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家成長故事

第十七章 博物學家達爾文

　　在距離倫敦二百二十公裏、距離西海岸約一百公裏的地方，有一座英國的古城施魯斯伯裏。彎彎曲曲的塞文河在這裏轉了個急彎，把一個由小山形成的半島圍了起來，河彎的直徑有幾公裏。這個城市很早就在這個河彎裏發展起來，城市的街道逐漸往小山的頂端擴展。塞文河大橋把施魯斯伯裏與城的四郊聯結起來。從市裏往西北方向走去，通過威爾士大橋，沿著塞文河岸再走半公裏，在弗蘭科爾區就可以看見施魯斯伯裏的近郊以及座落在塞文河岸的懸岩峭壁之上的一座三層紅磚樓房。這座樓房是羅伯特·瓦爾寧·達爾文醫生在一八〇〇年建成的。醫生的第五個孩子，即後來的偉大博物學家查理·達爾文，於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就誕生在這座樓房裏。

　　樓房的所在地叫“山丘”（芒特）。樓房的旁邊有一個花園，花園裏種有供觀賞的植物果樹。有一條小路穿過峭壁，在這條叫作“醫生路”的旁邊長著一棵栗樹，樹枝相互平行地彎曲著。這是查理小時候喜愛的一棵樹，他和他的妹妹凱瑟琳在樹上都有自己的特殊“座位”。靠近樓房有一個非常好看的暖花房。

　　羅伯特·瓦爾寧·達爾文醫生是一個身材魁梧的人，身高一米八八，很胖，體重約有一百六十公斤。羅伯特·達爾文作為一個醫生享有很高的聲望。他對人的關心，他那博得人們信任的本領和他那高度敏銳的觀察力（這使他總是能夠預先準確地說出病的發展經過）——這一切對他的成功都起了促進作用。他在二十一歲（這時他在萊丁大學獲得了醫學博士的學位）以前就開始行醫了，在施魯斯伯裏剛行醫半年就診治了四五十個病人。這樣，他一開始行醫就能夠完全靠自己收入為生，而不需要父親的資助。他很能博得人們的信任，所以許多病人往往不隻是向他訴說自己的健康狀況，而且還把自己的憂慮和不幸講給他聽。查理·達爾文說他父親是“人們當中最聰明的人”，他對父親無限信賴。達爾文在回憶父親時，常常列舉幾件描述這位醫生具有敏銳的洞察力的趣事。例如，查理聽父親說，有一些到他這裏來就醫的婦女總是哭哭啼啼，使他感到難受。這位醫生很快就發現，愈是請她們不要哭，她們哭得愈厲害。因此，後來他就鼓勵她們哭，說這能使她們感到痛快，這樣一來他就得到了相反的結果：啼哭停止了，於是他就可以聽她們述病，然後進行診斷。

　　醫生與他父親的朋友老喬賽亞·韋季武德（他是著名的英國“韋季武德”美術瓷器廠的創辦人）的女兒蘇桑娜結了婚。在查理八歲時母親就去世了，正如他自己所說：“除了她臨終時睡的床、黑絲絨長衣和結構奇特的針線桌之外，我幾乎記不起關於她的任何事情了。”

　　除了查理，家中還有他的大哥伊拉司馬斯和四個姐妹。在他們中間，他同比他大六歲的蘇桑娜和醫生最小的女兒凱瑟琳最親近。

　　母親去世那年（一八一七年），查理開始進凱斯先生的學校學習，他在學習上趕不上小妹妹凱瑟琳。不過他卻有另外一些興趣，即在搜集方麵的興趣：他收集礦物、貝殼、硬幣和圖章。應當指出，在家庭成員中隻有他特別愛好收集，——他的哥哥和四個姐妹都不進行收集。就在這時他已經對自然史產生了興趣，他竭力要弄清楚各種植物的名稱。在他童年時代所表現出來的另一個特點也是很有趣的，這就是他喜歡長時間地單獨散步，散步時他總是專心致誌地進行思考，有一次他在走過施魯斯伯裏的舊城堡旁的一條小道時，由於隻顧思考，就從七、八英尺高的地方失足跌了下去。他喜歡釣魚，常常拿著釣魚竿接連幾個小時坐在塘邊或河邊。他在搜集鳥蛋時，從每個鳥窩裏他隻拿走一個鳥蛋，從不多拿一個。每當他想起他在幼小的時候曾經無緣無故地揍了小狗一頓這件事時，他一生都感到內疚。

　　第二年，即一八一八年，查理被送進別特列爾博士主辦的一所舊式學校學習，在這裏他學了七年。他是個寄宿生，但是他卻常常在校方每天兩次點名之間的那一長空當裏跑回家去，因為他在家裏有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他在家總要呆到最後一分鍾才離去。為了不遲到，他隻得拚命跑步去學校。

　　校長別特列爾先生是利奇菲爾德大教堂的神父，還在劍橋大學學習時，他就因自己寫的希臘頌詩得過兩枚獎章。無怪乎學校所進行的是一種嚴格的古典教學，學校對作詩特別重視。達爾文雖然沒有作詩的才能，但是他收集了大量舊詩，並加以剪裁，在同學們的幫助下，他也就能夠很容易地作出任何題目的詩篇來。

　　學校裏學的是古文，讀的是古羅馬人和希臘人的著作，並且還要背誦。背誦對達爾文來說是很容易的，但兩天以後他就把所背會的東西同樣容易地忘掉了。隻有賀拉斯的某些詩篇使他得到唯一真正的快樂。學校還講授古代史和地理，這兩門課講授得都很扼要。

　　達爾文對別特列爾的這所學校十分反感。在這所學校裏，他是一名中等生，可能還是一名落後生，所以他認為在這所學校的那段時間是一個“空白”。

　　但是，達爾文卻有各種各樣的校外興趣。例如，他曾跟一位家庭教師學習歐幾裏得幾何，當他了解了對定理的一些明確的論證方法時，他就感到非常滿意。當有人向他說明如何使用晴雨表上的遊標時，這也使他感到非常高興。

　　不過，他做的主要事情還是搜集。他一麵照舊收集礦石，一麵努力設法找到一些有新的名稱的新礦石。他還收集各種昆蟲，他在十歲時就對地方動物誌相當熟悉，而讀了鳥類學方麵的書籍之後，就開始對鳥類習性進行觀察，並作出各種標記。他在這樣小的年紀就十分喜歡“在刮風天的傍晚沿著海濱散步，觀賞那些沿著奇怪而又錯誤的路線飛回家去的海鷗和鸕鶿。”

　　在查理快要畢業時，他的哥哥伊拉司馬斯對化學發生了興趣，並在一個棚子裏搞起了一個小試驗室。查理經常幫助他，並且認真地讀了幾本化學方麵的書籍。當他在實踐中了解到了試驗方法的奧妙之後，便對化學入了迷。但是別特列爾的學校反對他從事這一工作：別特列爾博士曾當眾斥責他白白地浪費時間，而同學們則給他起了個“瓦斯”外號。

　　在畢業前不久，查理又迷上了打獵。在他十五歲時，他曾去探望住在伯明翰附近的薩繆埃利的姑父哥爾頓（他的妻子是他父親的妹妹），姑父常帶著他這個侄子去打獵，並給了他一支獵槍。當他們打獵歸來時，姑父開玩笑地對他說：“鳥兒正站在樹上笑你哩。”查理也笑了起來，可是這個玩笑刺傷了他。不久哥爾頓來到芒特，查理把他叫到花園裏，以勝利的姿態表演給姑父看，他是怎樣射中拋到空中的手套的。

　　至於談到他當時的文學興趣，正如他後來所回憶的那樣，他常常坐在學校深深的窗戶洞裏入迷地閱讀莎士比亞的曆史劇；他還閱讀詩人湯姆遜的《四季》詩以及剛剛出版的拜倫和華爾德·司各特的長詩。

　　當他對詩歌失去興趣而感到不快時，就騎馬到城外郊遊，這使他有機會欣賞大自然的風景，這種娛樂他一直保持到晚年。

　　還有一個特點應該指出：看來在當時達爾文就具有一種溫和可親的、善於交際的性格。他在同學當中有許多朋友，他對他們非常留戀，非常熱愛。

　　父親對查理在別特列爾先生那裏的學習情況很不滿意，有一次他嚴厲地對兒子說，“你關心的隻是打獵、玩狗、捉老鼠，這樣下去你會使你自己以及我們全家都要蒙受恥辱的”。

　　他讓查理提前退了學，並於一八二五年十月派他隨同他的哥哥伊拉司馬斯一起進了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伊拉司馬斯一年前就已經在這裏學習了。父親作出的這項決定，可能是受了兒子這年夏天表現出的對行醫發生了興趣這一點的影響。

　　早在施魯斯伯裏時，查理就已開始給一些病人、主要是婦女和兒童看病：他對每個情況都作了記錄，把一切病症都記載下來，並且讀給父親聽，父親讓他對病人再作一些檢查，告訴他下什麽樣的藥，然後由查理自己去配製。在查理那裏，有時會同時有十二個病人，於是父親發覺，查理就象他本人那樣也善於博得病人的信任。他之所以設法把兒子送進愛丁堡大學醫學係學習，是希望兒子將來能踏著父親和祖父的足跡走，成為一個高明的醫生，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伊拉司馬斯和查理來到愛丁堡，租了一所有三個房間的住所：兩個明亮的房間做臥室（他寫信告訴父親說，這樣明亮的房間在這裏是很少有的，因為這裏的房間通常都是些“沒有空氣和光線的小洞穴”），另一間做客廳。他很喜歡這個城市。

　　查理辦完了一切入學手續，報了如下一些課程：醫學、化學、解剖學、臨床課和外科學；他領了皇家醫院實習證和大學圖書證，後來他和哥哥都成了圖書館的經常的讀者。

　　但大學的授課情況也使他大為失望：他認為幾乎所有的課都是“極其枯燥的”。他對講授醫學課的鄧肯常提出特別激烈的批評。他在自傳裏寫道：“一想起在冬季早晨八點鍾開始的腦膜治療課，至今還有些可怕”。講授人體解剖學的是亞曆山大·門羅“第三”，他沒有保持住在他之前由他的父親和祖父講授這門課程時所贏得的好名聲。達爾文在對自己沒有努力學習解剖表示遺憾時說：“他講授的人體解剖，同他本人一樣，也是枯燥無味的，因此這一門課程使我感到厭惡”；因為要是能學好這門課程那是會更有好處的。達爾文經常到醫院門診去實習。至於外科學。正如他後來所回憶的那樣，他曾參加過兩次危險的手術，但由於不忍目睹痛苦的場麵，沒等手術做完就跑掉了，因為這時還沒有使用哥羅芳。他唯一喜歡的課程是霍普的化學課。

　　在大學的第二年，達爾文又報了產科學、物理實驗和自然史這三門課。關於他前兩門課的學習情況，我們毫無所知；至於自然史這門課，我們已經知道他很早就對這門課程產生了興趣。當時在愛丁堡大學講授自然史的教授是歲伯特·詹姆遜。他的這門專業課包括動物學和地質學。他主要研究礦物學、海洋動物學和鳥類。此外他還出版討論一般科學問題的《愛丁堡哲學雜誌》和《新哲學雜誌》。他的功績還在於他在大學裏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自然史博物館，館內陳列有極好的搜集品，這個博物館當時被認為是第二個英國博物館，僅次於倫敦英國博物館。在地質學方麵，詹姆遜所持的是著名的岩石水成論者魏爾納那些極端的、早已過時的觀點。

　　詹姆遜通過講課，通過他對這門課程的興趣和他對自己所領導的這個博物館的興趣，博得了同時代人的尊敬，如伊·福勃斯這樣一位大博物學家就對他作出了好評。他於1826年講授的《動物學》這門課程開頭講的就是人類自然史，然後主要講授脊椎動物亞門和無脊椎動物，最後講授《論物種起源》這門哲學課。但是達爾文對這樣的課程也未必聽進去多少。他認為這些課程也是“極其枯燥的”。誠然，他的這個意見可能是對課程中的地質部分講的，因為達爾文補充說：“這些課程對我所產生的唯一作用，就是保證我一生決不再讀一本地質方麵的書，決不研究這門科學”。幸而他沒有恪守自己的這個保證。

　　但是，如果說從表麵上看來達爾文很少研究醫學、很少上必修課的話，那這並不意味著他對自然科學已失去了興趣。相反，他找到了一種滿足自己需要的方法。他常常到設在教學樓裏的博物館去，並同在那裏工作的兩位年輕的大博物學家交上了朋友。其中的一位就是羅伯特·格蘭特博士，他當時才三十三歲，正是處於從事科學活動的風華正茂的時期。早在一八一四年，他就在愛丁堡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在一八一五——一八二〇年間，他一直呆在巴黎和歐洲的其他一些設有大學的城市裏，在那裏研究醫學和自然科學。當拉馬克出版了自己的進化論著作《動物學哲學》（1809年），並準備和開始出版自己的無脊椎動物學方麵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時，格蘭特很快就到巴黎向拉馬克學習了很多東西。他在這方麵也進行了大量研究。他於一八二〇年回到愛丁堡，並考察了蘇格蘭和愛爾蘭海岸，專門研究海洋無脊椎動物。他寫了幾部關於海綿動物重要著作（一八二五——一八二六年），他在愛丁堡附近的福斯灣海岸上對海綿動物做了大量的觀察。他在這幾年中寫了十來本其他有關無脊椎的腔腸動物門、軟體動物門、苔蘚動物綱和甲殼綱方麵的著作和幾本有關脊椎動物亞門的著作，例如《羊駝》即巴西齧齒目的解剖學。

　　達爾文經常同這位精力充沛的年輕的博物學家去遊覽，幫助他在落潮後的水坑裏收集動物，而他自己也盡力去研究如何對這些動物進行解剖。達爾文在一八二七年的筆記中提到，他在福斯灣發現了一種特殊的海魚——“海雀魚”，並“與格蘭特博士一起對這種魚作了解剖”。他們對魚的內部器官，包括心髒和心瓣幾乎進行了全麵的研究。達爾文發現，格蘭特表麵上看起來顯得冷淡和拘謹，但內心卻極其熱情。

　　有一次格蘭特在同達爾文遊覽時非常高興地談論起拉馬克的進化觀點。達爾文一言不發，好奇地傾聽著他的談論。但無論是這些觀點本身，還是格蘭特對這些觀點的迷戀，都沒有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的家庭當中，進化觀點並不是什麽新鮮玩藝兒。大概達爾文當時已經讀了他祖父伊拉司馬斯·達爾文所寫的《動物生物學》和其他一些著作。不過他對所有這些純理論的觀點並沒有產生多大的興趣。他依然熱衷於對生物界的考察和對動物機體的研究。

　　他同紐挨文尼的一些漁民結為朋友，並同他們一起去捉牡蠣。采捕機從河底捕了許多其他的動物，他對這些動物進行了研究。他在這一年的筆記中記載和描述了某些軟體動物的產卵情況，描述了軟體動物的幼蟲，並簡要敘述了珊瑚蟲和海鰓。根據筆記的記載，他同另一位同學科利茨特裏姆一起觀察過一條魚往圓盤和橈骨基之間特殊分泌囊裏產卵的情況。筆記本中保存有幾份動物統計表，顯然他是把這些統計表放在筆記本內，旅行時隨身帶著的。這就是：“福斯灣和蘇格蘭其他地區的蠕蟲”（這是從詹姆遜教授的著作中摘錄來的）；一份在上述地區所找到的各種魚類的統計表（這是由另一位博物學家編製的）；兩份用以確定從各產地捕獲來的鳥類的詳細說明。

　　年輕的達爾文在愛丁堡結交的第二個青年科學家叫維利亞姆·馬克——吉利弗雷。他比達爾文大十三歲。他由於發表了一些軟體動物方麵、特別是鳥類方麵的著作而出了名。後來他又出版了一部論蘇格蘭鳥類的巨著。他送給了達爾文幾個罕見的海貝，時常同達爾文交談自然史中的各種問題。可能，他是支持查理對搜集鳥類和觀察鳥類的興趣的。正是在這個時期，達爾文向一個曾同鳥類學家沃捷爾通一起工作過的黑人學習製作鳥類標本。查理常常高興地在這個黑人那裏閑坐，因為“他是一個逗人喜歡和知識淵博的人”。上麵談到的兩份確定鳥類的詳細說明材料，足以說明達爾文對鳥類學具有濃厚的興趣。

　　達爾文在愛丁堡的第二學年是在哥哥不在的情況下度過的。他在象他那樣熱愛自然科學的同學中結交了許多新朋友，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查理積極參加普利尼學生自然史學會的工作，這對他同這些朋友的接近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該學會是在詹姆遜教授的鼓勵下於一八二三年創立的。學會會員們每星期二在愛丁堡大學的學院地下室裏集會，宣讀和討論自然科學方麵的著作。學會一共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會員，但是通常參加開會的人數不超過二十五人。學會秘書是格蘭特。達爾文於一八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選為學會委員，而在下一個星期選舉負責人和理事會時，他又被當選為學會理事會五人成員之一。這當然說明了他在同學當中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自然史愛好者，一個對自然史感興趣的人。保存下來的學會記錄記載有所有出席會議的人和所有參加辯論的人，這些記錄表明，在查理·達爾文擔任學會委員的幾個月中，一共舉行了十九次會議，他隻有一次缺席。他曾不止一次地在辯論時發言，例如他曾就自然分類問題和種類特征問題發過言。

　　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達爾文在普利尼學會就自己的兩項發現作了報告。這些發現都與觀察海生動物有關。首先，他在一種小群體的粘附在海生動物底部的苔蘚動物所謂的“卵上發現有纖毛。當時人們一般都把”卵子“理解為早期發育階段的胚胎。”細胞學說“（根據這種學說，一切有機體都是由許多細胞或一個細胞構成）隻是在十二年以後才產生，而要使人們徹底承認動物的性發育也是從一個細胞即”卵細胞“開始的，則還需要二三十年的時間。因此，後來”卵子“的概念就縮小了，它隻是關於這個單細胞階段的概念。根據達爾文的發現，苔蘚動物的”卵子原來是一個周圍布滿了許多顫動纖毛的幼蟲。

　　其次，他發現被當作藻類植物發育階段的黑色小球狀體，實際上是一種卵膠囊或者是水蛭產卵的卵袋，這種水蛭經常停留在海底的那些平坦的斜坡上，靠捕食其他生物為生。學會聽取了達爾文的報告後，建議他把自己的發現寫成論文，並在下一次會議上用實物說明他所論述的問題。下一次會議的記錄中提到，達爾文展示了一個帶有卵袋、卵子和幼蟲和水蛭標本。他在筆記中用了四頁半的篇幅來論述這些發現。

　　羅伯特·格蘭特比達爾文早三天在愛丁堡魏爾納學會作了關於這些發現的報告。看來，羅伯特·格蘭特很關心自己這位年青朋友的發現，於是他就在玻璃表蒙子裏培養了一些卵子和幼蟲，觀察它們幼齡菌落的形成，因此他作的報告要更為詳細，並且使用了一些圖畫和實驗標本來加以說明。他還在刊登於一八二七年七月份《愛丁堡科學雜誌》上的一篇專門論文中論述了毛蟲的卵袋，並提到了“確定卵袋正是屬於這種動物的這種功勞，應該屬於施魯斯伯裏的我的年青朋友查理·達爾文先生，他曾友好地把卵袋連同卵子在各個成熟階段上所孵化出來的動物標本提供給我。”

　　達爾文同普利尼學會主席團中的許多年青人關係很密切。他在《自傳》中談到了艾斯沃爾特、科利茨特裏姆（我在前麵已經提到）和哈第（可能是學會理事會的理事阿爾金加）。主席團中還有三名同學，他們都比達爾文大兩歲到四歲，都於一八二七年大學畢業。格蘭特還帶達爾文參加魏爾納學會的一些會議，達爾文在這些會議上聽了美國鳥類學家奧久邦關於北美鳥類習性的報告，達爾文也經常參加其它一些學會，如“皇家醫學會”和“愛丁堡皇家學會”（由蘇格蘭著名的小說家和詩人華爾德·司各特擔任主席）的會議。

　　達爾文在一八二六年和一八二七年這兩年的暑假中過得很“快樂”。在這期間，他第一是旅行和遊玩；第二是打獵；第三是訪問他舅舅韋季武德的莊園梅爾。例如，一八二六年夏天，達爾文同兩個朋友沿著北威爾士徒步遊玩了一趟；他們一天要走五十公裏左右的路。這是一項對於這位未來的旅行家很有益處的和有意義的運動。另一次，他同妹妹一起沿著北威爾士進行了一次騎馬旅行。

　　這時查理愈來愈喜歡打獵。他多半是到舅舅喬賽亞·韋季武德的莊園或到奧溫先生的武德高茲去打獵。但是到梅爾“舅舅喬斯”那裏去旅行，對查理來說，也是非常誘人的。一幢古式的房屋座落在小湖岸邊。親戚朋友們經常聚集在梅爾。青年們組織遊玩、演戲，如演莎士比亞的《溫莎的風流娘》。當時撰寫了《英國革命史》的哲學家和曆史學家詹姆斯·梅金托什也到梅爾來作客，他經常舉辦的那些有趣的座談使達爾文很難忘懷。夏天，全家人和客人們常坐在柱廊的台階上，麵前是花壇和小湖，對麵那陡峭的、樹木繁多的湖岸倒映在一平如鏡的湖麵上。查理十分喜愛和尊重“舅舅喬斯”。他喜歡舅舅那坦率的性格和清晰的頭腦。

　　關於在兩三年間到梅爾去作“令人神往的”旅行的那幾行文字。關於在柱廊台階上舉行晚會的記述，都使人們不由想到，在度假期間，這個年青人在這裏很可能產生過某種類似理想的初戀的念頭。根據家庭的傳說可以判斷，初戀的意中人是比查理大十歲的表姐沙爾洛塔·韋季武德（她當時已年近三十）。

　　關於年青的韋季武德和年青的達爾文之間的友誼和親密關係的說法是有一定證據的。當他的未來的妻子埃瑪·韋季武德於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和一八二七年五月兩次到大陸（她在那裏向肖邦學鋼琴）去的時候，她的哥哥喬斯同查理·達爾文和卡羅莉娜·達爾文曾到巴黎去看過她一次，並陪她一塊回家。這是達爾文到歐洲大陸去的唯一的一次。達爾文喜愛音樂，但他卻根本沒有樂感。埃瑪在談到查理時說：“他演奏時象個瘋子”。

　　家書向我們描畫出年青的埃瑪是個快樂、活潑和機靈和姑娘，她舉止大方，一點都不輕浮。她比查理大一歲。

　　總之，在這個時期，盡管查理對大學的必修課程仍然學不進去，但他早在童年時代就表現出來的對自然科學的愛好卻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培養。他結交了一些年青的自然科學家，考察了分布在海岸邊的動物群，掌握了一些研究自然界的新方法，參加了由大學生們組成的普利尼學會，並且訪問了其他一些自然史學會。而打獵以及在遊玩和旅行中所得到的鍛煉，則更加把他訓練成為一個野外的博物學家。當查理進入愛丁堡大學兩年後，父親清楚地看到，要兒子在醫學上有所作為的希望已經無法實現。

　　查理對醫學根本不感興趣，他不去上課，不參加考試，也不進行外科實習。查理的姐姐們也都告訴父親，說弟弟厭惡醫學。達爾文醫生知道查理對體育運動入了迷，但他激烈反對查理成為一個“遊手好閑的運動員”。羅伯特·達爾文嚴肅地同兒子談了一次話，並建議他將來成為一個牧師。查理請求允許他“考慮”一些時候。誠然，他當時已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甚至他也喜歡將來做一名鄉村牧師，但是他決定要重新審查英國教堂的教義，以便確認他是否能把所有的教義都當作真理。他開始閱讀一些神學方麵的書籍，並“確信”英國教會的教義是可以完全接受的。於是，他同意了父親的建議。後來他自己承認，要是注意到他的理論受到教徒們的猛烈攻擊的話，那麽這是一個他自己“一想起來就覺得可笑”的決定。

　　要成為一名牧師，就得畢業於大學神學係。可是查理已把他在別特列爾學校所學到的那些古典語忘得一幹二淨。因此在入學之前，他不得不溫習一下這方麵的知識。

　　根據劍橋學院注冊的記載，他於一八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被錄取為低年級寄宿生，受紹烏老師的指導。不過根據他本人的回憶，他隻是在第二年初才最終進入劍橋。

　　這位被查理稱之為“人們當中最聰明的人”的達爾文醫生有一點是不理解的，這就是自然科學本身仍是兒子生活中最感興趣的東西，實際上查理沒有能夠使自己認真地去學習神學，正如他未能認真地學習醫學一樣。在愛丁堡如此，在劍橋還是如此。不過這時的查理歲數大了一些，他能夠約束住自己，不想讓父親生氣。他不是循序漸進地進行學習，而是長期不上神學課、語文課和數學課。但是一到考期臨近，他就迫不得已地把自己的甲蟲放到一邊，著手準備功課，參加考試。考試完後他感到很輕鬆，便又暫時扔下必修課，轉到他那些心馳神往的興趣上來。

　　例如，他在一八二九年七月十八日寫給堂兄福克司的信中敘述了一係列關於向昆蟲學進軍的計劃，談到了所謂小規模學位考試問題。信的語氣發生急劇的變化，他告訴福克司，傳說在即將到來的考試中要對六個人（他是其中之一）特別嚴格，談完這一點後，他大聲疾呼：“鬼才知道等待我們這些懶人和昆蟲學家的會是什麽！”不難斷定，這些“昆蟲學家”（當然暗指他自己）對於應該考試的那些科目是特別懶的。但是，當他順利考完試後，他又是感到多麽高興啊！他於一八三〇年三月還是給這位福克司寫信說道：“我考試及格了，及格了、及格了！我可以把整張的紙都寫滿這個令人愉快的字眼……那些主考人是夠嚴格的，他們提了很多的問題”。接著談到他將在何地如何蒐集昆蟲的計劃，他要在倫敦聽一出歌劇，將和朋友們消遣一番。看來他考試完後就再也不去關心神學了。另一方麵，他對他所選擇的前途是否正確越來越感到懷疑。他的一位劍橋同學赫伯特在回憶他時寫道：“我們曾經嚴肅地談論過成為一名牧師的計劃。達爾文問我，我能否肯定地回答出主教向牧師提出的問題：您是否相信，您的內心受到了聖靈的激勵，等等。我回答說我不能，他說：‘我也不能，所以我不能當牧師’”。

　　但是，當達爾文在劍橋的最後一年準備學士學位的考試時，他開始稍微學習了一下數學（他仍象以前一樣對幾何感興趣，代數學得很差）和古典作品，並高興地熟悉了柏利的《基督教教義證驗論》、《倫理學》和《自然神學》。那時他並沒有鑽研柏利所根據的前提，就信以為真。但他喜歡那一長串的結論和從這些前提中借以引出後果的邏輯。根據劍橋地方報的報道，達爾文在一八三一年五月通過了學士學位的考試。

　　年青的達爾文是一夥十分快樂的年青人中的一個，他們組成了一個俱樂部，俱樂部的成員每周聚餐一次。達爾文在回憶這些聚餐的情形時說：“我們時常飲酒過度，隨後還興高彩烈地唱歌和玩牌……我知道我應當對這樣地消磨光陰感到慚愧，但是，因為我的一些朋友們都是些非常可愛的小夥子，所以我們大家也就盡情地玩樂，直到現在一想起這段時光就感到高興。”這些朋友中有許多人都是體育愛好者，所以對射擊、打獵和騎馬旅行的愛好，便使達爾文和他們更加接近起來。

　　約翰·毛裏斯·赫伯特是這夥人中一個，後來他在威爾士當了一名法官，在他年事已高的時候，他還十分親切地把查理稱為同學。他說：“這是一位極其親切、熱情和寬宏大量的朋友，人們都用最親熱的態度對待他。他同情一切美好和公正的行為；他從內心裏憎恨一切虛假的、卑鄙的、殘酷的、庸俗的和不誠實的行為。”

　　達爾文性格開朗，像在愛丁堡時一樣，在這裏他也結交了許多同年朋友。例如，他同自己同學中的一位優秀的數學家維特萊非常要好。劍橋有個習慣，就是把數學考試的優等生造出一份專門的花名冊。花名冊叫作“榮譽學位考試”名單，列入花名冊者被叫作“數學學位考試一等及格者”，而花名冊中的第一名，即優等生，則被叫作“優等數學學位考試一等及格者”。維特萊榮獲了這個榮譽稱號。

　　他使達爾文對精美的版畫和油畫產生了愛好，因此達爾文常去倫敦繪畫陳列館參觀。茲茨威廉博物館中，替善畫的維納斯、拉菲爾、莫爾根、繆勒的蝕刻畫，以及倫敦國立美術館中謝巴斯季安·德爾·皮奧姆波的彩色畫，都使他讚歎不已。一般來說，他最喜歡寫生畫，他甚至還購買了一些彩色畫。他同維特萊常在一起長時間的散步。

　　維特萊居住在聖約翰學院（施魯斯伯裏來的學生通常都住在這裏），達爾文在他那裏認識了他的表兄赫伯特（這在上麵已經提到），他是一位“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他介紹達爾文參加了一個音樂小組，在那裏查理可以進一步發展他從前就十分熱愛的音樂愛好。他常說，他一聽到美好的音樂就心曠神怡。但他的樂感很差，所以他的朋友們用另一種拍子演奏英國國歌，達爾文就辨別不出這首人所共知的旋律了。

　　他在假期中同赫伯特特別接近，他們偶爾一起到巴爾穆特去度假。在這裏達爾文馬上吸引赫伯特“為科學服務”（當時他把收集甲蟲稱之為“為科學服務”）。他們每天不是乘船去旅行，就是到巴爾穆特前麵的山裏去遊玩。在那裏，在坡度不太陡的山上，達爾文經常收集昆蟲，特別是甲蟲。他交給赫伯特一個裝有酒精的瓶子，要赫伯特給他收集各種他認為是罕見的甲蟲。熱心腸的赫伯特就極其認真地往瓶子裏塞甲蟲。可是收集來的他本人認為是罕見的甲蟲，在達爾文這位甲蟲行家看來，卻並不特別重要。所以每當查理看完瓶子以後，總是感歎地說：“喂，老切爾比尤裏（達爾文常這樣稱呼他），這些全沒用！”不過達爾文對昆蟲學孜孜不倦的鑽研精神，顯然感染了赫伯特。他離開巴爾穆特後，常在信中委托赫伯特給他收集昆蟲。在巴爾穆特所收集的捕獲物中發現了一些特別罕見的昆蟲類型。達爾文對這些昆蟲作了極其詳細的記述，並指出在什麽地方、用什麽方法可以給他找到這些昆蟲。他在信中還常問候巴爾穆特的另一位居民，即他深信一定是同赫伯特一起去旅行的別特列爾。達爾文使別特列爾對植物學產生了愛好，而這種愛好別特列爾畢生都保持著。

　　但是，看來查理在劍橋時期同他的堂兄威廉·福克司·達爾文更加親近。據他在《自傳》中說，他是多虧了堂兄才得以熟悉昆蟲學的。由於他們倆同過學，由於他們倆都對自然科學非常愛好（直到福克司已成為鄉村牧師的時候還保持著這種愛好）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們倆後來更加親密。達爾文於一八二九年一月在劍橋時期給福克司的一封信中，懷著愉快的心情希望劍橋時期的生活能夠恢複起來。

　　達爾文經常把自己在昆蟲學方麵的最新發現告訴福克司。他告訴福克司說，在倫敦，他在牛津大學的第一個動物學教授霍普先生那裏整整呆了兩天，其目的完全是為了“同他談論和觀察昆蟲”。達爾文特別喜歡霍普的昆蟲蒐集品。此外，霍普給了他將近一百六十個新品種，並且還十分慷慨地要把自己最稀有的昆蟲標本（這種標本每種隻有兩個）送給他。看來，霍普對達爾文很感興趣，對達爾文拿給他看的那些達爾文和福克司的蒐集品讚揚了一番，達爾文接著告訴福克司說，他還認識一位研究甲蟲的大專家斯捷芬斯，他把斯捷芬斯的蒐集品捧上了天，並說他常在斯捷芬斯那裏喝茶。總之，達爾文充分利用了他這次到倫敦去的機會。他結識了許多博物學家，參觀了各種自然史機構，訪問了皇家學院、林納學會和動物園，參觀了其它許多“博物學家集聚”的地方。

　　他還告訴福克司，他讀了哪些書（關於長臂猿的書），獵獲了什麽鳥，他曾為甲蟲問題而同一位昆蟲學家發生了爭吵，並威脅說要把這位昆蟲學家從樓梯上推下去；他也把自己不順利的事告訴福克司。例如，他曾同霍普到北威爾士去作了一次采集昆蟲的旅行；頭兩天還順利，可是後來卻突然病倒了，以至於不得不返回施魯斯伯裏。他把他對劍橋音樂會的印象也告訴了福克司。他還寫信把考試的情況告訴福克司，說在準備考試期間他發過牢騷，為了準備考試他沒有抓過一隻昆蟲。

　　總之，他當時對收集甲蟲的興趣大得很。例如，達爾文在最後所寫的一封信中談到了下麵一件事（他在《自傳》中也扼要地提到了這件事）：“有一次我剝開了一塊樹皮，看到兩隻罕見的甲蟲，於是我兩手各捉了一隻；就在這時我又瞧見了第三隻新品種的甲蟲，腹部帶有大十字花紋，我不忍把它放走，於是我把右手裏的那隻用牙齒輕輕咬住，好騰出手來。可是狡猾的甲蟲排出了一種極辛辣的液體，使我感到非常惡心，我不得不把這隻甲蟲吐出，這樣一來，捉到的兩隻跑了，而第三隻也沒有捉到。”

　　大概，查理·達爾文不止一次地向劍橋的同學們講述了這次捉第三隻新品種甲蟲的故事。因為在後來同他們的通信中他時常提到“大十字”的事。看來，這是他對昆蟲學的愛好一次清晰的回憶。

　　當時達爾文想出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些收集昆蟲的新方法：專門雇用一個人給他從老樹上刮蘚苔，然後把刮下來的蘚苔裝進一隻口袋裏，或者是把運蘆葦的駁船船底上的垃圾掃在一起，這樣達爾文便找到了一些罕見的新品種。當他在斯捷芬斯寫的關於不列顛甲蟲的書中看到“查理·達爾文捕獲”這幾個字時，他感到無比榮幸。

　　劍橋大學除了必修課外，還開設公共課。例如，塞治威克教授就講授很有興趣的地質課。可是由於以前愛丁堡大學的地質課使達爾文大失所望，所以他根本不去聽塞治威克的講課。然而他卻去聽漢斯羅的植物學課；他對漢斯羅在講課中清楚的敘述和美妙的圖解尤其喜歡。早在劍橋大學之前，達爾文的哥哥就評論過當時才三十二歲的漢斯歲，說他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博物學家，而另一位年青人在向達爾文評論漢斯羅時說得很簡單：“他什麽都知道”。漢斯羅有時帶著學生和同事們一塊去徒步旅行。如果確定的旅行目的地距離遠的話，他們就乘車或坐船順流而下。達爾文認為這樣的旅行是令人神往的。漢斯羅象孩子一樣常同他們逗樂，他對那些怎麽也撲捉不住金鳳蝶的人，或對那些陷進沼澤地的泥濘裏的人由衷地感到好笑。有時候他會停下來，就一些比較罕見的植物或動物接連講好幾節課。看來他對於任何一種植物、動物或化石都能夠做到這一點。不久，達爾文通過福克司接到漢斯羅的邀請。

　　大學裏一些年青的學生和年長的職員每周要在漢斯羅那裏聚會一次。團結博物學家的這種聚會，在劍橋起了倫敦的那些科學協會所起的作用，這些集會的特點是無拘無束，它們真正成了後來在劍橋建立雷耶夫協會的核心。

　　達爾文身上有著某種特點，不僅使許多同齡人，而且也使那些比他的年齡大好多的人對他產生好感。也許，這就是他熱愛自然史的那種特別真誠的心和他那活潑而又反映靈敏的大腦吧。漢斯羅很快就和達爾文親近起來，以至於達爾文在劍橋的最後幾年中，他們幾年每天都要一道散步，無怪乎人們都這樣來談論達爾文：“這是常同漢斯羅一道散步的那個人。”這種友誼對達爾文以後的整個生涯起了難以估計的影響，因為它導致了達爾文後來的環球旅行。

　　漢斯羅不僅樂意告訴大家那些植物學、昆蟲學、地質學、礦物學和化學方麵的淵博學識，而且他待人特別親切，他性格溫和、為人善良，毫不利己，毫無虛榮心，這一切都在精神上給達爾文以良好的影響，而他們那一夥人多次在漢斯羅那兒舉行的有趣的聚會對達爾文的成長起了促進作用。在這一夥人之中，達爾文提到的有威韋利，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比任何人都健談”，還有漢斯羅的一個親戚詹寧斯，後來他同詹寧斯經常通信，詹寧斯後來曾出版了幾部自然史方麵的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

　　還應該提到的是，在這個時期對達爾文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有兩本書：一本是天文學家約翰·赫瑟爾的《自然哲學的初步研究》，這本書激起了達爾文的一種願望，就是要“用自己菲薄的力量為建立自然科學的大廈作一點貢獻”。另一本書是亞·洪保德的《美洲旅行記》。

　　亞曆山大·洪保德出生的時間比達爾文早四十年，法國革命開始的那一年，他才二十歲，剛剛進入格廷根大學。他在那裏結識了喬治·福爾斯特。喬治·福爾斯特和父親都是虎克艦長在他最長的第二次環球旅行中的旅伴。喬治·福爾斯特十五歲就同虎克一起旅行，他後來出版了這次旅行的遊記。由於他的才能，由於他對旅行各國的大自然和風土人情作了生動的描寫，因此他的這部遊記遠遠超過了其它一些遊記。他是一個知識淵博、仁慈、愛好自由和富有敏銳美感的人，他善於對旅行（在旅行中他在地理上有不少新的發現）中所遇到的那些難以描述的然而卻印象新穎的事物作一係列細膩的藝術描寫。

　　洪保德從小就向往到遙遠的國家去旅行，從小就酷愛植物學和礦物學。他同福爾斯特結識後，便隨他沿著萊茵河到荷蘭，然後到英國和法國去旅行。福爾斯特對藝術、曆史、工業和自然的廣泛興趣，使參加這次旅行的人看到沿途能看到的一切：各種礦場、工廠、科學機構、天文台、植物園、船塢等。無怪乎洪保德在幾乎過了十年之後還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在五年之中旅行了拉丁美洲各國。他心目中的理想旅行家就是福爾斯特，時常呈現在他的腦海裏的是福爾斯特對旅行所作的那些藝術性的描寫，他把這些描寫當作某種典範。但是自然科學在這個期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所以洪保德去旅行時與福爾斯特在虎克第二次旅行前的情況大不相同，這時他已經是一位很有造詣和很有學識的博物學家，一位富有學識的植物學家、礦物學家和地質學家了。此外，他還在意大利旅遊過不少地方。因此，在他用法文寫成的美洲旅行記中，他對各地風景、大自然、人物、事件所進行的藝術性描寫，同他對許多科學問題的闡述，同其他許多國家和人民相比較，同對許多事物的闡明和概括等等，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年青的達爾文讀了洪保德這部藝術性的旅行記的第一卷之後（他讀的是英文版三卷本），感到非常高興。人們閱讀洪保德關於介紹加那利群島的自然條件的描寫，閱讀他關於攀登高度超過維蘇威火山兩倍的火山特納裏夫峰的描寫，的確是入迷的。

　　關於對特納裏夫峰的初步觀感（在這個觀感中混雜著幸免於難的念頭）的描述是引人入勝的。洪保德乘坐的那艘西班牙船是在早晨的濃霧中駛向加那利群島的，什麽也看不見，即使距離很近。但是霧很快就消散了，於是在濃雲上麵立即展現出壯觀的山峰和它那被第一線曙光照得光怪陸離的山巔。大家都奔向船頭，觀看現出的景色。這時在離船尾不遠的地方出現了四艘遊弋的英國軍艦，正在追趕西班牙的船隻（當時西班牙正同英國作戰）。如果洪保德乘坐的船隻被俘，並被押送到英國去的話，那他的旅行一開始就可能遭到夭折。但是濃霧很快又遮住了山峰，遮住了很快就置身於港口炮火的保護之下的那隻船。下麵接著描述了他們登上東海岸那曬得極熱的不毛之地，東海岸邊聖克魯斯市的那些白色小房子緊靠在黑色的峭壁邊。然後洪保德描述了旅行家們曾經航行到的西海岸的景色，他們之所以航行到這裏，是因為隻有從這裏才能登上山峰。據洪保德說，這個位於“熱帶入口”附近的特納裏夫島的西岸有許許多多植物。

　　洪保德說：“植物在那裏增加了一些熱帶自然界的種類，如芭蕉和棕櫚。對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在這個島上能夠找到比氣候更強的藥物。這裏的每個地方都使我覺得比特納裏夫和馬德拉群島更能解除煩悶……。這些愉快的感覺絕不僅隻是優美的地理位置和清新的空氣引起的，之所以產生這種感覺還由於在這裏不存在奴隸製度，因為奴隸製度的形式，無論在印度，還是在一切地方（歐洲殖民者在這些地方引進了所謂的光明和工業），都使人感到極其憤慨”。

　　正如他的劍橋朋友們一致指出的，他的突出特點之一是仇視奴隸製度。這種高尚的人道主義的特點在他的先驅者洪保德和喬治·福爾斯特的一些記述中也曾表現出來（喬治·福爾斯特在晚年曾參加了法國革命，後來由於同自己的同胞和親友發生意見分歧而離開了他們，最後過早地逝世於巴黎）。

　　但是達爾文這位“對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也一定懷著非常高興的心情來閱讀對西岸景色的精采記述的。西岸的岸邊長滿了海棗樹和椰子樹；稍微高一些的地方是一些龍血樹種。洪保德用了好幾頁篇幅描寫了其中的一株大樹。這棵龍血樹又高又粗：樹幹的圓圍達十三米。樹齡很長。它把它那長著一束束樹葉的象燭台一樣的樹枝往上揚起，它真正“象征著大自然的青春永不消逝”，因為盡管它樹齡很長，但它每年都開花結果。

　　這裏的仙人掌和龍舌蘭長得比較高，遠處便是栽有北歐果樹以及南方橙子樹和海棗樹的奧羅塔沃市。

　　在描述房屋和花園布局很美的西岸美景時，洪保德補充說：“不幸得是，這裏居民的富裕程度，無論與他們的勤奮程度，還是與工業情況以及大自然向該地所提供的效益相比，都是不相適應的。農民一般都不是財產所有者。他們的勞動果實都歸貴族所有，而那些長期使整個歐洲陷於貧困的封建機構，則阻礙著加那利群島的人民過富裕的生活。”

　　達爾文跳過幾行又談到：“這座山的風景不僅以其巍巍壯觀而引人注目，它還很快使人產生一個想法：登上那神秘莫測的火山爆發地。”

　　洪保德非常輕鬆地由發表美感的見解轉到政治的和科學的結論，加上他那生動的語言和明確的思想，這一切都吸引住了達爾文。

　　洪保德在描述奧羅塔沃港附近的那個植物園時，以不讚成的口吻評論了林納的植物人為分類法（接兩性來分類），因為這個植物園的植物都是按這種方法來分類的。早在林納時期，巴黎植物園就采用了“自然分類法”，這種分類法的創始人是別爾納德·求修，他的繼承者是他的侄兒安東尼·芬蘭·求修。

　　達爾文大概是懷著很大的興趣閱讀了洪保德關於登上特納裏夫峰的記述和對那些不斷變化的風景的描述（在描述過程中夾雜著各種各樣的評語）。

　　他們登上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地方時，天已黑了。他們就到山洞裏避寒。透過蒸汽可以看見月亮，而山峰的影子卻倒映在他們下麵的雲彩上。特納裏夫峰和其他鄰近島嶼的頂峰在晨曦中就象一群島嶼似地突兀在把海洋和島嶼底部遮蓋住的毛茸茸的白雲之上。

　　“特納裏夫峰以其陡峭和地形而集各種高峰之大成。從其山巔之上不僅可以俯瞰比鄰近島嶼的最高山還要高的遼闊海麵的天際線，而且也能看得見特納裏夫島的森林和有人煙的地方的景色，它們同附近的形狀和顏色形成了極美妙的對比。火山好象要用自己的岩漿把作為自己根基的小島壓平。火山從水麵逐漸往上升高，一直升到比夏天白雲繚繞的地方還要高上兩倍的高度”。

　　據達爾文說，無論是單獨一本書，或者是幾十本書加在一起，都沒有象這兩本書（即洪保德的《旅行記》和我上麵提到的赫瑟爾的那本書）對他產生了如此大的影響。此外，他從洪保德的描寫中抄下了關於特納裏夫島的很長一段話，並且在一次遊覽時，似乎給漢斯羅、拉姆塞和道茲讀過，洪保德之所以對特納裏夫島的奇跡作了描寫，是因為較早的時候“有一些人……曾表示要到那裏去一趟”。據達爾文說，他們的這種願望也不過是說說而已。“而我卻是十分認真地一心一意要到那裏去的，因此我曾請求介紹我同一位倫敦商人認識，以便向他打聽什麽船開往那裏”。

　　達爾文知道了到那裏去的代價之後，便專攻西班牙文，用西班牙文稱自己的朋友福克司為“最偉大的博物學家”，並寫信告訴漢斯羅說他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洪保德所描述的龍血樹了。

　　但這次旅行未能實現，先是受地質學參觀的幹擾，後來則是為一項完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提議而改變了一切計劃。

　　洪保德對巴西熱帶森林的描述也是使達爾文讚歎不已的。根據他在劍橋大學同一學院的一位同學沃特金斯回憶，達爾文同他就巴西風景和熱帶植物曾進行過長時間的、非常有趣的談話。沃特金斯回憶說，達爾文當時是多麽激動地摸著下巴，滔滔不絕地談論藤本植物和蘭科植物以及其它植物。

　　達爾文在暑假中仍然酷愛在梅爾和武德高茲，有時在埃通的新住處打獵。

　　雖然達爾文在一八三一年初就進行了畢業考試，但是由於他是在聖誕節前進入劍橋大學的，所以還必須在那裏再呆上兩個學期。

　　達爾文在漢斯羅的影響下決定研究地質學。他甚至繪製了一張施魯斯伯裏周圍塗上各種顏色的各地的地質圖，這並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他研究了英國地質學方麵的書籍之後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結論。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我們對於我們地球結構的整個認識，很象一隻老母雞對於它在一個地角上用爪子刨的那塊一百公頃的田野的認識……”漢斯羅請求地質學家塞治威克到北威爾士去旅行時把達爾文也帶上。

　　塞治威克也象漢斯羅一樣，是一位優秀的“野外”考察家。他同自己的朋友，即後來以俄羅斯地質學方麵的著作而出名的麥啟孫，一起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查明了各個時期沉積物的序列。當時他們正好轉到在不列顛群島研究他們稱之為誌留紀和寒武紀的古生代的沉積物。塞治威克和麥啟孫對英國古生代所作的這些研究，後來（1839年）使他們又劃分出了一個體係，即泥盆係。

　　塞治威克在帶查理去旅行以前，於一八三一年八月三日來到芒特，並住在那裏。這天晚上查理同塞治威克進行了一次簡短的談話，給查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談話的內容是：根據查理說，當地一個工人在附近一個沙坑裏找到了一個古生熱帶貝殼。塞治威克聽了達爾文告訴他的這件事後，想用這種發現使他吃驚，於是不假思索回答說，這個貝殼是有人扔進那個坑裏的（這樣的貝殼常常用來點綴英國小別墅的壁爐），可是馬上又補充說，如果它真是屬於冰河時期的表麵地層，那將是地質學的真正不幸，因為這會推翻人們當時所不知道的關於中部各州表層沉積物的一切認識。這樣的回答使達爾文感到驚訝。他在《自傳》中寫道：“在這以前，我雖然讀了不少書，但我從來還沒有這樣清楚地認識到科學是由這麽多的可以從中得出一般規律或結論的事實構成的”。

　　塞治威克在旅行中經常讓達爾文去采集岩石標本，並讓另一位達爾文傳的作者吉夫裏·威斯特在駁斥華爾德的見解時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說：“經過這一刹那間，查理從前的整個科學觀點完全改變了。在此之前他隻不過是一位收集家。現在，即在八月份的這天晚上科學家查理·達爾文才真正誕生了”。

　　這當然是過分誇大的說法。不應把達爾文的一個明確的思想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科學家“是不能刹那間誕生的”，而是逐漸造就成的。他在地圖上標出這些岩石標本的層理。這樣，達爾文就學會了分析全國的地質情況。後來，他離開了塞治威克，穿過幾座山，直接到了巴爾穆特，在那裏他有幾位劍橋朋友，然後從那裏到了施魯斯伯裏，又到梅爾去打獵。他在日記中寫道：“七月份我象一隻貪婪的老虎似地鑽研地質學”。

　　總之，我們看到，達爾文在劍橋時期過著雙重生活：一方麵，他並沒有什麽特殊興趣地參加了必修課的考試和學士學位的考試，另一方麵，他一心撲在自然科學上和體育運動上。

　　同漢斯羅等人的結識，同昆蟲學家們的交往，讀書和旅行，同塞治威克一起進行的地質考察旅行，打獵和騎馬旅行，這一切都日益把他鍛煉成一個被自然科學家們稱之為“野外工作者”式的博物學家。

　　一八五八年，《物種起源》一書出版的這一天，不隻是在達爾文的個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義，這也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批有學問的人對生物界的觀點和對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觀點開始轉變的一天，這種轉變就象哥白尼在十六世紀因指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實現的轉變一樣。

　　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逝世，安葬在西敏寺。扶柩的人是：虎克、赫胥黎、華萊士、皇家學會主席拉卜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參加葬禮的人還有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的科學學會代表，以及達爾文的家屬和達爾文的許多親屬。達爾文的妻子沒有參加葬禮，因為葬禮太莊重，太隆重了。