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一、長江三峽地區動物考古的初步認識

　　武仙竹

　　長江三峽地區，全新世以來一直是氣候優越的亞熱帶濕潤氣候。由於人口密度相對較少，植被資源相對較好，自然動物群豐滿度比較高，因此，三峽曆史上人類與動物的關係非常密切，三峽古文化遺址中保存有豐富的動物遺存，並且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許多文化現象。目前，動物考古的研究工作，已使三峽地區成為中國動物考古資料最為豐富的地區。三峽地區現基本建立起中國唯一一個基本完整的區域性古動物群序列。三峽地區發現有重要的古動物種類和多種重要的考古學文化現象。動物考古，拓寬了人們認識三峽古環境、古動物群演變、三峽經濟生產與文化交流的新視野。動物考古對人們真實、客觀地認識三峽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三峽地區古動物群序列

　　動物考古在中國的早期實踐，以1936年德日進、楊鍾鍵等人研究殷墟動物遺骸為起始。發展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初步形成了具自身特點的中國動物考古學。但至今為止，相對於滿天繁星、多姿多彩的中國考古學領域來講，中國的動物考古工作，在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還處於零散、孤立的研究狀態。在研究地點的分布與研究時代的早晚連續性等方麵，其時間和空間特征是殘缺的。在動物考古研究地點的位置分布方麵，一般是孤立的，不能構成與自然區域基本匹配的整體研究。在研究對象的時代上，一般多為史前時期的零星地點，少數為先秦時期地點。而秦漢以後，中國的動物考古工作幾乎還沒有涉足。與中國動物考古的不平衡性與時空局限性相比，伴隨著三峽工程建設，通過考古界近十餘年研究材料的積累，長江三峽地區的動物考古工作，已逐步構建成基本完整的古動物群時空序列。三峽動物考古的古動物群序列，目前已有資料涵蓋了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中期、新石器時代晚期、夏、商、周、秦漢、六朝、隋唐、宋、明、清等。從曆史發展的連續性看，該序列仍然是存在小缺環的。從遺址典型性和材料均衡性上講，也仍然存在較多缺憾。然而，從與自然環境相對匹配的區域性、連續性方麵來講，該序列基本貫穿了與三峽地區相關的曆史進程。它可以為人們從動物考古的角度去認識三峽曆史，提供一個初步的線索。並且，它也為我國能夠首次從動物群序列的角度，去認識區域性古文化及區域曆史發展進程，建立了一個起點。

　　三峽古動物群序列，由於是在中國考古中首次、探索性建立起來的，所以，怎樣來認識和使用它，人們似乎還沒有一個清楚的觀念。對於這樣一個初步建立起來的古動物群時空框架，該怎樣認識它與人類曆史的關係，怎樣研究與之相關的古代文化現象，這仍然是擺在中國考古界麵前一個比較前沿的課題。

　　二、三峽地區的動物群區劃

　　三峽地區的自然環境，相對於其他地區來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身特點。因此，三峽動物群相對於其他地區來說，也同樣具有自身特點。我們要認識三峽古代動物群，以及從三峽古動物群到今動物群的演變過程，必須要先對三峽今動物群有一個初步了解。同時，認識三峽今動物群，也是我們全麵理解三峽人文曆史的基礎。

　　在世界動物地理區劃中，按地理位置和動物生態，共劃分有6大區。分別為古北界、新北界、舊熱帶界、東洋界、新熱帶界、大洋洲界等。這6大區的劃分，從根本上表現出了各個不同區域自然動物群的個性特點。不同動物區係，是由於地理位置和地理隔離等因素，在動物演變曆史中逐步形成的相對固定體。動物區係的不同，則指示自然環境的不同，也表示曆史時期與人類相關的生存方式和經濟生產等方麵的區別。中國因其版圖遼闊，地貌比較特殊，所以中國是世界上少數能夠從陸地上將動物群劃界而分的國家。中國動物地理區劃，是以秦嶺—淮河為分界，分別屬於古北界和東洋界兩大區。

　　中國動物考古雖然已研究的地點分布比較零散，但由於動物群分界的巨大區別，學者們還是已經發現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諸多分野。如學者們已經發現了，在華南地區4000年前人們肉食資源一直以野生動物為主，在以後較長時期內也一直以野生動物為主、家養動物為輔。而在黃河流域，約從距今6000年前開始，人們的肉食資源已經開始主要依靠家畜，野生動物較為少見。其實，中國南北地區這種不同肉食資源的分異現象，實際就是古北界、東洋界兩種不同動物區係對人類生活不同影響的具體反映。古北界動物種類比較少，動物群自然豐滿度比較小。而東洋界動物種類比較多，動物自然豐滿度比較大。在環境變化比較劇烈和受人類影響比較大的時候，古北界自然動物群很容易貧乏，而東洋界自然動物群抗影響力則比較大。由於古北界自然動物群少和貧乏，所以人們的肉食資源不得不依靠家畜。而東洋界因為野生動物易得，所以人們在肉食資源上，沒有必要去進行消耗較大的早期家畜馴養。

　　長江三峽在動物分界的劃分上，是屬於東洋界。但三峽臨近東洋界北緣，並且，三峽與位於峽江東、西部的東洋界還有些區別。在氣候方麵，三峽東麵的長江中、下遊為北亞熱帶，三峽屬於中亞熱帶；在植被方麵，三峽東部的江漢平原和西部的四川盆地分別屬於亞熱帶常綠果樹園和經濟林區，而三峽屬於亞熱帶、熱帶常綠林區；在人為因素影響下的自然動物群分布上，三峽東、西部分別為農田—綠洲動物群，而三峽屬於亞熱帶林灌、草地—農田動物群。由於氣候、植被和人為影響下保存下來的自然界動物群相異，因此，三峽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自然界動物群。三峽自然界動物群可以初步概括為兩大特點：一是屬於東洋界中亞熱帶動物群；二是受人為影響因素相對較小，自然動物群豐滿度較高，動物資源較周圍其他地區豐富。

　　三、三峽地區的動物群演變

　　三峽地區現今屬於中亞熱帶，但三峽曆史上並不是一直屬於中亞熱帶。三峽今動物群屬於東洋界中亞熱帶動物群，三峽曆史上並不是一直為中亞熱帶動物群。三峽全新世以來的曆史階段，其氣候條件和動物群等，也是經過了比較長和比較大的一個變化過程。認識三峽動物群的變化過程，對人們了解三峽古居民的曆史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個變化著的動物群，伴隨和影響著三峽的曆史進程。

　　1.三峽動物群性質與時代變化

　　三峽全新世動物群，是從我國南方晚更新世動物群繼承、發展過來的。南方晚更新世動物群，在古脊椎動物研究中稱為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或稱狹義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主要存在於更新世中、晚期）。其主要動物成員包括竹鼠、華南豪豬、豬獾、大熊貓巴氏亞種、最後鬣狗、爪哇豺、黑熊、華南虎、東方劍齒象、華南巨貘、中國犀、野豬、麂、獐、水鹿、青羊、蘇門羚、水牛等。三峽晚更新世時期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發現地點，包括萬縣溪口鎮蒲家村化石點、奉節興隆洞遺址、巫山迷宮洞遺址、神農架犀牛洞遺址、秭歸孫家洞遺址等。三峽現生動物群，是什麽時候由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變化而來？我們需要對三峽全新世動物群作一考察。

　　三峽新石器時代早期，除了個別遺址偶見家畜（豬）和廣布種（梅花鹿、麋鹿）外，其他動物種類，基本上都是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成員。其代表性動物有華南豪豬、豬獾、黑熊、大熊貓、華南虎、犀牛、華南巨貘、野豬、麂、水鹿、青羊等。因此，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可以說三峽動物群是處於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向現生動物群的漸變、過渡階段。這種漸變式過渡階段，一直延續至新石器時代末期，甚或可能至於夏代。因為在秭歸官莊坪遺址石家河文化遺存出土的動物遺骸中（或有人認為三峽石家河文化屬於夏文化），還發現有大熊貓和絕滅種動物大蘇門羚。大蘇門羚本來是主要分布在三峽及其周圍地區中、晚更新世時期，官莊坪遺址的大蘇門羚，是該動物第一次出現在全新世時期。此外，官莊坪遺址發現的大熊貓，還兼具大熊貓巴氏亞種（Ailuropodamelanoleucabaconi）與現生大熊貓（Ailuropodamelan-oleuca）的雙重特征官莊坪遺址大熊貓。因此，它也從動物物種的自身演化特征上，以實例反映出新石器時代末期至夏代，在三峽地區正在發生的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向現生動物群的演變。在我國南方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中，以前發現更新世絕滅種延續時代至最晚的動物，是雲南麻栗坡縣小河洞遺址出土的距今4100年前的東方劍齒象。秭歸官莊坪遺址，卻發現有距今4000年前的大蘇門羚和變化中的大熊貓。官莊坪遺址的發現，是目前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中絕滅種的最晚材料。同時，官莊坪遺址還反映，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在三峽地區的保存、延續時代可能是最長的。在整個新石器時代，伴隨三峽古居民的自然動物群，是基本保持原始特色的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商代時期，三峽地區的現代動物群麵貌可能基本奠定。這種變化在秭歸何光嘴遺址和秭歸卜莊遺址中可以看到。何光嘴遺址和卜莊河遺址都發現有種類和數量較多的動物遺骸，但在這兩個遺址中，出現的全部為現生動物。反映商代時期，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向現生動物群的演變基本完成。因此，可以說，三峽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夏代以前，商代以後，與該地居民伴生的可能是兩種時代性質具有區別的自然動物群。

　　2.三峽動物群與環境變化

　　三峽動物群的演變，除了其時代性和動物群性質方麵的變化外，在環境指示表象上，也有很重要的發現。如三峽新石器時代，峽穀區域一直是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但在峽穀周緣的崇山峻嶺和高海拔山塬上，則可能生活著具有溫涼氣候特征的動物群落。如柳林溪遺址中發現有羚羊、官莊坪遺址中發現有普氏野馬。這些溫帶古北界動物的發現，表現三峽外圍動物群落的複雜性。也表現出三峽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一直具備的立體氣候景觀。夏、商以後，三峽動物群中再沒有發現典型的古北界動物。反映當人類密度增大、活動能力增強後，古北界動物種群的易於破壞和生態脆弱性。全新世以來，我國氣候環境也經過了一些比較大的變化。總的趨勢是從全新世早期的高溫逐步走向低溫，並且經過了一些較大的氣候波折。粗略概括，高溫階段大體上主要集中在唐、五代十國以前，低溫階段主要表現在宋代以後。那麽，從動物群上觀察，三峽地區的這種高、低溫氣候環境和動物群麵貌有否反映呢？回答是肯定的。新石器時代自不必說，所謂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實際上即是更新世時期氣候高溫期形成的動物群。在延續至較晚的曆史高溫氣候期，三峽動物群的這種表象，也是十分明顯的。如秭歸卜莊河遺址商代遺存中發現有蜜獾、東周遺存中發現有須鯽。蜜獾（Mel-livoracapensis），在世界上主要分布在舊熱帶界和東洋界。是氣候溫度要求相對較高的動物。它在東洋界的發現，比較多的集中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地，它在中國全新世甚至還沒有比較肯定的發現（中國更新世有似蜜獾）。中國現生獾亞科中有鼬獾、豬獾、狗獾等，但卻沒有發現蜜獾。蜜獾對氣候環境的要求相對更高一些，其食譜中需求較多的有植物果實、昆蟲、蜂蜜等。須鯽，又名黃鯽、江鯽，現生者主要分布在中國珠江水係和海南島區域。屬於南亞熱帶和北熱帶魚種。須鯽為鯉科中獨屬獨種的魚類（須鯽屬Carassioides，須鯽Carassioidescantonensis），須鯽屬與普通鯽屬（Carassius）在形態與生態上均有區別。須鯽屬體型側扁，背鰭點突起，口亞下位，須2對。鯽屬雖然體型也側扁，但它背鰭點圓滑，口端位，無須。須鯽屬下咽骨呈弓狀，下咽骨凹麵窄小，前臂與後臂長度近似。有2行下咽齒，齒式為4·1-1·4.下咽齒主行（內側）第一枚齒為光滑的長圓錐形；第二至第四枚齒側扁，齒端有一道縱貫的溝紋。而鯽屬下咽骨後臂彎曲度較大，前臂比後臂明顯長或明顯短，有1行下咽齒，齒式為4-4.從生態上講，一般鯽屬主要生長在緩流或靜水水體內，喜棲水草叢生的淺水灣或湖沼中，食底棲無脊椎動物、植物碎屑和藻類等。但須鯽屬則是常見於河流幹流中，以藻類、浮遊動物、水生昆蟲和幼魚等為食。它們二者在分布區域的氣候帶上截然不同。鯽屬廣布於亞熱帶、溫帶等，須鯽屬則主要分布在南亞熱帶和北熱帶。三峽地區在曆史時期上，中印亞界蜜獾、須鯽的發現，反映在曆史高溫期，該地區氣候溫度比現在高，氣候帶大體處在比現在更為偏南一個次級區劃，可能相當於南亞熱帶氣候區。與中國現今氣候分布帶相比，約相當於現在嶺南兩廣地區。三峽蜜獾的發現，是該動物首次出現在中國全新世古文化遺址中。

　　四、三峽地區的家畜動物

　　動物學家認為，人類社會的真正興起，是伴隨著動植物馴養開始的。家畜的產生，使人類具有穩定的肉食儲備，使人類體質進化得到必須的營養物質，並且還供人類勞役、增大人自身勞動生產能力。

　　三峽家畜馴養，是三峽曆史文化的組成部分。三峽家畜史的自身特點，使它成為三峽考古研究的文化特色之一。

　　1.三峽家畜動物的種類和出現時間

　　三峽地區家畜的產生比較早，目前所見三峽地區最早的家畜，是巴東楠木園遺址和秭歸柳林溪遺址的家畜豬。前者距今時代約7400-6800年，後者為距今約7000-6000年。家畜狗、家雞在三峽的出現，也都是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如楠木園遺址中發現有家狗，柳林溪遺址中發現有家雞。家畜羊在三峽的出現，可以比較肯定的是在商代。三峽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早、中期，都沒有羊的出現。而在商代時期，在一批遺址裏突然發現了羊的材料。如秭歸卜莊河遺址、秭歸何光嘴遺址、秭歸何家大溝遺址、巴東黎家沱遺址等。在這些遺址中，由於有些材料當初發現時比較零碎，所以研究者曾將它們定為羊未定種（Ovissp。）等。但現在從宏觀的角度來觀察，在夏以前三峽無羊，在商代時突然出現了一批羊。我們認為這種現象反映，這些羊可能是因人為因素，從外地引進的家畜。動物考古界目前修訂的家畜鑒定標準之一，即為在人類活動頻繁時期，某一新物種在某地的突然出現。家畜馬在三峽的出現，可以肯定是在漢代。新石器時代中期，官莊坪遺址中出現的馬是普氏野馬。巴東羅坪遺址、秭歸土地灣遺址漢代遺存中的馬屬於家馬。而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秦代，三峽沒有發現馬。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秦代，三峽地區可能野馬已絕滅，家馬尚未引進。聖水牛在三峽的出現很早，如距今8000-7000年的宜都城背溪遺址中即有聖水牛。次後的巴東楠木園等遺址也有聖水牛。但聖水牛在中國的認識目前尚比較複雜，曾有人認為聖水牛即為家水牛，但古生物學家最新研究認為，聖水牛實是僅存在於中國全新世早、中期的動物，在全新世中期聖水牛又迅速絕滅。如此，聖水牛可能是中國最年輕的一個絕滅種，它與人類的馴養可能無關。從目前報道的材料看，何光嘴商代遺址中的水牛，因標本僅為殘上頜骨，又沒有本地其他旁證材料可供參考，所以不能肯定其為家畜或野生，研究者對此作水牛未定種（Bubalussp。）處理。三峽較肯定的家水牛材料，是巴東羅坪遺址漢代時期的遺存。漢以後，三峽家水牛似乎比較多，如卜莊河遺址六朝時期有家水牛，東門頭遺址宋代時期有家水牛。羅坪遺址明、清時期都有家水牛。而在雲陽李家壩遺址中，明代中、晚期至清代早期的水稻田裏，還發現有水牛耕作遺跡等。三峽地區的家黃牛情況似乎也比較複雜。三峽已見的最早家黃牛報道，是中壩遺址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但是，三峽作為東洋界中印亞界動物區，中、晚更新世以來幾乎沒有發現黃牛。因此，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僅有個別地點的零星材料，人們尚難以理解其來源問題。除了中壩遺址的家黃牛材料之外，三峽較肯定的家黃牛材料，是晚至官莊坪遺址、羅坪遺址明、清時期的遺存中才有。因此，三峽地區的家黃牛馴養情況，尚需動物考古工作者繼續關注。家畜鴨在三峽出現可能是在商代時期，如何光嘴遺址的發現等。但三峽鴨是本地馴養起來的還是外地傳入的，也還需要做更多研究。

　　以上，是三峽地區六畜的馴養情況。除六畜之外，三峽地區存在的其他家畜情況，也是我國動物考古中的重要材料。首先是家鸕鶿的發現。三峽地區可能是我國鸕鶿漁業的發源地，其最早馴養可能發生在先秦。但從動物考古學上，我國家鸕鶿最早馴養材料，當屬卜莊河遺址六朝時期墓葬中的發現。其次，是三峽家貓的發現。家貓與人類社會關係密切，但家貓的動物考古材料，在中國卻極為罕見。中國家貓已見報道的，僅有河南湯陰白營遺址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遺存中的標本。此後，幾乎沒有肯定的家畜貓報道。因此，從動物考古角度探索貓與人的關係，也是受到動物考古學所關注的。秭歸卜莊河遺址六朝時期墓葬中隨葬有家貓，秭歸東門頭遺址宋代遺存中發現有較完整的家貓骨架。這些發現反映，六朝、隋唐時期，三峽居民與家貓的關係比較緊密。三峽家貓的發現，也是我國家畜馴養的重要材料。

　　2.三峽家畜動物的馴養特點

　　三峽地區的家畜，產生的時代比較早。但其家畜動物在肉食資源中所占的比例，在曆史時期上總的來說一直偏低。三峽家畜馴養的條件是比較好的，但可能由於野生動物資源豐富，所以人們在曆史上可以長期依賴野生肉食資源，家畜在大部分時候隻是人們肉食的必要補充。三峽在新石器時代已有的家畜，主要有豬、狗、雞3種。其後約在先秦時期可能出現了家鸕鶿。以上4種動物，是三峽本地馴養起來的可能性較大。而其他大部分家畜，如羊、牛、馬、貓等，都有從外地傳入三峽的可能。其中羊傳入三峽的時代可能在商代，馬、牛傳入三峽的時代可能為漢代。鴨在三峽的馴養過程，尚有待認識更多材料。

　　五、三峽地區的動物考古文化現象

　　動物考古是考古工作的一部分，動物考古中會發現人類對動物的使用情況、動物資源對人類文化和經濟生產的影響，以及由動物材料所見到的古代社會變化等，我們稱這些古代動物與人類相關的相互關係為動物考古文化現象。

　　1.三峽動物群與三峽曆史時期的肉食資源

　　動物考古發現，從區域整體情況上看，三峽地區曆史時期古居民的肉食資源在較長時期內，一直是以野生動物為主。其中在離長江稍遠的邊緣區域，野生肉食主要為哺乳動物。而在臨江的許多遺址裏，居民肉食是野生哺乳動物與魚類並重，在有的遺址甚或魚類成為當時人的主要肉食來源。以野生動物為主要肉食對象的情況，約一直延續到漢代或更晚。比較明顯的是大約到明代以後，家畜動物才逐漸成為人們的主要肉食對象。但明以後的野生動物，也仍然是人們經濟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三峽，新石器時代家畜量是比較少的。如以柳林溪遺址為例，該遺址雖然有家畜，但以最小個體數統計，家畜個體僅占全部動物群個體數的3.7%。動物群中個體數最多的是水鹿，其次是魚類等。商代時期，以何光嘴遺址為例，家畜種類雖然已經較多（約有豬、狗、羊、水牛、雞、鴨），但家畜個體數仍然在動物群中所占比例很少。約占已統計內容的3.7%，與新石器時代家畜比例十分接近，沒有發生大的變化。漢代時期，家畜比例在有些遺址明顯增大，但與野生動物相比，家畜量仍然是比較少的。如羅坪遺址漢代時期家畜個體比例占41%，野生動物個體比例占59%。明代時期，羅坪遺址家畜動物個體比例占到57%。清代時期，羅坪遺址的這一比例達到67%。

　　2.三峽動物群與三峽曆史時期的經濟生產

　　三峽動物考古中，對三峽地區的經濟生產等方麵，也可以提供比較有利的考古材料。譬如，通過對三峽鸕鶿資源與鸕鶿隨葬品的觀察研究，可以初步認識鸕鶿漁業在三峽的曆史，並且可知三峽可能是我國鸕鶿漁業的發源地。此外，通過魚類遺骸與漁具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夏商時期三峽漁業可分為東、西兩區。東區主要為西陵峽區域，漁業生產主要用拖網，捕獲對象大多為體型較大的魚類。西區包括巫峽以上至重慶江段，夏商時期主要使用流刺網，捕獲對象多為體型稍小的魚類。東、西兩區這種漁業對象與不同捕撈方式的存在，主要與這兩個區域漁業資源的分布特征有關。三峽動物考古，可以使人們了解具有三峽特色的一些生產活動。

　　如在何光嘴遺址發現有圓口銅魚（Coreiusguichenoti）、羅坪遺址發現有鱸鯉（Percocyprispingipingi）、卜莊河遺址發現有中華倒刺鮁（Barbodessinensis）等。這些具有三峽特色的動物資源，使人們知道三峽曆史經濟，是帶有比較強的自身特點的。三峽有些動物種類，雖然在我國相關區域也有分布，但從古文化遺址中，很少發現它們的蹤跡。如鱖魚、揚子鱷、中華鱘等。這些在其他地區遺址中少見的動物，在三峽遺址中能夠較多出現，反映了三峽地區該類資源的豐富和古居民對這類水生動物具有較強的捕獲能力。鱖魚在我國其他遺址中未見，但在巴東楠木園遺址、秭歸東門頭遺址中均有發現。揚子鱷以前在我國長江中遊的沙市周梁玉橋遺址、長江下遊的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等均有發現，中華鱘以前較肯定的發現主要集中在長江三峽地區，如秭歸何光嘴遺址、萬縣麻柳沱遺址等。但在我國同一個遺址中，既出土揚子鱷又出土中華鱘骨骼的，還唯有巴東楠木園遺址一處。這些多種罕見動物遺骸在同一處遺址中出現，增添了人們對它們的新認識。包括對這些標本的鑒定特征等。如揚子鱷和中華鱘都有較大的鱗甲板，但這些標本在同一遺址的出現，使人們對它們的鑒定標準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揚子鱷的鱗板一般沒有棱脊，外表麵的凹孔大小差別比較明顯，凹孔排列沒有規律。中華鱘鱗板則凹孔大小和排列有一定規律，並且在背鱗板上有清楚的棱脊。

　　3.三峽動物群與三峽文化交流

　　以動物群的變化，來研究區域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是研究區域文化交流現象的重要方麵，同時也是其他研究材料所不能替代的。但在中國，用動物材料研究文化交流的領域尚為空白。三峽動物考古的深入，可填補此研究區域的空白。

　　三峽地區在夏以前，沒有發現過卜筮方麵的材料。而在商代，突然在一批遺址裏出現了卜骨、卜甲等。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在較多遺址裏，卜骨、卜甲材料，是與家羊遺骸一並發現的。甚至有的遺址卜骨，就是用家羊肩胛骨製作的。如秭歸卜莊河遺址、秭歸何家大溝遺址等。這一現象使我們認為，三峽的卜筮文化，或許有可能是與家羊一起，是從北方某地傳入的（因為商以前的家羊在北方較多一些）。此外，在三峽曆史上陸續傳入的家牛、家馬等家畜動物，也是在人類幹預的因素下，人為改變著與三峽居民伴生的動物種類。家畜引進是區域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現象。

　　三峽動物群材料所見的文化交流，還見於某些標本的特殊人工痕跡和特殊動物骨骼的使用上。如卜莊河遺址商代時期的卜甲和青魚鰓蓋骨卜骨等。卜莊河遺址的卜甲，其人工刻鑿特征與清江流域的標本有相似特點。卜莊河遺址發現的用青魚鰓蓋骨製作的卜骨，僅見於三峽和清江流域。青魚是中國特有的大型魚種，大型青魚的個體，在自然狀態下，比較多的是集中於長江幹流，並且大型青魚每年在產卵期，會溯流至長江上遊的三峽區域產卵。因此三峽沿江有很多遺址中出現了大型青魚的鰓蓋骨，包括用鰓蓋骨製作的卜骨，如卜莊河遺址、石門嘴遺址等。三峽發現了用大型青魚鰓蓋骨製作的卜骨，是具有其資源基礎的。但是清江流域也發現類似的卜骨，同樣是用大型青魚鰓蓋骨，同樣是使用“三連鑽”式的鑽孔方法。二者之間是否也有文化交流現象，或者清江流域也是長江幹流大型青魚的產卵場，這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現象。

　　4.三峽隨葬動物反映出的葬俗文化

　　在三峽較多遺址中，發現有用動物作隨葬品的現象。如大溪遺址、卜莊河遺址、官莊坪遺址、羅坪遺址等。統計發現，三峽從新石器時代早期至曆史時期，使用動物進行隨葬的考古學文化現象存在有一些規律。在大溪文化時期，隨葬動物全部為野生動物，對哺乳動物均是屠宰後用它們的牙齒做隨葬品，對龜類是屠宰後用其甲殼作隨葬品，對魚類則是用整體隨葬。這種現象反映，哺乳動物和龜類隨葬品，可能是在死者生前屠宰、甚至是屠宰較長時間之後保留的骨骼，而魚類隨葬則是入葬時帶有肉質的軀體。在整個新石器時代，三峽隨葬動物都沒有使用附屬葬具，沒有發現因墓主性別差異而有不同的隨葬品現象，也沒有發現把動物遺骸握在墓主手內入葬的現象。戰國時期，主要是把動物屠宰或屠宰加工為熟食後，放在附屬葬具內進行隨葬。其中隨葬種類主要以家畜為主，包括家豬、家山羊等。也有利用動物遺骸直接做使用工具進行隨葬的情況。秦漢時期，隨葬動物的加工處理與戰國時期相似，但隨葬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如出現把隨葬品放置於專門開鑿的壁龕內的現象。隨葬動物種類也是以家畜為主，但包括一定量的魚類和家雞等。家畜動物除了家豬、狗和家雞外，較重要的現象是出現了隨葬家畜鸕鶿。六朝時期，三峽動物隨葬的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三種情況：一種是把動物屠宰或屠宰加工為熟食後，放置於墓底隨葬；另一種可能是把寵物放在墓內隨葬；還有一種是延續新石器時代已存在的古老葬俗，即用生前屠宰保留的單個大型哺乳動物牙齒隨葬。隨葬動物種類是以家畜為主，但也有野生哺乳動物。其中六朝的家貓隨葬現象，是動物考古中的重要材料。六朝時期，隨葬方式的多樣，以及古老隨葬方式的遺留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三峽的“巫風蠻俗”。三峽隨葬動物的使用情況，從新石器時代早期至六朝，有一直保存的傳統風俗，也有一些變化現象。前者如使用墓主生前已屠宰、保存的單個哺乳動物牙齒隨葬。後者如由新石器時代早期放在墓底或墓主口內隨葬，戰國以後發展為放在食具或壁龕內隨葬；新石器時代隨葬動物全部為野生動物，戰國以後逐漸發展為以隨葬家畜為主；新石器時代早期一般隨葬1種動物，少數隨葬2種動物，新石器時代晚期發展到隨葬有4種動物，秦漢時期出現隨葬5種動物，六朝時期出現隨葬6種動物等。三峽地區隨葬大熊貓、家鸕鶿、家貓等現象，在我國或世界上均具有鮮明個性特點。

　　5.動物材料所見三峽遺址聚落變化在動物考古中，研究者在很多重要的遺址裏曾發現過一個重要現象。即某些遺址在早期曆史階段家畜比較多，並且隨著時代進步，家畜量持續逐步增長。而到較晚的某一階段後，其家畜量（比例）卻突然跌降，出現家畜經濟的突然逆轉現象。如上海市馬橋遺址，該遺址良渚文化層裏的動物遺骸反映，良渚時期的肉食資源是以家畜為主，而到了較晚的馬橋文化層裏，肉食來源又變為以野生動物為主。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裏，約在距今7千-8千年已有家豬。但隨著時間的延續，家豬在遺址中的數量不是逐漸增多，而是越來越少了。三峽秭歸卜莊河遺址裏也有這種現象。如以動物最小個體數統計，卜莊河遺址夏代時期家畜約占動物群總數的14.3%，周代時家畜總數達到38.71%，秦漢時期家畜個體達到動物群總數的83.33%。但到六朝時期，家畜個體卻僅占動物群總數的46.66%，出現不和諧的家畜量衰變、逆轉現象。如何認識卜莊河遺址和其他遺址家畜經濟的“逆轉”現象？我們通過對卜莊河遺址各時期家畜量與相關文化綜合考察，發現了其中一個重要線索。在遺址家畜量比較大的時期，反映出的遺址經濟力量比較強，而在遺址家畜量衰減時期，遺址經濟力量式微。再觀察曆史時期家畜使用情況，家畜是恒產，是穩定的肉食儲備，是高質量的營養物質（古人肉食以家畜為貴，因為家畜肉質細嫩、脂肪較多，索求動物脂肪，是肉食供給有限情況下人類肉食的首要目標），是地位與身份的客觀體現。因此，家畜在遺址動物群所占比例大小，實際是該遺址政治地位與經濟力量綜合實力的具體表現。進一步說，它也可以反映一個遺址在所處聚落環境中的地位，以及與該遺址居民相關的經濟基礎等。具體到三峽卜莊河遺址來說，約在夏、周、六朝時期，該遺址家畜量比較大，家畜比例遠遠高於周圍同期其他一般遺址。在該階段中，本遺址經濟力量比較強，遺址的政治地位也比周圍一般遺址高（該階段遺址中出土有種類和數量較多的卜骨、卜甲等，反映遺址居民身份的特殊）。但在六朝時期，該遺址規模較小，人口較少。這個時期遺址家畜比例突然銳減，反映該時期本遺址在聚落環境中曾經的優越已經消失。

　　通過遺址動物考古文化現象的研究，對認識遺址、聚落的發展過程和規律等，也具有啟示性意義。

　　6.動物骨骼上所保存的古人類遺跡

　　在古文化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中，表麵上常會遺留有古人屠宰、食物加工、骨骼利用等方麵的痕跡。這些痕跡是研究古人行為、技術、使用工具和思想意識等方麵的重要資料。但在我國已做的古文化遺址研究中，這方麵的領域所涉及者極少。在我國已報告的古文化遺址中，所出土的動物骨骼標本，罕有典型人工痕跡者。但在三峽動物考古中，我們目前已發現有這方麵的典型標本。這些標本的研究，是我們從三峽動物考古材料上認識到的重要發現。

　　在湖北巴東店子頭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出土了大量動物骨骼。其中發現有典型的人工屠宰、食用痕跡。如古人對大型哺乳動物的肋骨，是采用分段加工的食用方式，其加工工具為石片打製的砍砸器。肋骨截斷方式，是在肋骨的兩個扁平麵進行對向砍砸。如T6⑥A：38號肋骨片，該標本原材料為大型有蹄類的肋骨，長105毫米，寬44毫米，厚20毫米。肋骨片兩端，有比較平齊的對向砍擊痕。砍痕部位在肋骨對稱性的扁平麵上，砍擊方向與骨長軸橫切。砍痕一般都比較寬，其橫斷麵基本呈“V”字形，砍痕邊緣為茬狀（不平齊）。在同一砍痕上，其各部位寬度不完全相等。砍擊痕總體上比較淺，深度一般約0.6-0.8mm。砍痕的不規則形狀和同一斷口反複砍砸的砍擊特點，反映了這些砍擊痕跡是使用石片打製的砍砸器砍擊所形成的。

　　店子頭遺址居民對動物骨骼的另一種砍砸技術，是對比較大和堅固的動物骨骼，使用石片砍砸器采用環繞形砍砸方式，使動物骨骼形成符合需要的斷裂，如店子頭遺址T2⑦：36號標本，該標本原材料為大型偶蹄類掌骨，長121毫米，寬63毫米，厚45毫米。該掌骨中段斷口部位，保留有一圈密集的環繞形砍切痕。砍痕深淺不一，寬窄有些區別，疤痕邊緣也不平齊（茬狀）。這些砍砸痕跡，可能是使用打製石器圍繞一個部位進行環繞形砍擊的結果。

　　在店子頭遺址中，還發現有遺址居民取食動物骨骼骨髓的特殊技術——對砸技術。對砸技術是指對動物管狀骨進行有計劃有規則的對向砸擊，這種技術現在在人們的實驗中已經證明，它是一種很科學的進步的砸骨吸髓技術。其方法是對動物的新鮮管狀骨，在其兩側沿骨長軸作密集的對向砸擊，致使管狀骨由中部整齊地開裂為兩半（片），然後可以完整地取食骨管中的骨髓。這種技術，現在在以狩獵為生的鄂倫春人中仍然流行。店子頭遺址T1⑦：34號標本，原材料為大型哺乳動物的管狀骨，長48.3毫米，寬21毫米，厚10.9毫米。在骨管外表麵對稱性的兩麵，留有連續、密集的對向砸擊痕。砸擊痕縱向排列，打擊點基本排列為一條線，片疤由外向裏延續至骨髓腔。T2⑦：35號標本，原材料為大哺乳動物管狀骨，長110毫米，寬22毫米，厚9毫米。骨壁厚約6.8mm。在骨管外表麵，遺留有連續性的對稱性砸擊痕跡。砸擊疤痕排列緊密，打擊點一般不集中，疤痕主要為寬扇形。店子頭遺址狩獵民族的專業骨髓取食技術，對研究三峽地區新石器時代古居民的生存方式等，是極為重要的發現。

　　六、結語

　　1.三峽地區動物考古的初步總結

　　三峽是我國目前動物考古材料最為集中的一個地區。三峽地區的動物考古，正逐步建立起我國第一個區域性古動物群序列。在新石器時代，三峽動物群基本上還是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的過渡階段（殘餘類型）。在商代，三峽才具有其現代動物群東洋界中印亞界的麵貌。但在商代至唐，三峽可能為南亞熱帶氣候區，其動物群也具南亞熱帶特點。宋以後，三峽氣候為中亞熱帶，動物群與今相似。三峽古居民肉食資源，在大部分遺址裏，秦、漢以前都是以野生動物為主，明以後逐步改為以家畜為主。三峽家畜發生的時代比較早，但家畜經濟在大部分時間和地點都不發達。較早的家畜種類有豬、狗、雞，後來又逐步引進有其他家畜，如馬、牛、羊等。三峽地區許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動物資源，也是構成三峽古居民經濟生產的特色因素。如古遺址中發現捕獲有鱸鯉、中華倒刺鮁、圓口銅魚等。古遺址中的許多重要動物標本，對研究動物演化和動物生態等，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如三峽發現的大熊貓骨骼，對研究大熊貓化石種與現生種之間的演變過程十分重要。三峽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材料，反映了三峽是中國古動物群延續生存時間最長的地區。三峽發現有中國和世界上最大的青魚、草魚標本。三峽遺址中的蜜獾，在中國全新世時期是首次發現。三峽須鯽，是該物種在中國分布緯度最為偏北的地點。

　　三峽動物考古，在動物考古學文化方麵，其研究領域的深度與廣度在中國都是十分突出的。隨葬大熊貓、馴養家鸕鶿等，是三峽重要的考古學文化現象。三峽地區的動物隨葬，是中國目前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曆史時期（六朝時期）可作係列觀察的唯一地點。三峽鸕鶿隨葬現象，是研究鸕鶿漁業發源地的新材料。三峽遺址中魚類遺骸的研究，是我們認識三峽漁業生產方式、漁業資源和漁業分區的基礎。在動物群與文化交流方麵，我們認識到三峽地區可能在商代時期，曾接受到黃河流域古文化的影響，如家羊與卜筮文化的同期傳入等。並且，在商周時期，三峽地區與清江流域也有著文化交流，如青魚鰓蓋骨卜骨的使用與鑽孔方式的相似等。而漢以後家畜馬、家畜牛的發現，則表示曆史時期三峽地區與外地之間曾有的頻繁文化交流。依據遺址動物群材料，來分析古遺址在聚落環境中的興衰變化、文化傳播與突變等，是我國利用動物考古研究古代文化現象的新認識。如遺址中家畜量的“跌降”與“逆轉”現象，它可能預示某些遺址在聚落關係中的衰弱，以及外來文化對遺址居民生活產生的嚴重影響等。

　　2.三峽動物考古與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相關認識的比較三峽動物考古，除了可作自身的一些總結性認識外，我們還可以把它納入到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已做的動物考古全局中去認識。在這裏，我們先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動物考古的相關認識作一簡述。

　　黃河流域：黃河流域大部分遺址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即把主要肉食資源相對穩定地固定在家畜豬上。黃河流域的六畜，至少在殷商以前已經全部家畜化。六畜之外，黃河流域殷商以前可能已馴養有猴、象、馬鹿、梅花鹿、麋鹿、駱駝等。養猴的例子，如在殷墟王陵西區的考古發掘中，發現有埋葬家猴的墓葬（王陵西區：M4）。墓葬為橢圓形土坑，猴骨架為側身屈肢，在猴脖頸下方係有一生前佩戴的銅鈴。東周時期，黃河流域養猴可能已在民間習見。如《列子·黃帝篇》記“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朝三暮四，足乎？”養象，在史料和考古實例中均可見到，如《呂氏春秋·仲夏紀》“商人服象。”在殷墟武官村北地M35的考古發掘中，發現該墓是專門埋葬幼象的墓葬。幼象骨架完整，象肩上部有一生前佩戴的銅鈴，象前肢下方還殉葬有一頭小豬。在殷墟王陵區M1400附近，也發現有象的埋葬坑，象坑內有一匹大象的完整骨架，並且隨葬有一名象奴（養象的人）。黃河流域在殷商時期，可能存在有多種鹿類。陝西寶雞北首嶺遺址中可能馴養有馬鹿，陝西臨潼薑寨遺址中可能馴養有梅花鹿，河北蒿城台西商代遺址中可能有半畜養的麋鹿。先秦以前，黃河流域還蓄養有駱駝和家魚。《史記·匈奴列傳》“其如中說。”中也說，奇畜，則駱駝。《史記·蘇秦列傳》“燕代駱駝、良馬，必實外廄。”家魚的蓄養，則是從考古材料上得到了證實。在河南信陽孫砦遺址中，出土有西周時期的人工魚苗養殖池，還出土有當時的魚罩、魚簍等多種養殖工具。養虎、豹等猛獸者也有。如《周禮·夏官》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鄭玄注：記“服不氏。”“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莊子·人間世》中，有對養虎的經驗記載，“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不過虎、豹等最終並沒有被真正的家畜化，並且養虎、豹的實例在考古中尚需尋找。這類未真正家畜化並需考古驗證的例子亦見於養鶴等情況。《左傳·閔公二年》記，鶴有“衛懿公好鶴，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餘焉能戰！”衛懿公不僅養鶴，而且還給鶴備有專車、賜鶴爵位等。黃河流域在先秦時可能有家兔，在漢代已有較大規模的家兔畜養。“但僅是在史料上所見，動物考古中還未發現。如《孟子·梁惠王下》記，文王之囿方七十裏，兔”朝廷曾把家兔作為宗廟之薦。“內畜雉、等。”漢代時，《漢書·霍光傳》裏，有“丞相擅減宗廟羔兔”的記載。《漢書·賈誼傳》也有同樣的記載，賈誼曾上諫漢文帝“不搏反寇而搏畜兔”。東漢權臣梁翼，曾有很大的養兔規模。

　　《後漢書·梁翼傳》“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裏……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至少在漢代以前，黃河流域已經出現馴鷹、鷂等猛禽。如張衡《西京賦》“乃有迅羽捷足，獸不得發。雲：尋景追括。鳥不暇舉，青鶻摯於下，韓廬齧於攣末。”迅羽、青鶻均是指馴鷹而言。所謂，是指獵者臂膀上停鷹的臂衣。《後漢書·梁翼傳》記有“好臂鷹、走狗”等等。初步總結，黃河流域至新石器時代以來，其主要肉食資源相對穩定地固定在家畜豬上。先秦以前六畜具備，同時還馴養過一些六畜之外的特殊動物。包括已被考古證實的象、有些鹿類和魚等，也包括尚待考古證實的駱駝、虎、豹、兔、鶴等。鷹、鷂等助獵的猛禽，是在黃河流域漢代以前家畜化的。黃河流域的動物隨葬現象，比較明顯地固定在家畜豬上。鮮有用其他動物與墓主同室入葬的例子。動物隨葬的例數，在新石器時代存在一些。而在曆史時期，使用動物隨葬現象比較少見。長江流域：長江流域家畜出現時間，基本同黃河流域在同一時期發生。如黃河流域在距今約8000年前後出現家畜豬、狗等，長江流域的跨湖橋遺址也在距今約8200年左右出現家豬和狗。但是，長江流域古居民的主要肉食資源，其組成種類和獲取方法卻與黃河流域有較大差別。長江流域自新石器時代開始，許多遺址把水生動物作為肉食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如長江中、上遊的宜都城背溪遺址、巴東楠木園遺址，長江下遊的江蘇圩墩遺址、浙江河姆渡遺址等。在這些遺址中，除了有多種魚類外，還有許多蚌類、貝類、蜆類，甚至還有龜、鱉、黿和多種鳥類（鷺、鷸、秧雞、野鴨、雁、鵜鶘、鴿類等）。長江流域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中（先秦以前），是把漁獵作為肉食來源的重要獲取方式。六畜之中的有些重要種類，有可能是從黃河流域傳入長江流域的，如馬和羊等。六畜之外，長江流域也出現了一些本土馴養的具有地方特點的重要家畜動物。比較重要的有鴨、鵝、鸕鶿和龜等。中國的鴨、鵝，是世界上優良的家禽品種。中國鴨、鵝的家畜化過程，可能是在長江流域完成的。從史料上看，先秦時期，我國鴨、鵝已分別由鳧、雁馴養而成，所以它……（們曾被分別命名為“舒鳧”“舒雁”《爾雅·釋鳥》）。先秦時，人們也有把鴨稱為鶩的，《屍子·存疑》“家鴨為鶩，如庶人雲，不能飛翔，守耕稼而已。”從考古材料上看，也基本可窺見鴨、鵝在長江流域被馴養的線索。如湖北天門鄧家灣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出土有酷似家鴨、家鵝的陶塑動物。湖北棗陽九連墩楚墓中，發現有使用家鴨、家鵝的隨葬遺骸。鴨、鵝，是在中國馴養的很成功的家畜。它們雖然在中國人通常所說的六畜之外，但它們對人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北魏《齊民要術·卷六》引用晉人的作品說，鵝“家家有焉”。《齊民要術》中除了介紹六畜的馴養方法外，對鴨、鵝的養殖方法，也作有很詳細的介紹。唐宋時，鴨、鵝不僅是人們所熟知和喜愛的家畜，並且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可靠的食物資源。如《東坡詩·卷之十六·歧亭五首》：“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撫掌動鄰裏，繞村捉鵝鴨。”反映了唐、宋時長江流域農家待客的及時美肴，即為鵝、鴨。鸕鶿馴養，是長江流域馴養猛禽成為生產助手的範例。它與黃河流域馴養鷹、鷂成為生產助手形成對比。早期曾有人引用《隋書·倭國傳》“倭國土地膏腴，記載，水多陸少，以小環貫鸕鶿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

　　並因此認為，鸕鶿漁業是最早發源於日本。這是以前對有關資料認識不清楚造成的。近年根據長江三峽等地的考古發現研究，在三峽地區的先秦巴人文物遺存中，有很多器物都是把鸕鶿作為器物造型或裝飾，並且還有鸕鶿陶塑品等。三峽地區是鸕鶿的常年居留地，並且還是北方鸕鶿的越冬棲息地。三峽巴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馴養鸕鶿捕魚的民族。長江流域在先秦時期可能也開始養龜，其養龜的目的可能是為了食用。太史公在《史記·龜策列傳》“餘至江南，中記載……江旁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又雲，”“近世江上有人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約在唐代時期，長江流域可能也出現馴養水獺捕魚的生產方式。如段成式《酉陽雜俎》記，“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鬥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養水獺捕魚，在近現代還有遺跡可見。邢湘臣先生曾撰文記載，19世紀70年代時，其在湖北宜昌還曾見有馴水獺捕魚的作業生產。初步總結，長江流域家畜產生的起始時間與黃河流域基本相近。但二者的明顯區別是黃河流域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即開始，基本把家畜豬作為人類的首要肉食對象，家畜飼養是人們肉食生產的主要方式。而長江流域則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先秦以前），主要肉食資源是向自然動物群索取。肉食成分多樣化，包括眾多的水生動物、鳥類和其他哺乳動物。漁獵是長江流域居民肉食來源的重要生產方式。約在秦漢以後，該區域才逐步把家畜作為主要肉食對象，但漁獵生產也是肉食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江流域除了家畜豬、狗很早被馴化外，還成功地馴養了家鸕鶿、鴨、鵝，它們分別被作為重要的生產工具和家禽品種向世界傳播。此外，該區域還有需考古驗證的水獺養殖和肉食龜的養殖，等等。使用動物隨葬現象，在長江流域顯得比黃河流域更多，其延續時間更長、所見品種複雜化。

　　長江三峽地區動物考古現象，在總體特征上與長江流域基本一致，與黃河流域區別較大。如肉食來源方式與使用動物隨葬現象等。但就長江流域本身來說，三峽地區具有許多特色。如秭歸柳林溪遺址中，把水鹿作為第一肉食對象；秭歸何光嘴遺址中，把大型青魚作為第一肉食對象；巫山大溪遺址中，使用完整的大型魚類隨葬；秭歸官莊坪遺址中，使用大熊貓下頜骨隨葬。等等。這些例子，在長江流域、在全國和世界上都是罕見的。就肉食對象本身而言，長江下遊獲取的水生動物除沿海鯨、鯊類外，個體稍偏小的鯽魚、鱅魚、鯰魚、鯔魚、灰裸頂鯛、烏鱧和其他爬行類等較多，而三峽地區卻有較多的鱘魚和大型青魚、草魚，有地方特色的魚種——鱸鯉、圓口銅魚、中華倒刺鮁等等。就動物考古材料的積累而言，三峽地區最為豐富。三峽動物考古不僅關注到動物遺骸本身，同時也涉及到多種考古學文化現象。三峽已發現帶有多種人工痕跡的最為典型的骨骼標本。通過動物骨骼上遺留的人工痕跡，來了解當時人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是三峽地區動物考古的新思路。利用動物考古與其他考古方法（文化現象）相結合，研究古代遺址在聚落環境中的興衰變化與外來文化影響等，也是在三峽動物考古材料特別豐富的基礎上取得的新認識。三峽動物考古學研究，是解釋三峽許多古代曆史文化現象的關鍵性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