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十六章 隋唐文化與日本和朝鮮半島

　　隋唐時期先進的經濟和政治，必然有相應的先進文化。同時，素負盛名的文明古國，到政治、經濟都有進一步發展的隋唐時期，文化也必然有新的前進。事實也正是如此，隋唐帝國的文化在當時世界上是很有影響的，特別對東方諸國，朝鮮、日本、南亞等國的影響更大。日本把中國視為“東方文化大本營”，當時，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無限向往”，希望“過像漢人那樣燦爛的文化生活”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7—18頁。因此，特以大量派人到隋唐帝國直接學習中國文化。這就是說，隋、唐帝國的文化不僅在中國曆史上是光輝燦爛的，而且在世界曆史上也有很大影響，特別在東方是起了楷模作用的。下麵僅以日本、朝鮮半島為例，說明隋唐文化在東方的作用。

　　一、隋唐文化與日本

　　最向往隋、唐文化的是日本。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從西漢起，中日兩國就開始有了交往。當時，日本和中國相比，是非常落後的。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記》、《日本書記》，是在8世紀（唐中期）編寫成的。但在唐代以前，中國早已有多種史籍記載日本的曆史了。簡略提到日本的史籍，有《漢書·地理誌》、《山海經·海內北經》、《論衡·儒僧篇》、《後漢書·東夷傳》等。記載較詳、史料價值較高的是《三國誌·魏誌·東夷傳·倭人傳》，全文兩千多字，內容十分重要。這是現存有關4世紀以前日本基本情況的惟一史料。直至今日，日本史學界還非常重視《魏誌·倭人傳》的研究。顯而易見，欲知日本有文字可考的曆史，須從中國古籍談起。這不僅說明中國文化的先進，同時也說明中日文化關係的密切。

　　最初，日本接受中國文化是通過朝鮮半島間接得到的。到了隋、唐時期，日本的有識之士已經不滿足於這種情況，於是就出現了遣隋使、遣唐使，直接來華吸取中國的文化。木宮泰彥先生說：“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麵，都因中國文化的輸入而豐富起來。但是，這些中國文化，都是由三三兩兩移來的朝鮮人和樂浪、帶方的漢人帶來的，隻是自然而然地、極其緩慢地、經由朝鮮半島傳入的。這樣始終聽其自然發展下去，對於當時多少能夠閱讀中國典籍、開始理解中國文化的先進人士，是不能忍受許久的，一定熱切希望前往當時堪稱東方文化淵源的中國，直接吸收優秀的文化。這種願望的具體實現，便是遣隋使的派遣”《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0頁。這種看法，是符合曆史的實際的。

　　隋朝以前，日本雖然也曾多次與中國通好，但日本朝廷都未曾預聞此事。遣隋使是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聖德太子開始派遣的。小野妹子等日本遣隋使，由百濟使節陪同，於大業四年（608）到達長安。

　　遣隋使來華的目的是求佛法，其實，更重要的是為了廣泛地輸入中國文化。因為第二次遣隋使中既有僧人，還有學生。聖德太子在和朝鮮人的接觸中，知道了很多有關中國文化的知識，並閱讀了些漢文典籍，從而非常向往中國文化，必然想方設法試圖吸取，遣隋使勢必也就肩負這種任務。

　　事實也是如此，日本的遣隋使成員，多是隋以前從大陸通過朝鮮半島遷來的漢人。因他們懂漢字，通曉漢語。在隋以前，這些人在日本常出使海外，起草外交文件。例如，南北朝時，日本雄略天皇上劉宋順帝的表文，有六朝風格，是駢儷體裁，顯然是這些人的手筆。遣隋使在中國留學有長達二三十年者，對隋末唐初的政治有深刻的了解，接觸也很廣泛。因此，回國以後必然對日本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反之，他們對日本的落後政治也必然有所不滿。同時，“聽到他們傳說的知識分子，也必然想要趕快起來仿效，可能不拘內容怎樣，哪怕隻在形式方麵，也殷切期望盡速修飾宮庭的冠服，整飭政府的編製。當然，這種願望並不是到了這時才開始出現的，早在同吳國（中國南朝劉宋）往來的雄略朝（475—479）時，就已經有了萌芽，到了推古朝（593—628），這種傾向便更加顯著起來，具體表現在聖德太子的製定冠位和頒布憲法上。隨著遣隋留學生的回國，這種願望更加強烈，已經達到無可遏止的程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1頁。由此可見，遣隋使的活動是達到了日本統治者派他們來華的目的的。

　　由於遣隋使的作用，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影響進一步加深。但日本的有識之士並不滿足，反而“益加讚歎向往，熱狂地試圖汲取、模仿。遣唐使的派遣就是實現這種願望的手段”《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2頁。

　　遣唐使的派遣，前後13次，還有兩次是隻有任命，並未成行。遣唐使的成員，最多的一次達651人，最少的也有120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吏。充當這類官員的條件，主要是通曉經史，長於文藝，也就是著名的學者或文人，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長，如善彈琴或琵琶者。其次是對唐帝國熟悉的人，如遣隋留學生回國後，多又充任遣唐使者。這些人當然是容易接受唐文化的。

　　另外，遣唐使中還有醫師、陰陽師、樂師、畫師等。醫師除了為使團人員醫治疾病外，就是為了到唐請教疑難問題；陰陽師也是為了到唐請教疑難；樂師主要是到唐參觀禮見、朝賀、拜辭等儀式奏樂的；畫師可能是為了到唐描畫唐朝珍奇風物的。總之，遣唐使是為了到唐汲取先進文化而組成的。

　　遣唐使的成員回國後，很受重用。很多人做了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員。這些官員在任職期間，利用各種機會，把在唐帝國的所見所聞推廣於日本。在日本曆史上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的學生在政治上發揮作用的標誌。

　　大化革新的主要內容有：（一）廢除貴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部民基本上是被征服的氏族部落成員，其次是來自中國和朝鮮的移民，也有本部人犯罪為部民的。他們被天皇、貴族所奴役，從事各種勞動，處於半奴隸地位。製度，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都作為天皇（國家）的公地和公民。（二）實行班田製。政府對6歲以上公民，每六年班給口分田一次，男子二反（反也稱段，一反約合9.918公畝），女子為其三分之二，奴婢為其三分之一，死後歸還國家。受田者負擔租庸調。租即田租，交稻米；庸即役，每人每年十天；調即貢物，交納絹或布。（三）在官製方麵，廢除世襲製，各級官吏均由國家任免，集權於中央。

　　從革新的內容看，班田製與唐朝的均田製大體類同，而且沿著共同的道路向前發展，國家掌握的土地又逐步轉入私人手中，形成了莊園製。官吏製度的改革，實際上也是以唐為榜樣的。由此可見，大化革新是日本學習唐朝文化在政治方麵所產生的後果。

　　在其他方麵，日本受唐的影響也是頗為深遠的。

　　《唐律》對日本的影響非常顯著。大化革新後，日本官製仿照唐製，設立刑部省。唐高宗乾封二年（667），製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編纂《近江令》的就是隨同遣隋使小野妹子來華的高向玄理和僧。高向玄理在中國留學32年，僧在中國留學25年。《近江令》的主要依據，就是武德、貞觀、永徽三朝的令。稍後又頒布的《天武律令》，也是以武德、貞觀、永徽三朝律令為藍本的。

　　《大寶律令》是日本曆史上所謂劃時代的法典，它和《唐律》一樣，都有12篇，其篇目次序都和《唐律》一樣，內容也大致相同，隻是在有些地方加以簡化與省並。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日本律令製時代的法典，亦步亦趨地追隨唐朝。”同時還引用日本學者的話說：“自奈良至平安時期，吾國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上與精神上皆依據《唐律》。”另外，鳩山和夫與阪本三郎合著的《日本法製史一班》，把日本的法律發展史分為四個時期，其第二時期就徑稱為“模仿唐時代”楊廷福：《唐律初探》第179頁。這又充分說明，唐朝從政治上與文化上對日本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

　　毫無疑問，日本文字是根據中國文字創製的。最初，日本沒有自己的文字，大約從3世紀起，中國文化通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如《論語》、《千字文》都由百濟人傳入日本。到5世紀，日本貴族已經能夠熟練地使用漢字了。到8世紀，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備真備根據漢字的偏旁而創製的楷書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據漢字草體而創製的草書字母。空海是唐德宗（780—805）時到長安青龍寺學佛經的和尚。吉備真備是唐玄宗（712—756）時在唐留學的學生，他在唐的17年中，對於經史、法律及技藝，都很有成就。回國時帶回許多典籍和文物，如《唐禮》、《大衍曆經》、《大衍曆成》、《樂書要錄》、測影鐵尺、銅律管、弓箭等。對日本禮製、曆法及音樂的改革創造做出了很大貢獻。

　　在文學與史學方麵，日本受唐的影響也很顯著。日本遣唐使和留學生回國，帶回不少漢文詩文集。唐玄宗天寶十年（751）以後，日本作者也相繼寫出了不少漢詩文集，如《懷風藻》，是最古的漢詩集，是日本貴族文學的代表；另外，還有《淩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也是著名的文學作品。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記》，是公元712年用“萬葉假名”“萬葉假名”是日本早期的文字。最初，日本稱漢字為“真名”。從5世紀起，以漢字為音和義來表示日語，這種借用漢字的標音文字被稱為“假名”。寫成的。《日本書紀》是公元720年用漢文寫成的。其後，《繼日本書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天皇實錄》、《三代實錄》等書，都是按漢文編年體相繼寫成的。這五種書，加上《日本書記》，合稱《六國史》。《六國史》的年代互相銜接，從神話傳說起，直到公元887年，內容雖然不完全可信，卻是日本古代的重要曆史文獻。大約同一時期，還寫出了一些《風土記》，相當於中國的地方誌。

　　中國的書法藝術與繪畫，也在日本很有影響。“書法”在日本稱為“書道”。日本的奈良時代（710—789），學習王羲之字體蔚然成風。空海、橘逸勢、嵯峨天皇合稱平安時期（794—1185）的三筆。傳說空海在唐時曾向韓方明學習書法，橘逸勢在唐時向柳宗元問過書法，嵯峨天皇的字，學的是歐陽詢體。至於繪畫，一方麵是中國畫在日本廣為傳播，另一方麵是日本人也多模仿中國畫，或者以中國為題材繪畫。這兩方麵的畫，日本統稱為“唐繪”。空海由唐帶回日本的真言五祖（金剛智、善無畏、一行阿梨、不空金剛、慧果）畫像，日本至今還收藏完好。

　　在城市建設和建築藝術方麵，日本也極力模仿唐朝。公元694年，在飛島（在奈良縣境）建立藤原京；14年後，又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公元710年遷都於此。公元794年又遷都到平安京（今京都），一直到1192年。這三個都城，都是模仿唐都長安規劃營建的。平城京和長安一樣，也有朱雀大街，東市、西市。平安京仍然是按照長安的街市布局，而規模比平城京更加宏大。雖有大小不同，但其構造、布局大體相似。至於宮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築，也完全是仿唐的。

　　總而言之，唐代的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極為廣泛而深遠的。日本學者認為：“唐朝三百年間，由於學生、學問僧學來和帶回的中國文化產物，不斷給予日本新的啟迪，中國前進，日本也前進。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沒有停滯，不斷吸收中國的優點，經過整理提煉，咀嚼融化，終於在平安中期以後，在各個方麵都逐漸擺脫了唐風，產生了優美、典雅的日本文化”《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98頁。不難看出，日本文化是產生、發展在吸收唐代文化的基礎上是不成問題的。

　　日本受唐文化的影響，日本的遣唐使、留學生起了重要作用，同時，唐到日本去的漢人也起了相當作用。在隋、唐以前，日本早有“秦人”、“漢人”、“新漢人”的存在。所謂“秦人”，是指一個被認為是秦始皇的後代的名叫弓月君的人，從朝鮮帶到日本去的漢人；所謂“漢人”，是指一個被認為是東漢靈帝後代的名叫阿知使主的人，從朝鮮帶去的一部分漢人；所謂“新漢人”，是指在“秦人”、“漢人”之後移居日本的漢人。這些人都成了日本民族的組成部分。遣隋使的成員中多是他們。

　　在唐朝和日本的交往中，除了這些已經成為日本人的“秦人”、“漢人”、“新漢人”的作用之外，到日本去的唐人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到日本去者，有些是以使者的身份赴日，完成任務以後就回國的。例如，隋煬帝時就曾派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隨小野妹子出使日本，並帶有國書。到日本後，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見裴世清時說：“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隋書》卷八十一《倭國》。回國時，日本天皇又派小野妹子同行。隋使來往均有小野妹子陪同，而且受到隆重接待，足證日本對隋的尊重。這正是中國文化對日本有影響而使其產生羨慕之心的結果。

　　到了唐朝，這樣的活動更多。日本曾專門派過送唐客使。唐朝也常在日本的遣唐使回國時派遣人伴送，伴送的唐使有時達數十人之多。如唐肅宗上元二年（761），日本迎入唐使高元度回國，唐派沈惟嶽、陸張什等三十九人伴送；唐代宗大曆十三年（778），日本持副使小野石根回國，唐派趙寶英、孫興進等數十人伴送。這些伴送者，因當時條件的限製，常因失去渡海機會而留在日本，最後很自然地成為日本人。這些人對唐朝文化的傳播必然發揮很大作用。例如，袁晉卿、皇甫東朝都是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去日本留在那裏的。袁晉卿精通《文選》、《爾雅》的字音，皇甫東朝擅長音樂，他們對於日本音韻學的發展與日本音樂的發展，都有很大貢獻。

　　唐朝的僧人也有不少到日本後沒有再返回者。在這方麵，最有名的是鑒真。鑒真於玄宗天寶十三年（754）率領弟子24人東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傳授佛經之外，在建築、醫學、雕塑等方麵，也有很大貢獻。他與其門徒建造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現仍存在。此堂被認為是“今日所存天平時代（729—748）佛殿之最完備者，其構造裝飾，足以代表當時最發達之式樣手法”揚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組編：《鑒真研究論文集》第49頁、50頁。

　　在醫藥方麵，他也很有貢獻。當時日本人對某些藥品還難辨真偽，鑒真以鼻辨別，非常準確。他還帶去許多藥方，據說，奇效丸、萬病藥、豐心丹的方子，都是鑒真帶去的。

　　在雕塑方麵，鑒真與其門徒創作的佛像，獨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稱為招提寺派。

　　“鑒真的門徒，多是建築、雕塑的專家，他們在唐招提寺，發揮了唐代藝術的新成就，比過去傳到日本的藝術有所發展，因而更快地促進了日本天平時代藝術高潮的形成。”揚州師院曆史科編：《鑒真研究論文集》第49頁、50頁。

　　二、隋唐文化與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與中國緊密相連，唇齒相依，自古以來關係十分密切。中國文化傳入日本，朝鮮半島是起了橋梁作用的。隋唐文化對朝鮮半島的影響，不管是三國分立時代，還是新羅統一以後，都是非常廣泛而深刻的。

　　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日本認為新羅是“中國文化的分店”《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52頁。因此，日本除了向唐朝派遣留學生以外，還向新羅派了不少留學生。在此以前，大業四年（608），日本的遣隋使還曾與百濟使節共同到達隋朝。日本學者估計，百濟使節“或許為日本使節充任向導”《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0頁。這些無不說明，朝鮮半島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比日本更早。

　　朝鮮半島是15世紀才有自己的文字的。在此以前，一直使用漢字，閱讀漢文書籍。在三國分立時代，高麗的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春秋》、《玉篇》、《字經》、《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百濟“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舊唐書》卷一九九上《百濟》。不僅漢字書籍廣為流傳，書法也很有影響，唐初的書法家歐陽詢，“高麗甚重其書，嚐遣使求之”《舊唐書》卷一八九《歐陽詢傳》。新羅也大體類同。例如，貞觀二十二年（648），新羅王真德派其弟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到唐。金“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溫湯》及《晉祠碑》並新撰《晉書》”。三國統一不久，新羅王政明就於武則天垂拱二年（686）遣使到唐，“因上表請《新禮》一部並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新羅》。由此可見，新羅對於漢文書籍也是非常向往的。

　　朝鮮半島人為了閱讀漢文書籍方便起見，在新羅統一後，由薛聰創造了“吏讀法”，就是利用漢字的音表示朝鮮的助詞、助動詞，夾在漢字中間，幫助閱讀漢文。這種方法，對朝鮮半島文化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為了直接吸收唐朝文化，在貞觀年間，“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舊唐書》卷一八九《儒學傳序》。新羅統一朝鮮半島以後，派遣了更多的留學生到唐學習，在長安設有新羅館。唐文宗開成二年（837），新羅派到唐的留學生多達200多人。從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到唐末，登科舉的新羅學生有58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遠。崔致遠12歲入唐求學，他的父親對他抱有很大希望，臨行前告誡他說：“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遠到唐後，“追師學問無怠”。到僖宗乾符元年（874），“一舉及第，調授宣州漂水縣尉。考績，為承務郎、侍禦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黃巢起義後，他又為高駢淮南從事。後來，又為“侍讀兼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朝鮮金富軾：《三國史記》卷四十五。轉引自《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四冊第309—310頁。他的著作有《桂苑筆耕集》二十卷。這部著作，不僅在中國流傳至今，而且是朝鮮現存的一部有價值的文集。不言而喻，崔致遠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中國人到朝鮮半島傳播中國文化者也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日本古代所謂的“秦人”、“漢人”、“新漢人”等，主要都是從朝鮮半島東渡的中國人。可見在朝鮮半島的中國人是不少的。通過這些中國人有意的傳播或無意的影響，朝鮮半島必然愈來愈多地接受了中國文化。

　　隋朝末年，隋煬帝發動進攻高麗的戰爭。由於戰爭失敗，軍隊潰亂，很多人未曾回國，流落在朝鮮半島。武德年間，唐與高麗通好，高祖給高麗王高建武書曰：“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戰之所，各失其民。遂骨肉乖離，室家分析，多曆年歲，怨曠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已令追括，尋即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禮賓送，前後至者萬數，高祖大喜”《舊唐書》卷一九九《高麗》。盡管這次有不少人回國，但已經在那裏娶妻成家、未曾回國者還是很多。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派陳大德出使高麗，陳大德雅好山水，到處遊曆，“往往見中國人，自雲：‘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皆無恙。’鹹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遍於郊野”《資治通鑒》卷一九六，貞觀十五年八月。不難看出，隋末流落在朝鮮而唐初也未曾回國的華人是為數不少的。這些華人，從文化知識到生活習慣，都會給朝鮮半島以不少的影響。

　　除此而外，受政府派遣前往朝鮮者，更是有目的地去傳播中國文化。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派遣沈叔安前往高麗封高建武為上柱國、遼東郡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往彼，為之講《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觀聽者數千人”。高麗及道俗觀聽講《老子》者數千人，正說明朝鮮半島人對中國文化的向往。

　　武德九年（626），新羅、百濟、高麗三國之間矛盾激化，高麗阻止百濟、新羅與唐往來。於是，百濟、新羅派人到唐求援，並指責高麗“閉其道路，不得入朝”《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和解，三國才都能與唐交往。可見百濟、新羅與高麗一樣，也是向往中國文化的。

　　新羅統一後，中國文化繼續向朝鮮半島傳播。開元十六年（728），新羅王興光“遣使來獻方物，又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上許之。”開元二十五年（737），興光卒，玄宗派邢“往新羅吊祭，並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在邢臨行前，玄宗對他說：“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新羅》。邢出使新羅，除了吊祭興光、冊封新王外，主要任務就是講授儒家經典。無疑，這是唐統治者有目的地去朝鮮半島傳布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對朝鮮半島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在三國時代，高麗的“種田養蠶，略同中國”《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兵器與中國略同”《北史》卷九十四《高麗》。百濟的“婚娶之禮，略同華俗”《北史》卷九十四《百濟》。“有文籍，紀時月如華人”《新唐書》卷二二《百濟》。新羅“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北史》卷九十四《新羅》。“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隋書》卷八十一《新羅》。

　　新羅統一後，像唐朝一樣建立了中央集權製度。在中央設省，地方行政單位為州、郡縣，全國有九州、四百多郡縣，還有五個小京。選拔人才的辦法也是仿唐在京城和地方設立學校，通過考試走上政治舞台。另外，由於中國天文、醫學、算學的傳入，也設置醫學、律令、算學、天文等各種博士。這些博士，一方麵教授生徒，一方麵從事有關方麵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當成就。再者，在建築、雕刻、藝術等方麵，唐對朝鮮半島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

　　根據以上情況，可以肯定，中國古代，特別是隋、唐帝國，是日本、朝鮮半島等東方國家文化的淵源。不過，日本、朝鮮半島的古代文化並不等於中國文化的搬家，而是日本、朝鮮半島在吸收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本國曆史的特點加以創新的結果。例如，日本、朝鮮半島最初都使用漢文，但由於日本、朝鮮半島人民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曆史發展的具體特點等有所不同，所以他們先後都又創造了自己的文字。這是曆史前進的要求。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都有自己曆史前進的內容。研究這種千差萬別的具體內容，是曆史科學的任務。例如，中國人可以長期把讀《五經》和《史記》、《漢書》作為學習文化，提高文化水平的手段，而日本、朝鮮半島若長期這樣就會脫離自己的曆史實際。這就是說，每個國家或民族，都必須有為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吸收別國或其他民族的文化，隻能作為創造自己的文化的借鑒，不能原封不動地長期照搬。日本、朝鮮半島各有適合自己曆史特點的文化，正說明這個問題。因此我們認為，隋、唐文化對日本、朝鮮半島等國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為日本、朝鮮半島創造、發展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借鑒，促進了他們的文化發展，但並沒有取消代替日本、朝鮮半島的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隋唐學術文化的發展

　　隋唐學術文化的發展

　　隋唐兩代是我國學術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隋朝國祚短促，但承繼南北朝學術發展餘波，學人輩出，為唐代學術文化的發展興盛奠定了基礎。唐人在經學、史學、醫學等方麵的貢獻相當突出。

　　第一節經學的一統和發展

　　經學的一統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經學有“南學”、“北學”之分，表現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隋書》卷七十五《儒林傳序》。“南人約簡，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隋書》卷七十五《儒林傳序》。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動經學向前發展。隋文帝開皇九年（589），統一全國。文帝雖好釋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隋書》卷七十五《儒林傳序》。煬帝“征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隋書》卷七十五《褚輝傳》。“複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隋書》卷七十五《儒林傳序》。“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的吳郡人褚輝，“明《尚書》、《春秋》”的餘杭人顧彪，“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的餘杭人魯世達，均被征召。何妥、元善、羊彥之、劉焯等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問家。

　　然而，好景不長，隋末農民起義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許多經學師尊或遇難身亡《隋書》卷七十五《劉焯傳》。或逃遁荒鄙擔任教授，儒經的教授傳習也由滔滔洪波轉為涓涓細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序》。因而，武德二年即詔令國子學、太學、四門學、郡縣學置生員傳習經傳。時為秦王的李世民出於不同的目的，於秦王府設文學館，廣引南北碩學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贍給豐足，輪番供值；即位之後，又精選天下文儒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內殿，講論經文，商討政事。當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請入國子學隨名儒曉習經籍。隋末唐初著名的學問家如陸元朗、曹憲、徐文遠、歐陽詢、張士衡等，均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禮遇。唐朝境內習儒諳經蔚為風氣。

　　但是，經過南北朝經學的南北浪淘沙，匯集京城的儒經師尊各述己說，難能統一，這和唐皇朝一統宇內、力求思想文化趨同如一的國策是相違背的。同時，唐太宗看到儒學典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令中書侍郎顏師古在秘書省考定“五經”（《春秋》、《詩經》、《周易》、《禮》、《尚書》），對“五經”中訛缺的文字詳作訂正，書成後奏上。為使該書獲得時人承認，太宗召集當時名學碩儒重新論對。這些人長期傳習儒經各有心得，而顏氏所作五經《定本》，多尊從其祖顏子推《顏氏家訓》中的說法，也就是說，顏師古依據“南學”經疏訓校五經，故受到“北學”儒士的責難。雖則如此，顏師古多引晉、宋以來江南傳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舊唐書》卷七十三《顏師古傳》。貞觀七年（633）十一月，唐朝廷頒布五經《定本》於天下，令學人此後以《定本》作為傳習儒經的依據。

　　貞觀十一年（637），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謀求統一，因而詔令國子祭酒孔穎達，會同當時著名的學者如賈公彥等人撰定《五經義訓》。貞觀十六年（642），孔穎達等人曆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經義訓》一八卷（其中《周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後易名為《五經正義》。太宗下詔褒獎說：“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舊唐書》卷七十三《孔穎達傳》。盡管這樣，當時國子博士馬嘉運等學者認為孔穎達諸人所撰《正義》“繁釀”，並且著文“掎摭其疵”《新唐書》卷一九八《馬嘉運傳》。“至相譏詆”《新唐書》卷一九八《孔穎達傳》。太宗詔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651），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複審考訂。尚書左仆射於誌寧、右仆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增損遺冗。永徽四年（653），考訂告一段落，始向全國頒布，並以其作為每年全國科舉考試明經類的經典依據。清人皮錫瑞說：“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夫漢帝稱製臨決，尚未定為全書；博士分門授徒，亦非止一家數；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並認為，這是經學發展史的一大變易皮錫瑞：《經學曆史》，第198頁。今人範文瀾說：“唐初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結束了東漢魏晉南北朝曆代相沿的經學，這是適應政治上全國統一的巨大事業，很有助於統治階級的思想統一。”並且說：“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顏師古定五經《定本》對儒學的影響，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同樣重大的意義。”範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第242頁。無論怎麽說，唐皇朝采取行政手段統一學術思想，不僅對唐宋科舉製的漸進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變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經學南北異途的互相指責，為經學走向全麵發展提供了條件，使其在國家政治生活和對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導作用。

　　唐初私家治經學的學者有：徐文遠、朱子奢、蓋文達、蕭德言、王元感諸人治《春秋》；陸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書》；魏征、王元感、王方慶、李敬玄、張士衡、許叔牙、王恭諸人治《禮》。這些學者對經學的疏證研究頗具成就，他們的著作多見於兩《唐書》藝文誌。在經學一統的前提下，私家著述無疑對增強經學研討的學術氣氛、提高經學對全社會成員大麵積教化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吳人陸元朗長於經學論辯。陸氏陳、隋時即治經學，他所著《經典釋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陸元朗：《經典釋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保存了漢魏六朝的經學研究成果。《經典釋文》的出現，“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以存真，所謂殘膏剩馥，沾溉無窮者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三《五經總義類》。陸氏還著有《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

　　經學的發展

　　安史之亂後，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這時朝廷頒行的經學範本已不為學者所重視，一些治經的學者獨辟蹊徑，對儒經重作詮釋疏證，開一代學風。最具代表性的是當時《春秋》之學大盛，名家輩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學者是啖助、趙匡、陸質。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肅天水）人，後流寓丹陽（今江蘇丹陽），大曆初年在丹陽病逝。啖氏精通經學，特別熟諳《春秋》，曆經十年，考訂《春秋》三家優劣，“縫漏缺”，著《春秋集傳》；又攝其綱目，編為例統；認為公羊傳、梁傳雖是“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而左氏（左丘明）“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新唐書》卷二《啖助傳》。啖氏並不以此為終，他“考核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補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尼父之誌”《春秋集傳纂例》卷一《啖氏集傳注義第三》。在這裏，啖助拋棄了此前治經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傳求經，獨立地發揮自己的見解，首開宋儒附會臆斷的治學風氣。啖助的學生趙匡，河東（郡治在今山西永濟西南）人，曾經做過洋州刺史；陸質，吳郡（治所在今江蘇蘇州）人，通“經學，尤深於《春秋》”有學者認為：“陸淳（質）說春秋，無所建白……不見陸氏自有所說。”《唐史》第三冊，香港龍門書店1979版，第515頁。著有《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微指》三卷，《春秋集傳辨疑》十卷。陸氏發展了啖、趙二人的學說，極力攻伐三傳，以孔子筆削本意為辭發揮自己的見解，影響了整個朝野。陸質的學生多為當時的名流士子。呂溫“從陸質治《春秋》，並言‘某以弱齡，獲謁於公。曠代之見，一言而同。’”呂溫：“《祭陸給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柳宗元師從陸質引以為榮，陸質亦曾做過唐憲宗的老師。此後，研治《春秋》的學者撰著多沿襲陸氏的見解。如盧仝所撰《春秋指微》一書，即解經不用傳，韓愈贈盧仝詩雲：“春秋三傳束高閣，猶抱遺經究始終。”這種狀況反映了一些學人在唐政權日益衰落的形勢下，力圖通過研習《春秋》微言大義，“誅討亂賊以戒後世”，“改立法製以致太平”皮錫瑞：《群經通論》卷四。主張加強朝廷集權，反對藩鎮割據的思想。如呂溫即認為：“所曰《春秋》者，非戰爭攻伐之事，聘享盟會之儀也”，“必可以尊天子、討諸侯、正華夷、繩亂賊者，某願學焉。”呂溫：《與族兄皋請學春秋書》，《全唐文》卷六二七。

　　大曆年間，吳人施士在研治《詩經》之學的同時，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秩落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新唐書》卷二《儒學傳》下。後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詢訪施士所撰《春秋傳》，並大加讚賞。仲子陵、袁彝、韋彤、韋等人研治《禮》，其中仲子陵“通後蒼、大小戴《禮》”《新唐書》卷二《儒學傳》下。蔡廣成治《周易》，強蒙治《論語》，皆自成體係，堪稱流派。

　　文宗太和、開成年間，研習經學再成風氣。時任宰相鄭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舊唐書》卷一七三《鄭覃傳》。“不喜文辭，病進士浮誇，建廢其科”《新唐書》卷一六五《鄭瑜傳附鄭覃傳》。他上奏文宗，認為“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缺”《舊唐書》卷一七三《鄭覃傳》。文宗詔可。開成初，鄭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禦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很快，經文就刊刻完畢，這就是著名的“開成石經”。雖然自石經刊布之後，當時人評說紛紜，認為“蕪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經散亡之後，惟開成石經為完備，以視兩宋刻本，尤為近古”《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采撰二》。唐朝以國家的力量刊布石經，這不僅有利於學人研習經典，而且是經學史上的一件大事，為此後經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能。

　　總之，唐代經學經過唐初義疏的規範化，到唐中葉以啖助為代表的《春秋》之學興盛、開成石經的刊布，使經學的發展更進一步。此後，經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第二節史學的發展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麵奏高祖李淵，說：“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多有遺缺。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是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采撰二》。“陛下既受禪於隋，複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令狐德：《請修近史奏》，《全唐文》卷一三七。這說明如果不盡快修史，再過十數年修史將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同時說明修史的目的是“貽鑒今古”，即為以後的統治者提供借鑒。李淵對此表示關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達詔令，任命專門人選撰修前代史書，但因種種原因，這次修史“曆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傳》。貞觀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詔，重撰“五代史”（梁、陳、齊、周、隋）。可以說，令狐德的奏言，肇啟了唐代以國家名義修史的先聲。

　　史館的設立與初唐史書的撰修

　　唐代以前，曆代都設有史官，所謂“君舉必書，書法不隱，所以慎言行，示勸戒也”《冊府元龜》卷五五四《國史部·總序》。史館的得名，起自北齊《唐六典》卷九《史館》。當時邢子才作詩酬魏收有“冬夜直史館”之句。唐朝建立後，因襲隋朝製度，置史官隸屬秘書省著作局，設郎二人、佐郎四人組成。太宗貞觀初，簡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隸屬門下省。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至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大明宮築成後，史館移至門下省南麵《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同年，唐朝開始大規模的撰修“五代史”，這樣，《梁書》、《陳書》、《隋書》、《周書》、《北齊書》以及《南史》、《北史》、《晉書》經數年相繼修成。

　　中國史學史中，父子相承修史多見史載，司馬談在彌留之際囑咐司馬遷承繼己業，司馬遷銘記父誌，曆經艱難，百折不撓，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史著《史記》；班固在其父班彪未撰成的《史記後傳》基礎上，“潛精研思，欲就其業”《後漢書》卷四《班彪附班固傳》。曆經二十餘年，修成我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初唐史家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從而不僅保證了史書編撰的權威和質量，而且形成了初唐史書編撰的突出特點。

　　《梁書》、《陳書》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陳代吏部尚書，入隋為秘書丞；臨終前曾將未完成的梁、陳兩代史序論及紀傳闕略部分，囑姚思廉按原有體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陳書》卷二十七《姚察傳》。隋末大亂，姚思廉輾轉四奔，難成其願。貞觀三年（629），太宗下詔，命其與秘書監魏征同撰梁、陳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誌。他兼采當時謝炅諸家有關梁、陳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陳二代史的基礎上，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征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舊唐書》卷七十三《姚思廉傳》。十年（636）奏上。清人趙翼評述姚氏父子所撰梁、陳二代史，雲：《梁書》“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為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末唐初也哉！”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

　　《北齊書》作者李百藥，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李德林“善屬文，辭核而理暢”《隋書》卷四十二《李德林傳》。隋文帝開皇初受命撰《齊史》，書未成即病終。李百藥貞觀初官中書舍人，貞觀元年太宗敕令撰《齊書》。他遵循其父的編纂意旨，並詳加考論，於貞觀十年撰成《北齊書》（區別於蕭子顯《南齊書》）五十卷。宋人對《北齊書》多有評論，陸遊《老學庵筆記》中對《北齊書》多用當時俗語就頗為推崇。另外，《北齊書》到北宋時就散佚不全，後經宋代史家校勘輯佚，才得以傳流至今，如許多紀傳即兼采《北史》，“今《北齊書》各紀各列傳凡稱神武、文宣及無論讚者，皆非百藥作，皆《北史》也”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五。

　　《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壽，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人。其父李大師“少有著述之誌”，對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的狀況甚為關注，因而“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北史》卷一《序傳》。即編撰通史以正其缺略。李大師分別於隋末和武德九年（626）兩次撰修此書，“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北史》卷一《序傳》。李延壽貞觀中曾奉詔參與撰修《晉書》、《五代史誌》，在修撰之餘，“思欲追終先誌”，將齊、梁、陳五代舊事他書未載的條目，晝夜抄錄。這樣，從貞觀二年至十八年（628—644），李延壽終於完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卷的撰寫。接著，他將撰就的史書交與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詳加勘證，“許令聞奏”，又“遍谘宰相”《北史》卷一《序傳》。然後書《上南北史表》奏上。顯慶四年（659），《南史》、《北史》獲唐朝廷批準傳布，唐高宗親自為之作序，但這篇序到宋代就已失傳《北史》卷前說明。《南史》、《北史》的作者一改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所修史書的單一片麵性，以統一國家的姿態撰述史事，體現了統一的唐朝思想上的需要及史書所反映出的社會現實。同時，《南史》、《北史》開啟了唐朝編撰通史的先河。

　　貞觀十年（636），唐朝廷修成《梁書》、《陳書》、《齊書》、《周書》、《隋書》，這五部史書原是一部書，即稱為《五代史》。雖則《五代史》的修撰者分別為姚思廉、李百藥、令狐德和魏征，但總負責人卻是魏征。魏征不僅全麵負責組織工作，而且撰寫了梁、陳、周、齊諸史的總論和《隋書》的序、論。這種修史體製的完善，既便於對史書體例等的統籌規劃，又可發揮撰修者各自所長，《晉書》、《五代史誌》的撰修即是這樣。

　　《晉書》題唐太宗禦撰，實際主持修撰的是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參加撰修的有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辛玄馭、劉裔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等。在此之前，有關晉朝的史著已有十八家，唐廷重撰晉書，是因十八家《晉書》“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書虧實錄”《修晉書詔》，《全唐文》卷八。撰修者以臧榮緒《晉書》為底本，參考其他史著，“分功撰錄，莫不傳考前文，旁求逸蔓，舉其精要”《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采撰》二。同時，著名史家令狐德等人“詳其條例，重加考正”《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采撰》二。經數年撰修，至貞觀二十年三月書成奏上，總十帝紀、十誌、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共一三卷。後世對《晉書》多有評說《舊唐書》卷六十六《房玄齡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五。但從總體來說，《晉書》的編撰還是比較成功的，如載記部分，天文、律曆、五行諸誌的撰修，皆堪稱觀采，特別是唐太宗禦撰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更增加了《晉書》的權威性。由於《晉書》的廣泛流傳，此後十八家《晉書》多失傳。

　　《隋書》的編修起自貞觀三年。史官孔穎達、許敬宗參撰，魏征“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征傳》。貞觀十年（636），《隋書》紀、傳部分修成，與已修訖的《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合稱為《五代史》。然而，這五部史書都缺少“誌”，於是，貞觀十五年，太宗令於誌寧、李淳風、李延壽等續修《五代史誌》。初令令狐德監修，後由太尉長孫無忌監修。顯慶元年（659），《五代史誌》三十卷修成。《五代史誌》起初單獨流傳，後晉時才與《隋書》紀、傳部分合為一書。《五代史誌》中的“經籍誌”最為有名，編撰者首次將我國古籍以經、史、子、集四大類加以著錄。《五代史誌》是繼《南史》、《北史》之後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統一國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編撰之外，史官劉知幾私修的《史通》二十卷，貞觀年間（785—805）杜佑編著的《通典》二卷也很有名，開創了我國史評體著作和典章製度通史的先河。

　　《漢書》、《史記》的傳注

　　早在南北朝時期，學者對《史記》、《漢書》的研究就已開始。隋朝著名學者有蘭陵人蕭該、東海人包愷。蕭該“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撰有《文選音義》一書。包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隋書》卷七十五《儒林傳》。隋末李密就喜讀《漢書》，想以包愷為師《舊唐書》卷五十三《李密傳》。後天下大亂，一些名儒流徙於鄉野傳授，形成了唐初許多各有源流的學問及其係統的研究風氣。如顏師古就有家學淵源，其父顏思魯“以儒學顯”，其叔父顏遊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為當時學者稱道。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新唐書》卷一九八《顏師古傳》。貞觀中曾受命注《漢書》，他采用其叔父質義，“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舊唐書》卷七十三《顏師古傳》。太宗令編入秘閣，對顏師古亦予以嘉獎。後來，房玄齡認為顏氏所注《漢書》“文繁難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攝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舊唐書》卷一八九《敬播傳》。同時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漢書訓纂》，“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姚思廉的孫子姚，據其祖所著，立意發揮，著成《漢書紹訓》40卷。以上為有家學淵源的。高宗時人王方慶，“嚐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並隨之卒業《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受班氏《漢書》亦見諸史載。曾經注解過《文選》的揚州人李善，撰有《漢書辨惑》三十卷，高宗乾封以後“以教授為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李善傳》。以上為師授源流。到永徽以後，以長安、洛陽為中心，逐漸形成一種專門學問，即“漢書學”。當時著名學者有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緯兄弟“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獨立的《漢書》學研究體係，在當時治《漢書》學者中影響最大；所謂“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為無法雲”《新唐書》卷一九八《秦景通傳》。其次，乾封年間都水監主簿劉訥言給沛王講授《漢書》。後沛王為皇太子，就是章懷太子李賢。李賢集諸儒共注範曄《後漢書》，劉訥言為主要參與者。可以說，太子李賢組織人力注《後漢書》，其興趣多來自劉訥言講授《漢書》所得。當時治《漢書》學的還有高宗朝的郝處俊、開元時的殷踐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記》的學者有褚無量、高子貢，而王玄感堅持不懈，“並所注《孝經》、《史記》稿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舊唐書》卷一八九《王玄感傳》。劉伯莊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從不同角度、側麵研究《史記》。武後長壽年間的許子儒，“其所注《史記》，竟未就而終”，實為憾事。這一時期研治《史記》的集大成者，是開元年間司馬貞所著《史記正義》和張守節著《史記索引》，不僅是當時治《史記》的高水平之作，而且為後代進一步研究《史記》提供了詳確的資料。

　　譜係學

　　近人章群認為“唐承隋祚，猶之漢承秦業，其相因襲者甚多，惟以唐而論，究以隋祚短促，與其謂因襲於隋，毋寧謂其祧於南北朝也”章群：《唐史》第一冊《序》，香港龍門書局1978年版。魏晉六朝時期選舉以“九品中正”為前提，從而形成魏晉時代譜學大盛的局麵。當時“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郎將谘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後魏河南亦有《官氏誌》，譜學家以此二書為範本《通誌》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劉宋時譜學家王弘因“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為時人所仰慕。“唐代譜學本脫胎於魏晉六朝譜學，因而，這種鮮明的門閥觀念和森嚴的等級界限當然也得以繼續傳播”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第108頁。盡管統治者自覺不自覺想削弱這種門閥觀念，但官修、私修譜係本身，無疑對維係於統治階級有利的等級製度起到推波助瀾作用。另外，譜學是唐代史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組織人力編撰，私家修譜亦多見史載，譜學名家亦層出不窮。

　　貞觀五年（631），唐太宗以“山東人為自矜誇，雖複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因而詔令吏部尚書高士廉與禦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譜牒，考其真偽，褒進忠賢，貶黜悖逆，撰成《氏族誌》一書，定山東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覽後大為不滿，明確指出撰修《氏族誌》“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經修訂，貞觀十二年，《氏族誌》一卷麵世，列皇室為第一等，後族為第二等，山東士族崔幹為第三等。由於編撰者多精於譜學，該書又幾經修改，《氏族誌》修成後，“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永式”《舊唐書》卷八十二《李義府傳》。

　　高宗顯慶四年（659），許敬宗為奉迎皇後武則天，認為“其書不敘明皇後武氏本望”《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中書令李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誌》。高宗詔令禮部侍郎孔誌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書入族譜”《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為標準，高宗自裁體例，製寫序言，總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書成後，紳大夫多以入選為恥，稱此書為“勳格”。從《氏族誌》到《姓氏錄》，唐政權內等級門閥的覆蓋麵增大，而一些士族門閥以此為恥的心情亦可理解。

　　中宗景龍元年，左散騎常侍、譜學家柳衝認為，自貞觀年間諸儒修《氏族誌》至此七十年間，此書“甄差群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故上奏請求改修，中宗詔柳衝及尚書左仆射魏元忠、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誌》，重加修撰。當時“共取功、德、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新唐書》卷一九九《柳衝傳》。然而，由於參加編撰的魏元忠等相繼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詔柳衝、徐堅、吳兢、魏知幾、陸象先、劉知幾等接撰，書成，名《姓係錄》二卷。開元初，玄宗又詔柳衝及薛南金“複加刊竄，最後定式”。這樣，《姓係錄》撰修前後曆經十一年，經三次大規模的修撰，最後得以成書。《姓係錄》是官修譜書的集大成者，也標誌著唐代譜學研討達到頂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間（758—759）著作郎賈至撰《百家類例》十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譜》二十卷，開成四年翰林學士柳撰《續皇室永泰譜》，都是以唐皇室作為譜本的。元和七年（812），太常博士林寶撰《元和姓纂》十卷，是官修質量較好的譜書之一。

　　私家撰修的譜學著作有：武則天時太子左庶子王方慶撰《王氏家牒》十五卷、《家譜》二十卷，四門博士王玄感撰《姓氏實論》十卷。史家劉知幾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考其先世源出，“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舊唐書》卷一二《劉子玄傳》。開元時左散騎常侍韋述“好譜學……乃於《柳錄》之中，別撰成《開元譜》二十卷”《舊唐書》卷一二《韋述傳》。天寶時集賢校理蕭穎士，“通百家譜係”《新唐書》卷二二《蕭穎士傳》。著《梁蕭史譜》二十卷，孔至著《姓氏雜錄》一卷。唐代著名的譜學家，除上麵提到的之外，最有名的有武德年間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倉曹參軍李守素，時稱“肉譜”《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即活的人物典。武則天時太子司儀郎路敬淳，“尤明姓係，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記》二十卷、《衣冠譜》六十卷。此後的譜學家，如柳衝“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韋述、蕭穎士、柳芳，雖“各有撰次，然皆本路氏”《新唐書》卷一九九《路敬淳傳》。柳芳自己更認為“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足見路敬淳對唐代譜學界影響之大。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隋唐曆法

　　隋唐曆法

　　隋唐兩代製定的曆法很多，隋有《開皇曆》、《皇極曆》，唐有《戊寅曆》、《麟德曆》、《光宅曆》、《景龍曆》、《大衍曆》、《至德曆》、《五紀曆》、《正元曆》、《觀象曆》等。其中以《皇極曆》、《戊寅曆》、《麟德曆》、《大衍曆》的科學價值較高，也有較大的影響。

　　《皇極曆》為隋劉焯所製定，劉焯，信都（河北冀縣）人，他聰明好學，是個博學之士，當時有人認為他是“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隋書》卷七十五《劉焯傳》。他寫《曆書》十卷，他製定的《皇極曆》是當時最好的曆法。劉焯的創見很多，例如，他算出的歲差數值最精確。什麽是歲差數值？按照天體運行的規律，地球繞太陽一周是一年。但準確地說，這一個冬至點到下一個冬至點的位置是有變化的，冬至點在黃道（從地球上看太陽一年在天空移動一圈，實際上是地球繞太陽一圈，人們看到的太陽移動路線就叫黃道）上大約每年西移50.2秒，就71年8個月差一度。這種冬至點在黃道上的移動距離就是歲差數值。

　　晉代以前，我國天文學家還不知道有歲差存在。晉成帝（325—342在位）時，虞喜第一次提出，50年冬至點西移一度，南北朝時，祖衝之首先在曆法中考慮到歲差，但他認為45年11個月歲差一度。到了隋代，劉焯在曆法中使用75年差一度的歲差數值。這與準確的歲差數值已經非常接近。當時，西方還是沿用100年差一度的數值，可見劉焯的《皇極曆》是非常先進的。

　　劉焯的另一貢獻，是在《皇極曆》中采用了定朔的方法。

　　定朔是針對平朔而言。月亮繞地球運行的軌道是橢圓形的，當月亮運行到近地點時速度最快，到遠地點時速度最慢。由於運行的速度有變化，由這一個朔日到下一個朔日也不是固定的。有時長達29天19小時多，有時則僅有29天6小時多，其平均長度為29天12小時44分03秒。根據這個平均數來決定朔日即為平朔。當然，古代並沒有把數字推算得如此準確。

　　朔日這一天的特點，是月球和太陽的黃經相等，也就是日、月幾乎是同時出沒。用平朔法決定朔日和這種實際情況不完全一致。於是，南朝劉宋時何承天撰《元嘉曆》，就主張用定朔法決定朔日，也就是把日、月黃經相等時，即日、月同時出沒這一天定為朔日。但由於定朔法可能導致四個大月相連和三個小月相連的情況，遂遭人反對而未實行。

　　劉焯繼承了何承天、祖衝之等人的先進思想，製定《皇極曆》時采用了定朔法，考慮了祖衝之的歲差法。同時，還創用一種內插法，也就是計算定朔的校正數的方法參考：《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中國青年出版社）第38—54頁。《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冊有關部分。《曆法漫談》（陝西科技出版社）有關部分。

　　劉焯的各種成就，決定《皇極曆》的科學程度大有提高，盡管其因遭太史令張胄玄的反對而未被采用，但其科學價值是不容忽視的。

　　《戊寅曆》為道士傅仁均所製定。傅仁均，滑州白馬（河南滑縣）人。因他“善曆算、推步之術”，武德初年由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奕推薦，被高祖召令改修舊曆。他向高祖上疏，指出舊曆的缺點很多。例如，日蝕或在月末或在月初，不在朔日；月蝕或在望日前或在望日後，不在望日。還有月末月亮在東，朔日月亮在西。這都是采用平朔法製曆的結果。為了糾正這種現象，他用定朔法製定《戊寅曆》。他的曆書，雖然遭到中書令封德彝、吏部郎中祖孝孫、太史丞王孝通等人的反對，但他據理力爭，最後還是公布實行了《舊唐書》卷七十九《傅仁均傳》。這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由政府頒布的采用定朔法的曆法。采用定朔法，雖然比較準確地反映了太陽、月亮、地球之間的關係，但由於連續出現大月或小月的問題沒有解決，貞觀十九年（645），還連續出現四個大月。於是，平朔法又取代了定朔法。到麟德二年（665），高宗又頒行了《麟德曆》。

　　《麟德曆》為李淳風所製定。李淳風，岐州雍（陝西鳳翔）人，他“博涉群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十五年（641）為太常博士，不久又為太史丞。貞觀二十二年（648）遷太史令。他參與過《晉書》及《五代史》（《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的編寫，其中的《天文》、《律曆》、《五行表》，都是他撰寫的《舊唐書》卷七十九《李淳風傳》。

　　貞觀十九年（645）以後，由於《戊寅曆》中存在的問題不易解決，另外製定新曆就成了社會的必然要求。龍朔年間（661—663），李淳風參考劉焯的《皇極曆》，另撰新曆，於麟德二年（665）頒布施行，故稱《麟德曆》。

　　《麟德曆》也采用定朔法，但李淳風用變通調整的辦法，解決了四個大月或三個小月連續出現的問題。例如，把朔日提前一天，使第四個大月成為小月；把朔日推遲一天，使第三個小月成為大月。這樣一來，反對派就失去了指責定朔法的口實。這種變通調整的辦法一直沿用到元朝。

　　在計算方法方麵，李淳風簡化了計算過程。他廢除了古曆中用章（19年7閏月為一章）、（四章為一）、紀（20為一紀）、元（三紀為一元）的計算，並以1340為各種天體運動周期（如回歸年、朔望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分母，大大簡化了計算步驟。同時，還廢除了閏周（閏月的周期），完全由觀測和統計來求得回歸年和朔望月的長度。

　　《麟德曆》在當時得到了好評，被認為是較精密的曆法。從此以後，定朔法一直在曆法中沿用下來參考：《中國科學技術史稿》（科學出版社）上冊第328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第209頁。《中國天文學史》（科學出版社）第83頁。

　　《大衍曆》為僧人一行所製定。一行，本名張遂，魏州昌樂（河南南樂）人。他聰敏好學，“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當時就有人把他和孔子的高足顏回相提並論，是一位有名的學者。武則天侄武三思慕其學行，想與其交友，他遂出家為僧，隱於嵩山。後來，又到荊州當陽山學習梵律。開元五年（717），玄宗強征其至京，“訪以安國撫人之道”。由於《麟德曆》在行用過程中常有誤差，故玄宗於開元九年（721）命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改撰新曆”《舊唐書》卷一九一《一行傳》。一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製定《大衍曆》的。

　　一行為編製新曆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他組織了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