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序

　　李禹階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在祖國東、西、南、北的各大河流域、平原、崇山峻嶺、高寒地帶，幾乎都能尋到我們民族起源的蹤跡。從當代考古發掘材料看，長江流域堪稱是中華民族的又一搖籃。而在長江中上遊地區，尤其是在渝鄂之內，江水橫貫巫山山脈的三峽地區，從遠古至今，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構成中，又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滔滔峽江，巍巍巫山，山川秀麗，氣象萬千。自古以來，峽江灘多流急，兩岸絕壁對峙，群峰雄奇。“三峽七百裏，惟言巫峽長。重岩窅不極。疊嶂淩蒼蒼。絕壁橫天險，莓苔爛錦章……山空夜猿嘯，征客淚沾裳。（唐楊炯）”《巫峽》在這麽一個大氣磅礴又雄渾蒼茫的地方，卻孕育著一個極為豐富的古老文明。從時間序列上看，早在距今約2.75億年-0.3億年前的中生代時期，在三峽地區就繁衍生長著當時的主要動物種類——恐龍；在距今約200萬年前，這一地區出現了我國迄今最早的古人類——巫山人；在距今約12萬年前，這裏生活著舊石器時代中期的長陽人；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三峽地區，則出現了石器時代的遠古先民。目前發掘出的遠古文化遺址如城背溪文化等，正是這些遠古先民生產生活的真實寫照。從空間範圍上看，隨著三峽水利工程的興建，使三峽工程淹沒區，上至重慶直轄市的江津區，下至湖北省宜昌市，沿江22個區、市、縣約632平方公裏的淹沒帶以及周邊聯帶的地區，都成為獨特的三峽經濟、文化區域。因此，目前學術界研究的三峽文化，也不僅限於古老的三峽峽區，而是一個橫貫渝、鄂，廣袤而綿延數千平方公裏的“大三峽”的文化空間概念。而在這一空間範圍內，從遠古至今，人類社會的曆史，包括民族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各個方麵，基本上屬於同一係統，有著共同的內涵。采用這麽一個空間跨度去研究三峽文明的社會發展，不論是對於這一地區的生態環境的變遷，對於民族源流，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民俗民族等的演變，都有重要的意義。

　　對古老文明的研究，必須以文獻和考古資料為主要依據。而自古以來，三峽地區遠離中原，交通阻塞，信息不暢，文化、教育亦不發達，故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有限。這樣，在研究三峽文明及社會發展的曆史時，除了很好地利用這有限的文獻資料外，更多的則要依靠埋藏在地下的考古資料。所幸舉世矚目的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上馬，給這一地區的考古發掘帶來了極大的曆史機遇，使三峽庫區全麵的文物保護與文物發掘工作拉開了帷幕。1994年，國家文物局“三峽文物保護規劃小組”的專家對三峽庫區文物點進行普查後證明，這一地區各類文物既豐富又極有價值，“專家們共記錄文物點1282處，其中60多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和古生物化石地點；8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100多處古巴人遺址和墓地；470處漢至六朝的遺址和墓地；6處古代枯水題刻和數十處宋代以來的洪水題刻；2處東漢石闕題刻和數十處唐以後的摩崖造像、碑碣、摩崖詩文題刻；近300處明清建築物，包括廟祠、民居、橋梁等。這些文物古跡跨越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夏商時期，時間跨度之長，堪稱一部‘中國實物通史’！”（《重慶經濟報》2002年11月2日）為了搶救這批文物，國家共安排重慶庫區文物保護資金2.48億元。而在其後的發掘中，新發現的遺址及文物點當更遠遠多於以上數字。

　　經過多年努力工作，三峽考古可謂取得了重大突破。大量的考古新發現，使人們對這一地區的曆史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對於長江流域的自然、生態環境，早期人類在這一地區的活動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目前，許多考古的資料正在由各考古單位整理、研究中，尚未公開刊出。而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部集子，則僅是部分渝、鄂從事三峽文化研究的工作者們在近期的工作中得出的一些研究心得及理論成果。與近期三峽考古的許多重大發現相比，隻是舉一漏萬。本書名為《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即是希望利用近年來三峽地區的部分考古資料，通過曆史學、文化人類學、環境保護學、社會學、藝術學、民族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麵來對三峽曆史文化進行多方位研究。本書亦是由我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三峽考古新發現與多學科研究”的一項階段性成果，研究範圍涉及長江三峽地區的動物與環境考古、古代交通、宗教與社會組織、民族與民俗、文學與藝術等等。本書所涉及的研究資料，既有過去的，亦有當前的；既有公開刊出的，亦有作者自己實地考察、發現的。但總的來說，在三峽庫區考古即將取得重大收獲，通過考古新發現即將揭示出許多過去尚未為人知曉的曆史奧妙之際，出版這本集子，也是希望能拋磚引玉，通過對這一地區考古發現的多學科研究，為三峽地區曆史文化研究作一些有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