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十八章 官匪的默契度

　　道光、鹹豐年間，漕運水手行幫組織再次發生重大轉變，在這次轉變中，青幫應運而生。

　　青幫的出現源於道光年間漕運體係的萎縮。道光二年（1822），朝廷開始著手整治走向末路的漕政，大量裁減漕運人員。對於裁減人員的安置，政府采取的是兩種不同的方式。比如說旗丁，官府是以津貼的方式，予以安置；而對於水手等臨時雇傭人員，就無法享受政府津貼。每人隻補償了二三千文的盤纏費，就將其打發回家務農。

　　對於那些長年漂泊在外的水手們而言，他們是有家難回，無業可置的無產階級。盡管朝廷已經下了遣返令，但真正響應的人卻沒有幾個。失業的水手依然留在漕運線上，畢竟這裏還有行幫組織可以依賴。如果真讓他們離開這裏返回家鄉，那真就成了無根浮萍，無所可依的遊民。留在漕運碼頭還可以跟著行幫組織混口飯吃，起碼不會餓死。

　　道光五年（1825），清廷開啟海運。海運的出現對於整個漕運水手群體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失業人數越來越多，最後政府連最起碼的二三千文的盤纏費也無力執行。

　　當時的社會形勢異常嚴峻，失業後的水手們很難再找到生活的其他出路。為了應對這種轉變，水手行幫隻有調整自己的生存方式，將自己的勢力範圍從水上江湖向陸地江湖過渡。本來水手行幫隻是漕運利益鏈上的一環，當這條利益鏈即將萎縮並走向斷裂的時候，水手行幫就要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組織策略。他們不願意放棄水上勢力，但同時也向陸地的民間社會逐步滲透。

　　鹹豐三年（1853），清政府全麵實行海運。數以萬計的水手、舵工、纖夫從漕運線上撤離流入民間社會。這支龐大的失業人群，主要流向了社會的三大血酬階層。吳思先生為“血酬”下的定義，就是流血拚命所取得的報酬。我在這裏將其引申，依靠流血拚命取得活命之資的階層稱為“血酬階層”。羅教水手流向的三大血酬階層，分別是起義軍、政府軍、青幫。而這時候起義軍和政府軍為了各自集團的利益，正拚得你死我活，也就是說這兩大階層的日子也是刀頭舔血。比較下來，很多人覺得幫會生活反而相對穩定，這時候幫會的組織結構已經趨於嚴密。所以在海運取締之後，大部分水手還是留在了幫會中，並沒有脫離組織。

　　從漕運線上撤離下來的水手行幫開始向兩淮鹽場一帶聚集，水手行幫有了一個新的稱謂，青幫。行幫組織也由此拉開了暴力劫掠、販賣私鹽的黑色生涯。

　　青幫又稱安清道友，史料記載：安清道友“號稱潘門，亦曰潘安，又別稱慶幫，俗訛為青幫。”與水手行幫尊奉羅祖不同，青幫尊奉的是潘祖，其幫派內的主要成員是水手行幫時期與老安對立的新安一派。從水手行幫向青幫過渡，幫會的組織形式發生了較大的轉變。

　　青幫依然遵守著水手行幫時期有著宗教色彩的幫規體係，比如說以師徒的名義私結黨羽。青幫成員在運糧的過程中，依然會像過去那樣打出龍鳳旗，以官方自居。與水手行幫不同的是，青幫在官場與民間社會的灰色地帶有著更為圓滑的變通度。青幫成員很多來自於漕運水手，水手的原身份雖然是民間社會的無業遊民，但其職業身份卻還是官方的從業人員。作為幫會內部大小首領級的人物，他們的身份等級比普通成員要高，在漕運權力體係中這些人是銜接水手與官府的橋梁，他們通常是有職有餉，兩邊拿好處。也就是說，這些具有職級的首領級人物與官場人物，尤其是清軍中的中下級武官有著或深或淺的交情，相互勾連。所以青幫很多時候會受到官府的庇護。

　　道光以後的幫會組織已不再局限於漕運水手，而是擴展到兩淮鹽場及沿途各市鎮、碼頭，其成分極其複雜，儼然一個龐雜而嚴密的社會集團。這時候的青幫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窩贓走私、敲詐勒索甚至是公開劫掠民財上。青幫的內部成分也開始發生變化，除了遊民階層還有其他行業的各色人等。

　　為了擴張勢力範圍，青幫甚至把運河沿線的捕快、衙役也吸收進來，官員入幫在當時成了社會風尚。在上海青幫“通草”裏的《前人題名錄》、《同道題名錄》中就列舉了幾千名實力派人物，在這些人物中，有10%左右是守備、千總、武舉、文牘之類的官員。

　　當幫會勢力與執法者糾纏在一起，公權力就開始向民間社會勢力慢慢滲透。這樣就會形成以某個權力掌控者為主導，以尋租為驅動力的團夥形態。這種利益團夥介於有形與無形之間，朝廷依靠正式權力很難控製，但它又附著在權力的肌體之上，在瓦解正式權力體係的同時，又將其變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

　　清朝末年，在運河沿線有個叫做十八段的地方，方圓數十裏之地，幾乎全為幫會所控製。

　　這裏聚集的幫會成員超過上萬人，幫會首領叫做顧三五子。他手下的幫眾有男有女，其中男幫眾有數千人之多。幫眾分居於各村莊各鄉裏。幫會按照幫眾的居住地來劃分地盤，每段都派駐男女幫徒上百戶，分界居住。此處幫會組織的發展已經開始走向軍事化，比如說在幫眾聚居地的建造上，段的四周高築土牆，厚達五六尺。城牆上麵修築有更樓和炮位。幫徒居於其中，不幹黑幫營生的時候就男耕女織，像一個普通農民那樣生活。如果有生意可做的時候，幫主一聲令下，那些在地裏忙活的農民就搖身一變成了殺人越貨的土匪。此地加起來共有十八處，各段之間互為守望，攻防自如，並且幫會還備有當時最先進的槍械。這種有人有槍有地盤的黑幫組織，連官軍拿他們都沒有辦法。

　　其實像“十八段”這樣的地方性幫會組織的萌芽基本上都是由宗族勢力發展而來，是以強大的宗族勢力為基礎的。兩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惡勢力的發展壯大又會加強宗族勢力的影響。許多流氓惡勢力就是以宗族成員為核心，采取開山門、擺香堂、拜把子等形式，聯合、招募一些臭味相投的族外分子參加而組成。

　　有的幫會組織就是宗族勢力演變而來，是宗族勢力的凝聚。而組織內部的秩序則成為宗族內部秩序的強化，組織的“老大”往往是宗族內的核心人員。因此，宗族勢力越大就會促使這些惡勢力越快增長，反過來，這些惡勢力就會成為維護宗族利益的保護傘，促進宗族勢力的對外擴展。

　　各段中的幫眾的生活來源基本上是靠劫奪行人，搶掠商旅所得。時間久了，鄰近各縣的富戶都將這個地方視為如同水泊梁山那樣的盜匪出沒之地，紛紛遷往他處。為了生存，幫會隻好將自己的勢力範圍向周邊地區擴張，經常組織人員跑到其他縣境搶劫，幹起了土匪的營生。因為幫匪眾多，如果他們每月分期分批出去搶掠，那麽搶掠次數和搶掠所得也並不少。

　　鄰近地方的官府衙門向上申報，要求朝廷出兵捉拿幫匪。知府調集了一千多人奔赴十八段，準備剿匪。誰知政府軍來了之後，幫會不但沒有被剿滅，反而發展的勢頭更猛了。打聽之下才弄明白，原來這個帶兵的長官也是青幫的會徒。他與顧三五子見麵之後，才知道按照青幫的輩分，兩人算是師兄弟。師兄弟將朝廷的正式法規拋在腦後，從此恪守本幫幫規，官匪一家親。最後，師兄弟二人居然立下盟約，此後不得在本州境內犯案。如果顧三五子要派段中兄弟外出“開武差”，首先要通知該長官，得到允許才可以“出差”。從此之後，周邊十餘個縣在官匪勾結，共同治理下呈現出和平氣象，而那位無所作為的長官連一根土匪的毛都沒拔下，居然在當地贏得良好的口碑，並且受到官府的嘉獎。

　　其實在當時的運河沿岸的許多州縣、碼頭都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差役不過幫，飯碗端不長；幫會不通差，生意敲不成。這句話道出了幫會與官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親密。

　　作為地方上的官差在破案時，必定會觸及到幫會利益。在當時，很多地方性案件都和幫會勢力有關。如果官差甩開幫會獨立辦案，根本就理不出任何頭緒，而且即便理出頭緒，也沒辦法實行抓捕。如果差役是幫會中人，則是另外一番情形。案發之後，隻需略加查詢，就可以知道此案為誰所犯了。正因為如此，幫會頭目都有著令人難以想象的神通。

　　無論幫會的成因有多麽複雜，權力黑洞和體製黑洞幾乎就是黑幫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黑幫最為猖獗的地方，一定是地方官府最黑暗的地方。官府本應是黑幫的天敵，但很多時候卻形成了一種互動機製。隻要在這種互動過程中能夠產生利益，而這種利益又恰好滿足了官員的需要，那麽兩者之間就會形成一種相安無事的均衡狀態。

　　這種虛假的和平景象沒過多久，就露出了破綻。十八段雖然不再發生幫會擾民事件，但數百裏之外卻頻頻發生大案要案。原來，自從顧三五子與該長官私下交流後，便將段中兄弟打發到別處尋找發財的機會。別處也就是該長官管轄範圍以外。同時還定下君子協定，一縣之內，一月不得犯案兩次。即其他被劫的各地，所受“待遇”看似非常公允，一縣一起，循環往複，而不發生多少不均，甘苦不一的情況。

　　雖然說這不失為一個好辦法，但久而久之還是露出了破綻。有一次，州官在翻閱境內各盜案卷宗時，發現“尾得各盜攜贓竄入十八段而去”等語。他不免聯想起以前十八段一帶是盜匪出沒之地，現在連一起案件都沒有發生，前後對比冰火兩重天難免讓人生疑。於是他就派人秘密前往十八段調查。誰料調查之人在十八段看見的是安居樂業的場麵，聽見的是對那位長官的頌揚之聲。再逐段考察，處處一片和平景象，毫無半點盜匪出沒的痕跡。

　　其實調查之人被眼前的假象所蒙蔽，十八段的幫會組織並沒有停下手中的活計，隻不過是他們的組織更嚴密，手法更高明而已。每每在外地搶劫得手，他們都會秘密返回十八段過上幾天良民的生活。他們放下武器，扛起鋤頭下地幹農活。加之不擾近鄰，不劫本地，近處居民得以安居無憂，對於幫匪就沒有什麽惡感。調查人員當然也就摸不清真相。不過他發現各段土城築得非常堅固，且置有炮位，各戶又都藏有快槍。他就查詢幾家，問他們武器從何而來，得到的回答是：“我們這裏曾經是盜匪出沒的地方，為了自衛，我們才裝備武器。”該調查員再到別段查詢，所答眾口一詞，毫無破綻，隻得如實上報。而那個長官通匪之事，竟長久未得泄露。這一幕可謂當時幫官勾結之縮影。

　　古代幫會的非法與官府的合法之間，界限經常是模糊不清的，有些時候兩者遊走於黑白兩道。這樣，幫會與官府之間有時會出現衝突。他們都在尋求與老百姓“簽訂”一種契約：提供保護，換取稅收。這樣來看，兩者就存在一種市場競爭的關係，都要最大程度的獲取稅收的來源——人口或者商業。因此，他們之間就存在著利益衝突。

　　古代幫會既然作為經濟組織，當然需要不斷擴展其經濟產業領域，這就導致其與公權力之間產生衝突。黑社會在與那些正當行業進行產業資源競爭時，它的競爭手段可以比其對手有著更多的選擇，或者說可以更加的不擇手段。它在選擇非公平競爭手段時，就比對手更有可能取勝。當黑社會在與文明社會競爭經濟資源而通過這些非法手段獲得大量好處時，當這種損害程度達到一定的臨界點時，黑社會就會遭受公權力的致命打擊。

　　而這種打擊，對於黑社會來說不亞於其遭到來自黑社會內部的報複行動。所以說，黑社會在與官府競爭權力資源時，其采用非法手段的程度也會有一定的控製，以免遭到官府的致命報複。當黑社會對於官府的損害低於一定的臨界點時，通常情況下，正式權力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幫會成員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支撐青幫秩序平衡的關鍵所在，也因此牽動著青幫自身的整體利益。民國以後，在風起雲湧的大時代背景下，青幫涉足的領域也在不斷發展：走私販運、開妓院、設煙館，作惡多端。但無論怎樣發展，青幫的一切所作所為無不和黑色利益掛鉤。社會變了，但黑色利益的趨向性完全保留了下來。而這一時期，也是青幫上層分子與新老軍閥、官僚政客互相勾結的黃金時期。一大批著名的官僚政客都成了青幫著名的老頭子。而幫會內原先是一般分子的，一旦做了老頭子，也莫不競相向上層趨附，走上幫會流氓政客化的道路。其中，上海三大名人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與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交往，特別是與蔣介石的交往，更是民國時期幫官勾結的集中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