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七、長江三峽南岸

　　入蜀古道考

　　楊華

　　三峽南岸入蜀古道，是古人為避開夏季長江三峽漲水、冬季險灘惡浪，而開辟的一條由西陵峽出口處宜昌市對岸（江南）入蜀的重要陸路通道。曆代學者包括近現代學者在對三峽古代交通的曆史進行研究時大都偏重於對三峽水道（包括沿江兩岸部分陸路）的考證和記錄，有關的研究書籍、著作、論文等雖也成果累累，但對三峽南岸古人入蜀陸路通道的研究，則古代著錄者極少，偶見記載亦多是零零星星，不成體係。近現代有關史誌方麵的學者雖對此多有涉足，但限於作者掌握資料的欠缺，寫作時又多是參考前人的有關文獻和史誌中支離破碎的記錄，忽視了對當今考古發現的各類古代文化遺跡及資料的認真分析，故仍陷於老調重彈，難出新意，這自然也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研究效果。這裏我們要強調的是，自建國以來，為配合國家公路、鐵路、天然氣管道等工程建設，省、地、縣文物考古工作者對該古道及古道兩旁的周邊地區進行了無數次艱辛的考古調查，同時還對部分古文化遺跡地點進行了考古發掘，從而掌握了大量的田野考古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調查和考古發掘的資料，為我們探索三峽南岸古道始建的年代及在以後各曆史時期的整修和發展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例證。那麽，這條古道是怎樣從最初的羊腸小道發展成現在的陽關大道的呢？最初期的人類是如何從借助手杖來涉水過溪過河，而發展為後來的利用木橋、石橋直至現在利用鋼筋混凝土大橋的呢？人們最初期全靠人力的背、扛、挑、抬等原始運輸方式，無疑是沿著這條古道進行的，而今這一地區的近現代化的汽車運輸、飛機運輸和鐵路運輸（即將建成的宜萬鐵路），亦均大致與過去三峽南岸古道路線一致。建國以來國家多項交通建設工程尤其如此，其中甚至有些路段直接就是在古道基址上再修建、再擴建的，這也使昔日古道上的一些古代橋梁、路基等現已所剩無幾。又因現代化建設高質量要求所需，部分路段或取直、或改道，故相當部分古道路段現已淪為鄉間村民交通往來的小道，有的更荒廢在山野被荊棘雜草埋沒，從而失去了其在古代曾經發揮過的作用。有鑒於此，我們認為對三峽南岸入蜀古道開展多角度、多學科領域的深入探索，弄清古道發展演變的曆史，更正過去有關史誌及著錄中的失誤與模糊認識，以便在今後諸多的國家建設工程中更好地保護古人遺留下來的文化遺跡，是曆史賦予我們的責任。本文擬以考古發現的各類古文化遺跡為線索，串聯有關文獻典籍誌書的相關記載，同時結合其他相關學科知識來進行綜合性探索，冀求一客觀科學的結果。

　　一、三峽南岸古道上各類古文化遺跡的發現

　　從建國以來在宜昌、長陽、秭歸、巴東、建始、恩施、利川等地陸續發現的古文化遺跡的資料來看，三峽南岸古道上各類古文化遺跡的內容主要包括古遺址、古墓葬、古窖藏坑、古建築、古道路、古驛道、古驛站、古橋梁、古碑刻、古摩崖題刻等，遺跡之豐富，令人讚歎，距今年代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戰國時期，往後曆經秦、漢、魏、晉、南北朝，直至明清。該區域發現的這些古文化遺跡，為我們研究長江三峽江南古道始築年代、曆年來修繕增建的情況等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現將發現的部分與古道有關的古文化遺跡的資料情況由東向西排列簡述如下：

　　（一）宜昌市與古道有關的古文化遺跡資料

　　（1）望州坪古遺址、古墓葬。位於宜昌市江南點軍區點軍鄉十裏紅村（卷橋河南側）。1991年，湖北省宜昌博物館對該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遺址麵積約6000平方米，文化層厚50-150厘米，文化遺物主要有各類日用陶器、建築構件。時代包括新石器時代、夏、商、東周、漢至六朝時期。在這一地帶發現東漢時期的磚室墓10多座，地表隨處可見有幾何紋墓磚。

　　（2）

　　古墳咀墓地。位於點軍區點軍鄉李家河村（卷橋河北側）。墓地麵積約1平方公裏。在這一地帶曾發現30餘座東漢至六朝時期券頂磚室墓。多處散布有繩紋、幾何紋墓磚。同時還采集有東漢時期的陶罐、六朝時期的釉陶片、青瓷片等物。

　　（3）

　　範家湖墓地。位於點軍區點軍鄉範家湖村。墓地占地麵積約1.5平方米。範家湖一帶的土崗和山包上多有六朝時期的磚室墓分布，在這一地帶發現有大量的墓磚。另在範家湖的西南一帶（318國道的南側）也多有東漢至六朝時期磚室墓。曾在這裏出土過青瓷罐、青瓷虎子、青瓷碗等。另在墓地區域還發現有一些明代磚室墓。

　　（4）漢壽亭侯點兵處碑。位於點軍區點軍鄉點軍村（318國道旁）。此碑刻於清代光緒十一年（1885年）。陽麵碑文楷書10行176字，記重刊乾隆十一年（1746年）宜昌鎮軍陣綸鐫“漢壽亭侯點兵處”碑事；陰麵草書“虎”字，字徑1.92Ч0.96米。宜昌總鎮都督羅縉坤撰文，其長子羅萬青書丹。在“漢壽亭侯點兵處碑刻”的西側便是三國時期的城牆嶺古城址。

　　（5）古城嶺遺址。

　　位於點軍區318國道南側的橋邊鎮新村100米。古城麵積約4萬平方米。時代為東漢。在城址的地表散布有大量泥質灰陶繩紋板瓦、筒瓦殘片。另還發現有與城址同時代的磚室墓，地麵散布有較多的墓磚，有的墓磚上還模印有紀年銘文。

　　（6）劉家咀墓群。位於點軍區橋邊鎮新村318國道南側，時代為宋代。麵積約800平方米。發現有較多的墓磚和券頂磚室墓。采集有瓷碗、碟及陶盆、罐等。

　　（7）教軍山遺址。位於點軍區土城鄉紫橡坪南100米（318國道南側），時代為漢代。麵積約7000平方米，文化層厚0.5米左右。在這裏發現有泥質黑陶罐、泥質灰陶繩紋板瓦片等。

　　（8）茅家店遺址。位於點軍區土城鄉茅家店村西100米（318國道南側），時代為東漢。麵積約1萬平方米，文化層厚約0.5米左右。出土有泥質灰陶繩紋罐、板瓦、筒瓦等殘片。

　　（9）馬鞍山古驛道及石碑。位於點軍區土城鄉車溪村與落步埫村交界處（從土城鎮沿車溪至北約10公裏）。古驛道為石塊修築，寬約1米餘，在馬鞍山半腰樹立有四通清代修築古驛道的青石質碑。石碑上刻有修築馬鞍山古驛道的捐募款人姓名及捐款數額，石碑中最大的一通高1.74米、寬0.88米、厚0.12米。

　　（10）三澗溪窖藏。位於點軍區土城鄉三澗溪村（318國道北側）。窖藏坑內出土戰國至三國時期的青銅器12件，計有釜、鉞、盆、於等。另在釜中放置有漢至三國時期的錢幣1萬餘枚。

　　（11）

　　望州坪遺址。位於點軍區土城鄉望州坪村（古驛道的兩側），時代為東漢至六朝。遺址占地麵積約1萬平方米。地表發現有較多外表飾有繩紋的板瓦、筒瓦片，其皆為泥質青灰陶殘片。另在遺址中心處殘留有一口古井，古井係用扁石塊砌築而成，井圈直徑約0.8米，殘深3米餘。

　　（12）白雲山古驛道。位於點軍區土城鄉白雲山村[318國道西（土城鎮西北）14公裏]。清乾隆二十四年（1769年），在峰頂修建有道家廟宇1座，名白雲觀，後廟宇廢毀。從山腳到山上有一條古老的石板路，遠望似白帶，稱為“白布梯”。古驛道的修築年代至少可追溯至漢代。

　　（二）長陽縣有關的古文化遺跡資料

　　（1）白沙驛古驛站。位於賀家坪鎮白沙驛鄉，清代曾在白沙驛古道上設驛站（可能更早），現驛站已廢毀，僅殘存建築基址及一些建築材料，如石條、磚瓦塊等。白沙驛的地名由來當與古時設驛站有關。

　　（2）三友坪瓷器窖藏。位於賀家坪鎮三友坪村麂子河北側（318國道南側）。在窖藏坑內出土一明代陶甕，陶甕內裝滿明代瓷器，共64件，主要有青瓷盤、青瓷碗、白瓷杯及其他杯、碟等。

　　（3）漁泉溪遺址。位於賀家坪鎮漁泉村（318國道南側，今宜萬鐵路由遺址北邊自西向東而過），年代為東漢至六朝。遺址占地麵積約1.5萬平方米，文化層厚0.3至1.5米不等，在地表散落有較多的青灰色繩紋板瓦、筒瓦片、殘陶罐、缽等。2004年冬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

　　（4）三友坪錢幣窖藏。位於賀家坪鎮三友坪村（318國道北側）。窖藏坑中放置大量銅錢幣，主要有五銖、剪邊五銖及新莽錢幣等，另還有一些東漢末至三國時期的錢幣。錢幣總重量為七十餘市斤，計有17000餘枚。

　　（5）獅子包石刻。位於賀家坪鎮東約3公裏的漁泉村（318國道南側，施宜古道旁）。石刻獅子於20世紀60年代被當地村民砸毀，僅存頭部。碎石散落於古道南側的山坡上，在古道北側山坡上古時曾建有一石雕建築（當地人稱土地廟）。石刻（獅子頭）、石雕建築皆為清代。

　　（6）丁公橋。位於賀家坪鎮三友坪村西南1.5公裏（318國道南側），建於清代。古橋南北向跨越麂子河，為單孔石拱橋，長25米，寬5.5米，孔跨8米。拱券縱聯砌置，橋麵兩側設石望柱欄板。此橋昔日為往來於宜昌至恩施的必經之道。

　　（7）萬壽橋窖藏坑。位於賀家坪鎮萬壽橋村（318國道北側）。20世紀70年代曾在這裏發現一窖藏坑，坑中出土戰國時期巴人青銅虎鈕一件，重15.5公斤，高64.5厘米。

　　（8）“補修青岩溝路橋記”石碑。位於榔坪鎮杉樹坪村（318國道北側）。清代。此碑為青石質，龜首，方座。通高3.03米，寬1.13米，厚0.28米。刻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碑文楷書，22行440字，記捐資修路事，野三關土稅局立。

　　（9）石院子遺址。位於榔坪鎮冷水橋鄉皮村（318國道南側）。東漢至六朝。麵積約1萬平方米，沿榔坪河南側山坡地帶分布。文化層厚薄不均，最厚的達3米。地麵多能采集到青灰色泥質陶繩紋板瓦、筒瓦、陶罐、盆等。

　　（10）秦時祿墓。位於榔坪鎮榔坪村祠堂灣（318國道北側）。明代。該墓麵積約10平方米，為石券頂。墓前立有一通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石碑。

　　“明故秦公時祿之墓”。

　　（11）馬坪渠安頭窖藏。位於榔坪鎮渠安頭村（318國道北側）。20世紀80年代曾在這裏出土青銅編鍾1件。

　　（三）巴東縣有關的古文化遺跡資料

　　（1）大甘坪遺址。位於鼓樓鄉大甘坪村（318國道北側）。遺址麵積約5萬平方米，文化層厚1.10米。調查采集有較多的陶片，皆泥質灰陶，器表外多有繩紋，陶器有罐，建築構件有板瓦、筒瓦等，從采集遺物來看，當為東漢時期。

　　（2）故縣坪遺址。位於鼓樓鄉故縣坪村（318國道北側）。遺址占地麵積約5萬平方米。文化層厚1.5米，出土有大量的泥質陶片，尤其是用於建築材料的板瓦、筒瓦、瓦當等較多，陶器有罐、缽、壺等。另還發現有銅錢幣、時代為東漢至六朝，在遺址北端還發現有明代的磚室墓。

　　（3）獅子嶺懸棺葬。位於野三關鎮譚家嶺村（318國道北側）。在高約80餘米處的懸崖隙中分上、中、下三層插放著10多根粗木樁，上層距崖頂10餘米，據測，每層間距約15米。每層木樁呈“一”字形排列，間距1.2米。下層一個岩墩曾放置一具棺木。時代不詳。

　　（4）龍洞槽摩崖石刻。位於野三關鎮東1.5公裏（318國道南側）。在龍洞洞口處左側岩壁上，有寬0.9米、高0.55米的石刻。為陰刻楷書“山水清長”四字，字徑0.15米見方，下部陰刻草書22行，滿行14字，為遊龍洞記銘。款“蜀東巴縣悔儒出易佰英。”此石刻刻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19年）。

　　（5）大支坪窖藏坑。位於大支坪鎮連三坡村（318國道北側）。1990年，在大支坪鎮連三坡村一洞穴內共出土了六件青銅編鍾，這是鄂西南地區窖藏坑內放置青銅器最多的一例，編鍾時代為戰國。

　　（四）建始縣有關的古文化遺跡資料

　　（1）普濟橋。位於高坪鎮花石板村（318國道南側）。該橋原為木橋，始建於乾隆六年（1741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改建為石橋，橋長40.5米，寬6.6米，孔跨10.1米。拱券縱聯砌置，橋麵兩側設石護欄。

　　（2）核桃樹坪遺址。位於高坪鎮石板村西南1公裏處（318國道北側）。遺址占地麵積約1.2萬平方米，地表散布有石礎、殘磚、陶片、瓷片，另還有一些板瓦、筒瓦，瓦的外表多飾有繩紋。時代為東漢至唐代。

　　（3）修整三邑山路碑。位於高坪鎮店子村（318國道南側）。此碑刻於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青石質，通高1.47米，寬0.73米，厚0.12米。碑文楷書700餘字，記修整巴東、建始、恩施三地交界處道路事。

　　（4）廣福橋村遺址。位於高坪鎮黃口壩村廣福橋東南200米（318國道北側）。遺址占地麵積約2000平方米，在遺址處的地表麵、田坎邊上隨處可見有一些泥質灰陶板瓦、筒瓦及花瓣紋瓦當，另還見有陶水管的殘片。時代為東漢至唐代。

　　（5）廣福橋。位於高坪鎮黃口壩村（318

　　國道北側）。該橋始建年代不詳，清同治五年（1866年）重修。橋東西向跨三澗溪，為雙孔梁式風雨橋，長7.65米、寬4.8米。木板橋麵建有單簷懸山青瓦頂涼亭三間。

　　（6）大塊田遺址。位於紅岩寺鎮桃園村（318國道西北側）。遺址占地麵積約9000平方米，地表隨處可見一些板瓦、筒瓦殘片，瓦片表麵多飾有繩紋。另經采集還有瓷片、釉陶片等。時代為東漢至唐代。

　　（7）土魚河遺址。位於紅岩寺鎮桃園村土魚河東（318國道西北側）。遺址占地麵積8000平方米。在遺址的地表散布大量的板瓦、筒瓦、殘磚和葵花紋瓦當。瓦的表麵多飾有紋繩。另采集有瓷片、釉陶片等。時代為漢至唐代。

　　（8）大瓦屋遺址。位於紅岩寺鎮秋桂園村西南200米處（318國道東南側）。遺址占地麵積3萬平方米。遺址地表麵散布有大量泥質灰陶繩紋、布紋板瓦及筒瓦殘片。另還采集到一些瓷片、釉陶片。時代為漢至唐代。

　　（五）恩施市有關的古文化遺跡資料

　　（1）崔壩瓷器窖藏。位於崔家壩鎮崔壩村（318國道東南側）。1986年在這裏發現一窖藏坑，坑距地表1米，坑內出土鐵鍋1件。鍋內放置瓷器30餘件，主要有碗、碟、杯等，部分瓷器有“大明嘉靖年製”款。

　　（2）回龍寺碑。位於龍風鎮小龍潭村南300米處（318國道旁）。此碑刻於嘉慶二十年（1815年），青石質，通高1米，寬0.57米，厚0.12米。碑文楷書，額題“永垂千古”；正文14行，滿行27字，記修建回龍寺事，寺已毀。

　　（3）窯灣遺址。位於小渡船街道辦事處旗峰壩村東北1.2公裏（318國道東南）。遺址占地麵積約8000平方米，文化層厚1.5-2米。地表散布較多的瓷罐、壺、碗的殘片及支墊等。器表飾錢紋、太陽紋及“米”、“潭”、“福”等字。時代為唐至宋代。

　　（六）利川市有關的古文化遺跡資料

　　（1）石板卡門。位於團堡鎮石板嶺村（318國道北側）。卡門建於清光緒年間，條石構築，由卡門及隘牆組成。門洞拱券形，寬1.76米，高3.5米。柱有楷書楹聯，額題“利川要隘”。兩側牆長約15米，寬2.4米，殘高4.5米，條石、塊石壘成。

　　（2）石龍寺。位於團堡鎮石龍鎮（318國道北側）。該寺廟始建於明洪武初年，清代進行了維修、擴建，民國二十六年再次擴建。廟坐北朝南，占地麵積約1400平方米。

　　（3）石板灘橋。位於涼霧鄉石板灘村（318國道北側），建於清代中期，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維修。橋南北向跨清江，十孔石梁，長35米，寬1米。橋頭立補修功德碑1通，碑文楷書，記補修原因和捐資人姓名。

　　（4）青銅虎鈕於出土地點。位於涼霧鄉花梨村（318國道北側），1985年發現。於通高62厘米，最大腹徑42厘米，重18公斤。戰國時期。

　　（5）匾。匾存謀道鎮銅鑼村（318國道西側）該匾刻“銅鑼關”，於清代。銅鑼關是古代楚蜀邊界的重要隘口。現存匾刻於鹹豐十一年（1861年），大理石質，寬1.2米，高0.50米，厚0.18米。楷書“銅鑼關”，字徑0.26Ч0.22米。

　　（6）觀音崖墓群。位於謀道鎮支羅村（318國道東側）。崖墓群共分三個洞室，呈“品”字形排列。洞口均近方形，邊長1米左右。時代不詳。

　　（7）楊家灣墓群。位於謀道鎮支羅村（318國道西側），麵積約500平方米。在這裏發現兩座石槨墓。石槨由六塊石板拚合而成，內鑿石壁龕。采集有青花瓷碗。時代不詳。

　　（8）觀音岩卡門。位於謀道鎮支羅村（318國道西側）。卡門建於明嘉靖年間，支羅土司黃中結盟興塞時修建。

　　（9）支羅土司舊寨遺址。位於謀道鎮寨壩村（318國道東側）。建於元代。占地麵積約5000平方米。在遺址處地表散布有大量磚石瓦礫。

　　（10）支羅土司衙置遺址。位於謀道鎮寨壩村（318國道東側）。建於明代。占地麵積約2500平方米，文化層厚0.4米左右。地表散存有大量磚瓦礫及建築基址。

　　（11）龍水墓群。位於謀道鎮龍水村（318國道東北側）。墓地占地麵積約1000平方米，曾在這裏發現有券頂磚室墓。地表隨處可見一些飾有繩紋、幾何紋的墓磚。時代為東漢。

　　（12）龍水文廟。位於謀道鎮龍水村（318國道東側）。文廟始建於明初，清乾隆年間重修，同治十二年（1873年）改建。坐東朝西，占地麵積約570平方米。

　　二、有關文獻史籍中對三峽南岸古道的記載情況

　　很明顯，上述資料就已經為我們研究三峽南岸入蜀古道勾畫出了一個大致的輪廓。現在，我們暫將這些考古發現的古文化遺跡資料放置存查，而先來看看有關文獻史籍中對三峽南岸古道的記載情況。

　　早在夏商時期，巴人部落之一的“廩君部落”就曾沿清江而上向清江上遊開發。關於巴人起源於清江的記載，最早見於西漢時期劉向所著的《世本》一書。後來南朝宋範曄的《後漢書》，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唐人所輯的《晉書》等等，都曾記載有廩君巴人沿清江開發和遷徙的情況。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巴郡南中記載：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這段文字表明，很久以前在清江下遊地段曾有巴人的幾個氏族部落在“武落鍾離山”一帶生息繁衍。據《太平寰宇記》載：在長陽縣西北七十“武落鍾離山，一名難留山，八裏。”此山現位於長陽縣西北的都鎮灣東側，西北臨清江，東靠南漢溪，三麵環水，高峻突兀，麵積廣約2平方公裏，山上五峰並立。

　　當時巴人的幾個氏族部落從清江下遊向中上遊開發時曾在“武落離鍾離山”一帶居住過，其中以“廩君”部落最大，族民最多，本領最高。

　　因此，其餘的四個小部落自然也就依從於“廩君”部落了，這是符合當時社會曆史發展背景的。《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又載：“（廩君）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此地廣乃乘土船，謂廩君曰：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這段記載進一步表明，為了部落的繁榮昌盛，以廩君為首的族民為了擴充地盤，拓展疆土，又由武落鍾離山沿清江而上向西進發，在進發途中遇到了“鹽水神女”，初由氏族之間的和平談判發展到後來的武力格鬥，但最後以“鹽水女神”部落失敗而告終。這裏有幾個古地名清楚地告訴我們廩君部落西遷的情況，所謂“從夷水至鹽陽”，即清江，但肯定在武“夷水”“鹽陽”暫無法考證，落鍾離山以西。據研究巴族史的重慶管維良先生考證，其地當在恩施東四十裏。再說“鹽水”，據《水經注·夷水》“夷水有鹽水記載：之名”。在清江中遊長陽漁峽口鎮西有“鹽池溫泉”，又有鹽池河。

　　清道光《施南府誌·沿革》引《荊州圖》記：漁峽口鎮西“有溫泉，古老相傳，此水原出鹽”。現漁峽口鎮龍王衝村還有（省級文物“鹽井寺”保護單位），此寺原名傳慶寺，始建於唐，後陸續增修，至清初已達九十九重規模，香火鼎盛，為該縣西一大佛教叢林。後屢受戰火，又因年久失修，規模日漸縮小。此外，位於漁峽口鎮東0.5公裏的香爐石遺址，是一處夏商周時期的巴人遺址。專家們認為，此遺址可能與曆史記載的巴人廩君有關。還有學者考證，“香爐石遺址就是我國巴人第一次所建‘夷城’的所在地”。

　　據各類有關史籍記載，古時清江航運，從下遊沿清江而上頂多也隻能到達清江中遊地段的長陽縣資丘鎮，然後再由陸路向清江上遊進發。毫無疑問，當時廩君巴人部落沿清江向上遊開發，那時就應該有了陸路。清江中遊的巴東段約30公裏，礁石“因灘多水急，密布，不能航行船隻”，僅“漲水則可流放木排，搭載生豬、黃豆等至宜都出售。”故當時的巴人“廩君”所率部落族民沿清江向上遊遷徒至資丘後，便必棄船陸行而上。聯想到在清江中上遊地區的巴東、恩施考古多發現有商周時期人類居住遺址，且遺址占地麵積多在數千平方米以上，文化層多在1.5米以上，故可推斷，夏商周時期，清江中、上遊的沿江岸邊應有陸路往來行走，而清江中、上遊部分路段這時期應與三峽南岸入蜀陸路古道相通。據文物調查資料，在清江上遊恩施市的羅針發現有新石器時代的石斧，長陽縣榔坪鎮關口埡發現有新石器時代大溪文化遺址，長陽縣賀家坪鎮出土過新石器時代的石斧。據此，我們推測，三峽南岸入蜀古道上的部分路段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往來行走了。

　　東周時期，巴蜀屢屢攻伐楚國，除走清江水道外，也曾常走清江的陸路東下通道。據《史記·楚世家》記載：（楚）肅王四年（公元“377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為扞關以拒之。”茲方，即今湖北省鬆滋縣，《史記·楚世家·正義》“荊州鬆滋縣，古茲也，記載：即是楚茲方也。”之後，楚國迅速調集了優勢的武裝力量，對巴蜀聯軍展開反攻，戰爭結果自然是以巴蜀聯軍敗退而告終。據說今湖北省鬆滋縣的“巴複村”，就是因為這次使巴人敗逃的戰爭而得名的。巴蜀聯軍敗退仍從清江古道沿路返回巴故地。為防巴再次東下伐楚，楚特在巴蜀伐楚的必經之道上的長陽巴山峽（也有的認為是州衙坪）設“扞關”拒巴蜀，這說明當時巴蜀聯軍的行軍路線在清江上遊的部分路段正是走的三峽南岸古道。《水經注·江水》“江雲：水自江關東徑弱關，捍關，蓋大江出三峽，經弱關，江沱出佷山，經扞關，劃然兩道。”《水經注疏》（卷三十七）說“夷水出巴郡魚複縣江”。這是說清江（夷水）源出四川奉節（魚複）。言清江源出四川奉節當不可取，經考證，清江當源於利川西部海拔1400餘米的齊嶽山麓。沿清江而上至利川，河流的海拔高程數據是：清江出口處的宜都（按吳凇口高程）為48米，長陽資丘（清江中遊下段）為127米，巴東野山關（清江中遊中段）為250米，恩施東部綿羊口（清江中遊上段）為262米，恩施西部與利川交界處（清江上遊下段）為830米，利川三渡峽（清江上遊上段）為1089.5米，利川市西部齊嶽山西邊的都亭山麓即清江源頭為1430米。再看長江三峽段海拔高程數據：西陵峽出口處的宜昌東部艾家鎮為43.8米，秭歸歸州鎮為57米，巴東紅廟嶺66.8米，巫山上斷子溪為70米，奉節為80米。顯而易見，從海拔高程看，由80米往上要翻過海拔高。

　　“夷水出巴郡複魚縣江”達1500米的齊嶽山脈至夷水，這自然是不現實的。不過，位於齊嶽山麓西側的利川謀道鎮、建南鎮均有向北注入長江的河流，如發源於齊嶽山西側的建南河、龍水河，都是北流注入長江的。沿建南河、龍水河岸均有入蜀的大道，如位於建南河支流謀道鎮銅鑼村古道上的“銅鑼關”，這是“古代來往於楚蜀的重要隘口”，後人（清代）曾在這一重要隘口處刻下“銅鑼關”匾以為紀念。據分析，古時的巴蜀人為避三峽之險，走陸路進入建南河，翻過齊嶽山麓便進入夷水源頭的利川，再從利川沿清江而下，或沿三峽南岸古道向東便進入荊楚大地，這都是可行的。

　　戰國時期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巴國名將巴蔓子為解除國家內亂，曾走三峽南岸古道入楚向楚王室請兵。《華陽國誌·巴誌》記載：巴國有亂，許以三城。“周之季世，將軍有蔓子請師於楚，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便請城。蔓子曰：克弭禍難。籍楚之靈，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楚）王歎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用！’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巴國內政出現動亂，王室不能平息，故在這十萬火急的情況下，巴王室不得不派出忠臣巴蔓子將軍速去友鄰楚國請兵相助平亂，自然入楚請兵最近的、最安全的路線就隻有走三峽南岸陸路古道了（或許是當時遇上三峽漲水不能通行，或是滑坡水道受阻等）。很快，楚國便派出大軍隨巴蔓子將軍沿三峽南岸古道返回幫助巴國王室平息了這場暴亂。這裏要強調的是，巴蔓子本身為利川人，對三峽南岸入蜀往楚的陸路、水路都應該是非常熟悉的，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的情景：若走清江水路，則彎道多、險灘多、河道淺，且還要考慮打造或征集水上交通運輸工具等重重困難，毫無疑問，走水路並非理想。故最佳選擇路線應是楚國派出一支騎兵部隊跟隨巴蔓子將軍走三峽南岸陸路進入巴國內地，助巴王室平亂。叛亂平息後，巴蔓子為護衛國之疆土而又不失信於楚，遂自刎而去，並將頭授使以謝楚。巴蔓子的這種愛國壯舉，深受巴人和楚人的敬愛，故巴楚兩國都為巴蔓子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據《明一統誌》記載：“楚葬其頭於荊門山之陽，巴蔓子死後，巴國葬其身於清江《方輿勝覽》記載：縣西北都亭”。又據（卷六十一）“施州（今恩施）有巴蔓子廟”。巴蔓子曾取利川古道去楚國請兵，後又帶領楚國騎兵隊伍再又由此古道返回巴國參加平息動亂事件，巴蔓子平亂以後以身殉國，巴國人民特將這位愛國將軍的身體埋在入楚古道上的利川都亭山上。有關史誌中說，巴人將這位愛國將軍的身體埋葬在故鄉的土地上了（今利川魚龍小山）。漢以後對三峽南岸入蜀古道記載就更多了。三國時期，蜀漢先主劉備為奪取荊州，報關羽被害之仇，親率大軍東下伐吳，據《三國誌·吳書》記載：（公元222年）吳黃武元年，劉備率“蜀漢章武二年，軍伐吳，水陸兼進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今宜昌），列數十屯，先主（劉備）乃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從巫峽至歸州渡江至江南，沿山道至長陽踏上南岸古道東行抵達夷道城西的猇亭，與吳軍陸遜在猇亭擺開戰場，後被陸遜攻破，蜀漢劉備敗退仍走南岸陸路古道經長陽至秭歸，還至奉節白帝城。

　　又據有關史誌記載，古夷陵城之江對岸即是古書中稱謂的“蘆林古渡”。渡口雖說並不太大，但卻是古時夷陵通往施州（今恩施）和西南的必經之地。宋範成大的《吳船錄》“對江渡，中記雲：即登峽山陸路之始也。向餘入蜀時，以漲水不可溯，自此陸行，備嚐艱厄。”這是說縣城（夷陵）對江渡口，就是登峽山入蜀的陸路起點。以前我入蜀的時候，因為江水上漲不能乘船上行，就是從這裏走陸路而去的，沿途嚐夠了艱難危險的滋味。明雷思霈的《荊州方輿書》中載述：（指宜昌市對江）東流注於江……。由此山“西有薑詩溪水出焉，而西數裏，楚入蜀道也。山皆碴磴鬥絕造，容人左擔不可複易，還二分垂在外，若九折羊腸，一步一足息每夏月，灩澦、瞿塘多不可渡，而起陸。”這也是說入蜀的陸路是從古夷陵城江對岸的“薑詩溪”起步西行的。在此陸路上行走是相當的艱險。

　　明清時期，三峽南岸古道被稱為騾馬大道，即宜昌→朱市街→橋邊→土城→赤土埡→高家堰，長約30公裏，由高家堰去施南府，從施南府再前至利川，北去萬縣再折向西去成都，向西通石柱直去重慶。從驛鋪的記載情況來看，由渡口西行地段，古人稱河西鋪，《宜昌府誌》雲：去城一百五十裏，小“渡江以西界為斷，原分卷橋、溪、桃花、泥水、望州、老龍六鋪，今並為一。東連大江，南連五龍，西接長陽、歸州，北抵大江。”尤其這一路段上，橋梁也較多，如從宜昌江南朱市街至長陽高家堰路段，就有卷橋仙壽橋、至喜橋、孫家橋、普濟橋、遊南橋、土橋、……從長陽高家堰向西行至榔坪關口埡入巴東，路段長約70公裏。等橋星福此路段古時多是經點心河而上至白沙驛再向西南至青林口到賀家坪的，20世紀70年代改道由點心河直至賀家坪，從而避開了白沙驛。古時這一路段較荒涼，故曾被稱之為“百裏荒”。對這段所謂“百裏荒”路段，有的史誌中說“明初傅友德率軍入蜀時始鑿山填壑，拓成大道。”此說可能有誤。如前所述，在這條古道上曾發現有較多的各時期古文化遺跡，年代可直接追溯至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大溪文化時期，東周時期的巴人青銅器、漢代的人類居住遺址等亦多有發現。不僅如此，三國時期，蜀漢劉備親率大軍出蜀、入蜀，也都是走的這條路線，這說明該路段原來也夠寬敞且可行軍，隻是後來有所荒廢而已。據此，我們認為，明初傅友德率軍入蜀時隻不過是在原來的路基上進行了維修，或是擴建罷了，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局部路段有重新改道的可能。因此，說此路段（指百裏荒）係明初傅友德始“拓成大道”，不太切合實際。至清乾隆季年，本地人向土鴻等又以青岩溝段路坍山險，募集資金，將其補建。知縣楊於果為之撰詞立碑於饅頭嘴，詞稱“平治通路，此亦為證之一端，有司之專任”。總之，在考古發現的這麽多與三峽南岸古道相關的各類古文化遺跡麵前，再加上上述相關文獻史籍記載的佐證，此路段亦為三峽南岸入蜀古道之一理當無疑。

　　由長陽榔坪鎮過關口埡越八字嶺便進入巴東縣南的“江南重鎮”野三關鎮，野三關是施州東部的陸路門戶。在野三關東北處318國道北側有故縣坪漢代遺址、大甘坪漢代遺址，在遺址的後山崖上還發現有古代懸棺葬（即崖墓）。據說，古時這裏的居民多以打獵為生，後至北宋年間，縣令寇準曾來此視察，勸土人棄獵從農，故後人特在此建“勸農亭”以作紀念。1730年，縣衙將原設在野三壩的“野三巡檢司暑”遷到勸農亭，從此勸農亭之名遂被“野三關”取代。從野三關再往西行約25公裏便是大支坪鎮地界，大支坪古為陸路交通要道，由北而來的巴石公路在此與318國道交會後西行至建始。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大支坪始設報房，接轉施南、利川及野三關的電報（有線話傳）。在大支坪曾出土過東周時期的青銅於，可見古人在這裏活動的曆史之久遠。

　　除在有關史誌中能翻閱到一些關於江南古道的曆史記載外，另在江南古道上還分布有一些古碑刻，其中有不少碑刻就是當年修築古道後立下的碑刻。如南宋時期刻於恩施市七裏坪舊州城南門口的摩崖石刻，其文曰：路行“漸入佳景，宋鹹淳丙寅季冬，郡守張朝寶平削險巉，拓砌此路，以便行役。”又立於建始縣高坪董家埡古道上的《擬修巴東建始恩施三邑山路記》（清道光丁酉十有七年）碑，碑文記雲：“自宜昌至施南千有餘裏，山高尋雲，溪肆無量，登涉之險，倍於蜀道……尤可異者建交界之野三河為施郡出入要道，每遇夏秋山水泛濫□揭艱難，附近居民往往借渡船為需素計，行人病之。又自建始廣福橋達宜郡天門坡取道較近而崎嶇窄徑，行走尤難，恩施康先之秀才呈請於野三河建石橋，已集興工，其廣福橋一路，亦獨力平治之千餘裏。”又如建始縣城東南古道上的《太平口道路碑》（清光緒三十年），“此道東達荊漢，（奉）川禁通衢，碑文記曰：北望鳳巫，業城門戶，峰燧不鶩。數百年太平之城，風雨無阻。千萬往來之途，剪礙道之荊榛，宜行方便，除當途之丸石，共慶蕩平。自太平口以及馬水河涼風埡一帶，素屬崎嶇，行旅多□趄之苦。況多險隘輿馬有似跌之虞。餘等開門見山，望洋興歎，用以集腋成裘，襄茲便舉。暫由太平口修至太平山，七裏之遙，事雖小補，或可開先路，誌在遠□猶冀步其後程。道有同登，功由漸進，前程遠大，切望於仁人君子。”再又如恩施市龍鳳鎮大轉拐村在花石板幹洞槽石板古道邊的《流芳萬古碑》（皇清嘉慶十二年），碑文記錄的是修築馬石壩至雞心籠路段的事情，碑文曰：“……今我馬石壩至雞心籠之路雖非通都大邑之要道，而亦平萬歸市之期。或晴或雨，往來者莫不歎其難行。我等被皇王正之化，宜悉蕩平正直之道，故擇其路之極崎嶇者遂為修之。”正是因為江南古道的重要，民國年間再次對古道進行了整修，在建始縣高坪董家埡立有《整修施宜驛道記》（民國三十六年立）的石碑一通，碑文雲：由於“施宜驛道為鄂西交通動脈，溝通經濟文化厥甚。偉抗戰以還，軍運浩繁，商賈輻輳，飛芻□粟，貢獻特巨。乃因迭遭破壞，年久失修，崎嶇之處甚多。”路況極差，故民國三十六年夏，政府用大量資金對此段道路進行了整修，“惟奉撥工款僅法幣七百五萬。”“建始一段長達十華裏。”

　　據記載：工資料款不敷甚巨。古時這類有關修築道路的碑刻在施宜大道上還有多處，這裏不一一列舉。總之，樹立在施宜古道上的這些碑刻文字向我們敘述著古往今來這一地區的勞動人民為發展經濟，戰天鬥地，逐步改善交通條件，修築古道的艱難曆程。

　　三、對三峽江南入蜀古道的有關認識

　　在前麵兩部分中，我們已就三峽江南古代陸路起止點及線路大致上是沿現在的318國道西行至蜀地（今重慶）萬州的事實做出了論述。對於這條進入蜀地的三峽江南古陸路所經過的市、縣、區的主線路及線路附近地區和部分支路路段，省、市、縣的文物幹部曾經進行過無數次的調查，其中大規模的文物調查就有四次。首次調查是1975年為配合“川漢天然氣管道”公路建設進行的，此後有1982年、1983年的文物普查及1989年的文物複查，2002年配合“滬”（上海）蓉（成都）國道（高等極公路）建設、“忠”（忠縣）武（武2003年配合漢）“天然氣管道”工程建設、2004年配合“宜（宜昌）萬（萬州）鐵路”工程建設，先後又進行過兩次調查（2003年調查後因部分路段改道，故又進行了一次調查）。最後一次的調查不僅針對鐵路沿線進行，而且對江南古陸路沿線也一起進行了調查。前麵介紹的有關在三峽江南陸路大通道上考古發現的一些古文化遺跡，其中絕大多數就是在這幾次文物調查中發現的。不僅如此，為配合上述諸工程建設的施工，文物部門還對部分古遺址、古墓葬（群）進行了考古發掘。現在我們擬根據在這條陸路大通道及其附近地區調查發現的各類古文化遺跡，以及考古人員對部分古遺址、古墓地發掘的資料，再結合相關文獻的記載和一些古地名及民間傳說、掌故等情況，做如下結論性論述。

　　1.江南古道始築年代

　　如前所述，從清江中下遊地區的長陽、巴東段沿岸發現的一些新石器時代大溪文化的人類居住遺址的情況看，可以說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6000多年以前），生活在這裏的原始居民在部分地區就已經開辟了陸路通道。夏商時期巴人部落首領之一的“廩君”，曾率領本部族族民溯清江而上至資丘，然後棄船陸行至長陽漁峽口，並在那裏建築了“夷城”。

　　可以想象，城市出現後，各地的部落人民通往古城或進行文化交流、或進行商貿交易、或進行部落戰爭等，都應有陸路可行。尤其是清江流域，當舟、船不便通行時，人們就必須開辟陸路交通。由此應能推測，夏商時期陸路古道已初具雛形。而發現於清江中上遊地區的巴東、恩施、建始的10多處商周時期的人類居住遺址，其麵積多在一萬平方米以上，文化層厚多在1.5米以上，不僅如此，有的遺址時代從商代開始一直到漢代都有人類居住。此外，在清江河流域的長陽、巴東、建始、恩施、利川等地也都出土有東周時期巴人青銅器。由此可見，商周直至漢代，清江中上遊地區的陸路交通已粗具規模。

　　2.古人對江南古道路線的選擇

　　前麵言及，早在新石器時代，清江中遊的巴東、建始、恩施、利川就已有了陸路通道。那麽，人們又是怎樣沿著這條天然的河道——清江向上遊開發的呢？就清江流域分布的新石器時代人類居住遺址來分析，陸路的開辟要早於水陸。這條古道行程路線很明顯，人們主要是沿河流走向開發的。巴人廩君所率部族人民也是沿清江向上遊開發的。進程情況，一是可走水路，二是可沿清江河岸向上遊走陸路，尤其是一些舟、船不能航行的地方，必棄舟、船陸行。因此，古人沿清江開發的路線是比較容易的。

　　再看三峽南岸古道的開發路線，即首起三峽出口處的宜昌點軍薑詩溪，尾至利川市謀道蘇拉口這條全長約500公裏的陸路古道路線。這條陸路古道的路線是從宜昌城區江對岸的點軍出發，沿著橋邊河西上至土城後翻過赤土埡進入丹水邊的高家堰，再沿丹水而上至賀家坪過堡子埡口。堡子埡口往西則是榔坪河，沿榔坪河西下至關口埡、界碑嶺後就進入巴東野三關古鎮。從野三關鎮東部的大龍埡至西邊的野三河，此段路線多是沿山勢過山凹、坪、坡等而西行的。過野三河後至建始紅岩鎮，此段與巴東段古道一樣，主要是沿山穀、山川、溝槽繼續西行。從恩施東部崔家壩至西邊羅針，此段多山川、峽穀及坪壩。自羅針再往西，經無數道山灣後到達利川團堡，進入利川盆地，然後這段古道可沿清江南側西行，過利川市區至石壩鎮後則要翻過自東北至西南走向的齊嶽山麓，過齊嶽山麓後再沿齊嶽山西麓至古鎮謀道，由古鎮謀道往北沿磨刀溪經蘇拉口後便進入重慶市萬州界。這樣，貫通東西約500公裏的江南古道全程就基本清晰若見了。

　　總之，江南古道路線在東部的宜昌、長陽段，除幾處埡口外，多是沿古河道前行的。而西部的巴東、建始、恩施，因河道、溪流多是自北向南走向，且這段路線，高山峻嶺，古人入蜀隻能沿山脊、山川、穀地、河槽等，跋山涉水，披荊斬棘，艱難地開發西行，從而逐漸開發出千餘裏的楚蜀古道。

　　3.古道發揮的曆史作用

　　（1）用於古代驛傳。驛站、驛鋪在我國設置的年代較早，這在我國古代文獻史籍中多有記載。《韓非子·難勢》篇說：

　　“夫良馬固車，五十裏而一置，使中手禦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裏可以日致也。”這是說，選用良馬，駕上堅固的車，每隔五十裏設一個驛站，到站就換上新的馬車，接力傳遞。而驛站又是在驛傳的基礎上設立的，我國最初期的驛傳多是由專人完成的，如呂思勉先生的研究稱：“通信之最早者為驛傳，其初蓋亦以便人行，後因其節級運送，人畜不勞，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傳命”。後來隨著驛道的延伸，又考慮到路途的安全，這才在一些必要路段設立了驛站，供來往驛傳者食宿。東周時期各五十裏設一個驛站，漢代每三十裏設一個驛站，唐代發展了秦漢以來的郵驛傳舍製度，在水陸交通要道上，大約每三十裏便設一座驛站，每驛皆置驛長一人，主管驛務。三峽南岸古驛站、驛鋪並非與以上所說製度一樣，每五十裏、三十裏設置，這主要是受地理條件限製。此古道為山道，自然所謂驛站、驛鋪隻能根據地理環境來設置，有的設在集鎮、有的設在關卡隘口處。如就宜昌江對岸的河西而言，即是渡江以西界為斷，去城一百一十五裏，古有卷橋、小溪、桃花、泥水、望州、老龍六鋪，後來改為一鋪，即河西鋪。又如從長陽至東湖（今宜昌）驛運線，起於長陽縣前鋪，西北去7.5公裏至趕牛鋪，又10公裏至偏岩鋪，又15公裏達東湖魯家壩鋪，總計32.5公裏。位於長陽賀家坪鎮的天裏鋪、白沙驛等皆是古代重要驛站，尤其是白沙驛，是古時北通三峽歸州，西通恩施的重要驛站。明代黃輝路過白沙驛站時，見無人管理，觸景生情，便寫下了“山驛冷荒荒，昏煙帶葉黃。窗交蛛網月，垣隙虎蹄霜”的詩句。這說明在明朝的某一時期，此驛站曾停用過一段時間。

　　由長陽西去巴東野三關、大支坪，建始高坪、紅岩寺，恩施南裏渡、崔家壩、龍風鎮、羅針田、方家壩，利川團堡、涼霧、石壩、南坪、建南、謀道等鎮，古時都曾設置過驛站、鋪遞、郵政代辦所等。除上述所謂驛站、驛鋪、驛傳等以外，清代末年，由於電報業興起及發展，隨之，漢渝電報線幹道開通，又在江南古道上的巴東大支坪始設報房，報房負責接轉施南、利川及野三關的電報。清光緒三十三年，宜昌郵界總局又曾在巴東野三關設置了郵政代辦所。據《宜昌縣誌》記載，宣統三年，宜昌至萬縣段郵路是先沿施宜大道，經長陽、巴東，由野三關進入建始境內的高店子、三裏壩至建始縣城，再由建始北上至巫山廟宇槽，出代溪抵達夔府。如今武漢至重慶方麵的郵件，每天都有數輛郵車專門運輸，郵車由武漢出發，途經宜昌，再沿三峽南岸古道（現318國道）運抵重慶。

　　（2）商旅運輸及行人往來。古代無論是政府官員、兵士，還是商人、行客、村民等，皆因為避三峽之險，多是由宜昌渡江陸行進川的。明清時期，江南古道被稱為“騾馬大道”。大道多用石板鋪成，晴雨可通，道上成群結隊的挑夫、背腳、馬幫等穿梭來往。不過，此道雖說被稱為是“施宜大道”，但有的路段還是相當艱難的，宋範成大在《吳船錄》中記雲：（指宜昌城區長江對岸）即登峽山路之始“對江渡，也。向餘入蜀時。以漲江不可溯，自此徒行，備嚐艱厄。”清李拔到此古道後稱是“衝忂要津，縱橫交錯。商賈絡繹，往來奔會，踵相接焉。其地皆崇山複嶺，鳥道羊腸，逼窄陡峻，莫可攀躋。予積事之明年，即次第增修寬大，而陡峻如故。”抗日戰爭時期，宜昌至賀家坪、野三關、恩施的路段更是挑夫、背腳、軍運騾等日趨浩繁，規模空前。由此可見，自古以來，江南古道擔負著交通往來的重要使命。

　　（3）戰爭中對軍隊進行往來輸送。夏商時期，巴人廩君曾率本部族人民在清江中遊與諸部落進行戰爭，最後獲勝，被諸部落擁為“君長”。東周時期（楚肅王四年），蜀軍自川東入清江東下伐楚，走利川，經恩施入清江，取楚茲方，後被楚人打敗，其後楚人又在清江下遊的巴山峽設“捍關”。三國時期，劉備親率數萬大軍東下伐吳，由秭歸至江南古道東進，取道長陽至陸城與吳軍作戰。《三國誌·蜀誌》記載：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章武二年壬寅春二月，緣山載嶺，於夷道猇亭駐營，自佷山通武陵，遣待中馬良安慰武溪蠻夷，鹹相率響應。”後被陸遜所破，複走佷山道敗退魚複。據《五代史·前蜀·世家》記載，照宗天複元年，王建攻下夔、施、忠、萬四州，此後施遂為蜀所據。《宋史·太祖本紀》記曰，乾德三年正月己酉，蜀王孟昶降，癸巳劉光又取夔、施、忠、開四州。據《元史》相關記載，元代一名懷遠大將軍，曾奉命率諸翼蒙古、漢軍三千餘人戍施州。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陳友諒殺徐壽輝，徐部將明玉珍稱帝於重慶。不久，明玉珍率部入利川，改施南宣撫司為施南宣慰司。傅友德曾率大軍入蜀，走江南古道，並對長陽古道百裏荒段進行了整修拓展。明末清初（崇禎七年至十六年，即1634—1643年），張獻忠率十萬眾，自楚入蜀，由巴東過建始途經古道，沿途殺官濟貧，人民從之者眾史載“十七年，張獻忠賊首，大軀荊民入蜀，路過建始。”即記此事。清石達開“天京事變”後，曾親率部數萬大軍自湘西入鄂西，進攻利川，同年四月曾國藩令總兵鄭陽和、朱開升率湘軍追至。八月，石達開率部離去。清嘉慶元年（1796年），白蓮教起義軍由四川奉節進入利川，被鄉勇士民圍剿戰死千餘人，被俘40餘人。嘉慶二年，長陽覃桂耀、林之華領導白蓮教農民起義軍1萬多人轉戰巴東、建始、恩施、宣恩等地。奉節白蓮教起義軍萬餘人，曾轉戰利川，利川戰事失利後，又退回奉節。清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軍從來鳳進入利川堅持鬥爭數月後北上入蜀。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五十軍、第二野戰軍十一軍、湖北軍區獨立第一師、第二師，均集結宜昌地區，進軍鄂西南，自古道西進解放建始、恩施、利川等地。

　　4.古道發展的曆史過程

　　（1）從渡江涉溪到木橋、石橋再發展到鋼筋混凝土的大橋。最初期的原始人類過河、涉水，多是握杖從水淺處涉過，也有的是用石塊放置於河道較淺處以渡之，這類描述遠古人們過河涉水的古文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屢有發現。浙江河姆渡遺址地層中曾出土一柄距今7000年前的木楫，這是目前我國所知年代最早的木楫，它表明我國造舟的曆史可追溯至7000年前。三峽江南古道上溪、河、溝、穀密布，古時人們行至於此，或是選擇最淺處握杖而過，或是用石塊壘砌墊腳而過，或是在溪河、溝槽最窄處兩端壘砌幾塊石頭，然後在其上放置幾根樹木過之，這就是我國最早、最原始的橋了，再後來開始修建木橋。

　　江南古道上的橋很多。從宜昌渡江後的河西鋪曾有卷橋、仙壽橋、至喜橋、孫家橋、遊南橋、土橋、福星橋；長陽有木橋溪、丁公橋、萬壽橋、冷水橋；巴東有勸農亭橋、支井河橋；建始有普濟橋、永壽橋、廣福橋、福壽橋；恩施有金龍橋、萬壽橋、永興橋、羅針田橋；利川有石板灘橋、南門橋、天生橋等都是江南古道上較有名的古橋。這些古橋中有木橋，也有石橋。據有關史誌記載，僅利川就有古木橋11座，古石橋66座。現今江南古道上的有些古地名就是以過去的古橋命名的，如宜昌卷橋河、長陽木橋溪、丁公橋等仍沿用古時的地名。不僅如此，有些古橋至今仍發揮著作用。總之，江南古道上的橋梁最早的當是木橋，後來為石橋，還有的則為木、石混合砌築。

　　建國後，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昔日屹立於江南古道上的一座座古橋多已在20世紀70年代修建“318國道”。

　　（國道多數路段是在原江南古道的基礎上修築的）時已不複存在了，有的僅殘存著基址。而取而代之的，已是承受力強、堅固耐用、造型美觀的鋼筋混凝土橋。從現猇亭過江至江南古道有新建的雙塔單跨鋼筋梁懸索橋，即“宜昌長江公路大橋”。此橋跨度在我國已建的懸索橋中排名第二，世界排名第17位。又從宜昌城區過江至江南古道也有新建的斜拉鐵索橋，即“宜昌夷陵長江公路大橋”。此外，在巴東與建始交界（界河）處還有“野三河大橋”。建始境內有塘河橋、落水洞橋。恩施境內有南裏渡橋、萬壽橋、永興橋、羅針橋。利川境內的東門大橋（全長94米，橋麵淨寬9米+1.5Ч1.5米）、西門大橋（全長128.14米，橋麵淨寬7米+2Ч1.5米）等等。

　　上述材料可以反映出三峽南岸古道上的橋梁演變曆史，其大致是經曆了先是手扶木杖、墊砌石塊涉江，然後有建修木橋、石拱橋、鋼筋混凝土雙曲橋和T型板梁橋及立體交叉橋、鋼筋梁懸索橋等這麽一個發展的過程。

　　（2）從羊腸小道發展成大道再到現代化寬闊公、鐵路。大約在商周時期或者更早，古人就開始在江南古道上跋涉了。那時，人們多沿著蜿蜓河川、山穀、山脊、緩坡等地艱難地迤邐而行，他們翻山越嶺、過河涉溪，從而踏出了一條羊腸小道。東周至漢代，江南古道已發展成一條具有一定規模的大道了。考古工作者在江南古道及附近地區調查發現的一處處漢代及其後的居住遺址，其占地麵積多數都在1萬平方米以上，如位於長陽縣榔坪鎮皮村的石院子漢至唐宋時期的遺址，其分布於榔坪河南部緩坡地帶，20世紀60、70年代修建318國道時，公路由東向西從遺址北側穿過。遺址沿古道自東向西幾百米長的公路（南壁）斷麵上都發現有文化層，文化層中的包含物相當豐富，當年建築房屋的板瓦、筒瓦隨處可見，這些似乎訴說著此地曾經的繁盛。曆史再發展到宋代時，為方便榔坪河兩岸人們的往來，寇萊公指令在此建築了“冷水橋”。可以想象，當時這裏應是一個小集鎮，或是一個比較大的村落，一些民宅、房舍、商鋪皆沿江南古道而建。漢時及以後曆代曾在這裏設驛站也應是極有可能的。

　　唐宋—明清時期，江南古道又有了一定發展。尤其是宜昌至恩施古道，被古人稱之為“施宜大道”。古時官方、民間都曾主持過對古道的修築，新建、維修、線路改道等。如前所述，南宋時期，施州郡守張朝寶曾主持過對恩施市七裏坪道路的修整。又如明傅友德率軍入蜀走此路時，曾對長陽賀家坪段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整修和拓展。再如清道光年間，恩施康先之等捐款對建始、巴東、恩施的部分路段進行了修整，此次修整還在巴東與建始交界處的野三河上修建了“普濟橋”（在此地原有“萬壽橋”）。清光緒年間，對建始縣的太平口以及馬水河涼風埡路段進行了修整。清嘉慶年間，恩施龍鳳鎮鄉賢解囊捐資對龍鳳鎮馬石壩至雞心籠道路也進行了修整。曆史再往後發展到民國年間（1935年），開始修築巴東—恩施全程210公裏的公路，該公路從長江邊的巴東縣城關至界碑埡處接“施宜大道”，此路稱“巴石公路”，這是江南古道上最早的一條公路。1936年，省政府建設廳派一輛小型汽車試路，此為江南古道上的第一輛汽車。20世紀50年代在長陽始修龍舟坪—宜都紅花套的公路，並延伸至王子石。那時，整個長陽縣僅有汽車兩輛。20世紀60年代，江南古道長陽段先後陸續修築完成，並通車，然公路路況很差。20世紀70年代，川漢公路（318國道）修建，江南古道上的部分路段改道取直。

　　上述曆年來修築的公路，多是在原江南古道的舊址上修築的，現正在建設的現代化高等級公路“滬蓉國道”雖說仍是走此路線，但因要盡可能減少公路的彎道，故相當部分已改線，公路所到處即遇山鑿洞，過水架橋，故此公路基本上是以洞、橋為主，其建築工藝和現代化程度已非前述公路所能比。另外正在修建的宜萬（宜昌—萬州）鐵路，大致路線也是走的江南古道，有的路段幾乎是與江南古道並行西進，隻是鐵路與滬蓉高等級公路一樣，多是以架橋、穿洞、取直線行走罷了。由此可見，新中國成立50餘年來，江南古道的交通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5.主道以外的支道構建了三峽古道交通網

　　我們通過調查並結合有關史誌記載獲知，在三峽南岸古道中宜昌點軍薑詩溪至利川謀道蘇拉口的入蜀古道主道外，還有一些支道，這些支道構建了三峽古道交通網。以下我們按由東向西的順序主要介紹以下十一條支道：

　　支道一，古周古道（即從長江南岸的宜都紅花套向西至長陽高家堰處與從宜昌至恩施的江南古道交會）。在該路段的長陽偏岩處有南去津洋口、至五峰、至湖南的古道。2002年，文物工作者在長陽縣白氏坪村（古周公路的北側）墳院包發現有西周、東周時期的人類居住遺址。在劉家坳即古周公路南側發現有東漢至三國時期的古墓群和東漢時期的人類居住遺址。在偏岩處馬刀子坪發現有漢至六朝時期的人類居住遺址。明清時期的墓葬發現的就更多了。

　　支道二，由宜昌江南點軍至土城、車溪，從車溪河穀而上至馬鞍山（在馬鞍山凹口發現有清代維修古道的功德碑四通）、落步埫、望州鋪（發現有東漢至六朝時期的古遺址）、白雲山、天裏鋪、白沙驛。由白沙驛向北可到長江北岸的歸州，明清時稱此路為歸宜驛路。由白沙驛西行至青林口，至賀家坪與入蜀的江南古道交會。

　　支道三，由長陽堡鎮向北至滴水岩、板橋、楊林橋（在這裏發現有戰國時期青銅虎鈕於四件、銅釜1件）、芝蘭（在槐樹坪村發現一處漢、晉時期的古遺址）、周坪（在懷抱石村一周代窖藏坑中出土三件銅甬鍾）、荒口坪、腰店子、觀音閣、窯灣溪，經東門頭再向西北渡江至歸州城。又從堡鎮（堡子裏）東南行經大長衝、二五棚、楊家溪，經劉家坪抵達清江北岸鴨子口，這是古代長陽至秭歸的主要幹道之一。

　　支道四，由江南古道長陽榔坪沿龍潭河經香爐山，至馬家嶺、二道卡、頭道卡、兩道口、陝西營經沙鎮溪，東下進入歸州城。古為鴨子口至秭歸線，秭歸段稱“沙長人行道”。

　　支道五，由江南古道巴東縣石馬嶺往北至縣鐵廠荒、至北界、至野花坪、至綠蔥坡接施巴大道（恩施至巴東）向北進入信陵鎮。由江南古道向南至野三關，至南潭河，至楊柳池經金果坪後進入鶴峰。古稱此道為“綠金大道”。（綠蔥坡至金雞口）全長約260華裏。

　　支道六，由江南古道巴東界碑埡向北至耀英坪、綠蔥坡、茶店子，經馬鹿池至信陵鎮（巴東縣城關）江邊碼頭。由界碑埡至恩施，古稱此道為“施巴大道”。此段（巴東段）全長約80公裏，路麵寬約2米。清光緒二十三年由宜昌、施南兩府在後來小道上共同修建。

　　該路全用石板鋪麵，並在四子河、馬家坪、龍潭河、蝦蟆口、馬鹿池等五處添砌石墩、搭蓋木橋，全路共費錢45000串。湖廣總督張之洞，命於界碑埡立石碑一通，令沿途團紳、保甲、居民、店鋪人等對道路“偶有損動，認真補整，以期曆久常新”。施巴大道不僅是一條巴東至恩施的重要陸路，而且也是一條古代的重要驛道。支道七，由江南古道建始縣城關沿（古驛道）“建巴路”至河水坪分路，經紅岩寺鎮往南至大石板、新場、花果坪，從花果坪向南至官口、清江中渡口，過清江至南岸景陽，再經戰場壩，至官店口鎮。官店口鎮為長陽、資丘至施南古道上之古鎮，現舊街基本上仍保留著原來的麵貌，其長約400米，泥結石路麵，兩側房屋多為木質平房。新街長約350米，皆沿“建枇路”而建，泥石路麵，兩側房屋大多是石木結構的樓房，間有5層以下的鋼混結構樓房。由官店口往南經大莊去鶴峰，縣內裏程245公裏，此道古稱“建始至鶴峰道”。

　　支道八，由江南古道恩施市龍風鎮向東北而行至魯竹壩、白楊坪、太陽河與建始縣交界處的萬壽古橋，又東北行至建始縣城，再東北行至長梁（長梁發現有頭壩堰崖墓群）、矛田、龍坪、綠蔥坡鎮、巴東縣城。由龍鳳鎮向南至紅廟鎮（發現有古窯遺址）、恩施（有豐樂古橋“天橋”摩崖石刻、九道水風雨古橋）、宣恩（有施南宣撫司皇城）、高羅（發現有高羅土司衙署遺址、玉柱峰采礦遺址）、李家河（發現穿箭河古橋、忠建土司衙署遺址），經來鳳縣再向東南便進入湖南龍山縣。

　　支道九，由江南古道入利川市城關向東南通喜生坡，途經李子坳（為清代利川古集市之一）、元堡。元堡為重要陸路樞紐地（在元堡有“亙古不磨”青石碑及元至清代的“忠孝土司老司城遺址”），今恩利、利鹹兩公路在元堡嘴交會。車輛往來，交通便利。出元堡至冷水坪、紅春溝，過青岩，至毛壩（毛壩係清代利川七個大集市之一，有“毛壩，繁庶亞於團堡市”的說法。另在毛壩鎮還有“步青橋”塔、步青橋等古建築），由毛壩進入鹹豐縣境。又經黃金洞，至清平鎮及鹹豐縣城關，然後由鹹豐城關向西經十字路，至朝陽寺鎮便進入重慶市境的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城，在這裏接319國道。在鹹豐段古道上及附近地區發現的古文化遺跡有黃金洞懸棺葬、金峒土司遺址、太平溝古橋、十字路風雨橋、白岩觀、甲馬池鎮黑池寺村虎鈕於出土地點等。從發現的古文化遺跡資料看，此道早在東周時期，部分路段就已經有人們往來行走了。

　　支道十，由江南古道入利川縣城往西北，途徑南坪淩雲古塔，至野茶壩、打杵坳往西至箭竹溪、木城，到建南古鎮。該鎮在“明宣德三年置劍南長官司，領於忠路安撫司。清康熙四年改為建南長官司，雍正十三年改為向化裏，轄10保。民國時為建南鄉”。建南雖地處邊遠，但交通便利，利（川）樂（樂福店）公路經箭竹溪、佛堂、建南鎮、柏揚渡、樂福店，可達重慶管轄的石柱。由樂福店向北進入重慶萬州區，過走馬嶺再向東北至楊柳灣經冉家山接318國道。此道上的南坪、建南自古以來一直是利川幾大貿易中心積聚地。史誌中記載，當時“縣治及忠路縣丞，南坪、建南兩巡檢駐地，商旅麇集”。在建南鎮，現在仍保留著昔日舊街市的模樣，街道寬3米，塊石路麵。而新建的街道皆建在市區至樂福店公路過境路段的兩側。文物調查資料表明，這一支道及附近地區發現有較多的古文化遺跡，主要有張氏家族墓地、黑洞子石碑、黑洞子石刻、七孔子崖墓群、“福”字摩崖石刻、“義渡”摩崖石刻、中部營崖墓、朱家溝崖墓、石板灘崖墓群等。

　　支道十一，由長江巫峽的巫山縣南行至施州，自古以來有兩條古道。

　　其一，水道（亦稱“鳥飛水道”），從巫山大溪鎮沿大溪而上進入湖北古道。大溪古名鳥飛水，出口處稱鳥飛口。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江水》卷三十四記載：鳥飛水注之。水出天門“江水又東，郡漊中縣界，北流徑建平郡沙渠縣南，又北流徑巫縣南，西北曆山道三百七十裏，注於江，謂之鳥飛口”。這段文字說明鳥飛水（大溪）既有水利之便，又有陸行山道。據說先秦時期巴族廩君部落曾溯夷水（清江）入建始一帶，又沿鳥飛水道入重慶之地。宋代此古道被稱為“出奇之道”。明清時期，此道為民間入建始的陸路要道。建始的麻、漆、油，運經廟宇槽180裏至大溪鎮，再由大溪鎮經水路運往宜昌。清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初二，宜昌—重慶步班幹線開班，全程905公裏，晝夜兼程，限時312小時。其行程路線主要是經長江北岸歸州、西洋口、巫山、夔府、雲陽、萬縣至重慶。但由於此路線較遠，不便行走，故自宣統三年四月十七日起，宜昌至萬縣段改由江南沿施宜大道，經巴東野三關至建始，北上廟宇槽，出代溪至夔府，再沿江北至萬縣，全程525公裏，限時101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