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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事立國

  勃蘭登堡—普魯士形成不久,就因三十年戰爭的爆發經受了一場嚴峻考驗。丹麥、瑞典幹涉軍的人侵極大地蹂T了德意誌的北方,但作為名義上的新教信仰拯救者,他們仍得到北德意誌新教諸侯的支持。勃蘭登堡選侯從戰爭一開始就對他們采取中立態度。當時的選侯格奧爾格·威廉(1619-1640年)是霍亨索倫家族成員中性格最軟弱的人。由於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161-1632年)的人侵,他在波麥拉尼亞的繼承權已受到嚴重威脅,但作為瑞典國王的妻舅和新教諸侯成員,又不容他站在德國皇帝一邊。因而他的騎牆態度既有對瑞典國王的厭惡,也包含對德意誌皇帝的恐懼,而後者頒布的教產複原救令也已危及到他的領地的安全。

  這種首鼠兩端的態度使他在三十年戰爭中扮演了一個頗為可鄙的角色,並招致了他的領地上各封建等級的蔑視。到他統治末期,由於邦國內各等級貴族紛紛與皇帝結盟,他的領地國家麵臨著分崩離析的危機。

  1640 年,他的兒子,20 歲的弗裏德裏希·威廉繼位,才為擺脫困境帶來一線轉機。弗裏德裏希·威廉(1640-168年),後世稱“大選侯”,是勃蘭登堡—普魯士國家實體的真正莫基人。他誕生和成長於戰時困難環境之中,目擊了他的邦國飽受戰禍蹂廂的殘酷現實。在他即位之日,這場戰亂已延續了年,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裏,成百座村莊被夷為平地,城鎮被劫掠一空,無數的難民流落他鄉,狼群在曠野上到處漫遊。

  由子戰亂和饑謹造成的人口銳減,東普魯士的人口密度不到法國的%、英國的%,連柏林這樣的都會,人口也從140人降至60人。威廉而對的是一片殘垣斷壁,所承襲的領地被稱作“鐵罐堆裏幸存的一個瓦罐”。由於勃蘭登堡是一塊平坦、開闊、無天然險阻可供據守的平原,從這一實際出發,威廉認定隻有創建一支具有戰鬥力的軍隊,他的領地才能得以防守,並使鄰國有所顧忌。為此,他通過擴大領地內各等級貴族對農民的剝削,換取了他們對君主以固定稅收來維持一支邦國軍隊的支持。勃蘭登堡統治者的傳統收人主要來自王室產業,部分來自政府稅收。在弗裏德裏希·威廉就任選侯之初,還能用王室產業的收入來支付政府機構的基本費用,但是為了維持一支軍隊,他就不得不設法從產業上獲得更多的東西,並且還需要從稅收上籌集新的收入。

  由於早年在荷蘭的經曆,那裏的財富和繁榮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從擔任選侯開始,弗裏德裏希·威廉就有著發展國內工商業的強烈願望。他熱誠歡迎來自波蘭的猶太商入,並接納了來自法國受宗教迫害被迫流亡的大批新教徒。在他統治時期,柏林的法國手工業者已占總人口的%,成為這個原始城市最進步的成分。他慷慨資助各種企業,並使軍隊的需要取代民用需要,成為影響本國經濟發展的強大力量。此外,他已不再滿足於以固定的土地稅作為惟一的稅收來源,而是竭力學習法國,通過征收城市消費稅和國家對食鹽的專賣稅來開辟新的財源。三十年戰爭期間,這些稅收以及舊的土地稅,已由一個軍入組成機構專門征收。依賴這些小本經營,也包括君主本人的極度節儉,至選侯統治中期,邦國的軍隊規模已達3萬餘人。通過嚴格的操練和殘酷的體罰製度,他使這支軍隊成為他擴充疆土、鎮壓人民和實行中央集權的工具。弗裏德裏希·威廉對這支軍隊悉心愛護,以至小Li翼翼,通常備而不用使其養精蓄銳,以便在重要關頭發揮威懾作用;在一般情況下,他更多地是通過外交途徑達到目的。運用這種策略,他在三十年戰爭結束時的談判中,已經嶄露頭角。以實力為後盾、以談判為技巧,他果斷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為勃蘭登堡贏得了遠波麥拉尼亞、哈爾伯施塔特、明登、卡敏等地方,進一步擴大了他在東部和西部的領土範圍。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對戰後瑞典據有近波麥拉尼亞、壟斷奧得河河口始終耿耿於懷。三十年戰爭後,為了擺脫政治上的從屬地位和打開波羅的海貿易通道,弗裏德裏希·威廉為自己和後繼者規定了三大奮鬥目標:解除波蘭對普魯士的宗主權;奪取波羅的海南岸,控製奧得河河口;通過新的擴張把所有領地連成一片。

  為了實現前兩個目標,他充分利用了波蘭和瑞典在波羅的海的矛盾。165年,波、瑞之間發生戰爭,弗裏德裏希·威廉周旋於兩方之間,見風使舵、朝秦暮楚,時而追隨波蘭反對瑞典,時而又與瑞典結盟反對波蘭。

  他的3萬軍隊也作為結盟的籌碼,曾參與瑞典橫掃波蘭的進軍,也曾作為反瑞典的同盟開進日德蘭半島。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即為勃蘭登堡謀取最大利益。結果,經過多次討價還價,終於在1657年9月通過《韋勞條約》,以承認他對普魯士的主權與波蘭達成諒解。在倒向波蘭一邊之後,同瑞典爭奪近波麥拉尼亞和奧得河河口的鬥爭未獲成功。盡管 1675 年在費爾貝林失利的瑞典一度曾退出近波麥拉尼亞,但瑞典盟友法國的出麵幹涉,最終使弗裏德裏希·威廉功敗垂成。對此,他念念不忘,直至臨終還囑咐他的後繼者要設法解除這個阻撓他占有近波麥拉尼亞的“可憎同盟”。盡管如此,晚年的弗裏德裏希·威廉還多次轉移陣線。他曾接受每年 10 萬塔勒的補助金,成為法國的盟友,支持法國在德意誌的擴張,以後又因不滿法國對瑞典的長期支持轉而與荷蘭結盟。在此期間,他也以支持德意誌對土耳其人的戰爭,實現了同皇帝的和解。然而,即便在此時,法國的重金賄賂仍能使他命令南下土耳其的軍隊按兵不動。的確,在這方麵,弗裏德裏希·威廉堪稱他的後輩效法的典範,這種不以道義、而以邦國利益為原則的對外政策,也成為普魯士國家的一大傳統。至168年去世,弗裏德裏希·威廉僅實現了他對外擴張的第一個目標,即從波蘭領主手中解放了普魯士。但他為他的後繼者留下了一支強大的軍隊,一個由若幹零亂的領地聚合在一起、然而卻是井然有序的國家和一種因多次軍事勝利的光榮賦予臣民的初步的民族生存意識。這些都為他的後繼者進一步實現他的戰略目標。將這個新國家提升德國舊時的一種銀幣名。

  到歐洲一流強國地位創造了條件。

  弗裏德裏希·威廉的繼承人弗裏德裏希三世(168-1713 年),是一個愛好虛榮的人,他不具備他父親的魄力和遠見,生性軟弱,缺乏自信並且喜怒無常。由於崇拜路易十四,他推崇法國的一切,竭力模仿凡爾賽宮廷的豪華,縱情歌舞飲宴,態意揮霍國家資財,熱衷於以豪華的排場來顯示君主的尊嚴和聲威,是霍亨索倫家族中典型的揮霍浪費者。但是在他統治時期,他的邦國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即由勃蘭登堡—普魯士公國發展為“普魯士王國”。

  1701年,法國與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爭奪西班牙王位的戰爭即將爆發。由於法王路易十四與瑞典結成反哈布斯堡同盟,奧地利麵臨腹背受敵之勢。弗裏德裏希利用皇帝的困境,以提供m名援軍為條件,換取皇帝同意,將勃蘭登堡一~普魯士升格為王國。這是以臣民的軀休為抵押,換取的一次“晉升”機會,大大滿足了弗裏德裏希早就渴望稱王的野心,也得到大多數容克貴族的支持。由於考慮到東普魯士尚處於德意誌帝國版圖之外,他有意選擇了“普魯士王國”作為統一國號,以示新國家不受皇帝管束的獨立性。1701年 1 月 18 日,弗裏德裏希三世在普魯士首府柯尼斯堡(意為國王之城)加冕稱王,改稱普魯士國王弗裏德裏希一世。“普魯士國王”這一稱號起初僅限於東普魯士,即“在普魯士的國 hkiuin;後來這一稱謂的法定權力就擴王(teingnpeso)大到他的整個領地,變為“teigf普魯士的國王”(hknoprsin,=co)普魯士就成為邦國所有領地的代名詞。這一變化表明國王提高權力和集合權力的傾向都得到加強弗裏德裏希一世的統治結束於 1713 年,代之而起的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1713-1740 年)重新恢複了其祖父大選侯的軍事傳統,使普魯士逐漸發展成一個中央集權化的專製主義國家。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生性殘暴,鏗吝粗俗,喜好罵人、打人,是坐在普魯十王座上的粗暴農民。他鄙視一切帶有文化氣息的事物,惟獨對擴充軍隊、鞏固權力頂禮膜拜、情有獨鍾。為了創造維持和加強軍隊的前提,他執政後立即廢除了他父親奢侈浪費的宮廷生活,削減王室經費四分之三,用於軍隊建設。除了軍隊,他對花費每一分錢都十分吝惜。在赴柯尼斯堡加冕的路上,他花費2547個銀幣就完成了這一隆重的典禮,而他父親為此曾花費銀幣50萬。他愛護軍隊,但卻以棍棒、體罰懲戒任何玩忽職守的個人。

  他常喜歡穿一件簡樸的士兵製服潛行於柏林的大街小巷,像領主對待他的莊園一樣監督整個國家。這位“軍人國王”曾以喜愛高個子士兵聞名遐邇。在他的“長漢團”裏,成員的身高均在 67 英尺,既從歐洲招募,也接受過彼得大帝從亞洲送來的幾位。由於從境外召收的士兵日益增多,專門從事招兵的軍官多達10餘人。

  為擴大兵源並保持軍隊合理的年齡結構,173年5月他頒布了“征兵區條例”。條例把全國分為若幹區,每區50戶,各區必須為駐紮在本區或本區附近的某一團隊提供兵員,並保持適齡青年的比例。這種招募製以後長期為他的後繼者所仿效,並為全民兵役製鋪平了道路。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不僅重視擴大軍隊的數量,同時十分注意通過嚴酷的訓練不斷提高軍事素質。他為軍隊規定了新的訓練方式和演習形式,力求通過嚴格的操練,使士兵養成守紀律、講服從的習慣。為了吸引容克貴族子弟進人軍隊,他創辦了專門的貴族士官學校,為他的軍隊培養高效、廉潔、富有自信的軍官隊伍。在威廉統治時期,除了繼承地產的長子以外,其餘的容克子弟差不多都成了穿製服的軍官。他把貴族和農奴的關係搬進了軍隊,軍官也像容克地主對待農民一樣對持他們的士兵。國王本人,由子沉酒子軍事操練,也被人們視為一位出色的軍事教官。

  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也像他的祖父一樣,對他苦心經營的軍隊愛護備至,悉心養護,經常備而不用,以至子他本人實際上並沒有親自作過戰。在維也納宮廷,這位“一直舞刀弄槍,卻從不撥動板機”的國王,常被傳為笑談。然而他和平時期擁有的軍隊已遠遠超過其祖父在戰時的數量。在他繼位時,普魯士軍隊數量已達4萬人,而在他離世前已擴大到8.3萬人。在當時柏林的 10 萬人口中,僅士兵就占去兩萬,這是一個超過任何歐洲城市的比例。此外,由子這支軍隊不常作戰,他還擁有一筆為數 70 萬銀幣的軍費餘額。這是一筆與他的國家幅員和人口極不相稱的積蓄,而由它所供養的軍隊同樣是一個與人口和資源極不相稱的龐大力量。就人口而論,普魯士居歐洲第13位;就麵積而論,它隻占第10位,而它卻超常地擁有歐洲大陸第4位的強大軍隊。

  與法國的16萬兵力、俄國的13萬、奧地利的10萬軍隊相比,普魯士所維持的8萬軍隊可以說已達到人口和資源所能承受的極限。如果考慮到這個新國家形成的較短曆史,那麽,這就是一個統治者通過宰割本國人民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做到了一個君主能為軍隊所做的一切,他是普魯士軍事立國原則的真正開創者。在這方麵他已超過其祖父大選侯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在於他通過完善國家稅收體係,為維持軍隊提供了更為廣泛的經費來源。此外,為強化中央集權對政府機構的改革和對文職人員的改組,也為他實施軍事立國的戰略提供了製度方麵的富有效率的支持。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的經濟政策是完全適應他的軍隊發展需要的。在他統治末年,國家歲人增加到大約70萬塔勒,其中有60萬花費在軍隊身上。工業、商業、文化、農業等一切都以軍隊的需要為轉移,並且隻有在能夠為增加軍隊提供稅源的時候,才會受到國王的重視和鼓勵。為了維持和擴充軍隊,國王開始像他的祖父和西歐國家的君主一樣關心能提供稅收的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國家工場以及初步的保護關稅製度也跟著建立起來。1721 年,他開始對波蘭的進口穀物征收進口稅,1732 年則完全禁止進口波蘭穀物。根據同樣的精神,1718已禁止原羊毛出口;補充的措施則是禁止進口外國布匹和棉花。通過保護關稅得到發展的手工工場,不隻是有助於籌措資金,還為擴大軍需品生產創造了條件。其中為製造軍服建立的柏林倉庫,就是一個規模較大的國家工場。此外,他還特意不定期地組織一些集市和博覽會來增加商品流通,以擴大國家的稅收來源。同大選侯一樣,弗裏德裏希·威廉積極鼓勵從德意誌各地或國外向普魯士移民,移民的成分主要是新教徒,人們認為甚至在啟蒙運動開始以前,這位軍人國王已經異手尋常地允許信教自由了。1732年,大約有兩萬多名新教難民被奧地利人驅逐出薩爾茨堡教區,他們被吸引到普魯士,雖曆經無數苦難,最後都在東普魯士定居下來。此後來自德意誌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斷地前來。他們許多人擁有財產,並掌握一定的工藝,在普魯士享有免服兵役、迅速開業、一段時間可不納稅的優待。即便是農民,也可得到提供路費、給予土地,也許還有牲畜和家具的承諾。正因為國王把人看作是“最大的財富”,有計劃地引進國內,普魯士的人口增長率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可與之相比擬。18世紀勃蘭登堡的人口密度增加了兩倍以上,其中有20%源於這個時期的移民或其後代。

  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稅收範圍的擴大,普魯士舊有的官僚管理係統也m待擴大。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除了延用容克貴族,許多市民階層出身的人也被吸收進文官隊伍,他們被委以高級職務,成為職業官僚,逐漸擺脫地方貴族和城市自治機構的束縛,變為強化王權的獨立性工具。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像訓練軍官一樣教育他的文官,他認為一名官員的天職是無條件地、準時地、認真而迅速地履行職責,完全獻身於工作並且不斷地充實知識。因此,他的文官隊伍和軍官隊伍在本質上是一樣的,而且許多下層的普通的文職官員通常是由以前的軍人充任的。所以,在普魯士與眾不同的是軍隊獨立發展自己的生活,並由於自身的需要創造出了國家機構,使國家機器發展成一種支持武裝部隊的工具。普魯士的文官形成於大選侯時期,從一開始就以對政府“忠誠”和效率著稱於世。至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時期,這支主要由中產階級分子構成的隊伍,對國王更為忠誠、對貴族更為順從、對軍隊更加望而生畏。為國王或為國家服務的意識,不僅在文官隊伍中深深生根,而且被譽為全民族的最高美德。由於普魯士很晚才由一個人為的分散領地聯合體發展而來,缺乏那種具有久遠文化傳統的國家所具有的共同文化心理,從而使得依靠義務、服從、服務與犧牲為內容的軍事規範,成為整個普魯士貴族共同認同的軍事美德。這種統一感情,由於士兵的服役期高達 25 年,由於幾乎所有的容克貴族都有成員在軍隊供職,以及軍隊與國家機構的密切結合,從而變成了一種國家規範。適應軍隊的需要就是國家的需要,這使得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能夠輕而易舉地把軍隊生活擴展到全民族,使普魯士成為一座大兵營。

  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不僅以他所發展和擴大的軍隊深深地影響了普魯士的政治生活,而且以殘酷的刑罰製度培育了普魯士軍人蠻橫、粗暴、盲從和暴決的作風。他對整個軍隊的偏愛與他對單個士兵嚴厲的體罰形成奇特的對比。他常常以棍棒、權仗、皮鞭和拷打,懲戒一切敢於自行其是的人。嚴厲的懲罰使人人膽戰心驚,最可怕的刑罰是被送去“鋪鐵軌”,其殘酷程度在有史以來的文明國家中是前所未聞的。由於上行下效,普魯士各級軍官也都專橫粗暴,對上司奴隸般地服從,對士兵傲慢和虐待,以後就成為曆代軍事統治者的遺風,影響德國達20年之久。

  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在外交政策上比較審慎,除了執政之初,因介人北方戰爭(170-1721年),以高昂的代價(20萬塔勒)獲得奧得河河口地區外,沒有實現控製整個波羅的海南岸的宿願。就此而論,他有別於他身前身後的“軍國主義者”。但他對軍隊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熱忱,卻把整個國家生活納人軍國主義軌道。

  依賴他所創立的基礎,他的繼承人弗裏德裏希二世把普魯士的國家地位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軍事立國戰略也有了一些新的特點和新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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