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八節 “少年得誌”害人，“機巧”更害人

　　曾國藩非常反對那種爭強好勝之人。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個人老是自以為是，以自己為中心，處處爭強逞能，不給別人以表現和施展的機會，那麽別人很快就會對他產生反感，將來一起合作共事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曾國藩說：人隻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現出來，以顯示與別人的不同。爭強好勝的人這樣，追逐名譽的人更是這樣。同當士兵，就想著要挺出於同列。同當小軍校，就想著要在軍校中出人頭地。同是將軍，就想著比別的將軍高一頭；同是主帥，也仍想著要比別的主帥高明。盡管才能有大小淺深的差別，但他們共同的一點是不知足、不守職分。能打破這種世俗的風氣，就能和他談論為人之道了。

　　曾國藩也害怕子女入此一轍，他首先從教導子女“言不妄發”，“舉止厚重”入手，他對兒子紀澤說：

　　我曾經仔細地觀察過，祖父星岡公的儀表絕人，完全是在於一個“重”字上。我的形貌舉止也很穩重、厚道，就是效法星岡公。你的形貌舉止很輕浮，這是一大弊病，以後應當時時注意。無論是行還是坐，都必須厚重。

　　古人常講“是非隻因多開口，禍福多由強出頭”。不可“爭強好勝”強出頭，但是自己卻不可無真才實學及真本領，尤其不可不去努力地爭取和練就這種本領。曾國藩告誡子弟說：“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煉而出耳。《淮南子》曰‘功不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強工夫也。”

　　因此，曾國藩教導子女的厚重，不單是“舉止端莊，言不妄發”的意思，尚有應加強自身充實，有“內含”之意。他在日記中還寫到：

　　與吳作梅暢談，生當今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恕也，仁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求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偽之習。因引顧亭林所稱“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以勉之。

　　因此，曾國藩不僅常常檢點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現欲太強以及教導自己的子弟“舉止端莊，言不妄發”，而且對其僚屬有這一傾向的人也及時教誨。

　　曾國藩遠注意到，在中國古代選拔及用人就尤其重視沉穩持重，忠誠踏實之人。

　　唐代的裴行儉，就是在此方麵鑒賞人才，獨具慧眼之人。

　　那時有王勃、盧照鄰、駱賓王、楊炯四位才子，在文學方麵蜚聲一片，朝野上下都希望能予以重任，使他們施展才華。惟裴行儉一人意見和大家不同。他對人說：“真正成大器的人，一定先要腳踏實地，謹慎行事，這樣才能閱曆豐富，見多識廣，寫出好文章。王勃等四人雖然也有一定的文學才氣，但卻喜好浮華，淺顯易露，哪裏是輔佐朝政的大員呢。隻有楊炯還略微沉穩持重些，可以做令長。”其他人聽到裴行儉這樣說，都有些若有所失。到後來也隻有楊炯為盈川令，盧照鄰因病而逝，王勃二十八歲在去交趾省父時，渡海溺死。駱賓王因和徐敬業反對武則天被殺。這四人的結果，都應了裴行儉的說法。

　　有人說：“選擇誌士仁人必須先看他是否忠誠踏實，然後才看他是否聰明敏銳；選擇千裏馬時必須先看它是否馴服然後才看它是否品種優良。”回頭再來看唐初四傑，選拔人才，必須先看他的品德與能力，文學才能不能成為選拔的惟一標準。自古以來，凡是英明賢達能擔當大任者，沒有一個不是穩重赤誠之人。現在有許多初出茅廬的後生學者，初露文才詩學就目空一切，旁若無人，連老師也不放在眼裏，輕視怠慢前輩。像這樣輕浮淺薄之人，即使滿腹經綸，也隻能是雕蟲小技罷了。其發展後果便是驕傲自滿，難當大任。

　　因此，曾國藩反複教誡子孫要“拙誠”，有“內含”，不可輕浮淺薄。

　　關於如何立身處世為人、如何作官、做好官的問題，曾國藩的好友彭玉麟認為，人一生不要拚命為做官而做官。他對其弟說：“自承湘鄉之約，出領水軍，立誓二：曰不私財，曰不受朝廷之官。今殺賊之誌成，賊滅而不歸，近於貪位。”故他一生辭官達20多次，可謂不違初衷。當然，彭氏認為，既然做了官，就必須做個好官，處中隻許用“小婢一人”服侍老人，餘則不許多用，以戒其奢。且用仆人要平等待之，不可任意打罵怒斥，以戒其驕。因為，仆人“亦人子，以貧而來依，不宜妄加呼叱”。如仆人有錯，則應“溫喻之，蒲鞭示責，仁者為之。”如能這樣行之，“彼未必不樂為之用”。

　　在一個激烈競爭的環境中，人人都希望成功，希望早日成功，希望出人頭地。這種進取向上的精神本來是可貴的，但也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情況。因此，曾國藩主張，人的名聲、地位都要漸進而得，如果僥幸成名，就不會持久。所謂“其來也易，其失也驟”就是這個意思。曾國藩尤其忌諱早享大名，即便是名副其實。如果一個人享名太早，也會導致進取心減退，以後也很難超越自我，而使根基不牢。

　　因此，古代家教，多以“僥幸成名”為戒。曾國藩的教子經，不僅也以此為本，而且深受林則徐家教影響。林則徐的家書他不止看過多次，而且常對兒侄們講起其中的某些觀點，《林文忠公家書》教育兒子林汝舟的一段話直接成為《曾氏家訓》的來源之一。林則徐是這樣說的：

　　你年齡二十八歲，已成進士，被授職為編修，這就是僥幸成名，千萬不可以自滿，並且應當守此三戒：第一戒傲慢，第二戒奢華，第三戒浮躁。你既然侍奉母親和弟弟居住在京城，一定要領會我的心意，經常保持勤敬與和睦，凡家庭間能守得幾分勤敬的，未有不興；能守得幾分和睦的，未有不發。如果是不勤不和之家，未有不敗者。你往日在侯官，將此四字在親戚族人家驗證，一定會覺得我的話是對的。你天性懶惰，書案上詩文亂堆，不好收拾潔淨，此是敗家的氣象，以後一定要痛改，細心收拾，哪怕是一紙一縷，都應當檢拾利索，作為弟弟們的榜樣，不要以為是公子，是編修，一舉一動，就都得靠人服侍。你能勤，二弟皆學勤；你能和，二弟皆學和；你能孝，二弟皆學孝；你為一家的表率，慎之慎之。

　　1847年，曾國藩的小弟曾國葆已滿19歲，但尚未取得功名，心中不免有點消極怠慢之情。對此，長兄曾國藩又給他指出，“此萬萬不可”。他以當時許多名人中舉、中進士年紀較大的事例加以開導之後，鼓勵其“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計算遠近而徒長籲短歎也”。在長兄的細心教誨之下，通過自己的努力，曾國葆於次年8月參加府試，考取了第九名，成為諸生身份。

　　對於兒子，曾國藩也以“少年得誌”為戒。認為少年科第，固為幸事。然若成名太早，年未弱冠就取得很高的科名，就不會感覺到自己根基淺、器量小。往往沾沾自喜，視天下的事情過於容易，掉以輕心，臨以狂傲。他的兒子曾紀澤取得蔭生後，曾國藩不但不高興，反而命紀澤至24歲始參加鄉試，其《致諸弟書》說：“澤兒現在本係蔭生，例不準赴小考。故擬令照我之樣，24歲始行鄉試。要二十左右即行鄉試，無論萬萬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他還舉了左宗棠的例子。

　　左宗棠之子17歲即舉於鄉，左宗棠寫給兒子的家書卻說：“既為你高興，又為你憂慮。古人以早慧早達為嫌，晏允獻、楊文和、李文正等早慧早達的人千古能有幾個？其小時很了不起，長大後不優秀的人，則已指不勝屈。我親眼看到的亦有數人，隻有孫芝房侍講稍有成就，然不幸中年失誌，亦頗不如當年所期望的，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說了。天地間一切人與物，道理均是一樣，早成者必早毀，以其氣未厚積而先泄也；即使是學業也何嚐不是這樣呢？少時苦讀玩索而有得者，到白了頭發仍能暗誦無遺。若一讀即上口，上口即不讀，不數月即忘掉了，為其易得，故易失也。你的才質不過是中等的人，今鄉試就高中，我原以為你的學業大大進步了。但後來看你所呈送的試卷，感覺也不過就是那樣，並且字句之間也有很多不恰當處。這難道不是古人所謂暴得大名，不祥乎？”於是，左宗棠讓兒子繼續居家讀書，暫時不讓他入都會試。

　　曾國藩給曾紀澤規定：“二三十歲立定規模”，掌握士大夫所具備的各種本領。爭取在三十歲即“而立之年”前有一個基礎。如果取功名太晚，“則長進極難”。曾紀澤後來成為中國有名的外交家，與曾國藩的“設計”分不開。

　　在《紅樓夢》中，有“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的警世語。現代社會崇尚聰明，但聰明與“機巧”不可同日而語，機巧是“算計”，帶有心不往正地方用的含義。事實上，社會中確有許多絕頂聰明，但心思不放在正處，而是整日“算計人”，這種人就是曾國藩所說“機巧一路”。曾國荃打下天京後，卻被迫回家養病，因此他感到十分不公，為此似乎整個人也變了，對什麽都有看透的感覺，這時長兄寫信說：

　　吾自信篤實人，隻為閱曆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效果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恨，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麵，複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複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含渾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勾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複無已時耳。

　　在做人方麵，曾國藩特別注意培養子弟的“拙誠”品性，即質樸忠厚誠實的品性，為此，他教導子弟常從反對機巧，反對鑽營詭詐的角度入手。他在家信中說：

　　吾常言：“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意思是說，自然的規律是忌諱機巧、盈滿，以及心口不一的人。或者說，這樣的人是要受到“上天”的懲罰的。

　　1864年，在攻打金陵一事上，曾國荃就犯了心口不一的毛病。本來，曾國荃嘔心瀝血攻打金陵，就是為了拜相封侯獨享大功大名。此番用意其他湘軍將領知道，李鴻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們隻識趣地按兵不動，隻能眼睜睜地看著這顆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口中。可偏有個不知趣的外國人李泰國將要把輪船開進長江裏，似乎要搶奪平定太平天國的貪天大功。這可急壞了曾國荃。可是曾國荃上疏皇上，卻不直說怕外國人搶奪勝利果實，而在別的事情上危言聳聽。並說外國輪船不必進入江河，隻宜在海上巡邏，防禦海盜。曾國藩聽了心裏很不是滋味。他給弟弟寫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國到金陵攪亂局麵，搶奪功勞，為什麽不以實情剴切相告？十年苦戰，卻讓外國人以數隻輪船奪去了勝利果實，使我忠義將士心灰意冷，使我中華臣民氣節受侮，這樣的話都可如實上奏。心中本來想說這一件事情，上疏時卻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聳聽，這是舊時督撫的陋習，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難欺蒙了，現在更不能欺蒙了。君相都把我們兄弟視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卻言不由衷，恐怕朝廷會懷疑我們兄弟意見不合，甚至會懷疑你善用權術。

　　曾國藩擔心的是怕朝廷懷疑，而這是曾國荃從未想到過的啊！他多次告誡弟弟“天道忌巧”，不要使心眼，玩陰謀，耍詭計，說的就是以誠相待。通過這件事，曾國荃又得到了深刻的教益。

　　曾國藩還曾教導其弟弟說：

　　凡與人交際，當講求誠信素孚，求其協助，當量其力所能為。弟每求人，好開大口，尚不脫官場陋習。餘本不敢開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但略量我之誠實耳。

　　在曾國藩自己的生活中，他也把人心誠偽作為人的基本品格來認識，認為隻有誠實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譽可言。

　　反過來，他對那些狡詐的人是很不客氣的。曾國藩在兩江做總督時，官署中有一個很高的亭子，憑欄遠望，可以看見官署的內外情景。一天，他在亭子中徘徊，看見有一個頭頂戴著耀眼花翎的人，拿著手版，向仆人作著苦苦請求的樣子。仆人擺手拒絕他，舉止非常傲慢，那個人無奈地離去了。第二天登亭，又看見那個人，情景和昨天一樣。第三天，看見那個人摸索袖中，拿出一包裹著的東西，彎著腰獻給仆從，仆從馬上變了臉色，曾國藩看到這裏，心中有點疑慮。過了一段時間，到了簽押房，仆從拿著手版進來，通報說有新補的某位監司求見。曾國藩立即讓請進來，原來就是連日來在亭子上所看到的向仆從苦苦哀求的那個人。問他何日來這裏的，答說已來三日。問為什麽不來進見，則支支唔唔不能對答。曾國藩對監司說：“兄新近就任，能夠有安置人的地方嗎？”監司回答說，衙署中雖是人滿為患，如果您要是有推薦的人，也不敢不從命。曾國藩說：“那好。我有一個仆從，隻因他太狡詐，萬萬不可以派以重要的差事，隻讓他有一口飯吃就足夠了。”監司點頭稱是。於是召進那位仆從進來，嚴肅地對他說：“這裏已經沒有用你的地方了，現特推薦你到某大人處，希望你好好侍候新的主人，不要怠慢。”仆從不得已，彎一條腿以示謝意。等到退出去以後，大為氣憤，攜帶行李到別的地方去了。

　　同時，曾國藩對於那些忠厚誠實之人多是極力讚賞和幫助扶持。清朝選拔貢生，取得知縣的官位，以到一省的先後作為補缺的順序，授予職位後就去拜見吏部負責管理簽發授職憑證的官員。一旦取得了授職憑證，沒有不立即前往赴任的。曾國藩做侍郎的時候，有兩個門生，都取得了直隸知縣的職位，同時去拜謁曾國藩，曾國藩問他們赴任的行期，其中一人為楊毓柟，就回答說：“已經雇好了車，馬上就要動身了。”另一位則說：“還得等待準備行裝。”曾國藩從麵相上懷疑楊毓柟為奸巧的官吏，很快又聽說先去赴任的乃是另外那位，因而感歎地說：“人真是難以看透啊！楊毓柟所回答的，正是他拙誠的體現。”曾國藩後來多次寫信給直隸大吏，讚揚楊毓柟的賢良。後來，楊毓柟又到曾國藩那裏，曾國藩便問他上司對待他怎樣，楊毓柟回答說：“上官待屬吏皆很好，待毓柟也好。”曾國藩大笑說：“你真誠實啊。好，好。”楊毓柟後來做官至大名知府，另外的那一位卻因事被參劾，正如曾國藩所說。楊淡於宦情，曾國藩做直隸總督時，欲委署道缺，竟辭歸。於是贈他一聯，寫道：“已喜聲華侔召杜，更看仁讓式鄉閭”。

　　曾國藩還感覺到，年輕人的不誠實尤其可怕，因為他的謊言使師長或父母很難了解他在某一件事上是否犯了錯誤，以及錯在何處，使人沒有辦法及時的對症下藥，解除病根。從而使他在錯誤的路徑上越走越遠，越陷越深。

　　曾國藩以崇尚拙誠，反對巧詐的理念教導子弟家人，不僅使他的周圍聚集了許多忠直廉敬之士，也使他的子弟們避免了許多不應有的波折與跌蹶，從而使家道在穩泰中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