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寫作實用教程

第二十一章 女性主義批評：王緋《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愛力麵前——王安憶“三戀”的女性分析》

　　“導讀”

　　王緋，女，北京人，當代文學批評家，著有專著《女性與閱讀期待》等。參與編輯《跨世紀文叢》、《當代夏娃文學係列》叢書、《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文庫》、《留學係列文學》叢書等。

　　本文從女性分析的角度對王安憶的“三戀”進行了解讀。《小城之戀》側重於展現女性在性愛力麵前的躁動與超越；《荒山之戀》裏的女性更像是戀上自己的戀愛，因愛而獲得對自己的肯定；《錦繡穀之戀》則寫了在婚姻中麻木了的女性企圖獲得愛情但卻最終歸於空虛的故事。女性是故事的絕對主角，她們的形體美、心靈美和母性的美都是作者所欣賞的。作者的評論為我們構建了一個豐富的女性精神世界，從純潔高貴的母性到熱烈純真的愛情再到充滿靈性的才情，這裏的女性都以男性所難以察覺和理解的方式完成著自我的蛻變，完成對這個男權社會的超越。文章以女性眼光對王安憶小說中女性的生命世界作出分析，眼光敏銳，見解深刻，在帶有生命感和體溫感的文字中揭示了作品的豐富內涵。

　　如果說王安憶“雯雯的世界”使人看到的是一種純淨文雅的少女的眼光，《小鮑莊》使人看到的是一種成熟的人老練地穿透人生的眼光。那麽“三戀”使人看到的卻是經過受戒後深諳世情的婦女的眼光。王安憶筆下的男人和女人正是在這樣的眼光觀照下，被神秘巨大的性愛力推入新的生命情境，在《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穀之戀》經受愛的煉獄。

　　在女性的感覺世界裏，“三戀”的煉獄並不單純以倫理的仲裁為歸結，而是深入到人物心理最隱秘的角落，擺開情欲所釀製的生命難局與永恒困境，揭示出性愛在人類經驗裏所具有的神秘深度，賦予了作品性愛力之於女界人生的認識價值。正是由於每一次煉獄對於女人的特別意義，使我更願意把它們當作女子寫給女子看的、研究女性生命本體及命運的小說。

　　女人經熱烈情欲的騷動與洗滌，在母性的皈依中聖化自己，達到從未有過的生命和諧，是《小城之戀》最有深味的一筆。小說中那個近於憨愚的女孩子，在性愛力的驅策下不可遏製的原始生命的衝動，以及伴此而生的內在焦慮與罪惡感，表明了女人在性愛中穿越非人格意識層麵、人格意識層麵，超人格意識層麵，從生物的人到社會、文化的人的深刻矛盾與痛苦。當她與他在劇團練功房同出入、兩小無猜的時候，她保持著女孩子憨稚的脾性，占據著人世間最坦蕩平和的心境，但是一旦男女以各自發育成熟的存在激起了異性意識，便一下子被性愛力推到陰陽的對立兩極，產生一種不同尋常的相互吸引、誘惑的動力。於是，她和他的練功失去了以往明澈的心情，具有了加強異性特質的表演意味，極力在對方麵前自我表現，以身姿的扭曲、肉體的疼痛，彼此的佯裝仇視和謾罵，宣泄性饑渴燃起的焦灼苦悶之火。“他們並不懂什麽叫愛情，隻知道互相無法克製的需要。”她墮入情欲的深淵，被毫無節製的偷歡和隨之而來的罪惡感淹沒了。每天，她拖著幸福的疲乏，象幽靈似的在黑暗中摸回白己的宿舍，“又必得將這幸福牢牢地圈在心裏，不可泄漏一點一滴”。就象在伊甸園的神話裏偷吃了禁果而有了羞恥感的夏娃，“什麽都不懂”的她由於文化習俗的熏染，不用教養就知道“什麽是不應該的”，知道自己的縱欲偷歡“全是罪孽”，為自己“小小的年紀就不潔淨了”而懺悔。但是她又難以抵禦“自然的大能”（亞裏士多德語）的驅迫，感到“這罪孽是那樣的有趣，那樣的吸引人，不可抗拒。”她在貪欲和罪惡感的懺悔中苦苦地來回掙紮，甚至想以死來逃避無法擯棄的肮髒歡情，擺脫性愛力的巨大誘惑。顯然，王安憶在她與他的偷歡中賦予了一種人類嗜欲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並通過人在這種盲目的原始推動力下的恐懼與內心掙紮，揭示出根深於人類生物本能中的性愛力，在社會與文化的交動關係裏生存，並身不由己地為社會所修正為文化所訓練的事實。誰能超離社會、文化孤伶伶地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呢？誰也不能。她同樣。因而，盡管她那麽平凡那麽卑微那麽年輕，也必得象每一個為性愛力所驅動的人一樣，負載著在社會修正和文化訓練中，將生命主體的原始衝動從非人格性上達人格性，再進入超人格性的自我剝離的痛苦。王安憶的聰明恰恰表現在她能憑著女性的直覺，洞穿這種剝離對於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意義。

　　不管她與他在神秘巨大的性愛力麵前如何放縱自己，在肉體之上的靈的搏鬥如何相同，或如何有差異，她和他無意播下的生命的種子，隻孕育在她的體內。如果那是一顆罪惡的種子，男人所承受的一切僅僅是倫理式法律意義上的，女人卻必須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用一整個身體獨自去承擔那“罪孽”，被損害的最終是女人。從社會生物學的角度看，“女子一開始就以其巨大而營養豐富的卵子付出了比男子更多的投資額，而從懷孕起，對幼兒承擔的‘義務’就比男子更大。母親對子女的投資大於父親，不僅在一開始，孩子的整個發育階段都是這樣。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哺乳喂養，照料教育，所有這一切，基本上都是由母親承擔的。從純粹的生殖意義上講，男子作父親不費什麽力氣；而女子當母親則必須付出重大的代價。”（見《新的綜合》）因而，性愛力之於男性總是侵略的、進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無廉恥的貪欲和肮髒的歡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個原本的自己；他們的自我剝離往往是倫理、法律意義的驅迫。而性愛力之於女人，在本質上是被動的無私的；她們的自我剝離更多的是來自生命本體的驅迫；這是種天性的驅迫。對於這一點，羅洛梅在《愛與意誌》中引用了如下的話進行說明：

　　男人初嚐男女之欲後仍照舊保存他原來的樣子。但是女人則變成另外一個人。這種新的改變有時持續終生而不變。……女人會懷孕，她在體內把愛的結晶滋養了九個月。愛的結晶在她體內慢慢滋長，這結晶不僅涉入她的生活，而且終生不離。她成為一個母親，即使她的孩子不幸死亡，她仍然是一個母親。當她的孩子涉入她的心靈時，這孩子便永遠不會離開她。即使孩子不幸死亡亦然。這一切是男人所不知道的……男人不知道‘愛’前與‘愛’後的區別，不曉得做母親之前與做母親之後的差別。隻有女人才知道它、談起它……她必須永遠保持著處女之身，否則她便得永遠當一個母親。在愛前，她是一個處女，在愛後，她便永遠是一個母親。

　　性愛力把兩性合一的新生命真的留在了她的體內，象所有的女人一樣，她的母性便由這孕育著的小生命喚起。她“極心愛那腹中的生命，好奇的不得了”。母性還了她早已失控的自製力量、棄戒了騷動著她的性妄念，她“非常的平靜，心裏清涼如水，那一團火焰似乎被這小生命吸收了，撲滅了”。她怕他會扼殺這生命，躲著他，在領導麵前否認和他的關係，拒絕去做手術，甚至忘卻了這小生命一旦噴薄而出，自己所麵臨的危難。隻是不顧一切地臨在一個神秘莫測的深淵，把那貯藏著人類整個生命的小東西，守護在寧靜的心田。當一對雙胞胎從她的體內分娩出來的時候，她徹底超越了他。一雙真實的生命給了她最好的教育，她感受到的是生命交予她的不可推卸的愛與責任，於是曾經墮落的靈魂在母性的皈依中聖化了。借著母性博大無私的力量，她那麽自然迅捷地升入超人格性的意識境界，在艱苦的勞作中獨自負起養育兒女的重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幹淨，更純潔。”他呢？卻“被他自己的痛苦攫住了”，被不期而至的新生命嚇壞了。隔著皮肉，男人無法直接得到生命的教育，無法強烈感受到生命給予人的愛與責任，他隻能從“越長越與他相似”的血緣的圈套裏逃遁。她則永遠成為一個母親。

　　比起男人，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愛力麵前所必須承擔的繁衍種族和養育世界的母性責任，是太沉重太艱辛了。因為有了母性，才使女人活得偉大，活得崇高，活得獨特，活得艱難。作為類的存在，她們似乎永遠也擺脫不了某種生存的可悲意味。盡管西方女權主義運動曾表現出偏激的反母道傾向，在現代女性中也出現了許多反母道的逆人性思想和行為，但是母性作為文化進步的最大成就之一，已經不是個人的非社會性的表現，而是作為一種文化遺業。一點點積澱成為女人的社會本性，並代表了一種不可毀滅的自然基本規律。這就決定了女人隻有在“自然的大能”與偉大的文化職務的結合中，才能達到生命主體的和諧。《小城之戀》所展示出的由於母性的皈依，使女人在“人類的人格”的許多方麵對男人的超越，表明了王安憶對性愛力之於女界人生的一種深刻理解。這是隻有女作家才可能有的理解與體悟。

　　有必要說明的是，在能夠自由控製新生命發生和滋長的現代科技時代，拓展了人的行為約束領域，減少了某些因生育問題而引起的恐懼與焦慮心理，並帶來了某些相應的觀念變化。這使得性愛力對於女性的困擾從生物層麵的無意識領域，向內轉至心理領域，從此，對於大多數女性，母性的歸依並不一定僅僅是實體性的選擇，而表現為一種向社會文化心理的就範。女性為人母的社會本性作為一項社會遺業，牢牢地積澱在女性的心理深層，使她們難以拒斥類天性中的文化職責。女人在向母性的皈依中聖化自己的文化性格，自然不會因為時代的前進而發生質變或泯滅。這就使《小城之戀》所寫的一個女人在愛的煉獄中的涅槃，具有了普遍性的認識價值。還應強調一句，作品中的她對於由道德傳統和法律所限定的“正出規則”的反叛（任何文化，都規定女子先婚後育，並對非婚女子的生育采取貶斥態度，認為隻有女人和子女不能構成完整的家庭單位），並不體現倫理的意義，而是暗示著女人在愛的煉獄中的涅槃，所包含的以自我犧牲為代價的悲劇精神。

　　也許，永世的夏娃們在神秘巨大的性愛力而前所要承受的比男人多得多。使得她們的性愛更是靈的。時常，女人借性愛力打破與所愛對象的隔離、孤立的僵局，把自己給予對方，並不是為了尋求肉欲的滿足，而是希冀在兩性合一的統一關係裏，在一種新生的共存狀態中，實現個人性的充實完滿的自體感受，達到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她們的欲望常常是屬情的。這裏的兩個女人——“她”和金巷穀的女孩兒，竟然拚命去愛同一個根本不值得那麽去摯愛的性弱的男人，一個忍辱負重，一個慷慨殉情。她們為情愛所付出的與所愛對象的價值太不相稱，讓人覺得女人的某些奉獻與犧牲十分可悲。王安憶就是在這樣的可悲裏，塑造了兩種能夠揭示性愛力之於女界人生某些奧秘的心理類型，使《荒山之戀》有別於一般的言情小說。

　　女人並非都傾心於堅硬的男子漢。象她那樣獨立性很強，並以母性融化愛情、用母愛包容一切的女性，情愛象是一雙用心展開能夠給人以庇護、能夠被人所偎依的柔軟溫暖的巨大羽翼，永遠與給予、憐憫、保護連在一起。

　　當社會的進步把女人從附屬的地位變為獨立的個體時，這種願望更有了實現的可能。於是，這種心理類型的女性往往繞開那此過於自負、各方麵都很強的男性一一她們不鍾情於硬漢子，在這樣的男子而前她們永遠是弱者、依賴者，感覺不到自身溫床存在的價值，更難以喚起女兒般的柔情，舒展開深厚博大的母性——在比較弱的男子那裏找到了實現自我的溫床。對於她，愛情的先導不是一般女孩子家那種對男人的崇拜、羨慕，而是深深的同情。她與他結成伉儷之愛，是因為他女人般纖弱的氣質中流溢出的憂鬱打動了她少女的情懷，喚醒了沉睡的母性，“她願意被他依賴，他的依賴給她一種愉快的驕傲的重負，„„也使她深厚的柔情和愛心有了出路”。她象個小母親，熨貼著他少時留下的心靈創痛，小心翼翼地維護著他的自尊，愛護著他的事業和前程，使他在溶入了母性滋養下，象一個瘦弱不堪的嬰孩，一點點長大起來，強壯起男性意識。“他覺得，她的愛撫將他整個生命挽救了”，而且要一輩一子全心全意地對她好，回報她溫柔的愛撫。但是，他的軟弱使他不足以抵禦婚外之戀的巨大誘惑。當他背叛了她，墮入新的情網，她的一切痛楚、怨憤卻被博大寬厚的母性軟化了，就象聖母高高地站在聖台上，懷著愛心接納一個個肮髒負罪的靈魂。他的每一次墮落，都使她“忍住心裏的苦楚，將他抱進懷裏，„„求他魂兮歸來，徒然地希望用自己的溫暖召回他來”，乃至他為了婚外之戀棄絕了人世，她也不恨他，因為太心疼他而懷著宿命的怨悔。如此的挽救與諒解，並不是單純出於傳統婦女觀中千方百計維係現存家庭秩序的利害考慮，更不同於舊式婦女那種軟弱可悲的奴隸情感，而是為了在母性之愛的最完備的實現中，獲得自體感受和自我肯定——“女人愛男人，並不是為了那男人本身的價值，而往往隻是為了自己的愛情的理想”——王安憶洞穿了許多女子為不配她們那樣去摯愛的男人去犧牲、奉獻的心理奧秘。

　　值得回味的是，母性的情感態度和為人準則，使她象一個被寵壞了的兒女們置於死地的可悲的母親，本希冀以寬厚、溫愛、良善校正人生，卻反被人生的惡、冷酷、狹隘所報應。這不能不說是女子母性過剩所帶來的適得其反的人生悲哀，也是一種象她這樣的“褓姆型”女人的性格悲劇。如果女子們在向母性皈依的聖化情緒裏，在母愛過剩的自體感受中，能少一點對於天性的屈從，多一點對它們的主宰與改造（當然，這樣的改造不等於對天性的毀滅），或者使自己的行為帶上幾許“反天性”的意味，也許永世的夏娃們在性愛力麵前獲得更多的人的自由。其實，母性不僅是生物本能的，也是社會、文化的。人類社會學所暗示的人的本能的可變性，為人類母性的改造提供了可能。但願經過幾代、幾十代婦女的共同努力，在社會高度發展、人性獲得全麵解放的未來，和母性相攜手的永遠是人間喜劇。

　　金巷穀的女孩兒則屬於另一種心理類型。她喜歡在與異性的T情中實現自體感受、達到自我一肯定。因而她的行為帶著某種對於在社會文化的限製之下，兩性不能自由地屈服於原始衝動的反抗試探。她鄙薄文化習俗，在兩性關係的各種周旋中玩樂人生，聰明地駕馭男人，在愛情的遊戲裏永遠扮演自主的角色，表現出極強的征服欲。然而，愛的真正價值在於它能高度地體認到自我，同時又能高度地專心於他人，在一種自由的境界裏達到兩性合一。她的那種包括與丈夫在內的嬉戲式、T情式的愛，卻有著無法彌補的內傷——不能揚棄與對象之間的疏離，在相互隔膜的孤立狀態下更難以獲得“自我投入”的忘形歡樂。於是，她傾心於T情的性習性衰疲了，“想找一個人讓自己使勁愛愛，看看自己究竟能愛到什麽程度”。由於這種強烈的自我投入的欲望，使她陷入了新的與社會文化相衝突的兩性試探的險境，毀滅了自己，也斷送了那個怯弱有家室的男人。她和他都是已經得到人生受戒的成熟的人，各自都有著曾為之而心蕩神怡、自足自樂的婚姻，一旦在具有毀滅力量的性愛力麵前鬥膽進行兩性試探時，便身不由己地解除了將夫妻關係範疇起來的文化禁忌，失去了對本能的節製。他便“明知她是逢場作戲卻不由自主地被引動了心”；她確是逢場作戲，不料卻“弄假成真”；互相的渴望“猶如大河決了堤”。她和他都忘形地投入了，卻又因為都不是自由人，而不能達到自由境界的真正合一，於是，投入的愈深，就愈感到壓抑的痛苦。人類婚姻和家庭的締結本是複雜的文化引誘的結果，一旦打上社會的印記，就要在法律，道德等的認可中受到限製和幹預。社會文化的這種近乎天命的力量，同兩個鬥膽解除了文化禁忌的人在性愛中盲目的推動力的驅迫下進行兩性試探的行為尖銳衝突。她難以抗衡，深深的投入又總是伴隨著與所愛對象在自由的境界中合一的強烈欲望，於是想用離婚擺脫困境。但她麵對的是一個既舍棄不了她，又舍不得斬斷與妻子、女兒所結下的血緣關係的男人，根本無法選擇積極的方式來實現自我。愛——真正的自我投入，意味著自身對積極方麵或消極方麵的撇開。如果說最初的兩性試探使她在積極的方麵感受了自我投入的忘形歡樂和喜悅，那麽兩性試探的結果給她帶來的卻是消極方麵的絕望與焦慮，她隻能在與他“生不能同時，死同日”的殉情裏，達成在生的現存中無法獲得的自體感受，實現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她依照自己的願望和方式結束了她與他的生命，有點像玩火自焚。她的悲劇，不能歸結為對無愛婚姻的反抗，或為有價值的性愛獻身這樣的悲劇意義，而是昭示出社會文化使兩性關係超過了生物本能的賦予和自然狀態所潛在的人類不自覺地進行兩性試探或反抗試探的危險，宣喻了社會文化與生命永恒的矛盾與悲劇衝突。正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說的“亞當夏娃以來，大多數的紛擾都是性的衝動作了淵源的，它是大多數悲劇的原因，不管我們所遇的是在今日的事實，或是過去的曆史神話，和文學作品。然而紛亂事實的本身，就已指明有些勢力在製裁著性的衝動；人並不是對於自己不可滿足的欲望容易投降的，乃是創設了藩籬，製定了禁忌；而且藩籬和禁忌的勢力非常之大，大得等於天命的力量。”（《兩性社會學》）如此，在性愛力麵前“節製自己的身體、節製自己的情感、節製自己的享樂縱欲”，“克製自己以保持我們的篤正”，對於女性也許是特別必要的。這是弗洛伊德的主張，他有一個關於升華的學說，強調對於情欲的控製和疏導對文化的發展及個人的性格都具有特殊的價值，認為“經常壓製自然本能的結果，反使我們獲得一種優雅的氣質”。金巷穀女孩兒的悲劇所揭開的性愛力之於女界人生的重要意義，恐怕就在這裏。

　　我一直認為，女人在性愛力麵前比男性更注重、更強烈需要的，不在於性本身，而在於一種關係。她們對於性愛中自然的接受性、持久的親密性、充實完滿的自我肯定性格外重視。可能因為女性的這種心理特點，才使西蒙·波娃感歎：“男性的欲望急切多變，朝生暮死有如蜉蝣；一旦滿足後馬上就消失了。女人常常在這之後變成愛情的俘虜。這就是偉大的文學、詩詞、音樂的主題所在。”（《第二性——女人》）應當說，這是一個屬於女性感覺和經驗的主題。《錦繡穀之戀》就蘊含了這樣的主題。王安憶立基於對同類的“心相知”，在這樣的題旨下展示出較為普遍的女性之愛的內在狀態。

　　她和丈夫因為太認清彼此，夫妻間“早已將對方拆得瓦無全瓦，磚無整磚，”沒有一點隱諱、秘密可言，“消失了性別差異”，也麻木了作為女性的全部感覺，卻“既沒有重建的勇敢與精神，也沒有棄下它走出去的決斷”，隻是緊緊地互相捆綁著，鎖閉在狹窄的小窩裏，“相互糟踐”，“太認清彼此常常會破壞愛情”（西蒙·波娃語）。因而世俗平庸、乏味的婚姻家庭狀態，使源於愛者雙方的彼此需要和渴望克服隔離，實現合一的親切經驗成為一種多餘，愛情的貞潔性和永恒感也一點點被消損。一次廬山的邂逅，瞬時的戀情複蘇了她已經麻木的感覺，“她以她嶄新的陌生的自己”，“又體驗到許多的嶄新陌生的情感”，“重新發現了男人，也重新意識到了，自己是個女人”。雖然，她在錦繡穀之戀中所尋求的並不是性，而是一種關係。她與他（作家）在無言的緘默中彼此強烈的感覺，神聖的交流，吸引著她的首先是“一切都是幾十年前就預定好了似的，是與生俱來的”自然的接受性關係。於是，她感到自己逃脫不了，“也不打算逃脫了”，全身心融化在那愛裏。她時時神秘感覺著的，事事幸福地陶醉著的，同樣是一種性愛中持久的親切性關係，一種對於自己作為人和女人肯定和確認。正是這種尋求，使她（女人）一旦愛了，就不能不變成愛的俘虜，廬山的分手，實際上是她與他即時性愛的終結，她卻依然渴望著、尋求著這種關係的延續，在苦苦的思戀中“焦灼得就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徒勞地等待著他的來信。他卻蜉蝣一般永遠地離開了，留下了一句讖語般真切的話：走吧，時間到了，要回去了！輕輕鬆鬆地告別了難忘的一切。她和他的愛仿佛雨後出現天邊的一彎七色彩虹，很快就褪去了迷人的顏色，留下的是一片無際的空白，一段用回憶維係的五彩夢。即時性的愛製造出最美麗的幻覺，在極自然的接受性關係裏呈現出充滿親密的誘惑，卻終歸要演變成逃離性、或蜉蝣般的愛。她不可能憑理智認辨這種愛，過度地將自我投入到即時經驗中，在美麗的幻覺所臨時架起的親密關係的誘惑裏尋求一種實在和永恒。這就不能不使她象天真的孩提執著地做著大人們不屑於認真對待的荒謬的遊戲。純然女性的感覺方式、鍥入角度、敘述口吻，使這篇作品的男性主人公——作家處在陪襯的被感覺的地位，心理內容顯得糊塗而抽象。他的情感形跡的來無影去無蹤，則在作品中延宕出許多心理空白，使人感到他就像一隻蜉蝣，愛的喚起與逝去同樣那麽輕易，淡淡的，沒有清晰可感的痕跡。這之中似乎潛藏著一種象征的意味。與他相比，她的心理空間的顯層次和潛層次均被充塞得滿滿的，描繪得具體可感、纖毫畢現，使人看到她（女人）一旦掉進愛河裏（即使那是瞬時性的愛），便實實在在地燃燒起來，由於渴望和尋求的不是一時性欲的滿足，而是一種具有自然的接受性、永恒的親密性、切實完滿的自我肯定性的情愛關係，她便成為那愛的俘虜，被情愛中的關係牢牢牽掛住。使女性之愛逝去很難，失望也最徹底的同樣不是性本身，而是性愛中的關係（她對丈夫的失望，對作家的愛以及後來的淡忘，都是這樣）。

　　王安憶把自己講的“一個女人的故事”，稱作“一個什麽故事也沒發生的故事”，顯然不是在故意饒舌。她在女主人公對於愛情的故事的宿命和虛無情緒裏，暗示著一種女人命定的沮喪，又從這沮喪裏伸展出女人打破伊甸園的天真而走向成熟的希望。她不是就眼看著這個做了愛情俘虜的女人，在一個早晨想通了一切，“平靜下來”，認定“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後，踏著金黃色的秋葉“一個人沒有故事地遠去了”麽？

　　當一個古老而偉大的主題，蘊含在被作為最後判定為“什麽故事也沒有發生的故事”裏，以虛渺的不和諧音中悄悄溢出的是反撥的餘韻。

　　本文試圖用女性分析的閱讀方法闡釋《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穀之戀》，並希望這樣的批評文字能特別受到女性的關注或歡迎。但願這初衷別落得空空。

　　（選自《當代作家評論》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