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曾國藩 活用胡雪岩

第七章 超凡品性——堅如磐石，韌如蒲草

　　無論做什麽事情，沒有良好的耐心都是不足成事的。遇到困難，或急躁或退縮或希望它憑空消失都不現實。隻有持之以恒、堅忍不拔地進取，才能克服危難取得事業的成功。

屈心抑誌，堅韌渡難

艱苦的磨煉鑄就成功的品質。麵對困境，一顆堅強的心比任何外界助力都有意義。

困難的形成多種多樣，成功的因素也多種多樣，在大致相同的情況或條件下，意誌力的作用決定結局的成敗，因為堅強的意誌可以堅定必勝之心，將自己的實力發揮得淋漓盡致。苦到不能再苦、難到無法再難的時候，最需要的不是力氣，更不是放棄，而是堅韌。

“堅韌”是兩個極奧妙的字，“堅”可以理解為勇於進取、堅強不屈、堅定不移；“韌”即忍，可以理解為持之以恒、百折不撓、能伸能屈、不計榮辱。二者一剛一柔、一強一韌、一方一圓，合在一起，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個人隻要能堅能韌，就會無敵於天下。

曾國藩一生的成功，得益於堅韌二字，用梁啟超的話來說：設若曾國藩的意誌與忍耐稍有不足，則其一生為失敗之人，無疑也。

要想成就大業，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貴在堅持。無論遇到什麽磨難，都不低頭，而以“堅韌”麵對。堅持得久一點，勝利就近一點。“堅韌”一次可以，“堅韌”一生卻難。曾國藩正是一生“堅韌”，所以，最終成就了令後人敬仰的事業。他的身心雖然因此而備受煎熬，但也終有所值。

曾國藩一生的功績不能算空前絕後，但也算是數一數二。他的成功和他終身所奉行的也是為人們所推崇的“堅韌”是密不可分的。

曾國藩對堅韌的理解是：君子穩重而有威嚴，有堅強忍耐的性情，災難麵前毫不畏懼，刀架在脖子上就當作沒看見。想立功德創偉業就必須要有“堅韌”之心，戰場上有此心就會所向無敵，生活中有此心就會有所修為。對外無敵、對內有為才是厚德載物的境界。

1854年11月27日曾國藩在給他諸弟的信中說：我自從服官及辦理軍務，近幾年來，心裏常常有鬱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親大人指腹示於兒女們的樣子說：“這裏邊蓄積多少閑氣，無處發泄。”

曾國藩就是靠堅韌成就了他的事業。青少年時代靠堅韌的苦讀博取了功名，取得了進身之階，到中年以後更是靠堅韌戰勝了磨難。他懂得忍辱包羞、屈心抑誌的道理才能安穩地渡過坎坷。

曾國藩在江西帶兵的時候，當時雖是督師，實居客寄的地位，籌兵籌餉，一無實權，二無實力，州縣官都不聽他的話，各省督撫又常常為難他。湘軍將士雖擁戴他，可是他們的官階有的比他還高。這時，曾國藩要靠什麽才可以在無奈的環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堅韌。他在父親去世，棄軍回籍奔喪，激流勇退的情勢下，耐心地聽取了朋友的規勸，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曾國藩有勝有敗，曾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養方麵有很多弱點，如在為人處世方麵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由於改變了處世方法所帶來的收獲，無非是“堅”中多了一些“忍”，結合時勢把“堅忍”二者的關係處理得更為妥帖了。靠這種堅韌，曾國藩終於走出了那種陰霾籠罩的心境，度過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曾國藩在江西的困境不隻在於軍事，更大的苦處是清廷一直對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撫之職寧給胡林翼，也不肯給他曾國藩，這使他率兵三四載一直處於孤立無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餉無處不難。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權，使他在江西處處受到地方官的排擠和刁難。因為沒有欽差之銜，地方官輕視他，他在江西用兵，軍餉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總認為他並非國家正規軍，為湘軍輸餉是額外負擔，因此不肯出餉。曾國藩軍隊缺餉，隻能自己籌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製。他無能為力，隻好向朋友求助，慘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黃讚湯曾捐助曾國藩八十餘萬兩，使曾國藩感激萬分，終身念念不忘。勢力、人心、友情、困境太多東西在他心裏糾結，使他在逆境中看清楚了官場和世事，做到人情冷暖心中自知。

樟樹鎮敗後，湘軍一支由塔齊布的舊部畢金科率領。畢驍勇異常，率部與太平軍作戰，凶悍無比。但畢軍糧餉奇缺，軍隊常餓著肚子打仗。鹹豐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撫文俊的授意，竟以軍餉做誘餌，逼迫畢金科進攻景德鎮。景德鎮是贛、皖、浙三省交通樞紐，太平軍有重兵把守，堡壘堅固。畢金科隻有千餘湘軍，又饑又疲，但是為了得到餉糧，不得不冒險進攻。結果，反複苦鬥，直至全軍覆沒，畢金科也喪命於景德鎮城下。曾國藩對此事耿耿於懷，直到四年以後，曾國藩率部攻陷景德鎮，在畢金科戰死之處立碑紀念，親自為他撰寫碑文，內容十分淒婉動人。其中有：“內畏媚嫉，外逼強寇，進退靡依，忍尤叢詬”之句，說出了曾國藩在江西幾年的困難處境。值此困難處境，曾國藩想：這到底是為什麽？自己以一個回籍的文官，衝破重重阻礙創辦湘軍，在兩湖、江西苦苦地戰鬥著，打贏了仗是別人的功勞，打敗了仗，幾乎受到全國人的唾棄。自己為國苦戰，要權無權，要糧無糧，處處受到排擠、打擊，好幾次被逼自殺。思前想後，就感到越來越淒憤，以至於不想再過問世事。由於好友劉蓉等人的百般勸說，他才勉強堅持著。

祁門附近的羊棧嶺失守以後，一場新的危機又逼近曾國藩和湘軍祁門大營。太平軍本來就已占據徽州，此時，黃文金部二萬多名將士攻破建德，切斷了祁門大營與皖北安慶等地的聯係。而李世賢和劉官芳兩部太平軍正分別從東、北兩個方向對祁門大營發動進攻。至1860年11月，曾國藩天天生活在四麵楚歌之中，有時是一日數驚，有時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

幸好有部將鮑超等人的拚死救援，曾國藩才得以渡過險難。1861年4月，他移駐休寧。在這裏，他又組織了八九千名湘軍官兵對徽州城發動攻擊，以期再占該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糧道。出乎曾國藩意料的是，湘軍幾次接戰，又都均告失敗。

在4月14日的日記中，他詳細描述了自己焦慮的心情，大意是說：今天各營進攻徽州，我的心忐忑不安，多次登樓觀望。到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心如火燎的更加不安了。傍晚接信知道各部都因雨而敗，心中又憂又氣。這場仗關係重大，若能拿下，則周圍三縣皆有糧餉接濟，若拿不下，三縣都保不住。夜裏竟然著急得睡不著，口幹舌燥。

並且，當曾國藩看到進攻久久不得戰果，心中越發著急，而完全忘記了湘軍多年來攻城作戰的教訓，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撲城牆時，被太平軍瞧準時機，暗開城門，派出一隊精兵出城劫營，湘軍大敗。

曾國藩帶著殘兵敗將，狼狽地退回祁門。他悲觀到了極點，吩咐身邊的人為自己的後事預做料理。傷心歸傷心，他仍舊未忘記戰略考慮，為了穩定軍心，將湘軍分兵於安慶和祁門。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作的許諾，克盡他作為兩江總督的職守，他還多次表示，自己駐守皖南，是為了吸引太平軍的一部分兵力，以減輕湘軍在皖北方麵的壓力。在給鹹豐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駐守皖南與安慶會戰的關係作了這樣的預測：若皖南再堅持兩三個月，則皖北、安慶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轉之機。他願意用自己的苦守堅持、內心的反複傷痛換得戰事的轉機。

根據曾國藩的計劃，牽製李秀成等部太平軍於皖南，不僅可以減輕皖北主戰場上湘軍的壓力，而且還能導致太平軍兩大主力之間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殺。

直到1861年曾國藩才從祁門離開。曾國藩為安慶會戰做了最大的投入。

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複，產生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這句話說得很好，問題恰好在於，也僅僅在於能否“再堅持一下”。能與不能，成功與失敗有時相差隻不過微乎其微，而成敗就由此決定。隻要意誌稍差一點，則為失敗的人無疑，此言對曾國藩來說，真是恰如其分。

現實生活中，因困難而放棄者大有人在，過後多悔恨。想讓自己不再品嚐後悔的滋味就要學會堅韌之道。也許會痛，但沒有人不是在痛中學會堅強，獲得成功的。

耐得千事煩，收得一心清

心煩意亂之時難做客觀冷靜之想，行事也會毫無章法，需靜氣凝神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麻煩誰都會遇到，但是耐煩卻不是人人能做到。身在官場都會遇到許多煩事，還必須要處理許多煩事。有的人處理一件煩事還可以，處理兩件煩事也還湊合，但三件或三件以上的煩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煩還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煩就挺不住了；有的人處理別人的麻煩事還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煩就受不了了。

當官之所以煩人，就是因為麻煩事往往一件跟著一件，推也推不脫，躲也躲不掉，難得清靜，難得自在，難得瀟灑。為什麽說“無官一身輕”呢？就因為沒有那麽多的麻煩事情。

所以做官要修養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訓練自己處事不煩，不急不躁，無怨，清醒。頭腦清醒才能保持安靜，保持安靜才能穩住部下，穩住部下才能做出決斷。不然的話，心急似火，性烈如馬，隻會使事態的發展更加混亂。

曾國藩所說“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他以為做官如此，帶兵亦然。有一天，曾國藩接到曾國荃的一封信，信中說：“仰鼻息於傀儡膻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曾國藩諄諄告誡弟弟說不要不耐煩，這樣將來恐怕難以與人相處。能耐煩的好處就是從容平靜，從容平靜方能產生智慧，方可處變不驚，方能安穩如山。可見，與人相處就先要懂得容人。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何況是人呢？什麽人有什麽德行，對誌同道合者就真心結交；對膻腥奸詐之輩可以不予理睬，但也無須招惹。

他還說道：吳竹如教誨我說“耐”。我曾經說過：“做到了‘貞’，足夠幹一番事業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貞’。”竹如教給我一個“耐”字，其意是讓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鎮靜下來，達到虛靜的境界，以漸漸地向“貞”靠近。這一個字就足夠我好好琢磨的了。

知道自己缺少什麽的時候更應該知道自己如何去做。他曾在《批管帶義字營吳主簿國佐稟》中說：“本部堂常常用‘平實’二字來告誡自己。想來這一次必能虛心求善，謀劃周全以後再去打，不會是像以前那樣草率從事了。官階有尊卑，閱曆有深淺，這位主簿一概置諸不問，本來是個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沒有學問自誇有學問，誌向很高但不去實踐，這都是不可取的。”

曾國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義人士，他為了實現“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的思想，總是用砥礪誌氣的話相互勉勵。如：“自古聖賢立德，豪傑立功，成功還是不成功，一開始是難以預料的，隻是日積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說的‘誰敢侮’，孟子所說的‘強為善’都是這個意思。”這裏說的是人要自強。又如：“凡是做一件事，無論艱險還是平易，都必須埋頭去做。掘井隻要不停地去挖，終究會有一天出水的……如果觀望猶豫，半途而廢，不僅對於用兵會一無所成，就是幹別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這裏說的是人應當有恒。他又在給李元度的回信中說：“軍事興衰，全在於一兩個人的誌氣，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閣下暗暗地進行激勵吧。”

耐煩、自強、有恒，這三者看似無關實則有連。有恒之人必有耐煩之心，這也是自強的表現。除此之外，去私欲也是耐煩的表現之一。

為了去掉好勝好名的私念，曾國藩常說：

我這一輩子粗讀儒家經典，看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賢害能，妒功急寵。所以說‘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養，忌妒人的人又怕別人有修養’的人就屬於這一類。求，就是貪利貪名，懷士懷惠。所以說‘沒得到的時候想著得到，已經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屬於這一類。

曾國藩認為，修養自身的德行，該得就得，不該得也不強求。抑鬱愁悶的時候更要養耐煩的性情，困難危機的時刻尚知道徐圖自強。越是棘手的時候越能耐得其煩，心緒不亂。

正如他所說：“彼時頗懷鬱鬱，隻此不耐煩之一念，遂至久無成效，至今歉然。閣下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功夫。鑒仆之失，或可了仆所不能了也。省三有過人之聰明，所慮者亦恐其棘手之際，或不耐煩。”

隱忍有道，終有所得

古人說，“行忍情性，然後能修”，“能忍則安，全身遠禍”。克製忍讓是低調做人的要義，也是超凡品性的集中體現。能抑製自己情緒和行為的人是內心堅韌的人，也是更能融於社會的人。

忍能表現一個人的肚量，突出—個人的修養；忍的同時，可以換來和氣。另外，忍還可以減少損失或得到實惠。能不能做到“忍”是能否成大事的關鍵條件。曾國藩的“忍”功練得很好，在別人看來難以忍受的事情，他卻能泰然處之，值得深思。

曾國藩曾說過：“第一貴忍辱耐煩，次則貴得人和。”人隻有學會忍氣才能靜心，才會有出息。曾國藩深知其中的道理，且清代滿漢有別，身為漢官的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存有疑慮，時時警惕“功高震主”，而且以“忍”字當先。

曾國藩的“忍”保全、成就了一代“聖賢”之名，成為了“官場楷模”。他教育長子曾紀澤說：“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上下功夫。”

曾國藩也常提示自家兄弟：“當此亂世，黑白顛倒……即家中偶遇橫逆之來，亦當再三隱忍，勿與計較。”“兄在外年餘，惟有‘忍氣’二字日日長進。”在處理與沈葆楨的矛盾上，突出地體現了他的“忍氣”二字。

鹹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將安慶攻下後，令湘軍東下，並以兩江總督身份保奏沈葆楨為江西巡撫。曾國藩保奏沈葆楨也是有目的的，早在鹹豐四年（1854年），為保江西安穩，他就派兵移駐該省。要想穩定軍心，必須有軍餉保障。曾國藩為此大傷腦筋，與當時的巡撫陳啟邁發生激烈衝突。有了那次的教訓後，曾國藩未雨綢繆，為解湘軍軍餉之難，保奏沈葆楨，使其倍加授安察使銜。

李秀成獲悉湘軍東進後，立即派兵入江西。沈葆楨見大敵逼近，迅速組建一支軍隊，並調請了好幾支軍隊共同守衛江西。為保軍餉，沈葆楨竟提出不再給湘軍供給。在這之前，曾國荃所率湘軍的軍餉都是經朝廷批準由江西提供的，比如江西厘金、九江關洋稅銀等。此時，曾國荃部的湘軍正駐紮在雨花台，形勢非常危急，如果此時沒有軍餉，後果不堪設想。沈葆楨非但沒有記掛曾國藩的恩情，於危難之際反而向曾國荃發難，這引起了曾國藩的憤怒。

曾國藩分析形勢，論輕重緩急，當以雨花台為重。為解燃眉之急，曾國藩私下給九江關道蔡錦青寫了封信，要他抽三萬九江關洋稅銀給雨花台大營。在蔡錦青向南京運銀時，被沈葆楨發現了，運銀之事未成。

曾國藩雖心中有不平，但經過多方考慮後，沒有參奏沈葆楨，而是上奏要求“引退”，沈葆楨隨後也呈上折，欲辭去巡撫之位，回家贍養高堂。麵對二人的奏請，清廷下旨將江西厘金對半分給曾國藩和沈葆楨，並從其他方麵給湘軍籌集軍餉。因為曾國藩委曲求全，停止了兩人之間的紛爭。

曾國藩不僅能忍，他也很佩服能忍的人，並且很重視這樣的人。

李續賓是湘軍中一位非常勇敢的將領，曾國藩重視他，不僅在於他的勇敢，更看重的是他的“忍”功。他在給其子李光久的信中寫道：“昔年令尊忠武公雖有不悅之人，從不形諸詞色……願足下力法家訓，專從‘忍耐’字上用功。內則讀書寫字，令人起敬，外則忍氣寡言，令人起慕……”

能忍之人必有過人之處。曾國藩的“忍”字功夫也是日積月累，官宦沉浮中鍛煉出來的，行事謹慎，自減鋒芒，這才是智者的保身之道。

勇敢麵對，不退不縮

人生旅途中有明擺著的危險，但依然要不顧一切地勇往直前。困難，永遠不是我們止步和退縮的理由。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需要大智大勇和置生死於身外的信念。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信條。曾國藩不滿綠營軍的就是他們有功便搶，有難便逃。他的人生信條不允許他不忠，更不允許他逃避。

為實踐其人生信條，他曾在戎馬征戰的沙場幾次自殺。

1860年，曾國藩被困祁門時，身處絕境，即作書告諸弟，等於一篇遺囑，大意為：看現在的情形，恐怕堅持不過今年了。我自從1853年冬天以來就早已經把身家性命獻給了國家，願死在沙場而不隱居山林，這是我的本願。近年來在軍中辦事，也算盡心盡力無愧於天地了，死也瞑目了。

曾國藩幾次自殺，表麵上是他兵敗後無顏見江東父老，內心裏卻要以死報國，以身全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製。”大丈夫就是要為忠於職守而獻身。所以，曾國藩表示：“不帶勇則已，帶勇則死於金陵，猶不失為誌士。”他還以袁簡齋的一句詩勉勵自己：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在沙場是善終。

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已經是有病在身。先是眼睛昏暗，視物如隔迷霧，接著是疼痛難忍，吃藥針灸全無效用，不久右目全盲，左目僅餘微光。後來又得了眩暈之症，耳鳴腦脹，日夜惶惶，無法辦公，隻得具疏請假，皇帝準假，下旨問疾，讓他好好治病。然而天津突然發生教案，又把他推進風浪的漩渦中。接到去津門查辦教案的諭旨之時，曾國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國藩這次病得很重，他自覺日薄西山，朝不慮夕，甚至連壽木都運到了保定。

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禍害。麵對紛繁複雜的形勢，幕僚們“阻者、勸者、上言者、條陳者紛至遝來”，多數人主張曾國藩不宜倉猝赴津。幕僚勸他以重病難以勝任，請朝廷另選別人。但曾國藩不肯疏辭，他說：大將不辭刀頭死，豈能因禍福而避趨，還是決定要“力疾受命”。

對於處理津案的難度，曾國藩心裏十分清楚，此次赴津不僅絕無辦理成功之可言，而且極有可能使他十八年來曆盡艱難困苦得來的聲望毀於一旦，落得身敗名裂、萬人唾罵的下場。但他更清楚地意識到當時局勢的緊迫性，案件涉及了七個國家，各國軍艦環伺大沽口，中國再次麵臨著戰爭的威脅，而中國的老百姓激於義憤，正在使事情朝著最壞的方向發展。如何既避免戰爭，又安撫好百姓，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曾國藩從不懼怕失敗，但是一生功業名望付之東流，又被萬人笑罵這樣的失敗，幾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曾國藩有明知必敗，卻不避刀斧，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他臨行前給他二子紀澤、紀鴻留下遺囑數條，強調此事絕難措手，或一去無以再返，但斷不肯吝於一死，以違效命之初誓。向他們交代後事，諄諄囑托“以勤儉持德，以孝友持道”。逝後靈柩返南，謝絕一切，概不許收禮。所留奏稿、古文，絕不許刊刻流布等。

當曾國藩要來津審案之際，因為他早年所做《討粵匪檄》中有反對洋教的論述，所以天津的官員士紳多把他看作是敢於反對“洋教”的官員，定能對此案作出公正裁決，為天津士民主持正義。在他行至天津城門前，早有眾多官員、士紳及百姓，包括與案件有涉的人前來迎接，並攔轎鳴冤。曾國藩見大眾對他猶如旱苗盼得甘雨，便下轎傾聽。官紳們你言我語，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壓中國百姓，如何虐殺中國幼童，如何槍擊中國官員等情況敘述一遍。甚至有人形象地敘述育嬰堂如何迷拐幼兒、婦女，如何挖心入藥，並說親見幼兒屍身五髒被挖去。曾國藩的心中五味雜陳，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和無措。

從自己的本心出發，他對洋教無好感。但是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吃了敗仗，朝廷才被迫允許洋教來中國活動。天主教獨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與自己心目中的禮儀倫常大相徑庭，這是擾亂中華數千年文明的異教。在他看來，洪秀全就是拿了這一套組織民眾的。所以，他在討伐“長毛”時，便是以捍衛中國綱常名教相號召，反對異教進入中國的。然而，這次自己麵對的是傳教得到中國皇帝允許的英、法、美、俄諸國。他們的軍事力量遠比中國強大，絕不能輕言與洋人開仗，上諭明文令他“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絕不是讓他得罪各國，更不能把關係搞僵引起國際爭端和武力衝突。

既然不能違背朝廷旨意而得罪外人，那麽如何麵對輿論的壓力，如何向天津官紳市民交代，這就更加困難了。朝內外對天津教案異常重視，恭親王奕、內閣學士宋晉、翰林院侍讀學士袁保恒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說天津反洋教是義舉，對洋人應采取強硬態度，要求皇帝下旨討伐洋人洋教，懲罰媚外的崇厚等官員。這些事情對於曾國藩的處境沒有絲毫的幫助，反而加深了老百姓的義憤填膺，使局勢變得更為棘手了。曾國藩知道自己這回真的進了死胡同。

現在，輿論認為崇厚賣國，而以為曾國藩會替天津人出口氣，所以對他抱著希望，等著他來為受害的百姓說話，因而並未發生大的行動。一旦他有違眾意，大家希望破滅，究竟會出現何等結果，他心中的確無數。但相反的情況，順應民意也是很危險的，一旦引起洋人的武力進攻，後果不堪設想。

曾國藩心裏明白，崇厚也不是省油的燈。可客觀地分析，民眾對於洋教的“惡行”也有誇大之處且無證可考。自己無論怎樣做都不會有好的效果。不做“賣國賊”就可能成為戰爭的“點火者”，陷朝廷於危難之中。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牽扯的國家眾多，各國聯合起來，對中國壓力極大；而反洋教的群眾麵廣，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代。

曾國藩日思夜想，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兩全其美的好辦法。看來這次天津之行絕無好結果了，要做民族英雄是不可能，恐怕是要成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漢奸賣國賊了。然而自己的一生名譽難道真的要毀在津門嗎？難道就不能馬上給太後、皇帝上書，曆數洋人罪惡，力申民氣可用，向洋人宣戰嗎？但是，如今不是道光朝廷，他也不是林則徐，主戰派給太後、皇上留下了太深的教訓，他們不會支持他在天津與洋人開戰的，他即使想做被罷官的林則徐都沒機會。舉步維艱，左右為難。

結果，曾國藩堅持“委曲求全”的策略處理天津教案，引起國人的強烈義憤。當他決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嚴辦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傳出之後，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嘩然，“賣國賊”的罵聲隨之騰起。他的親友、同鄉、同年都不相信曾國藩會如此軟弱，等到證實之後都紛紛來信勸說、指責。京師虎坊橋長郡會館、教子胡同湖南會館等處由曾國藩所題的匾額被憤怒的士子們當眾砸毀，並把凡有“曾國藩”之名者盡數刮掉，口吐、腳踏猶不解其恨。王闓運等名士、李鴻章等弟子、曾紀澤等親屬都懇切陳言，為曾國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慮此舉將使其一世勳名而毀於眾謗之中。對於一個功勳卓著的人來講，這樣的打擊是致命的。

曾國藩本來就病得朝不保夕，這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願再多活一天，隻求早死，催著兒子把棺材做好，以備不測。趙烈文、薛福成等人見曾國藩情緒極度低落，病情又日漸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邊，服侍勸慰。曾國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說話了。他後悔自己在“剿撚”無功之後，沒有“退處深山”，重回兩江之任和蒞任直隸總督，落得晚節不保。

曾國藩回顧道光以來清廷“辦洋務”的曆史，無論是主戰的林則徐還是主和的穆彰阿，到頭來都沒有好下場。仗打敗了皇帝把責任推給林則徐；而國人斥罵《南京條約》屈辱賣國，皇帝又把賣國的罪名推給主張講和簽約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處理天津教案，也是在替清政府去頂賣國賊的罪名。現在他的預料果然成了現實：當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公布後，國人不罵慈禧太後，卻單罵曾國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是幕後授意者，現在卻一聲不吭任曾國藩變成犧牲品。

後來，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在光緒四年（1878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問話時，慈禧太後以任勞任怨相勉勵。曾紀澤答道：“臣從前讀書讀到‘事從君主能獻其身’一句話，認為人臣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來時勢，見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時需把性命看在第二位，聲名也要看得很輕，才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的時候，就寫了遺囑，吩咐家裏人，安排後事，將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關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結的，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時京城的士大夫咒罵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責。寄給朋友的信，常寫有‘外慚清義，內疚神明’八個字，正是排除了聲名，以顧全大局。其實，當時的事態，除了臣父曾國藩所辦理的立場更沒有別的力法。”把曾國藩犧牲名譽、忍辱負重的苦衷，充分地表達了出來，使慈禧說出了“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的話。事實上這種體恤顯得很虛偽。人已死，再多的感歎也無濟於事。

曾紀澤在光緒元年（1875年）出使俄國，改訂以前使節所簽的條約，給國家挽回了不少權利。他的外交手腕過人，舉世共讚，足以為曾國藩爭氣。可見曾國藩生前對於子女的教育是正確而有意義的，他也的確做到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由此可見，人一生中若遇到不可躲、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的時候，做與不做，結果非自己所能預測，就隻能選擇勇敢麵對。要牢記：任何時候積極的心態都比消極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