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九、陳寅恪教授三次到渝的故事

　　大史學家陳寅恪先生以佛教史考證、唐史研究、詩史互證、六朝史論，奠下畢生的學術大碑，被學界尊奉為現代中國中古史研究的先驅。

　　他能背誦十三經，且對每字務求正確的解釋。對西學也有極高造詣。他還精通宗教、人類、校勘等學問，是學貫中西的大師，“教授中的教授”。

　　抗戰時期，陳寅恪結束了清華園的平靜生活，遭遇了國仇、家恨、流離、傷目等苦難，轉徙西南天地間。陪都重慶，三度留下了這位大學者的足跡。

　　北平淪陷後，國民政府即令清華、北大和南開，遷至湖南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誰知戰火很快逼近長沙，臨大隻得複遷往雲南，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陳寅恪也經曆了這次逃難，不過他是攜帶家室，經天津、濟南、徐州、鄭州、漢口、長沙，轉道香港、海防、蒙自，而達昆明的。當時陳寅恪年近五十，山河破碎，身不由己，亂世飄零，落寞無奈的情緒在他詩中多有流露：

　　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

　　雨裏苦愁花事盡，窗前猶噪雀聲啾。

　　群心已慣經離亂，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頭。

　　學者最看重的是書，陳寅恪從北京郵往湖南的書都在長沙大火中化為灰燼。而他隨身攜帶、最為珍視的兩大箱學術研究“半成品”，大多是他記有詳細旁批的眉注本，卻又在由香港赴滇途中，遭竊遺失，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陳寅恪有好長一段時間“幾乎得精神病”。好在到達昆明，地處高原，四季如春，“四時不謝之花，八節常春之草”，加之學者雲集，氣象平和，陳寅恪慢慢調適了自己的心情。

　　民國時期的學者，都有很強的求知欲，不甘心坐享其成，想要在浩瀚的學海中，另具會心，求有創獲。陳寅恪更是其中的出類拔萃者。陳寅恪研究的領域，廣及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而其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日、英、俄、德、法語外，還有希臘、拉丁、梵文、巴理文、波斯文、突厥文、滿文、藏文、蒙文。這種由博而精的學術探求，確乎需要一個人付出極其超凡的精力，最起碼要占耗他大量的時光。但陳寅恪還是在西南聯大剛開始講“隋唐史研究”“白居易研究”的這一年（1940年）春節後不久，有了第一次重慶之行。人們從陳寅恪的這次活動中，可以看到他難能可的學術正氣。

　　事因是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於香港，設在陪都的中央研究院決定開會選舉新院長。當時的全國最高學術評議機構中研院評議會，便召集評議員赴渝開會。

　　評議會的評議員大都是信奉民主和自由的學者，比如趙元任、陳垣、胡適、陳寅恪、胡先嘯、薑立夫、吳有訓、曾昭掄、茅以升，等等。評議員中多數人都不願讓政府指派的“政客”接任院長，陳寅恪也說他的“重慶之行，隻為投胡適一票”。胡適時任駐美大使，是不可能回國當院長的。但評議員們主張學術自由，選舉民主，還是要力舉胡適繼任蔡元培之後。應該說，這恰恰“表示了學界之正氣、理想”。

　　會議前，翁文灝與在渝和先期抵渝的部分評議員磋商時，便接到陳布雷的信，說蔣介石“盼以顧孟餘為中研院院長”（《翁文灝日記》）。這相當於政府下條子替代選舉，於是評議員群情“頗為激昂”，眾人對此大為不滿。選舉結果，翁文灝、朱家驊各24票，胡適20票，顧孟餘僅得1票。

　　陳寅恪不能接受上麵指派的顧孟餘，就連跟蔣介石比較親近的朱家驊、翁文灝二人，他也不以為意，陳寅恪對傅斯年等人說：“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按規定，得票最多的前三人呈報國民政府。但慮及顧孟餘未列入，政府遲不圈定。後來拖了幾個月，才公布出讓朱家驊代理院長的命令了事。

　　這之後，陳寅恪有《庚辰暮春重慶夜歸作》詩：“自笑平生畏蜀遊，無端來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裏長江日夜流……”他由昆而渝，乘興赴會，並非無端，眼見江山如舊，英雄已盡，詩外之意寄寓了對政府當局的失望之慨。

　　回昆後，陳寅恪想趁暑假赴英，以應牛津之聘。但其時歐戰日烈，地中海已不通航，他便順道香港探親，做了港大客座教授。

　　第二次到渝，是1941年春，陳寅恪飛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他依前韻作詩抒懷：“海鶴飛尋隔歲遊，又披煙霧認神州。江幹柳色青仍好，夢裏蓬瀛淺水流；草長東南迷故國，雲浮西北接高樓，人間春盡頭堪白，未到春歸已白頭。”出席會議後，陳寅恪飛回香港，繼續任教港大，並接任中文係主任。

　　這年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並攻占香港。陳寅恪一家擠不上逃難的飛機，直到第二年仍困居香港，好在他會日文，日軍對他還算客氣。不久，日本人有意請陳寅恪到淪陷區上海或廣州任教，香港的日本人也以“日幣40萬強付陳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但陳寅恪“哪肯為侵略我國的敵人服務”，終於在5月5日逃離香港，輾轉來到桂林。

　　陳寅恪在桂林廣西大學任教，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全書用鋼筆撰寫。不久，戰火又起。陳寅恪唯有再次挈家逃難。全家搭乘貨車，取道川黔公路，經宜山、獨山、都勻、貴陽來到重慶，住在觀音岩俞大維家。俞大維和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陳的母親俞明詩，是俞大維的嫡親姑媽；陳的胞妹陳新午，又是俞大維的夫人；而俞大維和陳寅恪，兩人共同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窗七年。

　　逃難途中陳寅恪夫婦雙雙染疾。物資匱乏，營養嚴重不良，隻能“在床上倚靠被子坐起”。他在北碚夏壩複旦大學教書的兩位學生蔣天書和藍文徵，聽說老師到了重慶，買了三罐奶粉一同去看望，陳寅恪感慨不已，說：“我就是缺乏這個，才會病成這樣子。”戰時學者清貧，可見一斑。

　　陳寅恪把桂林完成的論稿帶到重慶交付商務印書館出版，雖僅左眼可用，仍然不斷從事學術研究和著述。他在中國中古史研究上，開辟蹊徑，奠定現代學院式研究的基礎。不僅國內不少名家如周一良、姚薇元、穀霽光等，出自陳門，而且港、台、日本、歐美研究中國中古時代的學者，也無不受其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陳寅恪是一位埋頭學術，盡量疏遠現實政治的學者，抗戰時期他對國民黨政權中的上層人物，即使舊交甚深，也堅持少與接觸，不相往還；即使貧病交浸，時虞斷炊，也寧願賣掉珍貴的善本書買煤買麵，而不求助領銜高位的同學舊友。他明言學術自由是關鍵，認為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長。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最終他也沒有北上。陳寅恪的一番剖腹之言，剴切真率，學術勇氣和知識分子的風骨是值得我們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