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 曆史黑洞--長征中的李德、張國燾

5.遵義會議，糾正李德、博古的錯誤，確定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遵義，北倚婁山，南臨烏江，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後，在1月7 日解放了這個黔北重鎮。

　　這時，蔣介石得到空軍的偵察報告說紅軍進駐遵義地區後方向不明，批準“追剿軍總指揮”薛嶽的請求，令第一縱隊吳奇偉部集結貴陽、清鎮一帶整訓待命；第二縱隊周渾元部在烏江南岸對遵義方向警戒。這在客觀上給中央紅軍的休整提供了條件。

　　1月9日下午，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等隨軍委縱隊進入遵義城，李德也是此時進入遵義城的。

　　隨軍進入遵義城的李德為此也不無興奮地回憶道：

　　從烏江到遵義這段短短的路程，我們走了兩三天。貴州軍隊不幹預我們作戰，他們或是逃跑、或是潰散了。省主席王家烈不願動用剩下的四五個師，讓他們繼續向西撤退。中央紅軍一舉解放了這個擁有15000平方公裏土地、人煙稀少的地區，除了省主席的夏季住地遵義外，還占領了遵義以北的商業中心桐梓。中央紅軍就此還控製了長江港口重慶和省會貴陽之間的重要交通線。

　　我們向這些城市的進軍如此之神速，以至很多居民……幾乎都留了下來，甚至那些國民黨官員、大地主和大商人也沒來得及逃走。糧食布匹等大批貨物都落入我們手中，但我們最急需的槍支和彈藥等戰利品卻很少。

　　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提出口號，準備在這裏建立根據地，但根據地是臨時的，還是固定的，沒有決定。

　　軍委縱隊進入遵義城時受到了地下黨組織發動的群眾歡迎，毛澤東精神煥發，李德作為紅軍隊伍中的洋人自然也引人注目。但是李德的這股高興勁沒多久便消散了，中央沒有讓李德和博古住在一起，周恩來則和朱德、劉伯承住在一起。“三人團”中的三人事實上完全拆開了。

　　種種征兆表明，黎平會議後博古曾向李德透露的，中央在那次會議上還有沒有寫進決議的決議，就是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和地點，不僅要繼續討論當前的形勢和任務，還要對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全麵地總結審查，以分析連續失敗的原因。李德知道這一定是毛澤東的主意，如果審查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毫無疑問，必然會審查到他的頭上，因此，猴場會議一結束，李德感到“解決”他的問題的時間正在來臨。更為氣惱的是，“三人團”中的周恩來也完全倒向了“中央隊三人團”，而博古——這位年輕又有書生氣的中央負責人，並未果斷地反對和揭露毛澤東等人的陰謀，也從未同他商討對策。

　　這個時候，最忙的是毛澤東。他在來遵義的路上，一方麵同張聞天、王稼祥商討下一步行動，一方麵不斷同周恩來隨時聯係以了解各方麵的情況，還要隨時同各軍團負責人保持接觸，以將自己的想法滲透到紅軍部隊中去。入城時，毛澤東要求總參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分到一起住，最好離李德、博古遠一點。

　　進入遵義後，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準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伍修權回憶說：“這時王稼祥、張聞天同誌就通知博古同誌，要他在會議上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通知周恩來同誌準備一個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也認真準備發言。經過共同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一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毛澤東過去在開會時一般都是即席發言，這次也寫出了一個詳細的發言提綱。

　　1月14日晚上，李德住所終於來了電話，翻譯伍修權報告給了李德：

　　“中央通知：明天即1月15日下午5時，在紅軍總司令部駐地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進行總結，請你屆時列席！”

　　伍修權說完，還加了一句：“中央讓正式通知你，這次會議是請你列席，是列——席！”

　　李德驚問到：“什麽，列——席？”

　　伍修權肯定地點了點頭。

　　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紅軍總司令部設在遵義老城的原國民黨25軍第2師師長柏輝章的私邸。這幢磚木結構，中西合璧的兩層樓房，剛剛建成不久，是當時遵義城裏首屈一指的宏偉建築，高牆垂門，巍峨壯觀。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在主樓樓上原房主的小客廳舉行。

　　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有鄧發、劉少奇、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有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以及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也列席會議，共約20 人。

　　李德進會場後，看到博古仍舊在會場正中位置上坐著，旁邊按慣例應由他坐的位置，現在由周恩來坐著，接著是朱德、陳雲、劉少奇、凱豐等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坐在靠窗戶的一邊，傷病未愈的王稼祥半坐半靠在為他特設的藤躺椅上。

　　李德進去後，拉了一把椅子在過道口一側走廊坐了下來，伍修權拉一條方凳坐在他的旁邊。

　　會議由博古主持，並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與會者顯然聽出了博古在第五次反“圍剿”這一認識上有了很大的變化，他終於承認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但李德卻對此投去了不滿的一瞥，他不能同意這個看法。不過，當博古說到失敗的原因時，李德又諒解了他。在這一點上，李德認為他們是一致的。若幹年後，李德仍然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之所以沒有取得勝利，其主要原因在於客觀方麵：

　　一方麵是帝國主義列強通過給予大量借款、提供現代化軍事技術和配備軍事顧問等手段加強了對蔣介石的援助，使得蔣介石能夠鞏固他的中央集權，並建立強有力的軍事優勢；另一方麵是革命的即共產主義的運動，在國民黨中國十分薄弱。所謂主觀原因……中國共產黨在白區人民和敵軍中政治工作不足，遊擊戰開展得很不夠，以及在貫徹基本正確的軍事戰略上犯有戰術和策略錯誤。

　　博古基本上也是這樣認為的。

　　緊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他在報告中比較詳細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與脫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原因。他認為這種失敗根本原因在於我軍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這是由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三人團”造成的，因此他作為作戰決策的貫徹落實者，負有重要的以至直接的責任。

　　博古對周恩來的報告深感不安，擔心周恩來過分強調軍事指揮上的主觀錯誤會導致更多人的思想混亂，因此他對周恩來的觀點難以接受。

　　李德聽到周恩來的報告如坐針氈。他對博古、周恩來的一主一副兩個報告，曾評論道：

　　博古把重點放在客觀因素上，周恩來則放在主觀因素上，而且他已明顯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劃清了界限。這就給毛提供了他所希望的借口，把他的攻擊矛頭集中在我們兩人身上，讓到會的多數人起來反對我們，而他對周恩來大大的加以庇護。

　　會議沉默了一會兒後，張聞天接著作報告——通常人們說的“反報告”。張聞天從自己口袋裏掏出早已準備好的提綱，這提綱是他與毛澤東、王稼祥經過充分醞釀研究以後寫成的，基本上是毛澤東的主導思想。張聞天以他那學者式的語調，一字一句地說：

　　“聽了博古同誌關於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以及周恩來同誌的副報告以後，我們——就是毛澤東同誌、王稼祥同誌和我——認為，博古同誌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誰都沒有想到，首先發言批評博古報告的，不是“一貫反對”他們的毛澤東，而是博古多年的學友、戰友，而且都曾在蘇聯呆過的張聞天。

　　張聞天批評了博古、李德在前一段時期的錯誤軍事指導思想，主要表現在對待蔣介石的堡壘設防，采用堡壘對堡壘的錯誤戰術；在反“圍剿”戰鬥中，不應當與敵人進行主力抗擊，而且作戰分散兵力；不能夠利用十九路軍起義的有利時機，打擊蔣介石，粉碎敵人的“圍剿”戰略；在部隊突圍的時候，張皇失措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轉移中明知敵人已經設好羅網，還堅持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等。

　　張聞天的報告對博古、李德都是當頭一棒。博古萬萬沒有想到張聞天與自己共事多年，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曾經是一致的，但在這一關鍵時刻，卻這樣有條有理地進行批評，反對自己的總結報告，心裏有點反感。

　　李德一直在仔細聽著張聞天的發言，尤其是軍事部分的發言。張聞天指名道姓地說道：“李德作為軍事顧問，其錯誤是很明顯的，博古同誌呢？在這方麵同樣有著嚴重的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但是對於李德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的不正常現象，不但沒有及時去糾正，而且積極地擁護了助長這種錯誤的發展。我們認為，博古同誌在這一方麵應該負主要的責任，但是他在自己的報告中對此並無自我批評，說明他還沒有認識甚至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

　　張聞天的反報告大約也講了一個多小時，當天的會議就算結束了。

　　第二天，會議繼續進行。

　　毛澤東第一個作了長篇發言。他一開始就批評博古的總結報告，認為這個總結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作辯解。

　　毛澤東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

　　他還以前幾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用敵強我弱等客觀原因來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借口。同時，比較係統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後軍事行動的方向。

　　毛澤東批評李德隻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實際情況。他說：“要知道戰士是要走路，也是要吃飯的，還是要睡覺的，也不考慮行軍走的什麽路，是山地，是平原，還是河道，隻知道在地圖上畫一畫，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

　　毛澤東進一步批評博古、李德的領導方法是“極端的惡劣”，“包辦軍事委員會的一切工作”，“采取各種壓製的方法”，所以“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

　　毛澤東針對李德命令兵力有限的紅軍與強大的敵人死打硬拚時說：“中國有部小說，叫做《水滸傳》，其中有個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衝，林衝是東京80萬禁軍教頭。那個洪教頭充其量像個今天的保安團的武打教師爺，可是他不自量力要同林衝比武，拉開架勢連喚幾個來，來，來！就同我們大喊口號‘禦敵於國門之外’、‘保衛蘇區每一寸土’、‘兩個拳頭打敵人’等等一樣，真有本事的林衝卻不張牙舞爪，並不同他硬幹，反而先退幾步，就同我們的誘敵深入戰術一樣，結果看出敵人的破綻，抓住敵人的弱點，一腳就踢翻了洪教頭。我們在反‘圍剿’中也是這樣，不懂得退避三舍，也拉開架勢同敵人硬幹，辛辛苦苦築了許多土碉堡，結果一炮就給敵人炸翻了，就像一腳踢翻了洪教頭一樣。不過我們的教頭不姓‘洪’，姓‘洋’，是個洋教頭。我們有的同誌以為這個‘洋教頭’真有本事，結果上了他的‘洋當’，弄得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幾乎被敵人一腳踢翻了。這個蠢事還能再幹嗎？這種教訓不應該很好總結嗎？”

　　博古、李德聽到這裏，自然十分尷尬。李德正想分辯幾句。這時，坐在博古不遠處的凱豐站了起來，打斷了毛澤東的話，他說：

　　“好了，你毛澤東不就看過幾本《三國》、《水滸》之類的什麽而已，還有別的什麽新鮮玩意兒嗎？”

　　凱豐也是來自莫斯科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一向與博古關係密切，見毛澤東等對博古、李德明諷暗刺，出來打抱不平，“奮起”反對毛澤東。凱豐接著說：“你懂得什麽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而已！”

　　毛澤東聽了，不急不惱地反問他：“想必你也讀過《孫子兵法》了？你知道《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幾節？”

　　凱豐一下子被問住了，雖然無言以對，但仍然挺直了身子，表示對毛澤東的提問不屑一顧。

　　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初曾多次講到凱豐當時用反批評的方式來維護博古、李德。他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麽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隻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誌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麽？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毛澤東見凱豐不說話，接著凱豐的話題發揮說：“其實，不論是《三國》、《水滸》，還是《孫子兵法》，說的都是中國人在中國地方幹的中國事，打的中國仗，即使是古代的戰爭古人的事，對後人有著參考借鑒作用，總比十萬八千裏以外的那些洋人的洋本本洋教條管用，這不是已經被這次反‘圍剿’失敗的事實所證明了嗎？”

　　毛澤東談話看似談笑風生，其實尖銳潑辣！

　　王稼祥隨後也發了言，他著重批評了李德“極端惡劣的領導方式”，以及他的包辦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壓製了許多正確的意見，大搞懲辦主義，造成了軍委內部極不正常的現象。最後，他直截了當地提出，應當立即改組中央的軍事指揮機構。他看了一下李德、博古後說：

　　“我認為，當然不是我一個人這樣認為，原有的已被實踐證明是不稱職的人，應該撤銷其軍事指揮權，改由真正有經驗的同誌，例如毛澤東同誌，來擔當重任。”

　　隨後，李卓然、陳雲、彭德懷都發言，表示支持王稼祥的意見。

　　劉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李德為此還批評過劉伯承。劉伯承在會議上講到：“正在反‘圍剿’戰爭中，我對李德同誌的一係列做法實在看不下去，曾找他提過意見，我說，我們再這樣幹下去，就會變成千古罪人。李德同誌不僅不聽，還說我白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現在看來，如果都同你一樣，不僅五次反‘圍剿’失敗，還丟掉了蘇區，近十萬人打得隻剩下三萬多，誰不心疼呀！可是，李德同誌，到現在，有一點自我批評嗎？”

　　朱德語氣沉重地對李德、博古說：“在你們有的人眼裏，我是一個舊軍人，所以我一向特別尊重和服從黨的領導，對於李德這位來自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我是真當作無產階級軍事專家靠的。但是，天長日久，我越來越感到，李德同誌的那一套在我們紅軍、蘇區和中國，並不合適，很不對頭。而大家正確的意見，比如毛澤東同誌、彭德懷同誌的多次建議，卻一句也聽不進去。所以我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李德在會上則極力辯解並推卸責任道：

　　“你們都說我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總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軍委。強加給紅軍和蘇區，才造成了失敗。但是，我是作為一個外國顧問，既不能直接給你們下命令，又根本不懂中文，同外界也沒什麽聯係，我自己能做到這一切嗎？我不是僅僅提過一些建議嗎？對於我的建議是不是采納，怎樣采納，本來就是你們自己的事，可以由你們自己來決定。結果你們自己打了敗仗，反而都來責怪我，這怎麽行呢？近一個時期內，特別是進了遵義以後，直到現在這個會上，你們就根本沒有把我當成共產國際的代表，先對我進行封鎖和排斥，又放肆地對我進行攻擊誣蔑，這實際上是對我所執行的國際路線的公開否定和粗暴反對，因而這是我決不能接受和決不能容忍的！”

　　李德在會上的辯解當然是徒勞的。更多的時候，李德隻是一根接一根的猛吸煙，以排解自己的無奈和煩惱。

　　幾十年後，李德想到自己在遵義會上的窘態，就非常憤怒。他認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並不是失敗，他說

　　1933年10 月至1934年10月這一年中，兵力單弱的、裝備很差的中央紅軍不僅在擁有50萬人和現代化技術裝備的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麵前巋然不動，而且使敵人遭到了慘敗。其後，紅軍井井有條地重新進行了改編，順利地衝破了四道封鎖線，保存了有生力量的戰鬥力。

　　對於湘江之戰，李德也認為：

　　盡管在突圍的最後階段損失這般嚴重，但中央紅軍仍在1934年12月中旬——出發兩個月後，順利地衝過了在德國軍事專家看來是不可攻破的國民黨層層封鎖。長征隊伍這段時期在極其艱難的地區行程達500公裏，曆經數十次小仗和三次大仗，終於奪得了廣闊的戰略區域。蔣介石妄圖把紅軍消滅在堡壘地區的計劃失敗了。我軍主力仍然保持著旺盛的戰鬥力，在笨重的後勤縱隊和臨時組成的部隊把自己的累贅大部分甩掉以後，主力部隊在質量上甚至還有所提高了。這些無可辯駁的事實的確為中央紅軍在長征中和長征以後的最後勝利創造了條件。

　　李德認為毛澤東等人把一些“隻是涉及戰術上和策略上的問題”，“說得好像是兩種根本不同的軍事戰略方案的分歧，他自己代表的是正確的方案，博古、周恩來、我和其他人代表的是錯誤的方案。”

　　可見李德是至死也不會認識到他的錯誤的。李德甚至認為毛澤東“通過臆造論斷和誹謗陷害等手段”和“狡猾的玩弄手段”，“恢複自己的名譽”，“實現他多年來的派性鬥爭的目標”。“把軍隊重新抓在手中，從而使黨服從他的意誌。”李德攻擊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一心一意所謀求的隻是討論錯誤和換班兩件事”，“為他通過軍隊奪取黨的領導大權鋪平道路”。

　　李德在回憶遵義會議時還在指責此次會議：

　　會上，既不談國際形勢，也不談對蘇聯的關係和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政治鬥爭，甚至關於抗日戰爭，這個中國紅軍未來的戰略目標和多年來共產黨和革命政府的主要口號，在會上也隻字未提。會議唯一的題目是關於反對蔣介石第五次“圍剿”和長征第一階段的總結。對於日本侵略引起的民族危機，隻字未提；對於動員廣大民眾進行抗日戰爭，也隻字未提。

　　李德的這番話其實是故意找岔子。遵義會上原本就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不是討論其他的問題，又怎麽會繞開中心議題去討論對於當時紅軍的生存來講並不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呢？

　　晚上，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他是“三人團”領導成員，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他的發言是舉足輕重的。

　　周恩來說：“昨天博古同誌的報告，和大家認識一樣，我也認為基本上是不正確的。”“我完全同意洛甫、毛澤東、王稼祥、朱德等同誌對黨中央所犯錯誤的抨擊。因此，作為指揮這場戰爭的一個負責人，我毫無疑問要承擔責任。免去導致失敗的指揮員，以獲得勝利的指揮員取而代之，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決心把軍事指揮權交還給黨，讓黨來重新安排，毛澤東同誌無疑應該回到野戰軍的崗位上來，我請求中央考慮。”

　　博古在會上雖然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但他是照顧大局、講黨性、守紀律的。他是會議的主持人，在主持會議時沒有利用職權壓製不同意見。

　　經過三天熱烈討論，遵義會議作出下列決定：“（一）毛澤東同誌選為常委。（二）指定張聞天同誌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擴大會議完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實際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領導權，樹立了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從而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全黨的統治地位，使中國革命沿著正確的航道前進！

　　遵照會議的決定，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經政治局通過後印發各支部。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曆次反“圍剿”戰役中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戰術原則。

　　遵義會議後不久，在常委中重新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遵義會議後，李德從此被從“洋欽差”的寶座上轟了下來。

　　紅軍長征還繼續著，但是李德在長征中的故事基本上可以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