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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資本帝國主義對華資本輸出和投資與今天我國吸引外資的舉措有什麽不同?

  在近代曆史上,資本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利用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對中國進行資本輸出,操控中國的經濟命脈。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後製定了一係列的優惠政策和措施,鼓勵外商來華投資,投資者數量和投資數額不斷增長。那麽,前者和後者的區別是什麽?

  第一,發生的背景不同。近代外國對華資本輸出,是在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的鬥爭更加激烈的背景下進行的。中英《南京條約》便開始了外國大量商品並伴有少量資本對華輸出的時代。1895年中國被迫簽訂中日《馬關條約》,開了允許外國資本家在中國設廠的先例。從此,帝國主義各國便開始了大規模的對華資本輸出。帝國主義各國對華投資總額,1902年為15億多美元,1914年增到22億多美元,1930年進一步猛增到35億美元左右。

  當今外商對華投資的時代背景迥然不同於近代。當今世界各國都抓住難得的曆史機遇發展經濟。人類社會愈向前發展,全世界範圍的經濟就愈加融為一體,全球經濟一體化已成趨勢。促進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諸如資金、技術、管理、市場和生產結構等,都需要有一個全世界範圍的合理配置和合理流動。市場經濟的國際化發展要求中國加大開放力度,融入全球經濟的發展之中。另一方麵,今天的中國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它以獨立的主權國的地位,在互惠互利、和平共處等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平等交往、友好合作和共同發展。我們今天所吸引的外資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兩大主題的背景下進行的,是在不附加任何苛刻的政治條件的背景下進行的,主動權完全在我方。

  第二,兩者目的不同。近代外國對華資本輸出的目的,是通過輸出“過剩的資本”,直接利用中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以及良好的銷售市場,獲取超高額利潤,並控製中國財政經濟命脈,進而全麵控製統治中國,達到奴役、殖民的政治目的,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侵略。正如毛澤東同誌所分析的:“帝國主義列強經過借款給中國政府,並在中國開設銀行壟斷了中國的金融和財政,因此,它們就不但在商品競爭上壓倒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而且在金融上、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因而近代帝國主義各國對中國的投資是異常活躍的。

  當今外商對華投資,雖然也是為了利用中國的資源、勞動力以及市場來獲取高額利潤,但是,外商對華投資所能達到的目的可以說是僅此而已。鄧小平同誌指出:“‘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政治經濟條件的製約,是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我們今天吸引外資,是以外資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有益補充,用其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方式,促進民族經濟的發展,增強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加速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第三,資本比重及來源不同。近代帝國主義對華資本輸出的數額驚人,比重很大。就工業而論,1936年外國在華資本有19億5千萬美元,約占中國工業當年投資的70%,而中國資本僅有7億零5百萬美元,還占不到30%。到抗戰前夕,中國全部現代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中外國資本大約占70%,中國資本占不到30%。帝國主義投資控製了舊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在中國社會經濟中處於壟斷的、主導的支配地位。而且外國對華輸出的資本,主要不是直接來自於各帝國主義國家,而是來源於對中國本土的掠奪,即通過罪惡的鴉片貿易、強加戰爭賠款以及公開的、直接的侵吞掠奪手段,從中國取得巨額財富,然後再將其投資於中國,轉化為重新盤剝中國的投資資本。

  當今外商對華投資,是在我國法律製約之下進行的。今天的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是建立在尊重主權、平等互利的基礎之上的。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已經建立了具有相當規模的獨立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這是我國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物質技術基礎。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外資不能屬於主導地位和控製中國國民經濟命脈,也不會改變國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另外,我國引進的外資,盡管其來源千差萬別,但它卻是以貨幣和實物等形態,直接從國外流入我國的,它絕非是中國國內財富的轉化形式,不是來源於對中國本土的掠奪。

  第四,投資的內容和範圍不同。在舊中國,帝國主義各國完全可以根據需要和利益來確定投資項目和選擇投資地區。就投資項目來說,主要集中於能控製中國國民經濟命脈、操縱國計民生和掠奪中國資源的支柱性產業方麵;就投資地區而言,則絕大多數外資集中於中國資源最豐富、交通最方便、經濟最發達、政治和軍事地位最重要的地區。如在通商口岸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投資,在鐵路沿線和其特權區域的投資等。外國資本投資的項目和地區的集中,造成了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工業結構和布局極不合理,對外依賴性強,經濟不能協調發展,大城市畸形發展,城鄉嚴重對立。

  當今外商對華投資,是在平等、友好的國際關係中進行的。中國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確定是否引進外資,以及在什麽地區、什麽部門使用外資,目的在於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裝備,補充我國建設資金不足,使外資根據中國的需要流動,朝著促進我國經濟建設的短期和長遠目標發揮作用。總之,一切都納入到國家發展和管理之中。這些外資必將有利於改善和加強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增強經濟發展的後勁,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五,兩者性質不同。近代外國對華資本輸出,以不平等條約為前提,以中國政治經濟主權的受損為代價,因而完全是一種特權性質的投資,帶有極強烈的超經濟色彩,是一種地地道道的侵略行徑。19世紀末法、俄、英、德的借款合同使中國的關、鹽兩稅主權和海關行政主權喪失殆盡。帝國主義“在金融上、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至於國民黨政府向美國舉借外債,則更是直接把中國的重要主權拱手相送。蔣介石政府從大陸敗退之前,中國的經商、設廠、開礦、金融、航運、科研、教育、宗教、購買動產與不動產等種種特權,都毫無保留地讓給了美國。

  當今,絕不容許任何外國資本以種種借口損害中國主權,進行超經濟掠奪。實踐證明,引進外資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另外,在華投資的絕大部分外國人是友好的、遵守中國法律的。而且在眾多投資者中,還有不少是港澳台同胞和外籍華人,他們多是出於愛國熱情到祖國投資的。

  第六,兩者後果不同。近代外國對華資本輸出,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其慘痛的後果。大量資金外流,造成中國國際收支的嚴重逆差。同時,殘酷地剝削和壓迫中國人民,瘋狂地打擊和摧殘民族資本,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其最終結果是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當今吸引外商對華投資,黨和政府在製定路線方針政策時,依靠社會主義國家職能、經濟政策和法律規定保證引導和促使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對外資實行有效的管理和監督,預防和消除外資於我國國計民生不利的可能性。實踐證明,吸引外資,緩解了我國建設資金的不足,增強了出口創匯的能力,在提高管理水平、解決部分就業問題、帶動全社會經濟等方麵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內資外資的綜合利用,使我國經濟蒸蒸日上,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國際地位和國際形象逐步鞏固。

  總之,近代外國對華資本輸出和當今外商對華投資存在著本質的不同。其本質區別可以表述為:前者是經濟侵略,後者是利用外資。

  (樊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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