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九節 話到嘴邊留半句，遇事多權衡

　　看到別人通向大成，不要嫉妒，要暗自下決心，超過他，才是真正通向大成的高招。如果不認清這一點，會很恐怖的，隻有自己氣自己。曾國藩之所以通向大成，是因為他豁達坦蕩，蓄養生機。超過一個能力超過自己的人，等於超過十個與自己能力差不多的人。這才是通向大成的真正要訣。

　　曾國藩說：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

　　知天之長，而吾所曆者短，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守約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

　　曾國藩正是經常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來保持自己的心態平衡的。他總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與諸賢並論”的樊噲，他也認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長進，就會越能更多地擁有別人的長處，就會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國藩不是單純的對心理欲求的限製，既包括心理活動，也包括行為規範，從範圍上說，是治心、治身、治口渾然一體，既有表麵的現象，也有發自內心的本源，他用陰陽來比喻。忿，就是憤激、憤怒、情緒化。曾國藩稱它為“陽惡”，也即表現在語言行為上出口不遜，情緒難以控製。曾國藩十分讚同石成金在《謹身要法》中對憤激危害性的概括。石成金說：

　　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製之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憤事傷生。凡居官者，逞怒於刑，則酷而冤；發怒於事，則舛而亂；遷怒於人，而怨而叛。須要涵養其氣質，廣大其心胸。非理之觸，心思明哲所容；無故之加，必慮禍機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風恬浪靜，非惟無患，且可養生。

　　曾國藩初入仕途，對宦海波折體會不深，而又自視過高，因而對這對那都看不慣，常有牢騷忿激之情緒。他的早期日記稱為《過隙影》，這方麵自我檢討的文字很多：

　　我會客時有一句話說得很欠檢點！由於忿恨在心裏紮根太深，所以有時一觸即發了！飯後談到了過去的小事情，我大發脾氣，氣憤的話脫口而出，有忘記了身份和親情的情狀。雖然經過了朋友的說服規勸，我還是肆意謾罵，那時絕沒有什麽禁忌害怕的。樹堂昨天說：“心裏的劣根沒有除淨，時間長了必定會爆發一次，而且一爆發就會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積下了這次火氣，僅僅自我反省了幾次，其他的就隻知道埋怨別人。本年立誌重新做人，可是才過兩天，就與我立下的誌向決裂到這種程度！即使痛哭流涕，追悔不已，難道還有什麽用嗎？我真是像人們所說的與禽獸有什麽兩樣呢！

　　率軍打仗之初，這種憤激之情仍不時溢於言表。他強調，忿激行為是一個人涵養不夠、氣量不足的原因，同時也與擔當大事、督己責人有很大關係。在給他弟弟曾國荃的信中說：大概擔當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狀態，積蓄鬱結的多，也就倔強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現出一些憤激行動。以後我兄弟有動氣的時候，彼此要互相勸說告誠，保存倔強，去除掉憤怒激動，這就行了。

　　曾國藩還用林則徐“製怒”的典故來自我教育。林則徐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遷怒於人，為此常常適得其反。任江蘇巡撫後，林則徐痛切意識到這一弱點，也深刻體悟到擔當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克製，則貽誤更大。因此，進駐巡撫衙門的第一天，就親書“製怒”二字懸掛在聽事堂，一是自我監督，二是讓僚屬監督他。“久之，人亦服有雅量”，終成一代名臣。

　　忿激的進一步發展就是暴躁，忿激表麵上是言語傷人，情緒窒人，但暴躁就不僅傷人，還傷害自己的身體。曾國藩說，暴躁最易傷脾、傷肝，對身體最有妨礙。所以他把“暴”稱為治身的“陽剛之惡”。一次，隋觀察來見，因該人辦事能力弱，曾國藩勃然大怒，“詞色大厲”。訓斥完後，當天夜晚曾國藩在日記中自責，“退而悔之”。說自己“近來事有不如意，方寸鬱塞殊甚”，常發脾氣，足見“自己器量不容，治心之不深也”。

　　曾國藩進而認為，一個人常以和氣悅己，是吉祥福分的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氣，就會招致禍端。他曾多次為自己在家守喪期間的憤怒脾氣而檢討，說因此才有曾國華之死。曾國藩平生自負甚高，正當國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幹一番時，清廷令他在家為父守喪。這使曾國藩心裏很不是滋味。本來，父親剛逝去，曾國藩應守孝道安心服喪，但在家守製的日子裏，曾國藩脾氣很壞，常常因為小事遷怒諸弟，一年之中和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都有過口角。在三河鎮戰役中，曾國華遭遇不幸，這使曾國藩陷入深深的自責。在其後的家信中，屢次檢討自己在家期間的所作所為。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寫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釁，實吾度量不宏，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為長兄之道。千愧萬悔，夫複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果有明證。”後來他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錙銖細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既愧對我祖我父，悔恨何極！當竭力作文數首，以贖餘愆，求沅弟寫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鬱悔恨之懷。”

　　治口就是慎言語，即不議人短長，曾國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後議論人。中國有“禍從口出”這句話，曾國藩加以發揮，在給他弟弟的信中說：

　　天下的事變化很多，變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難知，天道更難測，別處的事情不要毫無忌憚的大加議論。孔子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弟的聽聞本來不多，多疑則全不闕，言則更不慎。捕風捉影，扣盤捫燭，就要硬斷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這樣容易了斷嗎？

　　對曾國荃自視過高的缺點曾國藩作為兄長猛加敲打。一次，曾國荃讀唐代文章，斷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國藩不以為然，他認為是非都有適用的範圍，這樣輕易下結論是閱曆不深、視天下後世太輕的緣故，於是去信說：

　　文章一篇，就能讓天下人、後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與後世看得太輕了。這間屋裏所談論的是非，換一間屋子可能他就不以為然，換一個地方則說法更要發生變化。這鄉人所推服的賢士，換一鄉則不認為是賢士，如果換到另一府去，就會多次發生變化而不是一次變化。何況天下呢？何況後世呢？

　　其實，曾國藩自己早年也有評頭品足、議人長短的毛病。他的好友陳作梅對他說：“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為善。”曾國藩的日記中說：陳的話是“諷餘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