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百題問答

10、如何正確認識大革命後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1925年至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和創傷。陳獨秀作為黨的第一任最高領導人，不管其所奉行的路線政策是自覺主動的還是被迫違心的，都逃脫不了應承擔的領導責任，他因此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離開了連任五屆的中共最高領導崗位。

　　一般史書上指責陳獨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一向以中共1926年對國民黨的“三大讓步”為首要標誌。

　　第一次是政治上的讓步：在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陳獨秀在選舉問題上的讓步，是政治上的第一次大讓步。由於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代表占很大優勢，國民黨二大決定進一步貫徹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給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以黨紀製裁。在會後建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共產黨員擔任中央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的主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掌握了這些關鍵部門的領導權。但由於陳獨秀、張國燾竭力主張妥協退讓，在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時，共產黨作了很大讓步。在36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僅占7名。在12名中央監察委員中，共產黨員隻占1名，而右派占絕對優勢。這就為蔣介石篡奪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權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二次是軍事上的讓步：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製造了令中外震驚的“中山艦事件”，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逮捕和監禁李之龍等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工人糾察隊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等。對此，陳獨秀再次讓步。結果，蔣介石奪取了很大一部分軍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全體共產黨員被驅逐，國民黨左派被孤立。

　　第三次是組織上的讓步：“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步步緊逼。1926年5月，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又提出了所謂整理黨務案。主要包括：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中的人數不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等條文。在鮑羅廷的促進下，陳獨秀又一次讓步，使蔣介石的這個提案得以順利通過。從此以後，共產黨在國民黨黨務方麵毫無地位。

　　北伐戰爭開始以後，1926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在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軍事問題等一係列問題上全麵接受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主張。麵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的進攻，陳獨秀不但不予以反擊，反而在1926年12月漢口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製定了限製工農運動，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的政策。此時，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已經在中央領導機關占據了統治地位。這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1927年的春夏之交發展到極端，引起中央領導層在指導思想上的極端混亂，使得中國共產黨不能在革命的緊要關頭把握住方向，黨的組織和革命事業都遭受到重大損失。

　　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理論基礎，是他的“二次革命論”。陳獨秀認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由於近代工業的落後，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少，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而資產階級的力量要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資產階級應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革命勝利後應由資產階級掌權。至於社會主義革命，要等到資產階級共和國建立和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以後，無產階級再來進行。所以在國民革命中，無產階級沒有必要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這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總病根。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對革命事業的危害極大，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關鍵問題上：

　　第一，在統一戰線中，沒有和資產階級爭奪政治上的領導權。中國共產黨要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強大的反動勢力，就必須同各階級、階層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實現各革命階級的聯盟。但是在統一戰線中，共產黨隻有對資產階級實現又聯合又鬥爭的方針，放手發動工農群眾，才能使統一戰線得到發展和鞏固。但恰恰在這個關鍵問題上，陳獨秀放棄了無產階級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對資產階級隻知退讓，不知進攻；隻講聯合，不講鬥爭，結果使革命事業遭到挫折。

　　第二，忽視軍事鬥爭，不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人民沒有任何民主權利，不可能像西方民主國家那樣，可以通過民主的形式，爭得局部的利益。中國人民要取得革命勝利，必須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中國共產黨必須建立一支自己的軍隊。但在大革命時期，黨還沒有真正認識到武裝鬥爭在中國的極端重要性。“在北伐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麵地著重於民眾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一切民眾運動都塌台了”。

　　第三，忽視和限製農民運動。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占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他們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同中國工人階級一樣，具有強烈的革命性，中國革命能否取得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不能成功地組織農民，引導農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因此，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其中心內容就是對農民的領導問題。大革命時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一個重要錯誤，就是對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不是推動其發展而是采取種種限製措施，這就使得中國共產黨在緊要關頭沒有取得廣大農民的有力支援。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麵的，主要是由反革命勢力過於強大和資產階級集團叛變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在階級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即使領導正確，也很難保證革命一定取勝。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既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準備，又缺少革命鬥爭實踐，一開始就投入了激烈的大革命鬥爭，犯錯誤乃至失敗是難以避免的。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核心問題是對國民黨的政策和策略的錯誤。為了保持國共聯合戰線的不破裂，他在革命的主要問題上對國民黨采取全麵退讓的右傾策略，甚至最後發展到自動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幻想以對國民黨右派的妥協讓步政策來維持國共合作的局麵，結果適得其反。陳獨秀和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大革命的失敗，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然而，將大革命的失敗完全歸罪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是不公正的。因為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布）、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進行的，莫斯科始終都是大革命的主角，而實際權力有限的中共中央則完全處於被動地位。莫斯科要求中共必須服從它的領導，不管其是否符合中國實際。誰要是不服從它的領導，不遵從它的指示和決議，便一概斥為破壞了共產國際的路線和紀律。所以，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事實上又來源於共產國際的右傾錯誤，應該說，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中國代表也應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楊雪）

　　§§第五章 中國革命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