張受（伯度）、古汴趙子澄（處度）、趙公蒙（景初）、李景嗣（紹祖）、楊侃（和甫）、西蜀任大受（虛中）共遊白鶴梁，同觀石魚，見於《晁公溯題記》。在巴蜀文化、三峽文化中，晁公溯除該則《題記》以外，還有相當多的描述巴蜀、三峽景物的詩篇。如《病中一首簡陳行之》、《醉歌行贈閭丘伯有》、《寧江僑人劉生徽宗時以畫供奉翰林中近過元汝》、《入硤行》、《師安撫生日》、《王才諒自行朝歸以進士題名示予愴然有感》、《鮮於大任自東南歸唐安遺予張安國所作水調歌》、《遠望》、《贈羅仲思今夏來試群士八月予被朝命為別》、《詔除虛額錢計庭遣簡州通判王和叟再至謂考實》、《地行莫如馬》、《曾夔州座右山水圖》、《清秋》、《四月堰水甚水一雨灌田方足》、《雨》、《與鮮於茶幹》、《鮮於大任自吳下來比與之飲大任自取毗陵惠山》、《置酒北郊外送張真甫還什邡》、《諸君以詩見壽用師伯渾韻為謝》、《巴城》、《二十七叔父書來說東都故居如昔》、《比與鮮於柬之遊池上已而辱三詩見示因次韻》、《白宋瑞自益州和予池上詩來因用韻奉簡》、《恭州報恩長老宣公以四偈見別用韻為謝》、《巴江》、《自恭州之眉陽相送者六客意不可忘以詩為謝》、《自過犍為山水益佳》、《至漢嘉簡李悅夫》、《至日留滯荊渚同鄧氏兄弟飲酒》、《張君玉用伯渾韻見示次韻為謝》、《趙主簿護貢篚至吳下有詩見示用詩為謝》、《照上人去峽內遊吳下十年而歸眉宇炯然無複瀘》、《宇文紹恭所藏其父德聞手書其祖家訓一卷》、《楊周輔來考試刑法同在別闈剛直士也喜為賦此》、《送鮮於運使西歸》、《去通義按刑漢嘉至中岩師伯渾臨別於此因成二》、《師伯渾用韻複次》、《簡梁子輔》、《官舍》、《江邊》、《恭州教授宋師民有詩次韻》、《前起居舍人何資深竹光酒法奇甚近得法釀成以》、《平都山峽中勝處餘思欲一到而不能近得予弟書》、《喜張仲景範與蔡仲見過》、《王元才甥見過其弟元濟甥繼來有詩次韻》，等等。

　　據此，將《晁公溯題記》和《晁公武題記》、《孫仁宅題記》、《張仲通題記》結合研究，我們能夠充分地看出宋代晁氏家族對巴蜀文化、三峽文化研究的重大價值與影響。

　　4.對探索晁公溯的行跡與交友有參考價值

　　在古代，因為多種多樣的原因，可能舊史本無傳，而通過地方誌、碑刻等可以了解某人與其他人士的交往、酬唱詠和，從而，借助於這些地方誌和碑刻、題刻所提供的蛛絲馬跡，就能在某種程度上勾勒出一個人在一定時期一定地域的活動或行跡，同時也可借以了解某人的交友或交往活動。同樣，晁公溯也是舊史無傳，可通過《晁公溯題記》提到的諸君就可以至少了解晁公溯在古代涪州的行跡與交友。

　　張受：姓張，名受，字伯度，荊南（今屬湖南）人。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年）他同巨野晁公溯、古汴趙子澄（處度）、趙公蒙（景初）、李景嗣（紹祖）、楊侃（和甫）、西蜀任大受（虛中）共遊白鶴梁，同觀石魚，見於《晁公溯題記》。

　　趙子澄：姓趙，名子澄，字處度，古汴（今河南開封）人。南宋紹興十三年（1143年），他同眉山鄧褒、古汴李景嗣、古汴趙公蒙同遊白鶴梁，共觀石魚，時“魚在水尚一尺”，見於《李景嗣題記》。南宋紹興甲子年（1144年），他同眉山鄧褒、古汴李景嗣、固陵冉彬同遊白鶴梁，觀石魚，《李景嗣等再題》。紹興十五年（1145“魚全出”見於年）他同荊南張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李景嗣（紹祖）、趙公蒙（景初）、楊侃（和甫）、西蜀任大受（虛中）共遊白鶴梁，同觀石魚，見於《晁公溯題記》。

　　趙公蒙，姓趙，名公蒙，字景初，古汴（今河南開封）人。南宋紹興十三年（1143年），他同眉山鄧褒、古汴李景嗣、古汴趙子澄同遊白鶴梁，共觀石魚，時“魚在水尚一尺”，見於《李景嗣題記》。紹興十五年（1145年）他同荊南張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李景嗣（紹祖）、趙公蒙（景初）、楊侃（和甫）、西蜀任大受（虛中）共遊白鶴梁，同觀石魚，見於《晁公溯題記》。

　　李景嗣：姓李，名贍，字景嗣，又字紹祖，古汴（今河南開封）人。

　　南宋紹興五年（1135年）涪州太守。南宋紹興十三年（1143年），他同眉山鄧褒（姓鄧，名褒，字子華，四川眉山人。紹興二十六年涪陵郡僚佐。在白鶴梁題刻中，鄧褒見於《李景嗣題記》、《李景嗣等再題》、《晁公溯題記》、《鄧子華題記》、《杜肇等題記》）、古汴趙子澄、古汴趙公蒙同遊白鶴梁，共觀石魚，時“魚在水尚一尺”，見於《李景嗣題記》。南宋紹興甲子年（1144年），他同眉山鄧褒、趙子澄、固陵冉彬（姓冉，名彬，河南太康人。在白鶴梁題刻中，冉彬見於《李景嗣題記》和《張寶等題記》觀石魚，《李景嗣）同遊白鶴梁，“魚全出”見於等再題》。紹興十五年（1145年）他同荊南張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趙子澄（處度）、趙公蒙（景初）、楊侃（和甫）、西蜀任大受（虛中）共遊白鶴梁，同觀石魚，見於《晁公溯題記》。

　　楊侃：姓楊，名侃，字和甫，古汴（今河南開封）人。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年）他同荊南張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趙子澄（處度）、趙公蒙（景初）、李景嗣（紹祖）、西蜀任大受（虛中）共遊白鶴梁，同觀石魚，見於《晁公溯題記》。

　　張寶：姓張，名寶，字廷鎮，西蜀（今屬四川）或唐安（今四川崇慶）人。南宋紹興甲子年（1144年）他同上圭崔慶（姓崔，名慶，甘肅天水人。在白鶴梁題刻中，崔慶見於《張寶等題記》）、固陵冉彬、陽翟蔡適（姓蔡，名適，河南陽翟人。在白鶴梁題刻中，陽翟見於《張寶等題記》）共遊觀石魚，見於《張寶等題記》。紹興十五年（1145年）

　　他同荊南張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趙子澄（處度）、趙公蒙（景初）、楊侃（和甫）、李景嗣（紹祖）、西蜀張寶（廷鎮）、西蜀任大受（虛中）共遊白鶴梁，同觀石魚，見於《晁公溯題記》。

　　任大受：姓任，名大受，字虛中，西蜀（今屬四川）人。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年）他同荊南張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趙子澄（處度）、趙公蒙（景初）、楊侃（和甫）、古汴李景嗣（紹祖）共遊白鶴梁，同觀石魚，見於《晁公溯題記》。

　　據此，隻要我們仔細地加以梳理，我們就能夠了解晁公溯在涪州時期的酬唱與交往關係，從而部分複原晁公溯的基本情況。若進而聯係晁公溯所寫的詠讚巴蜀或三峽的詩歌，則更可以考察晁公溯在巴蜀或三峽的活動、行跡與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