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東製衡機製

第二節相關文獻回顧

　　雖然實驗研究方法被應用到了經濟學研究的多個分支Davis，DouglasD。andCharlesA。Holt（1993），ExperimentalEconomic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但是在金融學多個領域中，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才剛剛出現，相關文獻零散分布在經濟學、金融學、哲學以及會計學的刊物上（CadsbyandManynes，1998），在公司治理領域的實驗經濟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委托代理研究（DeJong，etal。，1985a，1985b，1985c；Gilletteetal。，1997；Lypny，1993；ChowandHaddad，1991；SchotterandWeigelt，1992）、信息不對稱的研究（Cadsbyetal。，1990；Cadsbyetal。，1993；Forsytheetal。，1997；Peterson，1996；Cadsbyetal。，1998；Walther，2004）、公司並購方麵（KaleandNoe，1997；PalfreyandPrisbrey，1997；CadsbyandMaynes，1998a；CadsbyandMaynes，1998b）以及董事會治理機製方麵（Gillette。etal。，2003；Gillette。etal。，2004）。

　　在委托代理研究方麵，DeJong，etal。（1985a，1985b，1985c）在實驗室中模擬了關於代理關係的實驗，主要檢驗在一個委托人無法觀察到代理人努力水平的代理關係中，代理人是否存在道德問題。來自實驗研究的數據顯示，代理人往往在道德危機麵前存在規避行為，同時關於聲譽的效應也在實驗中獲得了檢驗。GreenfieldandKostant（2003）在實驗研究中考察了代理和利潤約束情況下的公平問題。在信息披露方麵，PankoffandVirgil（1970）最早引入實驗研究的方法，他們在實驗中假定了一個理想的“自由市場”：(1)參與人在其中扮演投資者的角色，通過獲取財務信息做出投資決策，從而產生了對信息的需求；(2)投資者擁有選擇並購買CadsbyandMaynes（1998c）對此展開了相當係統的論述。投資者必須通過購買才能獲得相應的信息，這裏顯然假設公司沒有義務對投資者進行信息披露。信息的自由，獲取信息之後就可以辨別信息的有效性；(3)參與者將充分利用所獲得的信息進行每一個期間的市場預測，決定下一個期間的投資，同時從投資經驗中再度獲得新的經驗信息。與此相似，Choeetal。（1996）設置不同的信息披露條件進行實驗檢驗，在12個實驗中分別假設信息披露無成本、信息披露存在成本、對非私有信息存在強製披露和不存在強製披露的情況，進而考察了經理層對信息披露的選擇。Walther（2004）從實驗和理論分析兩個方麵，分析了信息透明度和公司協調失敗的關係，研究不能支持高透明度的信息將導致有效決策的研究結論Walther（2004）研究表明，在關注信息透明度積極作用的同時，信息透明度的提升的成本不容忽略；當決策個體必須同其他決策者進行協調時，信息透明度將導致戰略決策的不確定性。在公司並購方麵，KaleandNoe（1997）在研究中導入實驗方法，實驗方案關注了不同規模公司和不同水平下並購費用（offerpremiums），同時區分了絕對化和有條件限製的兩種並購邀請（takeoveroffer）。KaleandNoe（1997）研究發現，在絕對化的並購邀請下，納什均衡方程預測並購結果準確，而在有條件限製的並購邀請下，結果則紛繁複雜。為此，在KaleandNoe（1997）和PalfreyandPrisbrey（1997）對公共品實驗中非常規行為研究的基礎上，GilletteandNoe（2000）設計了一個更加符合現實的實驗方案，即當外來並購者的首次邀請被拒絕後，GilletteandNoe（2000）在實驗中進一步考察了外來並購者再度提供新的並購邀請（offer）的情況，以此探討並購理論研究中普遍關注的搭便車問題。

　　在董事會治理機製方麵，Gilletteetal。（2003）通過公司董事會決策的實驗設計，較為完整地考察了董事會治理問題。對於公司董事會而言，內外部董事在實驗設計中需要尋求一種均衡：內部董事往往具備了較高的信息優勢，而外部董事存在維護公司價值的激勵。所以，在Gilletteetal。（2003）設計的方案中，內部董事可以通過公司決策獲得私人收益，而外部董事的存在則有利於抑製董事會的機會主義行為。Gilletteetal。（2003）的實驗結果最終證明了外部董事的積極作用。Gilletteetal。（2003）還從實驗角度重新設計了董事會結構，以減少公司具備信息優勢的內部人和公司股東的矛盾衝突，當董事會麵臨決策衝突時，研究引入了對內部人的處罰機製，不過，對於衝突的處罰最終對實驗研究結果影響甚微。基於Gilletteetal。（2003）的研究框架，Gilletteetal。（2004）在實驗設計中讓公司董事通過兩個階段完成決策，首先是交流階段，然後進行決策，以此來考察外部董事的投票能力和對董事會控製權的影響。

　　目前，在中國國內發表的研究文獻還很少涉及公司治理領域，雖然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實驗經濟學和實驗研究方法，但是主要是應用實驗研究方法對傳統經濟理論和經濟問題的檢驗與探討劉小兵（2004）關於個人合作提供公共品可能性的實驗研究支持公共品理論和集體選擇理論，即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導致了公共品提供的市場缺陷。張世偉、鄧創（2004）應用ASMEC-I模型，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應所作的模擬實驗研究結果與經濟理論達到定性一致。餘劍梅（2004）采用實驗研究的方法，探討阿萊悖論（Allais’Paradox）式風險偏好逆轉客觀條件和範圍。喬誌林等（2005）設計三寡頭壟斷博弈實驗，檢驗不同競爭者信息對古諾寡頭壟斷均衡的影響。林嘉永（2005）研究發現，在信息對稱的情況下，大多數交易中資產的交易價格接近資產的基本價值，符合有效市場假說的預期。張朝宓、李芳（2000）嚐試以實驗研究方法探討影響收益報告行為的因素。劉小平等（2002）采用情景模擬實驗的方法來探討影響組織承諾的各種因素，以及組織承諾對離職等各種結果變量的影響。林嘉永（2004）研究發現，信息不對稱是造成資本市場非有效性的根本原因；資本市場中的投資者並非完全理性，而是具有認知和行為偏差的普通人，存在過度自信和過度交易的情況；賣空機製不僅可以促使資產的價值向基本價值回歸，提高市場的有效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內幕交易者對市場的操縱行為（高鴻楨、林嘉永，2005）。張朝宓等（2004）運用實驗方法研究預算管理問題發現，信息對稱和真實導向的薪酬計劃對預算鬆弛都有一定的抑製作用，而且信息對稱性對預算鬆弛的影響十分顯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ShahandSunder（2004）發表在《南開管理評論》上的中文論文，可以說是一個較為典型的公司治理實驗研究。ShahandSunder（2004）在實驗框架下檢驗了董事會成員的激勵對股東財富和CEO報酬的影響，發現當大股東作為董事會成員時，經濟體所產生的財富更大，而當CEO選擇董事時，結果是缺乏效率的。此外，CEO薪酬與業績之間的敏感度隨董事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

　　由此可見，在中國公司治理研究領域引入公司治理實驗研究方法尚處在嚐試與探索之中，在文獻檢索中，沒有發現在對股權結構的研究中引入實驗方法；同時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博弈論相伴相生，較好規避了實證研究的缺陷。因此，本書在規範研究和博弈分析的基礎上，在實證研究之後，引入不同控製權結構下股東製衡的公司治理實驗，符合相應的研究邏輯並能顯著提升本書的研究價值和論證力度，對不同控製權結構下股東製衡的實驗研究將是本書一項重要的突破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