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百題問答

4、為什麽說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曆史轉折點？

　　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力量遭受的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幹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錯誤的領導。同時，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對執行王明軍事路線的一些領導同誌做了耐心細致的工作，使他們很快覺悟過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及長征初期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會議的決定，在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同誌的努力促成下，紅軍占領貴州遵義後，於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

　　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張聞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周恩來（蘇維埃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朱德（蘇維埃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陳雲（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博古（即秦邦憲，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候補委員有：王稼祥（蘇維埃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劉少奇（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鄧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凱豐（即何克全，共青團中央書記）；參加會議的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有：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聶榮臻（紅一軍團政委）、林彪（紅一軍團長）、李富春（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懷（紅三軍團長）、楊尚昆（紅三軍團政委）、李卓然（紅五軍團政委）、鄧小平（中共中央秘書長）。另外，李德（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伍修權（翻譯）列席了會議。

　　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全麵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錯誤。大會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會上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報告中他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敵人力量強大，二是根據地政府和各級組織對戰爭支持不夠。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動承擔了一些責任。接著，會議圍繞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張聞天根據與毛澤東、王稼祥事前共同擬定的提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係統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隨後作了重要發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具體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和今後在軍事上應該采取的正確方針。毛澤東認為，如果說敵人力量強大，為什麽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取得了勝利？他同時列舉了許多事實說明根據地的政府和群眾對反“圍剿”戰爭是大力支持的，駁斥了博古關於根據地政府和群眾支持不夠的說法。王稼祥發言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並表示擁護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張聞天同意毛澤東、王稼祥的意見，並且強調指出，在目前這種險惡的情況下，隻有毛澤東同誌出來領導紅軍，才可能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周恩來發言明確提出要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建議毛澤東同誌出來領導紅軍。李富春、聶榮臻、朱德、劉少奇、陳雲等也在會上發了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讚成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正確建議，同意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而博古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不同意大家的批評，李德為自己的錯誤辯解，拒絕大家對他的批評。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起草後於1935年2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並於2月16日印發了這個決議。

　　《決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為其基本上是錯誤的。《決議》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軍在主客觀上均具備粉碎國民黨軍隊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在敵人采用“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的情況下，我們的戰略戰術應該是決戰防禦（即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然而，我們卻以專守防禦（即單純防禦路線）代替了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並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以分散兵力的作戰方針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戰方針，違背了我軍戰略上持久、戰術上速決的基本原則；放棄誘敵深入的方針，而搞“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造成了嚴重損失，使紅軍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根據地。

　　《決議》指出，“左”傾機會主義者在政治上提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沒有利用敵人內部的第一矛盾衝突，拒絕援助福建事變，喪失了打破“圍剿”的良機。在戰略轉變和實行突圍問題上，同樣也犯了原則錯誤，在蘇區內同敵人拚命抗戰、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了一種恐慌失措的逃跑的與搬家式的行動。在幹部群眾中關於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織龐大的後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困難，使所有的部隊變成掩護隊。在領導作風上，“華夫同誌惡劣的領導方式”在軍委內造成了不正常現象，博古同誌不但不批評糾正，反而支持。他們的錯誤是“嚴重的政治錯誤”。《決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鬥爭。

　　遵義會議決定：“（一）毛澤東同誌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誌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根據遵義會議的決定，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層進行了一係列調整。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川滇黔交界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裏進行分工。在毛澤東的提議和堅持下，由張聞天（洛甫）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4日，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接著，為適應作戰需要，又在貴州鴨溪、狗壩（今苟壩）一帶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又稱新“三人團”），周恩來任團長，全權負責軍事指揮。在當時作戰勝敗直接關係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嚴峻環境中，三人軍事小組是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還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改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經受鍛煉和考驗，逐步走向成熟的標誌。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曆史意義的轉變。”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35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麵。這在黨的曆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