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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什麽稱毛澤東在實踐中開辟的道路為“新道路”?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如何探索和開辟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新道路”,顧名思義,就是與以前所走的路不同,有區別。具體來說,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立足國情,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開拓創新,不懈探索,開創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的正確道路,即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眾所周知,俄國“十月革命”式的道路,即“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道路促成了俄國革命的勝利,但卻沒有引導中國革命走向成功。誠然,這固然與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有關,同時,更主要的是與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教條式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有著直接的關係。

  “五四”前後,馬克思主義經由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介紹和傳播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在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即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從此,中國革命有了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人民也有了一個“主心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早期,就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來認識、分析和解決革命的實際問題,推動了革命的迅速發展。然而,在黨的幼年時期,由於整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高,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夠深入和透徹,再加上在認識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帶有教條主義的思想傾向和工作方法,把共產國際的決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神聖化和機械化,即在指導思想上把共產國際的決議當作聖旨,在革命實踐中將俄國革命的經驗奉為圭臬。先於中國革命的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是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模式,都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開始把工作重點放在城市。

  國民革命失敗後,為了挽救革命,中國共產黨相繼在各地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但大都歸於失敗。本來,八七緊急會議召開,在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革命理應有一個大的轉變或起色,但在這次會議上,“左”的思想則取而代之,並逐漸在黨內居於主導地位,成為黨在指導思想上的一個“緊箍咒”,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時才解開這個“魔咒”。

  國民革命失敗後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所發動的武裝起義,特別是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失敗的厄運無不證明:在近代中國的特殊曆史環境下,在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擁有強大武力的情況下,企圖通過城市武裝暴動或攻占大城市來奪取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企圖攻占或堅守大城市,隻能導致慘敗。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起義的失敗,使得正在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鬥爭,為什麽會失敗?中國革命的新道路究竟在哪裏?

  對於這個問題,當時一些共產黨人都在積極思考,努力探索。首先作出回答的是毛澤東。早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著名論斷。隨後,毛澤東領導了著名的秋收起義。當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進攻長沙遭受嚴重挫折,奪取長沙已無希望之時,他表現出了果敢的善於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的創新精神,當機立斷,力主放棄進攻長沙,向農村進軍。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到達了井岡山,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這次轉移,不僅保存了秋收起義的革命力量,而且把革命鬥爭的目光轉向了農村。從進攻大城市轉向農村進軍,成為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停止進攻長沙,挺進井岡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成功地將革命的退卻與進攻完美地統一起來,並在實踐上初步開創了一條嶄新的革命道路。

  毛澤東等人雖然在實踐中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但在理論上並沒有為全黨所認識和接受,更沒有在全黨達成共識。這固然與毛澤東當時在黨內的地位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因為,一方麵,由於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內盛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堅持“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受“城市中心論”的影響,看不到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地位,熱衷於發動城市暴動;另一方麵,也是由於農村革命根據地艱苦的物質生活條件、惡劣的自然條件,加上敵人不斷地對根據地進行嚴密的封鎖和接踵而至的“會剿”和“圍剿”,這些都給根據地的建設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導致一部分紅軍將士革命信念動搖,革命信心不足,感到革命前途迷茫,於是產生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那麽,中國革命究竟應該走什麽樣的道路?在遠離中心城市的農村和山區建立起來的紅色政權能不能長期存在和發展?不回答這些事關革命道路和前途的問題,不解決紅軍將士思想上的疑慮,中國革命就不能前進。為了回答這些問題,1928年10月和11月,毛澤東先後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兩篇文章,總結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經驗,第一次從理論上科學地闡明了農村革命根據地發生、發展的原因和條件,並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奠定了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的基礎。1930年1月,毛澤東發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基礎上,把根據地的發展和奪取全國勝利聯係起來,提出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以農村為中心的思想,從而在理論上產生了新的飛躍。遵義會議後,隨著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逐步確立,隨著黨對農村革命根據地重要性認識的深化,從1936年12月至1939年12月,毛澤東又發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新階段》、《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人〉發刊詞》等文章,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的理論。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中國人民在這條新道路上最終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實踐證明,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新道路的理論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準確把握革命發展規律的科學理論,這條新道路也是立足中國國情的體現革命發展規律的正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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