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在湖南畫史

一、中央、軍委、政府領導人篇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原名原名秦邦憲，1907年6月生於浙江杭州，祖籍江蘇省無錫市人。1926年11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5月回國。1931年4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9月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負總責。1933年初進入中央蘇區。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總負責人。主持臨時中央工作期間，犯了嚴重“左”傾錯誤，聽信軍事顧問李德錯誤軍事指揮，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 年10 月參與指揮中央紅軍長征。為最高“三人團”成員之一，並負主要責任。長征初期，繼續堅持“左”傾錯誤方針，采取大搬家和消極避戰的戰略戰術，紅軍雖然勉強通過了敵人四道封鎖線，但遭受重大損失。麵對這一狀況，他痛心疾首，感到責任重大，無法向黨交待，可又一籌莫展。渡過湘江後，常拿著一把小手槍，朝自己亂比劃，心情極度苦悶。在痛苦思索中，他開始對以前的做法、主張有了一定反省。1935年1 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首先由他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雖然也看出了當時的形勢，對軍事錯誤作了一定檢討，但是更強調許多客觀原因，為臨時中央和自己的錯誤辯解。他的報告遭到大家反對。最後，他承認了自己軍事路線的錯誤是失敗的主要原因。會議期間和會後，個別堅持“左”傾錯誤的同誌讓他頂住，並不讓他交權。他卻表示“應該服從集體的決定”，交出了自己的指揮權，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

　　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原名原名奧托·布勞恩，又名華夫，1901年生，原為奧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地利屬德國統治的奧匈帝國。1920年因參加德國共產黨革命活動被捕入獄，後越獄秘密逃往蘇聯，入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擔任軍事顧問，1933年9月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他雖然是顧問，但因身份特殊，實際上成為中共中央的最高權力者，大小事情全由他一人說了算。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由於他沒有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軍事知識主要來自於蘇聯軍事學院課堂上的教材，加上不熟悉中國情況而又盲目自信，同當時的“左”傾錯誤領導者一起，在軍事上實行了一係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最後被迫率中央紅軍離開蘇區進行長征。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他是最高“三人團”成員之一。在最初的兩個月裏，他和博古繼續采取錯誤的戰略戰術，特別是大搬家式和消極避戰的做法，使紅軍在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時遭受了巨大傷亡。在12月召開的通道會議上，李德不顧當時不利於我的情況，仍然機械地要向二、六軍團地區推進，但會議采納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改向貴州進軍，使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開始受到嚴峻挑戰。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正式撤銷了他的軍事指揮權。遵義會議後的一個個勝利，使他漸漸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態度開始轉變，紅軍長征至四川巴西地區時，他被調到新組建的紅軍大學當教員。

　　1939年秋天，他離開中國前往莫斯科，結束了在中國的軍事生涯。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原名1898年3月生，江蘇淮安人。1928年7月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革軍委副主席，是最高“三人團”成員之一，負責督促長征中軍事計劃的實行。

　　長征前夕，他接受毛澤東的建議，派何長工、潘漢年與粵軍陳濟棠部進行談判，雙方達成了就地停戰、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等5 項秘密協議。由於陳濟棠部信守諾言，沒有堵截，因此，中央紅軍在很短的時間內順利地通過了敵人的兩道封鎖線。

　　當紅軍到達樂昌地區時，湘軍、粵軍從兩側夾擊過來，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也尾追迫近，情況十分危險。紅一軍團命令紅一師到全軍前頭開路。周恩來親自向紅一師師長李聚奎交代任務，囑咐他：“一定要保證全軍安全通過”。

　　11月8日，中央紅軍進入湘南地域。周恩來趕到作為先頭團的紅一師三團，與該團直屬隊一起行動。在急行軍中，他很少騎配給他的黃騾子，經常將騾子給害病的戰士騎或馱武器。在行軍小休和防空時間，他同戰士拉家常，講戰史；大休時，他邊吃飯邊回答幹部戰士提出的各種問題。部隊一宿營，他總是找機會到連隊看一看，問候一下戰士們的思想、生活情況。到了團部，他總不忘告誡團領導及時查看地形，研究敵情，規定緊急集合場地，調查行軍路線。一回到自己的住房，參謀人員又送來了電報、文件，他必須迅速、準確地處理。團幹部半夜起來檢查警戒時，看到他屋裏的小油燈還在亮著。這期間，他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盡管雙眼布滿血絲，卻看不到他一絲一毫的倦意。

　　這時，擺在紅軍前麵的是敵軍重兵設防的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毛澤東不斷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他都及時地將這些建議轉告博古、李德，但均遭到拒絕，致使紅軍多次失去了轉敗為勝的機會。湘江戰役中，中央紅軍與敵人展開了浴血激戰。周恩來一直堅守在湘江東岸的渡口，指揮各個部隊搶渡。他焦急地詢問毛澤東渡江沒有。當他看到毛澤東大步走來時，立刻迎上去，請毛澤東迅速渡江。毛澤東說：咱們一起過江。他說：你先過，我還要在後麵交代任務。由於突破了湘江封鎖線，紅軍終於跳出敵軍的重圍，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湘江戰役後，敵人已判明紅軍的行動意圖，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重兵。如果仍按原定計劃進軍，無異於往敵人設好的口袋裏鑽，可能導致全軍覆沒。這時，政治上做主的博古不知所措，軍事上做主的李德灰心喪氣，部隊的指揮實際上已由周恩來擔當起來。紅軍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再也不能這樣打下去了，必須下決心有一個根本的轉變。

　　在這個危急關頭，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李德仍堅持朝二、六軍團的方向北進。他和大多數人都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議決定紅軍改向貴州前進。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周恩來主持會議，會上經過激烈爭論，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張，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決定中央紅軍不去湘西。會後，剝奪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批評了博古和李德，並和與會的絕大多數人一道支持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綱和意見。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軍事上由朱德、周恩來指揮，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從此，他與毛澤東密切配合，為奪取長征的勝利做出了傑出貢獻。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原名又名洛甫，1900年8月生，上海浦東人。1934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

　　從第五次反“圍剿”後期開始，張聞天在實踐中逐步認識到了“左”傾錯誤的危害，並與受到“左”傾中央排擠、身處逆境的毛澤東逐漸走到了一起。在1934年4月討論廣昌戰役的軍委會議上，在指導思想和戰略戰術上與博古、李德發生了尖銳對立。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遭受巨大損失的血的教訓，使張聞天終於站到了堅持正確主張的毛澤東一邊。

　　長征出發後，他被編在第一野戰縱隊，與毛澤東、王稼祥結伴行軍，一起宿營。這給他們3人提供了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的機會。其間他們的話題集中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及其經驗教訓上，3人在思想觀點上取得了共識，這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在湘江戰役中，紅軍損失慘重，陷入了困境。張聞天和毛澤東等感到，對中央的錯誤領導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中央紅軍突破湘江以後，取道廣西北部越城嶺山區，再入湖南境內，向湘西北方向挺進。正是從這時起，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一道，在政治局內部公開批評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他們明確指出：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造成的。此次撤出蘇區的突圍又成為驚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動，一路避戰，對孤立疲憊之敵也不主動反擊。

　　12月上旬紅軍部隊前進到湘西通道境內時，中共中央得到情報，蔣介石已經識破了中央紅軍將到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師的戰略意圖，遂在湖南洪江、芷江，貴州石阡、銅仁、鬆桃一帶集結了五六倍於紅軍的強大兵力，設置了四道防線，形成一個大口袋等紅軍去鑽。對此，博古、李德卻視而不見，繼續堅持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他們在12月9日給各軍團首長的命令中重申“總的前進方向不得改變”，硬是要往這個口袋裏鑽。就在這危急時刻，張聞天立即找毛澤東，向他通報敵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對策。據親眼目睹此事的羅明回憶，張聞天與毛澤東談話長達一個多小時，內容是軍事問題。當張聞天向毛澤東請教應該怎麽辦時，毛澤東明確指出不能再照原計劃去與二、六軍團會合，而應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

　　隨後，張聞天將毛澤東的這一意見轉達給了周恩來。12月12日，中共中央領導人在通道召集了臨時緊急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解決處於危機情況下的紅軍進軍方向問題。張聞天在會上堅決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向貴州進軍的建議，強調應該按照已經變化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與方針。會後，中革軍委發布了紅軍入黔命令。

　　12月18 日，在黎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張聞天和毛澤東一起同李德、博古等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會議進行表決，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紅軍在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也否定了在會上曾經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張。

　　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繼續西進，準備渡過烏江北上。李德、博古仍不甘心放棄他們的錯誤戰略方針，主張回頭東進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張聞天對此極為焦慮。他意識到，讓李德、博古繼續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他和王稼祥都在考慮變換軍事領導人的問題。當行軍途中停下休息時，他倆議論到當時的形勢時，都感到憂心忡忡。王稼祥提議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張聞天十分讚成，認為還是要毛澤東出來，毛澤東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作了反對中央領導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又稱“反報告”。在會議的參加者中，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古。他首先站出來旗幟鮮明而又係統地批評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途中錯誤的軍事領導，是他從“左”傾的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事實上，他所作的“反報告”，是根據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提出的，成為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得到了周恩來（除博古、李德、凱豐外）等多數領導人的“完全同意”。會議最後決定：增選毛澤東為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從而正式撤銷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之前及會議上所作的大量工作，為挽救黨和紅軍，實現黨的軍事路線的根本轉變，作出了重要貢獻。

　　遵義會議後不久，張聞天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負總責，主持過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

　　1886年12月生，四川儀隴人。1931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1934年10月率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

　　由於“左”傾錯誤領導者的暗中排斥，朱德對於長征前的準備工作未能參與籌劃和決策，直到臨走時才得到通知。他說這“使我傷心”。盡管如此，他還是懷著對革命事業的赤膽忠心，竭盡全力來做好自己應該做而又能夠做的工作。長征開始後，朱德不僅對部隊的行軍和作戰作了周密部署，而且時常親臨前線，進行戰爭動員和作戰指揮。當時，組織上給少數中央領導人配備了擔架、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雖然年齡較大，但為了節省幾名強壯士兵去充實作戰部隊，既不要擔架，也不要文件挑子，隻要了兩匹馬，一匹馱文件、行李，一匹騎乘，而這匹騎乘的馬常常是隨他的夫人康克清在隊伍後麵供收容傷病員用。朱德和指戰員一起步行，充滿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為了鼓舞大家情緒，總是談笑風生，風趣幽默地擺四川“龍門陣”，逗得大家忘記了疲勞。

　　長征初期的兩個月，“左”傾中央領導人並沒有擺脫第五次反“圍剿”的那一套做法，實行軍事上的教條主義，不懂機動靈活地作戰，一味強令部隊往前衝殺，掩護龐大的中央縱隊行軍，致使紅軍遭受到很大損失。特別是在湘江戰役中，紅軍打得十分艱苦，人員、物資損失都巨大，中央紅軍銳減為3 萬餘人。麵對這一慘重損失，朱德十分痛心，他總結教訓說：長征就像搬家一樣，什麽都搬起來走，連印刷機、兵工機器都搬出來，結果一個直屬隊就有一萬多人，所以需要的掩護部隊也就多了，部隊行動起來很慢。為了改變這一狀況，他和周恩來、王稼祥發布了《後方機關進行縮編的命令》，要求將不必要的物資立即拋棄或毀壞，使部隊輕裝前進。

　　過了湘江，紅軍進入峰巒疊嶂的廣西西延、龍勝山區，翻越長征途中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後，再入湖南境內。這一帶是少數民族聚居地，處理好民族關係十分重要。朱德在通道牙屯堡一塊茶油山地裏，向中央警衛團的幹部作了民族政策的報告。他告誡大家，在這裏和進入貴州後都是少數民族地區，大家既要遵守群眾紀律，又要執行民族政策。少數民族受壓迫最深，生活最苦，是紅軍的依靠力量。但是少數民族的禮俗不盡相同，紅軍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在少數民族地區，要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特別要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團結少數民族，共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和反動軍閥。為了動員受國民黨反動宣傳而躲進深山的瑤、苗同胞回來，他下了兩道命令：一，全體指戰員必須認真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嚴格遵守紅軍紀律，在群眾沒有回村以前，不準進入民房，一律在樹下、坪地或屋簷下露營。二，各部必須積極開展政治宣傳，做好群眾工作。他還親自帶領兩個警衛員走村串寨做宣傳工作。在紅軍大力宣傳以及嚴明紀律、打富濟貧行動感召下，通道等地的苗、瑤族群眾熱情地邀請紅軍住到自己家裏，並精心地看護傷病員，送藥送水，有的還獻出了祖傳秘方。

　　12 月11 日，紅軍占領通道縣城後，博古、李德仍準備按原計劃，北上與湘西紅二、六軍團會合。然而這時國民黨軍隊在通往湘西的必經道上布下了相當於紅軍五六倍的重兵，張網以待。在關係到紅軍命運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兵力較為薄弱的貴州進軍。在12日召開的通道會議上，朱德極力讚成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後遵照中央指示，向各軍團、縱隊發出了“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的電令。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舉行會議，再次討論轉變戰略方針的問題。會上爭論十分激烈，朱德堅決讚成毛澤東提出的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會後，他和周恩來聯名向全軍發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議的決議之通電》，對中央紅軍的行動計劃作了重新部署，並指揮紅軍長驅入黔，連克10 個縣城，於1935年1月7日攻占遵義。在隨後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朱德繼王稼祥、張聞天之後發言，表示堅決支持和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據伍修權回憶，曆來謙遜穩重的朱德，這次發言卻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毛澤東，依靠外國人李德弄得丟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的命。他說：這樣的錯誤如果繼續下去，紅軍就不能再跟著走了。由於他在黨和紅軍中的重要地位和他在會上的鮮明立場，在當時激烈的軍事政治鬥爭中，無疑對遵義會議集中解決軍事組織問題起了重要促進作用。

　　會議根據多數人意見，改組了黨和紅軍的組織領導，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黨中央關於軍事指揮的決策機構“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長官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實際上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遵義會議後，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協力配合，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擺脫了國民黨幾十萬軍隊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後，將中央紅軍、四方麵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分別由朱德、毛澤東率領北上，途中發生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事件，朱德與事後北上的任弼時、賀龍等一起，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堅決鬥爭，並曆盡千辛萬苦，於1936年10月率紅二、四方麵軍到達甘肅會寧和靜寧一帶，實現了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朱德經曆了紅軍長征的全過程。毛澤東對他同張國燾鬧分裂的鬥爭給予高度評價，稱他“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誌堅如鋼”。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原名1893年12月生，湖南湘潭人。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突圍長征時，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被編在中革軍委第一野戰縱隊，隨主力紅軍一道長征。

　　紅軍進入湘南時，麵臨著前有堵敵、後有追兵的嚴峻局勢。盡管他已被排擠在中央領導核心之外，但卻時刻為全軍的安危操心，及時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他認為，盡管敵人大軍合圍，但蔣介石與各省軍閥間曆來的猜忌及錯綜複雜的矛盾，造成此時湘南敵人力量不強，宜章至湘江地區又屬於無堡壘地域，加上在湘南地區共產黨的影響較大，群眾基礎較好，便於紅軍機動作戰。因此，他建議，乘各路敵軍正在調動之際，薛、周兩部尚未靠攏之時，組織力量進行反擊，來一個回馬槍，尋殲敵一路或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

　　紅軍到達寧遠地域時，他又提出：紅軍主力不要過瀟水，不要攻道（縣）江（華），應沿瀟水東岸經保和圩、黎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栗山鋪，再向東北攻祁陽，過湘江，在兩市鎮（今屬邵東）或寶慶（今邵陽）一帶與敵決戰。然後，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據地。

　　紅軍占領道州（今道縣）後，毛澤東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張：紅軍應沿瀟水西岸北上，攻板橋鋪、鐮濤灣、華江鋪、雙牌、富家橋，再向西攻零陵，過湘江向北取冷水灘，越過湘桂鐵路，進軍寶慶，誘敵決戰，奪取反“圍剿”的勝利。然而，博古、李德一再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喪失了在湘南殲敵的良機。

　　這期間，與他坐擔架同行的，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和被敵機炸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毛澤東抓住機會同他們一路交談，坦陳己見，取得了他們的支持，並與他倆一道在政治局內公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上的錯誤造成的。此外，一路上，他也經常去找周恩來做工作，使其支持他的主張。他還找政治局和軍委其他同誌交談，如朱德、劉伯承、彭德懷等，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當紅軍越過都龐嶺進入廣西時，他又一次提出改變進軍方針的建議：“紅軍從文市北上攻占全縣後，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嶺，而應該在黃沙河過湘江，經廟頭，攻白牙市（今屬東安），沿扶夷水東岸北上直取寶慶。接著可以向東北攻兩市鎮、永豐，也可以繼續北上攻釀溪（今屬新邵），再穿過湘中丘陵，攻打藍田（今屬漣源），並在此擺開戰場進行決戰。等粉碎‘圍剿’之敵後，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據地，或返回中央蘇區去”。然而，博古、李德又一次拒絕采納他的建議。

　　湘江戰役，是關係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中央紅軍苦戰5晝夜，終於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的狂妄計劃，但由於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多人銳減到3萬餘人。

　　中央紅軍向通道進軍途中，他與王稼祥、張聞天開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同時，鑒於去紅二、六軍團的道路上蔣介石已設置重兵，紅軍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機，他向周恩來提出：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得到周恩來的讚同。

　　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境內舉行臨時緊急會議，參加人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朱德、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會議由周恩來召集，討論戰略行動方針問題。會上出現了激烈的爭論。李德堅持北上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的原定計劃。博古支持李德的意見。毛澤東從座位上站起來，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意見，說明紅軍主力現時北上湘西，將會陷入敵軍重圍，後果不堪設想。他又根據破譯敵台的電報材料指出：國民黨軍隊正以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構築起4道防禦碉堡線，張網以待，“請君入甕”！建議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他說：“我們何不來個避實就虛，甩掉眼前的強敵，到貴州。為什麽一定要去鑽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他的主張，得到與會大多數人的讚成。李德因為自己的意見被否定而提早退出會場。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西進貴州的主張。當天下午7 時半，中革軍委向各軍團、縱隊首長發出了西入貴州的“萬萬火急”電令。長征以來，中革軍委的進軍命令都是朱德署名發布的，以軍委集體名義發布命令，這是第一次。

　　通道會議開得十分短促，但卻是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央有了發言權，也是他的意見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數領導同誌的讚同。通道轉兵，打開了中央紅軍轉敗為勝的通道。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李德仍然堅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毛澤東則堅決主張繼續向黔西北進軍，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多數人的讚成，會議決定中央紅軍西進渡烏江北上。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對錯誤軍事路線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評，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指明了今後正確的方向。他的意見得到與會大多數同誌讚同和擁護，並在會上增選為政治局常委。會後不久，中央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統一指揮紅軍行動。從此，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理論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於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毛澤東為奪取長征的勝利做出了最卓越的貢獻。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原名1906年8月生，安徽涇縣人。1931年4月起，曆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征，編在軍委第一野戰縱隊。

　　因第四次反“圍剿”時負重傷，長征途中，王稼祥是坐著擔架隨軍行動的，恰好與因病坐擔架的毛澤東同行，兩人得以有機會深入進行交談。長征進入湘南地區後，他倆經常利用宿營地休息時間，一起商談黨和紅軍前途等重大問題。通過交談，加深了相互了解。正如王稼祥在後來的回憶中說：“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談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主席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主席的決心。”

　　湘江戰役之後，麵對紅軍的慘重傷亡和所處的危險處境，王稼祥不無憂慮地對毛澤東說，如這樣下去紅軍就不行了。要改變目前危急的局麵，必須糾正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改變中央錯誤的領導。毛澤東十分讚同他的想法。

　　紅軍到達通道後，麵對敵人調集40萬軍隊正準備圍殲預定向湘西轉移的中央紅軍這一危急情況，中央中央領導人於12月12日在通道召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了紅軍的戰略行動方針問題。王稼祥參加了會議，並與周恩來、張聞天、朱德等一道支持、讚成毛澤東提出的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的正確主張，使中央紅軍會後由湘入黔，甩開了敵軍的合圍，開始扭轉長征以來被動挨打的局麵。

　　12月18 日黎平會議後，紅軍突破烏江天險，向黔北進軍。快到遵義時，王稼祥向毛澤東提出：“前麵快到遵義了，這樣下去不行，該把李德轟下台了，開個會總結經驗。”毛澤東表示同意，並說：“應該開個會，還要多做些會前的活動工作。”

　　於是，從黎平到遵義，一路上，王稼祥利用自己在黨內軍內都有一定的說話地位的條件，主動做了許多工作，使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步為中央多數同誌所擁護。他先是把自己的想法和毛澤東的觀點同張聞天進行了交談，取得了一致意見。這時，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因腳傷坐擔架，隨中央軍委縱隊行動。王稼祥有機會與他在一起交換意見。他們一路走，一路扯，共同認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主張請毛澤東出來領導，把李德他們“轟”下來。王稼祥還利用各種機會，找其他負責人如周恩來、博古等商量，取得他們的同意和支持。這樣，遵義會議的召開就決定下來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王稼祥在會上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他當時是坐著擔架去開會的，並在會上發言，直截了當講了三點意見。第一，完全讚同張聞天、毛澤東的發言；第二，紅軍應該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

　　王稼祥為遵義會議的召開立下了汗馬功勞，所以在遵義會議後不久，中央決定由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作為當時紅軍的最高統帥部，指揮中央紅軍勝利完成戰略轉移任務，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毛澤東多次講到王稼祥對遵義會議的貢獻。1945年黨的七大期間，毛澤東說：“如果沒有洛甫和王稼祥兩個同誌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能開好遵義會議。同誌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他們兩個人是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誌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沒有他們的讚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又一次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

　　中央政治局委員、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紅二軍團政委任弼時

　　1904年4月生，湖南湘陰（今汨羅）人。1931年1月起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33年4月被派往湘贛蘇區任湘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1934年8月，根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7月23日下達的準備突圍《訓令》，以他為中央代表和主席，與軍團長蕭克、政委王震組成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率紅六軍團撤離湘贛根據地，先行突圍西征。

　　8月7日，在以任弼時為首的軍政委員會領導下，9700多將士從江西遂川橫石突圍西征，拉開了長征的序幕。西征途中，任弼時根據新的情況，及時作出正確的決策。按照中革軍委指示，紅六軍團西征最初的計劃是到湘南建立根據地。後因敵情嚴重，任弼時果斷調整戰略，轉向賀龍、關向應指揮的紅三軍活動地區前進。任弼時等率領紅六軍團經過80多天的艱苦轉戰，途經湘、粵、桂、黔四省，縱橫5000多裏，付出重大代價——全軍減至3300多人，於10月24日到達黔東根據地，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會師後恢複紅二軍團番號）在印江木黃會師，勝利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戰略轉移任務，為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起到了偵察、開路的先遣隊作用。

　　兩軍會師後，結成了一支強大的戰略突擊力量，為配合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和發展湘鄂川黔邊區的革命鬥爭打下了堅實基礎。雖然兩軍並沒有建立統一的領導機關，但實際上形成了以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為核心的集體領導。這期間，任弼時團結兩軍團領導人，在配合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明確目標下，靈活機動地貫徹中央指示，大膽決策，表現出了高超的領導藝術和軍事才能。在慶祝兩軍會師大會上，任弼時特意把賀龍介紹給六軍團指戰員，說：“他就是兩把菜刀鬧革命，南昌起義的總指揮，我們紅三軍的軍長賀龍同誌！”對賀龍的推崇之意溢於言表，為加強兩軍的團結作出了表率。之後，任弼時和兩軍團領導人根據實際情況，作出了兩軍聯合行動、進軍湘西的決策，並從組織上、軍事上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加強了紅二軍團黨的建設和領導力量，任弼時兼任紅二軍團政委，並從紅六軍團選調大批政工幹部到紅二軍團做政治工作，還先後主持召開了兩軍團領導人會議和紅二軍團黨的積極分子會議，領導紅二軍團全麵開展了黨、團登記和黨組織的恢複工作，並發展了幾批新黨員，重建了黨團組織，恢複和健全了各級政治機關，使紅二軍團政治精神麵貌煥然一新。10月28 日，紅二、六軍團在任弼時、賀龍等指揮下，發動了著名的湘西攻勢。首先占領永順縣城，取得了十萬坪大捷——殲俘敵3000餘人的重大勝利，接著又攻克桑植、大庸兩縣城，進襲沅陵，占領桃源，包圍常德，進而威脅長沙，打亂了蔣介石圍追堵截中央紅軍的部署，嚇得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急調正在湘南截擊中央紅軍的3個師兼程北上，並向蔣介石頻頻告急求援，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的長征。

　　湘西攻勢的勝利，為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的形成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任弼時等指揮紅軍不斷取得軍事勝利的同時，著手建立和發展湘鄂川黔邊根據地。11月26日，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軍區和省革命委員會，任弼時任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12月10日，湘鄂川黔省委機關等移駐永順塔臥，至此，以永順、大庸、桑植、龍山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據地正式形成。在此後的一年時間裏，肩負重任的任弼時，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各項建設，建立政權、發展黨的組織、進行土地革命、擴大紅軍和組織地方武裝，取得了反“圍剿”戰爭的偉大勝利。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蔣介石調集重兵向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了新的更大規模的“圍剿”。在強敵逼近、根據地形勢日益嚴峻，並與黨中央、中革軍委失去聯係的情況下，任弼時主持召開了省委和軍分會聯席會議，根據實際情況，果斷地作出了主動撤離湘鄂川黔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的正確決策。11月19日，他與賀龍等率領紅二、六軍團主力1.7萬人從桑植劉家坪、瑞塔鋪開始突圍長征。此後，任弼時和紅二、六軍團將士們挺進湘中，轉戰湘、黔、康、川邊，並在紅四方麵軍策應下，渡過金沙江，翻越大雪山，於1936年7月與紅四方麵軍在甘孜會師。根據中革軍委電令，紅二、六軍團改編為紅二方麵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此後，與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進行了堅決鬥爭，為維護黨的統一領導和紅軍團結作出了重大貢獻。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境內勝利會師，結束了曆時兩年的長征。

　　中央政治局委員、紅五軍團中央代表陳雲原名1905年6月生，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紅五軍團中央代表。紅五軍團負責殿後，擔負掩護整個部隊突圍的任務。

　　當時，紅五軍團下轄兩個師，即十三師和三十四師，計12000餘人。陳雲立即深入到部隊中去傳達中央精神，了解情況。10月20日午後，陳雲來到陳伯鈞任師長的第十三師，向各團負責人報告目前形勢和突圍西征的任務，以及當前幾項緊要工作，並親自率各團首長去考察渡河點。

　　紅軍進入湘粵邊界時，麵對的是崇山峻嶺，由於帶著大量的輜重物資，行軍速度非常緩慢，後衛部隊往往落後先頭部隊達10 天的距離。先頭部隊打下一個地方就要停下來，等後麵部隊到了再走。這樣，既喪失了寶貴的突圍時機，也使主力部隊損失很大。

　　紅五軍團走在所有部隊的最後麵，殿後掩護的任務更為艱巨。長征途中，既要擊退緊跟在後的國民黨追兵，還得設法解決部隊的夥食供應。走在前麵的部隊還可以弄些蔬菜等東西吃，走在後麵的常常什麽也沒有了。陳雲後來回憶說：“五軍團打後衛，天天有戰鬥。”“我有責任設法保障後衛部隊不落後，有時6 天6 夜不能睡覺。”

　　這時，部隊減員和開小差的現象十分嚴重。11月4日晚，陳雲再次到紅五軍團十三師指導工作。他“召集了各團政委、總支書開會，討論今後政治工作問題”。第二天，他又深入連隊了解戰士開小差現象增多的原因，認為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政治動員不夠和連隊支部工作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陳雲利用行軍間隙機會，同師領導召集有關幹部專門研究這個問題。在接著的10多天內，陳雲同十三師指戰員們一起行軍和戰鬥，深入做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開小差的現象大為減少。11 月15 日，紅五軍團衝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後，陳雲才回到軍團部。

　　中央紅軍主力進入湖南瀟水、湘水地區時，蔣介石已調集40萬重兵設置第四道封鎖線，企圖將紅軍消滅於湘江東岸。當紅一、三軍團在湘江與敵人激戰時，陳雲率紅五軍團梯次布置在湘江東岸掩護全軍。由於中央及軍委縱隊負載太重，行動遲緩，1 1 月3 0 日，紅五軍團被圍追的敵人切斷，在前後夾擊中打了一天，掩護全軍過江。深夜12點多，陳雲急寫便信交劉伯承派人送往第十三師，說“這是緊急關頭，關係中國革命的命運，希望你們下最大的決心，趕快拉過湘江”。陳伯鈞立即率部連夜急行軍60 多裏，搶在敵人合圍前渡過湘江。然而，擔任紅五軍團後衛的第三十四師被追擊之敵截住，大部壯烈犧牲。為等部隊，陳雲始終守在渡口。

　　湘江血戰後，陳雲隨紅五軍團翻越老山界。這是紅軍長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高山，山勢連綿，道路崎嶇，氣候瞬息萬變。陳雲在第六連的前麵走，“隊伍越走越慢了。走幾步，停5 分10 分鍾，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實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濕是幹的，大家就橫七豎八地倒在地下把被單往身上一蓋就睡。”對這段經曆，他曾假借被俘的國民黨軍醫撰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書中作了生動詳細的描述。

　　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召開緊急會議。由於隨後衛部隊行軍，離中央所在的先頭部隊還有幾天路程，他沒有參加會議。通道會議後，博古打電話約見陳雲和劉伯承，通報通道會議情況。中革軍委還根據他和李卓然反映的情況，決定把八軍團編入五軍團，將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陳雲改任為軍委縱隊政委。在以後幾天內，他和劉伯承協助紅五、八兩個軍團進行整編。“決定以兩日行軍間隙時間做宣傳、鼓動、解釋工作；以一天時間實行編製。”

　　黎平會議後，中革軍委下令將中革軍委第一、二縱隊合並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雲任政委。他參加了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言時堅決支持了毛澤東等人的正確主張。會後，他根據中革軍委決定到各軍團幹部會議上傳達會議的決議，並為此寫了著名的傳達提綱。1935年6月，陳雲奉命離開中央紅軍赴上海，恢複白區黨組織。同年9 月赴蘇聯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八軍團中央代表劉少奇原名1898年11月生，湖南寧鄉人。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31年9月起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 年後，進入中央蘇區後，任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福建省委書記。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

　　長征開始後不久，在衝破國民黨軍隊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時，即10月22日，劉少奇接到周恩來和博古的電令：“少奇參加中央紅軍第八軍團領導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紅八軍團是長征出發前夕即9月21日在江西興國縣崇賢鎮成立的，由新編紅二十一師、二十二師合編而成，周昆任軍團長，黃甦任政治委員。每師下轄3個團，全軍團約7000人，大多是中央蘇區後期入伍的新兵，沒有打過仗，戰鬥力較弱。長征途中，紅八軍團隨紅三軍團作為右翼隊，掩護中央縱隊進行戰略轉移。由於不少戰士對部隊生活不適應，當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向湖南進軍時，幹部戰士中出現了許多思想問題。劉少奇接受任務來到紅八軍團後，一邊參與指揮部隊行軍作戰，一邊與軍團領導人一道大力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工作。行軍途中，他不僅要求共產黨員和各級幹部按決議去做，而且身體力行，和戰士們走在一起，做他們的宣傳鼓動工作，鼓舞士氣。盡管戰鬥一次比一次殘酷激烈，紅八軍團將士們卻始終保持昂揚鬥誌，為突破敵人設置的一道又一道封鎖線、掩護中央縱隊前進付出了巨大犧牲。特別是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時，為了掩護中央縱隊搶渡湘江，紅八軍團隨紅九軍團之後，在敵強我弱、四麵受敵情況下，一麵同追擊的敵人激戰，一麵前進，付出了血的代價。渡過湘江後，全軍團減員很大，隻剩下1000 多人。紅軍渡過湘江後，部隊實行輕裝，丟棄多餘物資。劉少奇以中央代表身份，及時組織部隊清理並燒毀所帶的多餘文件，丟棄多餘物資，減輕部隊負擔，增強部隊的戰鬥力。12月23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議，中革軍委對部隊進行整編，撤銷了紅八軍團建製，人員編入擔任全軍後衛的紅五軍團。劉少奇也隨同到了紅五軍團，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1935年1月，劉少奇參加了遵義會議。他在會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後回到紅五軍團，同軍團長董振堂一起到各團傳達貫徹遵義會議精神。他在傳達中指出：最近我們紅軍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這都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的。現在好了，毛澤東同誌又回到中央來了，我們紅軍有希望了，我們黨有希望了，中國革命有希望了。此後不久，劉少奇調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1935年7月紅軍到達四川鬆潘地區後，為了籌集糧食準備過草地，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籌糧委員會，由劉少奇任主任。1935年10月，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二軍團副政委關向應原名1902年9月生，遼寧金縣人。1931年1月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隨後以中央代表身份派往湘鄂西根據地工作，任紅三軍政委。1934年10 月，紅二、六軍團會師後，任紅二軍團副政委，與任弼時、賀龍一道統一指揮紅二、六軍團的行動，發動湘西攻勢，為策應中央紅軍長征和開辟湘鄂川黔根據地做了大量工作。11月，當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等領導機構成立時，他任省委委員、軍分會委員。

　　1935年10月，蔣介石調集重兵圍攻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妄圖將紅二、六軍團壓縮消滅在龍山、桑植、永順一帶狹小地區內。他和賀龍、任弼時等研究決定：率領紅二、六軍團突出重圍，向湘黔邊境作戰略轉移，爭取到黔東石阡、鎮遠、黃平一帶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11月19日，他和賀龍、任弼時統率紅二、六軍團主力1.7萬餘人從桑植出發長征，出敵不意連續突破澧水、沅水封鎖線，兵分三路挺進湘中地區。他與任弼時率領的紅二軍團軍團部、紅軍學校及第六師作中路，渡過沅水後，取道電埡、高坪，經文昌坪、馬底驛、方子埡等地，2 6 日進入漵浦讓家溪，2 7 日進占漵浦縣城。隨即在辰溪、漵浦、浦市鎮等地開展擴紅宣傳、籌款籌糧等活動，他在許多群眾大會上都發表講話，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和打倒蔣介石的道理，受到群眾的歡迎。

　　紅軍在湘中活動一周後，達到了調動吸引敵軍並籌集了大量物資後，決定按照原定計劃撤離湘中地區。為了盡量調動和疲勞敵人，關向應和賀龍、任弼時領導紅二、六軍團繼續采取“聲東擊西”策略，連續10 天向南急進，把追擊的敵人全部吸引到湘南。然後又揮師西進，在芷江、晃縣之間的便水，與追敵李覺部主力大戰一場，殲敵近千名，迫使敵人停止追擊。1936 年1 月9 日，紅二、六軍團進入黔東，離開了湖南。7 月，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麵軍會師後，根據黨中央指示，關向應任新成立的紅二方麵軍副政委。10 月，到達陝北，勝利完成長征。抗日戰爭爆發後，關向應任八路軍一二○師政委，與賀龍、蕭克、王震等率部開赴華北抗日戰場，開辟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麵。1946年7月，在延安病逝。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原

　　原名鄧元釗，省港大罷工時改名鄧發，1906年3月生，廣東雲浮人。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任命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由於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他領導的保衛局執行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失。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任中央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副司令員，參與指揮中央縱隊的行軍工作。同時擔負領導國家政治保衛局工作，負責偵破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活動，保衛黨中央的安全。長征行軍途中，他十分關心大家的困難，積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常將自己的馬匹讓給病號騎，把僅有的一點食品轉送給有病的同誌吃。為了同誌們的安全，他不顧自身的危險，同保衛大隊同誌一起，嚴防敵人的追蹤襲擊。每到宿營地，總是不顧疲勞，親自清點人數，查問病號。他以模範行動帶領大家戰勝困難向前進。1935年1月，參加了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和領導，並於會後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傳達會議精神，根據部隊整編決議，將政治保衛局分別編入紅一、三軍團。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糧食部長，1936年赴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並參加中共代表團工作。1939年秋，任中央黨校校長兼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43年至1945年兼任中央民運委員會書記。1946年4月8日，與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乘飛機返回延安途中不幸遇難。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凱豐原名又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江西萍鄉人。大革命失敗後，被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冬回國，1931年冬起任共青團中央局書記。1932年進入中央蘇區，任共青團中央局書記。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10 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及軍委總供給部政治委員。1935年1月參加遵義會議，堅持“左”傾錯誤意見，但不久接受了中央的批評。長征到達陝北後，仍任共青團中央局書記。

　　紅五軍團參謀長、中革軍委參謀長劉伯承原名1892年12月生，重慶開縣人。1930年從蘇聯回國後不久，協助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處理軍委日常工作，1931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軍事部參謀長，1932年1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參與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麵對軍事顧問李德的瞎指揮，他敢於站出來進行鬥爭，告誡李德：“如果我們不停止這種拚消耗的戰術，采取機動靈活的方針，根據地將會喪失，紅軍將會拚光，我們將變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確意見不僅未受到重視，反而被免去了總參謀長的職務，調任紅五軍團參謀長。

　　1934年10月劉伯承與軍團長董振堂、政治委員李卓然率紅五軍團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因為第五軍團擔任的是後衛任務，1 0月2 0日開始行動。出發時，劉伯承正患瘧疾，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騎馬不行，坐擔架隨軍行動。劉伯承經驗多閱曆深，經過大的陣仗，紅五軍團在行軍作戰上非常倚重他。劉伯承對軍團長和政治委員非常尊重，積極出主意，想辦法。劉伯承從一開始就發現了問題。紅五軍團作為全軍的後衛，做的工作是保護著騾馬、輜重，在山中小道行進，擁擠不堪，常常一天隻翻一個山坳，非常疲勞。而敵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軍團怎麽也擺脫不了追敵，一路頻繁作戰，雖然出色地完成了後衛任務，但損失不小。中央紅軍一路行進采取逃跑主義，迭次失利，湘江戰役更是遭受巨大傷亡，劉伯承深刻地認識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廣大幹部中也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紅軍在慘痛的失敗中開始總結教訓，黎平會議後，中央重新啟用劉伯承為中革軍委參謀長。不久，又讓他兼任軍委縱隊司令員。會議還討論了部隊整編的方案，決定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合編，紅五、八軍團合編為第五軍團，教導師補充各軍團。1935年1月，紅軍打下遵義之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劉伯承與會並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毛澤東主持中革軍委工作之後，劉伯承的軍事道路漸入順境，在長征途中，每遇關鍵時刻，他總是親臨前線指揮。智取遵義城、巧過大涼山、強渡大渡河、巧過少數民族區域、飛奪瀘定橋等一係列戰爭奇跡都是劉伯承指揮先遣隊創下的。他為紅軍長征勝利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原名1900年5月生，湖南長沙人。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

　　長征前夕，李富春臨危受命，代替因傷重休養而不能領導政治部工作的王稼祥，出任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直接參加了紅軍長征的具體領導工作。他和夫人蔡暢都編在中央第二野戰縱隊。長征出發前後，李富春雖然對這次突如其來的轉移行動缺乏思想準備，但仍然按照臨時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投入到繁重而艱巨的政治動員和宣傳工作中去。為了鼓舞士氣，振奮軍心，他於10月9日、10日分別簽發了《總政治部關於鞏固部隊，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加強政治軍事訓練及群眾等工作的指令》、《總政治部關於突破敵人封鎖線和加強戰時政治工作的命令》、《總政治部關於目前進攻戰鬥的政治工作訓令》，要求“各級政委及政治部必須迅速的適合戰鬥環境的轉變，堅決改變政治工作的方式，必須正確的估計到由陣地性質的戰鬥突然轉變到長途行軍與運動的時候，可能發生的恐懼、遲緩、不習慣行軍、大批落伍、失掉聯絡、拋棄武器公物與發生疾病的現象，必須預先采取有效的克服辦法”，並對紅軍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號召全體紅色戰士和政治工作人員，高舉工農紅軍的光輝紅旗，突破敵人封鎖線，粉碎堡壘主義，實行堅決地反攻，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保證國內戰爭和蘇維埃運動順利地發展。

　　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後，長征部隊進入白區行軍作戰，後勤保障困難重重。李富春馬上考慮紅軍在白區作戰，如何籌集糧草，保證部隊供應等重要問題。10月22日，他批準公布《總政治部關於沒收捐款暫行細則》，指出紅軍“籌款及征集資財的工作，主要的是從沒收地主反動分子財物，向富農及城市商人捐款等方法進行”。各級政治機關在進行這一工作時，應嚴格執行階級路線，不許絲毫損害工農群眾的利益，以及無組織的亂沒收行為。

　　11 月底，部隊渡過湘江後，經湖南、廣西邊境的苗、壯族居住的越城嶺山區，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前進。紅軍總政治部又適時發出了《關於瑤苗民族工作的原則指示及對苗瑤民的口號》，闡明了黨和紅軍關於瑤苗民族政策，要求全軍模範遵守，從而得到了苗瑤民的信任和幫助，使紅軍能夠迅速地通過越城嶺，向湘西南進軍。

　　夜行軍是紅軍長征中的一段艱苦曆程。紅軍進入湖南境內後，為避開敵人飛機的偵察與轟炸，多半走山路，采取夜行軍，隱蔽行動。李富春開始對夜行軍很不習慣，覺得很吃力，但行走多了，也就漸漸習慣了。夜行軍途中，他和鄧小平、陸定一、潘漢年、李一氓等人常常擺開了龍門陣、故事會，大家一路走一路談，上下古今，天文地理，侃到興之所至處，索性連馬也不騎了。他們將這些生活趣事冠之為“徒步吹牛皮”，生動地反映了紅軍將帥藐視困難的樂觀主義精神。

　　1934年12月通道轉兵進軍貴州後，李富春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根據中央的決議精神，及時簽發了《關於實現創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的訓令》，要求各級政治機關及政治工作人員立即動員起來，以一切方法深入到軍隊中去，依照政治部的教育材料，參照部隊的情緒，對中央的決定進行詳細的解釋，務使每個紅軍戰士了解行動的總方針與當前的任務。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李富春嚴厲批判了中央軍事路線的嚴重錯誤，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從此，在毛澤東正確領導下，李富春領導紅軍總政治部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根據長征途中的緊迫任務及出現的各種問題，及時簽發了一係列加強政治工作的重要文件，為做好長征中的政治思想和宣傳鼓動工作，保證紅軍艱難奮戰而不潰散，奪取勝利，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於他“脾氣好，非常隨和，對人熱情，工作非常細致”，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富春大哥”。

　　紅軍總沒收征發委員會主任、總供給部部長林伯渠原名1886年3月生，湖南臨澧人。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財政部部長、國民經濟部部長。同年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征，任紅軍總沒收征發委員會主任和總供給部部長。他被編在軍委第二野戰縱隊，是參加長征的著名“四老”之一（另三老為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

　　長征途中，年近半百的林伯渠，每天帶上他的五件寶——棍子、草鞋、糧袋、馬燈和軍包，和同誌們一起堅持艱難的行軍。組織上給他配有一匹馬，他很少騎，經常用來馱輜重或供傷員使用。夜晚遇到特別難走的路，他一手提著小馬燈，一手拄著拐杖，照顧其他同誌。為了籌款籌糧，保證部隊供給，他不辭辛苦地做了大量艱苦細致工作。黃鎮當時為他畫了一幅《長征中的英雄》，畫中林老提著小馬燈，雄姿煥發，闊步朝前，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了長征中老英雄的精神麵貌。

　　10月21日，中央紅軍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後，進入白區，不能再用蘇維埃鈔票買東西，林伯渠立即組織擬出了《關於沒收捐款暫行細則》，以總政治部名義發布各部隊執行。《細則》規定：各部隊在白區行動中，應發動所屬士兵尤其是黨團員在駐地附近調查地主、富農及反動分子，進行沒收工作，將沒收的金錢、軍用品、資料等集中團供給處，送交給沒委會，米穀、衣服、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沒委會規定原則，“由供給處負責商同政治處，分配給部隊及群眾”。並且還規定：“一切沒收、征發、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進城部隊之最高政治機關及其沒收委員會統一進行，各部長不得單獨進行，以免造成無組織的混亂現象。”

　　艱巨繁重的沒收捐款和後勤保障領導工作壓在了林伯渠肩上。但他毫無怨言，在中革軍委和總政治部領導下，經常每到一地，就召開會議和找人商談，研究部署籌集與分配糧款等問題。

　　12月初，中央紅軍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進入湘桂邊境的越城嶺山區後，山高路陡，桂係軍閥又脅迫老百姓堅壁清野，不但行軍日益艱難，部隊的供應也越來越困難。為了保證部隊的供應，有時林伯渠親自帶領戰士和幹部去打土豪。由於這一帶多是苗族、壯族居住的地區，在沒收和征集糧食的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視黨的民族政策。他經常教育幹部戰士：“我們是革命的隊伍，我們是保衛勞動群眾和少數民族的，隻能打土豪，不能傷害勞動群眾和少數民族。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有一次，他和部屬一起去籌糧，當地的老百姓因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宣傳，把糧食藏起來，人都跑光了。他們走了好幾個村莊，才在一戶人家草席下麵的坑裏，發現了200斤玉米。同誌們正要往口袋裏裝，林伯渠卻強調要弄清物主是誰。他說：如果是地主，我們按政策沒收，將沒收委員會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則要按市價收買，並留言我們是紅軍，是幫助窮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後來，經過調查分析，認定物主是一戶中農，大家按林伯渠的指示，把信和錢壓在坑邊，才將糧食背走。

　　為了嚴明革命紀律，林伯渠還對部屬約法三章：一切繳獲要歸公，該分配給群眾的分給群眾，該留給部隊的留給部隊。個人不能私分一點物品，不準吃土豪家的東西，也不準在土豪家煮東西吃。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後，中國革命重新走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林伯渠熱誠擁護遵義會議的決議，擁護毛澤東的正確領導。2月20 日，總政治部決定取消各級沒收委員會，改為在各級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設沒收征發科，負責指導與計劃沒收征發工作。但林伯渠仍然擔負著這方麵的工作，特別是軍委縱隊的沒收征發工作繼續由他直接負責，直至同年10月長征到達陝北。

　　《紅星報》主編、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原名1904年8月生，四川廣安人。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任總政機關報《紅星》報主編，被編在軍委第二野戰縱隊隨軍行動。

　　長征途中，報社工作人員用兩條扁擔，挑著4個鐵皮箱子，裏麵裝著辦報的全部設備。急行軍時，鄧小平等和紅軍戰士們一道風塵仆仆地趕路，一到宿營地，鐵皮箱子就是辦公桌，他們經常是在敵機轟炸的情況下，支起攤子堅持工作。《紅星報》共編了70 多期，開辟了10多種副刊和專欄。它及時傳達中革軍委有關作戰行動的計劃與部署，宣傳紅軍將士衝鋒陷陣的感人事跡，傳播中共的方針政策和紅軍的宗旨、任務，深受廣大指戰員的歡迎，被稱為“紅軍黨的工作指導員”。如：11 月11 日、14 日，《紅星報》發表文章，及時報道了紅軍突破敵人第二、三道封鎖線的“捷報”。11 月25 日，又在頭版頭條刊發了《以勇敢堅決的戰鬥消滅當前敵人》的社論。鄧小平說，《紅星報》許多沒有署名的消息、新聞、報道及一些重要文章、社論，都是他親自撰寫的。當時，《紅色中華報》和《鬥爭》雜誌均已停刊，《紅星報》便成為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惟一喉舌和紅軍戰士的精神食糧，對於鼓舞士氣，提高部隊的鬥誌起了重要作用。

　　1934年12月底，鄧小平離開總政宣傳部，調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5年1月，他出席了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與大多數同誌一道支持擁護毛澤東等人的正確意見。此後，他與毛澤東、張聞天一起長征，爬雪山，過草地，在與張國燾的鬥爭中表現出“高度的政治覺悟”。1935 年10 月到達陝北後，他與彭德懷、聶榮臻、左權率領紅軍西征，迎接紅二方麵軍北上會師。

　　中華婦女聯合會主任蔡暢原名1900年5月生，湖南雙峰人。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同年10月中央紅軍突圍長征，她是被中央批準參加長征的30位女紅軍之一。

　　長征途中，蔡暢被編在中革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先是在工作團，後在地方工作部，主要負責部隊宿營時駐地的群眾工作。

　　由於職務關係，組織上給她配了一匹騾子，可她卻很少騎，總是用來給體弱的同誌馱東西。遇到有人生病，她就把騾子讓給病號騎，自己跟著大家一起步行。每天一到宿營地，她和身邊的同誌一道安排和整理床鋪。能借到門板時，就和警衛員一道抬門板，支床鋪；找不到門板時，就幫著大家鋪幹草，打地鋪。

　　長征路上，她總是不忘關心周圍的同誌。有一次，當她發現身材嬌小的劉英打著赤腳走路，心疼地詢問原委，才知道她的腳太小，實在無法找到一雙能穿的鞋子。當部隊到達一個地方宿營時，總政治部征收了一批土豪劣紳的資財，她偶然發現裏邊有一雙小布鞋，有心的她急忙按規定向主管物資分配的總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請求把這雙鞋批給劉英，看到蔡暢渴求的眼神，李富春同意了。這時，恰逢劉英安排完工作後專程跑來看望蔡暢和李富春，蔡暢便把那雙布鞋送給了劉英。劉英對此深受感動，激動地對蔡暢說：“大姐，你真好！”勤務員曹昌年紀小，文化低，她就在行軍間隙給他講革命道理和蘇聯的革命鬥爭故事，啟發他的階級覺悟，還想方設法教他認字，學文化。長征路上連本書也找不到，她就用紅軍長征路上寫的標語、口號作教材，一字一句教他念，教他寫。正是在她的關心幫助下，曹昌學會了識字寫字。

　　對女同誌來說，一路辛苦跋涉已經相當艱苦了，而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