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你不知道的晚清

第五章原生態俚語村言寫就的奇特小說

　　有學問的人遇到自己未曾見過的字句，往往愛詰問：“語出何典？”

　　殊不知，還真有一部文學史上罕見的口語化的幽默小說名為《何典》。此書為清代乾嘉年間上海才子張南莊所著。成於清嘉慶年間，翻刻於光緒四年（1879年），而真正流傳開來則在1926年。

　　《何典》是一部奇特的小說，全書采用吳方言寫成，原生態的俚語村言活潑俏皮，借鬼說事，書中一個一個兩腳行走的動物，無一屬於人類，說的是鬼話，幹的是鬼事，吃的是鬼飯，看的是鬼戲，懷的是鬼胎，做的是鬼官。小說通過“下界陰山”、“鬼穀”中的“三家村”土財主活鬼一家兩代的不同遭遇，諷刺與嘲笑了陰曹地府中的閻羅王以及妖魔鬼怪的嘴臉。在那裏，到處都是“有錢能使鬼推磨”、“殺人不怕血腥氣”。舉凡敲詐、貪汙、淫亂、造反等人間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裏照樣應有盡有。作者的想象力極為豐富，作品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餓殺鬼、催命鬼、劉打鬼、黑漆大頭鬼、青胖大頭鬼等形象，還有什麽趕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無不栩栩如生，它一反舊小說的所謂“文人氣”，無章無典，無規無矩；滿目髒字卻不下流，油嘴滑舌卻很嚴肅。句句風趣幽默，字字入木三分，可令人大笑之餘不覺悲從中來。

　　作者張南莊自稱全書：“全憑插科打諢，用不著子曰詩雲；詎能嚼字咬文，又何須之乎者也。”如此行文，在讀者並不覺得蠢俗討厭，反而感到別有風趣。比如書中寫活鬼臨死的一節：“那活鬼躺在床上，隻管一絲無兩氣的半死半活。雌鬼見他死在頭上轉，好不著急！就像熱煎盤上螞蟻一般，忙忙的到鬼廟裏去請香火，做野團子謝灶……忙得頭臭。看這活鬼時，漸漸的一麵弗是一麵，眼睛插了骷髏頭裏去，牙齒咬得鏽釘斷。到得臨死，還撒了一個狗臭屁，把後腳一伸，已去做鬼裏鬼了。”書中如此生動敘事的例子比比皆是，處處閃耀著民間語言的智慧與魅力。

　　《何典》以其藐視一切的魄力、無規無矩的寫作方式，以及徹底的口語化、俗語化，既是對傳統文學的叛逆，又是對通俗文學的真實回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何典》在顛覆經典的同時，自身也成為經典。全書共十回，十二萬字左右。筆者考證，作者張南莊書法歐陽，詩宗範陸，著作等身。鹹豐初年太平軍占上海時，張南莊的其他著作盡付一炬，獨《何典》一本幸存，為後世留下了一抹書香。

　　毛澤東非常喜歡《何典》這本書。

　　延安時期，他曾兩次寄書給遠在蘇聯求學的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買了一批書寄去，但中途丟失了。1941年1月，他寫信說：“關於寄書，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誌寄了一大堆給你們少年集團，聽說沒有收到，真是可惜。現再酌檢一點寄上，大批的待後。”

　　細心的毛澤東隨信附上一張書單，並注明了冊數，具體內容如下：“精忠嶽傳》2，《官場現形記》4，《子不語正續》3，《三國誌》4，《高中外國史》3，《高中本國史》2，《中國經濟地理》1，《大眾哲學》1，《中國曆史教程》1，《蘭花夢奇傳》1，《峨眉劍俠傳》4，《小五義》6，《續小五義》6，《聊齋誌異》4，《水滸》4，《薛剛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義》2，《洪秀全》2，《俠義江湖》6.”

　　這張書單共列二十多種書，其中大都是大家熟悉的。但有兩本書比較冷僻，一般人別說沒有讀過，恐怕聞所未聞、一本是《子不語正續》。《子不語》的作者乃是清朝乾隆年間的大才子袁枚，寫的都是怪異的民間故事，書名取自《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另一本就是本文所說的《何典》。

　　從這份書單上就可看出毛澤東對《何典》的看重。

　　毛澤東不僅化用和引用過《何典》中的言辭，而且還在思想觀念和審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潛移默化的影響。

　　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從明末清初的顏李學派開始，中國知識界就有一股自疑自罪的思潮綿延不絕，以至到民國時期，大知識分子丁文江發出了書生是“亂世之飯桶”的怪論。顏元、李塨把宋、明王朝滅亡的責任歸結為書生清談誤國，因此認為“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從毛澤東早期文稿看，他早年是非常崇拜顏李學派的。

　　《何典》一書對知識分子和書本知識更是多有諷刺。活鬼的兒子活死人，天資聰穎，很會讀書，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後，竟淪落到乞討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個老道士，老道士聲稱他有大力子、辟穀丸，還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穀丸和大力子，頓覺精神百倍，隻是對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擂：“已有過目不忘的資質，博古通今的學問，還要益他什麽？”老道士聽了哈哈大笑道：“你隻曉得讀了幾句死書，會咬文嚼字，弄弄筆頭，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幾個虛字眼搬來搬去，寫些紙上空言，就道是絕世聰明了。若講究實際功夫，隻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倒算做棄物了。我這藥是使人足智多謀的第一等妙藥，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見他說得有理，隻得乖乖地吃了。

　　熟讀《何典》的毛澤東很欣賞老道士的觀點。翻看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著作，一個強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別“講究實際功夫”，念念不忘告誡知識分子要參與到生活和實際中去，否則僅有點書本知識，頭腦裏僅裝些教條，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識分子，這樣對革命事業不僅無用，甚至還會有害。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便說過：“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他反複強調空洞的、抽象的理論和知識是無用的，知識分子絕對不能停止在現成書本的字句上。

　　毛澤東不僅在思想觀念上受《何典》一書的影響，在審美趣味上也是如此。延安整風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反對“黨八股”。毛澤東所列“黨八股”的其中一條罪狀便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表現為文章或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麽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或者隻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總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動活潑的語言，看上去麵目可憎，讀者或聽眾厭惡得很。鑒於此，毛澤東強調宣傳和文藝工作者“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因為“人民的語匯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

　　民間的語言有如天籟自鳴，自抒胸臆，又似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張南莊深諳文章之道，所以對民間的語言精研深鑽發而為文。“俗為雅用”加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構成了毛澤東完整的文化觀。他特別重視“俗為雅用”，在毛澤東看來，《何典》正是“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的典範，是“俗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對《何典》語言的化用和引用，實際上表達了對這種審美取向的認同與欣賞。

　　除毛澤東外，還有不少現代名人對《何典》推崇有加。

　　20世紀20年代北大即將關門，1926年5月，劉半農在無意間得到了《何典》的舊版本，欲借出版此書以自救。他標點校注後出版，並請魯迅作了序。劉半農且做狂語：“憑你是天皇老子烏龜虱，作者隻一例的看做了什麽都不值的鬼東西。”因而引發一場文壇大戰，被陳源教授攻擊為“大學教授而竟墮落於斯”。

　　1926年5月25日，魯迅怒而連撰兩篇文章力挺劉半農：“即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認為《何典》“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展示了活的人間相”。

　　1932年，日本打算編印《世界幽默全集》，魯迅把《何典》作為中國的八種幽默作品之一，推薦給增田涉，並在5月22日致增田涉信中說：《何典》一書“近來當做滑稽本；頗有名聲”。

　　20世紀初，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嬉笑怒罵的文章名重一時，他自稱做文章的範本就出自《何典》。“放屁，放屁，真正是豈有此理！”吳稚暉在讀到《何典》開頭的這句話後，大徹大悟，於是力主文風口語化，成為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風雲人物。吳稚暉對《何典》說過一段話：“我止讀他開頭兩句……從此便打破了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說話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蠻文學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用這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真自由，享言論的真幸福。”

　　對《何典》的文化意義，除毛澤東、魯迅、劉半農、吳稚暉外，胡適、周作人、林語堂等也都曾給予極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